新年之初，毛澤東成了最早知道即將發生某件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的人之一。這件事將發生在寒冷的黑海沿岸的一個地方，一個除俄國人以外極少有人聽說過的地方：雅爾塔。
從1945年2月4日到11日，三大巨頭——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丘吉爾和約瑟夫·斯大林——將在那裡會面並在他們之間決定戰爭的最後戰役和塑造之後的力量平衡。會議是在嚴格的戰時保密條件下舉行的。直到會議結束，美國人和媒體甚至都還不知道羅斯福離開過美國。但間接證據強烈表明，毛澤東在會議開始前不久就已經知道了，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是斯大林告訴了他，用的是一部連線他們雙方的秘密電臺。這部電臺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維持了蘇俄和中共的密切聯絡。
2月3日，雅爾塔會議開幕的前一日，毛澤東發電報告訴周恩來，「斯大林在會見丘吉爾和羅斯福」，並且有關這次會議的結果之後斯大林也將保持聯絡。考慮到整體保密的程度，毛澤東是沒有辦法預先知道意義重大的雅爾塔會議即將開始的訊息的，除非斯大林告訴他。
周恩來當時在重慶，在毛澤東同意了赫爾利的持續懇求恢復陷入僵局的國共談判之後，他已經於1月22日抵達重慶。但關於雅爾塔的訊息顯然說服了毛澤東，談判應該被推遲，於是他命令周恩來即刻返回延安。正如研究這段歷史的著名學者得出的結論一樣，毛澤東認為，即將在雅爾塔舉行會議的這個訊息意味著，或遲或早，蘇俄將加入亞洲的戰爭，這「肯定會增加中共在中國政治事務中的分量」。因此，毛澤東決定暫時推遲與赫爾利的會談，「以充分利用雅爾塔會議之後蘇聯在遠東不斷增加的影響力」。
這似乎是共產黨人在赫爾利主持的談判中採納更強硬路線的原因，但是如我們所知，赫爾利卻歸咎於伯德、包瑞德和麥克盧爾。在他看來，他們再加上以戴維斯為首的中國通們，沆瀣一氣，破壞了他的調解。沒有跡象表明斯大林事實上向毛澤東報告了他在雅爾塔會議上的結果，不過他也不必這麼做。毛澤東和他的副手們應該知道戰略前景在向對他們有利的方向轉變。斯大林會想要加入對日作戰，部分原因在於想要實現其長期目標，即收復俄國1904～1905年恥辱地敗給日本所喪失的領土，這對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來說並非壞事。在雅爾塔秘密協定簽署後次日，毛澤東在延安給黨員們做了傳達，共產黨前幾年的政策——支援蔣介石和向美國伸出友誼之手——在朝一個更激進、更好鬥的方向轉變。幾周前，毛澤東還在延安的桃園舞會上鼓勵迪克西使團成員以及包瑞德和伯德等特使與中國姑娘翩翩起舞。現在，毛澤東號召全體共產黨員要準備不惜流血來反對「美-蔣」，該詞是共產黨人對美國-蔣介石聯盟的帶貶義的簡略稱呼。
這在用詞上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當毛澤東感受到極大的威脅時，他是極其友好的。在戰時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始終感覺受到美國支援下的進攻延安的威脅，如果斯大林被與德國人的戰爭所壓垮而無法施以援手的話，這種進攻就會很快到來。現在，他感覺威脅減少了，他告訴黨員們，「不要怕（美國人的）憤怒，還有他們的大聲指責」。同時，毛澤東對美國人仍然堅持他的「魅力攻勢」，這是一些歷史學家所給的稱謂，美國人在延安還能繼續見到他，一起談談在情報蒐集上合作的可能性，如何營救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以及接受毛澤東稱之為美國在中國存在的必然性。毛澤東沒有對他所遇到的美國人洩露他在黨內高層所做的有關轉向蘇聯的講話內容。但是，有些事情已經改變了。當他聽說了雅爾塔會議之後，一些有關他奪取全部權力的前景的新想法已經進入了毛澤東的內心，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毛澤東並不是唯一一個在雅爾塔會議召開期間重新考慮局勢的人。w.埃夫里爾·哈里曼，富蘭克林·羅斯福派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大使，也在戰爭進入最後幾個月之際沉浸在令人憂心的有關斯大林和蘇聯的想法的深入思考之中。如後來的記載所述，他被現實綁架了。哈里曼是一位銀行家的兒子，家裡在長島擁有一處帶馬場的房產，他從小就在有著四十個臥室的豪宅里長大，他同斯大林在一起度過的時間是任何其他美國人都比不上的。在他絕大部分的遭遇中，哈里曼一直是他的總統對戰後世界的宏偉構想的支援者。根據這個構想，即將戰勝軸心國的大國聯盟能使他們的友誼和聯盟永存至未來，從而確保全球的和諧與和平。
