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偉思於1945年3月最後一次訪問了延安，其間他與毛澤東進行了長談，這次談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使他確信與中國共產黨人建立一種建設性合作關係的機會就在眼前，需要美國去抓住它，只要美國有智慧願意這樣做。當時，他得到訊息稱美軍已經蕩平了日本在沖繩的據點，他覺得這個訊息使毛澤東處於「非常良好的精神狀態，邊說邊從椅子上站起來，繪聲繪色，談話中充滿戲劇性的裝飾，時不時加進一些有趣的軼事」。對於由美國大使赫爾利居中調解的與蔣介石的談判被證明「無果而終」，毛澤東表示了失望，為此他歸咎於蔣介石，但他又充滿自信、胸有成竹，稱如果蔣介石再次試圖用武力來消滅共產黨，其註定會失敗。「在內戰期間，我們要比現在弱一百倍，蔣介石都不能打敗我們。」毛如此說道。
但無論中國發生了什麼，不管談判是否成功，不論美國是否給中共提供武器，毛澤東深信不疑地對謝偉思說，中國和美國將是天然盟友。毛澤東說它們有著「同情、理解和共同利益的牢固紐帶」，謝偉思如此轉述了他的話。它們雙方都「在本質上是民主的和個性化的……天生愛好和平，不侵犯別人，也不搞帝國主義」。基於這些原因，謝偉思在電報中繼續總結毛澤東的評論道：「在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就不能有任何衝突、隔閡或是誤會。」共產黨人的目標是適度的，毛澤東說，這使得包瑞德後來將其稱為「土地改革者的廢話」。這些目標就是減租、累進稅制，以及「民主制度」。至於美國，毛澤東重複了幾個月前他給包瑞德的保證，即使美國拒絕給他的部隊提供「一槍一彈」，共產黨人也「將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繼續提供和實踐合作。只要是他們能夠做的……共產黨人都認為是責任和義務」。但是，如果美國確實認為武裝共產黨人是合適的，那麼兩國都將從中受益。同日本人的戰爭將很快結束，美國人會「贏得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不朽友誼」。
這些會談堅定了謝偉思的信念，美國給予蔣介石一邊倒的支援，實質上是因小失大，本末倒置，失去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去同中共建立親密關係。幾個月前，在那次訪問延安時，謝偉思寫道：「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可能曾有過的偏向蘇聯的任何傾向似乎都成了過去的事情。」美國在經濟和科技發展上都是一個可期待的合作伙伴，遠比蘇聯強大得多，而且對東北地區和中國其他地區，如新疆，都沒有殖民主義的圖謀。「結論是，」謝偉思在1944年9月寫道，「對中國來說，美國的友誼和支援比俄國更為重要。」現在，他和戴維斯都覺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迫切的是，美國需要根據這一事實採取行動。1945年4月中旬，戴維斯從莫斯科提交了他寫的一份備忘錄。他警告說，國民黨不僅缺乏民眾支援，它甚至還沒有制訂計劃去吸引民眾的支援，並且國民黨「效率低下、貪贓枉法、腐朽沒落」，毫無可能去戰勝「充滿活力、紀律嚴明」的共產黨。至於共產黨人，戴維斯繼續寫道，他們開始時是「作為莫斯科的世界革命政策的工具」，但在戰爭期間他們從俄國人那裡得到的援助極少，這些戰爭經歷把他們推向了民族主義的方向。然而，他們是否還會決定成為「俄國對外政策的自覺自願的工具」？他們是否會「願意根據等於或高於他們給予蘇聯的條件與我們進行合作」？我們真的不知道，戴維斯承認道。「然而，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們所能說的就是，如果有哪個共產黨政權比較容易被美國在政治上‘吃掉’的話，那就是延安。」
1960年，戴維斯的備忘錄問世十五年後，毛澤東領導中國憤怒地與昔日的盟友和社會主義兄弟蘇聯決裂，指責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犯下的罪行和敵對行為，所用的高調誇張言辭是中共對其敵人的一貫用語。除了口水戰之外，還有1969年發生在中國東北和蘇聯西伯利亞之間邊界烏蘇里江上有爭議島嶼上的武裝衝突。這種新的對抗為中斷了又一個十多年的中美之間具有歷史意義的重新修好鋪平了道路，這一切始於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
中國的反蘇敵意及其為求勢力均衡而與美國改善關係的行為大大地證實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一直都是願意聽從如戴維斯所說的「美國人的提議」的，至少會對美國產生非敵對的關係，只要美國不去堅持其盲目和弄巧成拙的支援蔣介石的政策。