由戰時合作所帶來的對蘇聯的溫情在六十年後是難以想象的，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大量檔案曝光了斯大林那毀滅性的罪惡。現在一切都很清楚：在1945年，整個世界正在走向一次碰撞，不僅僅是權力，而且還有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有關個人自由、有限政府、防止濫用權力之類的重要理念，正受到來自一個肆無忌憚且偏執粗鄙的巨頭的挑戰。但在當時，在溫斯頓·丘吉爾的「鐵幕」演說一年前，在「遏制」蘇聯成為美國的官方政策之前，以及在核恐怖平衡時代到來之前多年，蘇俄對德取得的巨大勝利主導了國民的情緒。羅斯福，正如我們所知，培養了對斯大林的熱誠的信任，直到他於1945年4月逝世為止，特別是他相信他和蘇聯領導人將在戰後永遠延續他們的聯盟。
快到1944年年底時，羅斯福總統參加了在紐約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的2萬人群眾集會，這是在全國各地舉行的慶祝美國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十一週年的紀念活動之一。蘇聯大使，安德烈·a.葛羅米柯，也出現在具有傳奇色彩的圓形劇場裡；指揮家列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也到場指揮了節目中的管絃樂部分。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出席並在講話中提到「偉大的紅軍」。國務卿愛德華·斯特蒂紐斯談到了一個「機會——整個世界以前從未知道的——促進全人類的自由和幸福」。羅斯福在長時間的起立鼓掌歡呼下，給大家描繪出他和斯大林之間「日益增加的意願」，以去「建立經久不衰的和平」。
在莫斯科，哈里曼對這種幸福的遠景開始失去信心，原因是斯大林的攻擊性行為，他也越來越感覺到在同斯大林及其代表談話中的強硬，斯大林想象出了一個與美國人心目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1945年4月4日，他發了一封憤怒的電報回華盛頓，抱怨俄國人行事「從他們的私利的立場出發」。他們實施新聞審查「以防止公眾瞭解事實」。他們「無情地在所佔領的敵對國家裡剝奪一切他們可以搬走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哈里曼察覺出斯大林的目標中有著某種極其惡意的東西。他意識到，蘇聯的獨裁者並不是羅斯福所認為的那個人，會以互惠的方式對慷慨的對待做出回應。「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哈里曼寫道，「蘇聯的計劃是建立極權主義，終結我們所知的個人自由和民主。」
在這段時間內，在哈里曼心目中中國似乎並不是主要考慮的物件，儘管他也很擔心蘇聯在中國的意圖。4月21日，羅斯福逝世後的第九天，他警告說，蘇聯很可能在「馬其頓、土耳其尤其是中國」「造成進一步的麻煩」。他說，如果蔣介石沒有在蘇聯佔領中國東北之前同中共達成協議，俄國人「肯定會在那些地區建立一個受蘇聯支配的共產黨政權，由此中國就會被完全分裂」。哈里曼在這句話中也做出了與其他美國官員同樣的一廂情願的假設，這就是，藉助某種方式，只要蔣介石可以吸引毛澤東加入中國的統一政府，中國就不會有蘇聯的惡意干涉，但此後發生的事件證明這個假設是非常錯誤的。不過，在他和其他戰後規劃師心目中，中國仍然不如歐洲那樣是他們的主要考慮物件。在雅爾塔會議後的幾個星期裡，只有波蘭才是令大多數美國人難以接受的，因為它說明了美國和蘇聯在目標、實踐和價值觀上的不相容性。
蘇聯對波蘭的企圖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之前一直沒有被世人所提及。去談論六年前的事件一直被認為是徒勞無益的、不明智的，也是失策的，那時斯大林和希特勒以粗暴的、赤裸裸的侵略行徑瓜分了波蘭。1939年，這兩個獨裁者目睹他們的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簽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條約。這份秘密協議規定斯大林和希特勒聯手抹殺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波蘭，開闢一條以流經波蘭首都華沙的維斯瓦河為界的新的德蘇邊界。條約簽訂一週後的9月1日，德國就發起了聲勢浩大的毀滅性閃電攻勢，入侵波蘭並迅速佔領了它的西半部，導致與波蘭簽訂了條約規定一旦德國入侵就要協同防衛的英國和法國對之宣戰。
蘇聯隨之於兩個星期後也侵入了波蘭，但英國或法國都沒有對其宣戰，部分是因為沒有針對蘇聯的防禦條約，部分則是因為同時與德國和蘇聯交戰將是荒謬的，不可能的。無論如何，對西歐及其自由造成最直接威脅的就是希特勒。在該條約簽署後，德國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將注意力轉向對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的侵犯，以及對英國的轟炸行動。這一切都在1940年接下來的幾個月之內發生了。
同時，在卡廷森林裡，蘇聯秘密警察執行了斯大林批准的一項行動，殺害了2萬多名波蘭公民，其中包括在1939年入侵時俘獲的8000名軍官。這是一場由秘密警察蘇聯內衛軍及其毫無人性且殘忍的領袖拉夫連季·貝利亞組織的先發制人的攻擊，目的是消除任何在可預見的未來會尋求建立獨立的波蘭的領袖人物。蘇聯人把慘案的動機及不可饒恕的暴行都歸咎於德國人，這個厚顏無恥的謊言居然被世界各地相信了幾十年。1941年1月，在納粹入侵法國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低地國家半年後，希特勒和斯大林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合作，簽署了一項德蘇邊界和商業協議，其中規定蘇聯以原料來交換德國的工業機械。
作為1939年到1942年之間的盟友，斯大林和希特勒都犯下了大肆屠殺敵人的罪行（且伴隨著對本國公民的大量謀殺或監禁），只要能擴張他們的利益，就可不受任何道德的約束。德國的鐵蹄肆意踐踏了比利時、挪威、荷蘭和法國，並準備在東方實施大規模種族迫害；而斯大林則吞併了波蘭的東部，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這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以及羅馬尼亞北部和東部的省份（比薩拉比亞、摩爾多瓦和北布科維納）。斯大林還入侵了中立的芬蘭，不過，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芬蘭人成功地進行了部分抵抗，雖然失去了一些領土，但從不屈服於蘇聯的控制。所有這些國家和地區都位於德國認可的蘇聯的「勢力範圍」——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其實質就是一個佔領區。
然而，這個邪惡的、玩世不恭的德蘇聯盟最終還是解體了。1941年6月，德國入侵法國一年後，希特勒對蘇聯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閃電戰，從北方、中央、南方三個方向同時發動進攻，由此幾乎一夜間就把斯大林從一個同謀者轉變成仇敵。希特勒的叛逆行為破壞了斯大林早期控制整個東歐的計劃，迫使他必然要與英國和美國建立聯盟，英美則遵循了「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朋友」這個古老原則。現在，在雅爾塔會議上，經過將近四年與德軍交戰及許多代價巨大的蘇聯的勝仗之後，斯大林下決心要從戰時盟國那裡得到對蘇聯勢力範圍（佔領區）的認可，這是他未能從已失敗的與希特勒的交易中所得到的，唯一不同的是這次他所要的範圍要大得多。
他絲毫沒隱瞞自己的意圖。這次雅爾塔會議是戰時三位領導人的第二次會議，第一次是1943年在德黑蘭，那時斯大林就已經很清楚地表達了他的意圖。他並不急於再次見面，他堅持要求下一屆峰會在某個離他很近且方便的地方舉行，要不然就乾脆別開會。這就要求羅斯福先坐火車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到弗吉尼亞的紐波特紐斯，接著花十天時間乘坐海軍巡洋艦到地中海島國馬耳他，在那裡他將與丘吉爾會合；然後再搭飛機飛七個小時到塞瓦斯托波爾，美國飛機還得凌晨3點時起飛，以避免可能的德國空軍的攻擊；最後，他們還得乘坐汽車沿一條蜿蜒曲折的路線行進90英里，穿過群山最終到達雅爾塔。但是，為了實現就戰後世界的形態達成某種理解的願望——包括從羅斯福的立場上來看最重要的是，蘇聯同意參加聯合國，這是羅斯福為戰後世界構思的宏偉理想方案的核心內容——羅斯福順從了斯大林的要求，甚至不惜冒損害自己健康的風險。
斯大林並沒有特別渴望會面，這是因為實際情況對他有利，他也不希望受制於來自盟友的壓力而在自己的勝利面前倒退回去。截至1945年2月，他的軍隊已經佔領波羅的海國家和波蘭，以及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他無意放棄這樣控制權。
至於波蘭，美國代表團中的人，包括羅斯福、哈里曼和國務卿斯特蒂紐斯，都對蘇聯領導人不加掩飾的含糊言辭感到震驚。一個「自由、獨立和強大的波蘭對蘇聯的安全至關重要」，斯大林向西方盟國保證。但是，斯大林繼續說道，因為德國是借道波蘭而入侵蘇聯的，蘇聯就「必須在該國（波蘭）佔完全的主導地位」。
三大國的領導人就波蘭問題爭論了好幾天，儘管很委婉且沒有提及1939年蘇聯吞併了這個國家一半的領土。羅斯福和丘吉爾支援戰爭開始時在倫敦成立的非共產黨的波蘭流亡政府，他們敦促做出一項安排，使其能與蘇聯資助的共產黨組織競爭權力，假定是通過選舉，但蘇聯盡一切可能來阻止這一目標時達成。在雅爾塔會議的前幾個月，即1944年8月，波蘭家鄉軍（polishhomearmy）發動了著名的華沙起義，戰鬥在城裡逐門逐戶、一條街挨一條街地進行了兩個多月，試圖驅逐納粹佔領者。起義的時間被設定在蘇聯軍隊剛好到達華沙中心維斯瓦河的另一邊時，但蘇俄軍隊卻在那裡停滯不前了，斯大林在觀望和等待著德國人消滅波蘭的非共產黨的武裝抵抗，然後把華沙夷為平地。斯大林很高興看到那些波蘭人被消滅掉，他們是極可能形成一個獨立的反對派來對抗蘇聯的影響的。
到這三位領袖在雅爾塔會晤時，俄國人早已在華沙任命了一個即將成立的波蘭傀儡政府，對此羅斯福和丘吉爾已經沒有什麼事可做了。雖然各方達成了一個動聽的協議，承諾受到蘇聯支援的政府將來會舉行自由選舉，並且較籠統地保證了歐洲被解放了的人民「恢復主權和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的自身權利，但正如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二把手、後來的遏制戰略總設計師喬治·f.凱南在當時所說的，這些文字實際上是「最拙劣的那種含糊其辭」。當波蘭共產黨後來不兌現所承諾的選舉時，西方盟國完全無能為力。後來在1945年，英國人和美國人承認了蘇聯控制的波蘭政府，作為交換，它吸收了一些非共產黨成員。蘇聯控制下的波蘭成了在可預見的未來裡被公認的一個事實。
考慮到蘇聯的宏大目標和它在東歐的行動，難免不會想到已經有人在擔心斯大林是否想在中國做類似的事情。事實上，美國政府的最高層幾乎沒有人考慮過有關蘇聯在歐洲的目的和蘇聯在亞洲的目的也許會有類似的可能性。在這次會議上，羅斯福的近期目標是一旦戰爭在歐洲結束，就讓蘇聯參戰對付日本。在1943年舉行的三巨頭德黑蘭會議期間以及與哈里曼會談時，斯大林都已秘密同意了這項原則，但現在羅斯福想要同他敲定具體細節，比如他將出動多少軍隊，還有蘇聯參戰的確切日期。
針對蘇聯參與對日戰爭是否必要或是值得的，美國政府內部的觀點並不一致。美國國務院總的來說是反對與蘇聯就此達成協議的。最近離開重慶去莫斯科就任新職的約翰·戴維斯在德黑蘭會議期間（他並不知道斯大林在那裡向羅斯福做出了秘密承諾）就明智地預言，俄國人在亞洲開闢戰線「其目的只是為了能夠參與對日本發號施令並建立新的戰略邊界」。在戴維斯和國務院其他官員看來，去打敗一個敵人，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卻只是邀請一個兇險的未來戰略對手去佔領剛剛趕走戰敗之敵的那塊領土，這是前門驅狼後門揖虎，毫無意義。此外，也有一些高階軍官，如在美國海軍中位列第二的海軍上將歐內斯特·金以及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五星上將、綽號「哈普」的阿諾德，他們都認為亞洲的戰爭只要通過封鎖日本就能取得勝利。
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堅持認為要打敗日本就必須對日本列島本身實施大規模進攻，因為他們堅信，在抵抗中大規模的集體死亡比投降更可取。美國軍方規劃人員估計，對日本本土預期的進攻給美國軍隊造成的傷亡人數可能在10萬至35萬之間。他們進一步指出，通過加入亞洲戰爭，蘇聯能夠在中國東北牽制住上百萬日本軍隊，否則這些軍隊將被部署到日本本土以對抗美軍登陸。後來指揮了進攻日本行動的道葛拉斯·麥克阿瑟促請羅斯福要求俄國人派遣六十個師，或者50萬人以上的部隊去進攻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軍。
羅斯福還想在雅爾塔會議上提出另一個目標，其也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最高目標，即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在戰爭早期，美國軍事規劃人員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中國是對日本作戰的一個至關重要的行動基地，部分原因是對日本的最後進攻只能從中國領土上發起。在1945年年初，中國的貧困和武裝力量的糟糕狀況導致了對這一觀念的捨棄。「到雅爾塔會議召開的時候，」歷史學家鄒讜寫道，「美國官員清楚地認識到中國不會在戰爭結束時成為一個強國。」儘管如此，羅斯福仍然希望中國能夠統一，從而能為抗日戰爭做出更多貢獻。他也清楚蘇聯有能力幫助實現這一目標，抑或阻礙這一目標的實現。羅斯福曾經聽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多次保證，中國共產黨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而且，在任何情況下，蘇聯都不會干涉中國的內部事務。他想要確信這些保證是真實的。如果能讓蘇聯與中國國民政府達成一項正式協議，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就可能受阻，從而使得在對日最後戰役期間破壞政治聯合或一旦抗戰獲勝之後就挑起內戰的可能性減少了。
羅斯福正是心中揣著所有這些想法於1945年2月8日到斯大林在雅爾塔的書房去商談蘇聯加入對日戰爭事宜的。除了兩國元首之外，房間裡還另有四人——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兩個翻譯。在很大程度上，這次會議是雙方就一年多前在德黑蘭達成的非正式協議的定型，但這種定型是非常重要的。
羅斯福首先問斯大林是否能夠允許美國在西伯利亞建立空軍基地用於對日本的轟炸，斯大林同意在靠近中國附近的阿穆爾河地區建立兩個這類基地。羅斯福然後給了斯大林一份備忘錄，要求聯合計劃在遠東的作戰，斯大林說他會下令配合。此舉是一個突破，因為這是斯大林從抽象地承諾在太平洋戰區給予幫助轉到具體的計劃。但斯大林說在他願意談論軍事細節之前，他還有一些政治條件。
首先，他要恢復1905年俄國喪失於日本的那些土地的「主權」，即薩哈林島（庫頁島）南部和日本北部的千島群島島鏈上的幾個小島，這些島擋住了蘇聯進入太平洋的通道。至於中國，斯大林希望在中國東北佔有一些重大的優勢，這也是俄國人於1905年輸給日本人的。蘇聯要求控制那裡的鐵路，獲得對遼東半島南端旅順港這一不凍港的永久租賃權，以及附近港口城市大連的控制權；它還要求對外蒙古的現狀予以承認，外蒙古雖然在理論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被莫斯科控制的衛星國，但因為它曾經是清王朝的一部分，後來的政府也聲稱其是屬於中國的。
換句話說，作為加入對日作戰的交換條件，斯大林要復活其被日本據為己有的在中國東北的殖民特權，還有自鴉片戰爭以來歐洲列強享有的通商口岸，儘管他們在雅爾塔會議召開前一年左右就已經放棄了這些特權。這就意味著，除了英國控制下的香港的和葡萄牙控制下的澳門，只有蘇聯將保留其在中國的半帝國主義地位。不過，沒有人會在雅爾塔會議上冒失禮的風險去指出這一點。
斯大林的要求陷羅斯福於困境，令他左右為難，在軍事上他渴望俄國人出兵中國東北，然而公開同意蘇聯在東亞的勢力範圍則會令他尷尬。為使該外交活動不至於擱淺，羅斯福告訴斯大林，他將接受這項交易，但前提是必須保守秘密。告知中國將等同於告知全世界，因為重慶政府不能保守秘密。羅斯福想在適當的時候得到蔣介石對這項交易的同意。
哈里曼不贊同這種做法。對於羅斯福和斯大林就中國問題會談半小時後所擬的最後文本，除了其他方面，他反對其中一句令人吃驚的表述，該句話大意是在滿洲地區的「蘇聯的特殊利益要得到保證」。「特殊利益」這個措辭在語氣上既模糊又專橫，同時這項秘密交易——由兩大強國來處置一個不那麼強大的國家的利益，甚至都不把它們的安排讓那個不那麼強大的國家知道一二——恰好呼應了短暫且充滿暴力的六年之前所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羅斯福曾經要求並且也得到了時間去徵求蔣介石對這項安排的同意，但其只不過是一個純粹的形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