在這種看法的背後有著一種歷史的解釋，即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俄國人，也從未得到過多少他們真正的援助，有時還會感到被他們出賣了。中共始終嚮往的，就如毛澤東多次向迪克西使團代表陳述的那樣，是從與美國的正常和友好的合作中受益。毛澤東想讓馬克思主義適應中國的需要，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堅持中國獨立於蘇聯，這就招致了在北部邊境上的巨大威脅，幾乎是對中國的咆哮，反對中國與遙遠的美國去搞戰略平衡。赫爾利本人也相信這一點，這是他與中國通之間意見一致的一個方面。在這一話題上的最高權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曾親自向他確認，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並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有些歷史學家得出的結論是，在毛澤東掌權的第一個十年裡，他的確讓中國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這是因為美國把他推到了那個方向。在抗日戰爭期間，他多次對斯大林的作為感到怒不可遏，因為蘇聯領導人毫無悔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犧牲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後來，毛澤東說起過斯大林的「不忠」。他稱斯大林為「這個虛偽的洋鬼子」。他因俄國人在東北地區和中國西部的新疆行使半殖民地權力以及斯大林對待他的傲慢態度而感到羞辱。這種觀點認為，他會讓他的國家脫離蘇聯的控制。
這種觀點得到了眾多公認事實的支援。毛澤東幾乎從一開始——肯定是從1927年國民黨血腥的反共政變起——就是一個非正統的革命家。在上海發生屠殺大批共產黨人的慘案後，毛澤東把黨引向農村，他相信受壓迫農民可以成為革命的基礎。毛澤東在江西省建立了一批農村蘇維埃——仿照強大的工人蘇維埃，或叫作委員會，這些工人蘇維埃為1917年俄國布林什維克革命鋪平了道路。
毛澤東在中共內部最大的競爭對手是多年來被稱為「歸國留學生」或「二十八個半布林什維克」的一批人，為首的是驕傲的、雄心勃勃的早期黨員王明。王明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葉就被派往莫斯科學習，除了中途回國一兩年，他一直留在那裡，直到1937年。他錯過了在上海的和在毛澤東的農村蘇維埃的所有革命行動。他沒有參加長征，因此也就沒有附加在這個創造出神話的事件上的聲望。但是，他從自己與世界革命中心的聯絡中獲得了極高的身份，他曾經與斯大林和斯大林的代表接觸頻繁，因此被視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共產國際成立於布林什維克革命之後，發誓要為「以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可用手段，來推翻國際資產階級和建立國際蘇維埃共和國，以此作為徹底廢除國家的一個過渡階段」而戰鬥到底。
王明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統語言來批評毛澤東的「民族主義的偏向」，這樣就更加深化了把毛澤東首先作為一箇中國的愛國者，其次才是一個國際革命家的看法。他在一系列鬥爭中戰勝了王明，並在四十年代初達到了頂峰，他似乎以他那獨立的實用主義戰勝了斯大林的正統觀念，毛澤東在他自己的著作裡也強調了這一點。「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他說，「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然後是二戰的實際經驗。在整個戰爭期間，毛澤東從蘇聯那裡得到的都是戴維斯所說的「不公正待遇」。蘇聯正式承認蔣介石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從來沒有在共產黨人的反蔣鬥爭中公開支援過他們，從未承認他們可作為一個替代政府（就像他們對待波蘭共產黨人那樣），甚至從未給過他們多少武器。在1937年中國全面抗日戰爭剛剛打響的時候，斯大林與蔣介石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此後蘇聯還提供武器裝備給國民黨人，以便支援他們抵抗共同的敵人——日本人，這些裝備包括後來成為中國空軍主力的戰機。即使在雅爾塔會議之後，蘇聯的公開承諾仍舊是要繼續支援蔣介石政府，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在後來的內戰中，蘇聯駐華大使，與他的美國同行形成對照，居然伴隨著國民黨一起撤退到南方。即使是像沃爾特·賈德（walterjudd）這樣的人，一個認為毛澤東會將俄國人的利益看得比中國的利益更重的熱忱的親蔣議員，都發現斯大林本人在他與中國的關係中完全是「正確的和考慮周到的」。賈德說，他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明過去七年中莫斯科在支援或供應中國的共產黨政府，無論是物資上還是指導上」。
賈德身處萬里之外，但即便是在現場的美國人，特別是來延安已經一年半的迪克西使團的成員，也都沒有見到有證據表明在中國共產黨的總部有任何強烈的來自蘇聯的影響，或者甚至有其存在。有著敏銳觀察力的謝偉思認為有可能「在中國共產黨和莫斯科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絡」，最大的可能是同在蘇聯的中共黨員之間使用「一部在延安的電臺」。但是，他也認為這種聯絡是最低限度的。1945年3月，當謝偉思最後一次訪問延安時，延安和莫斯科之間已經多年缺少來往了，或許一年內只有一兩架次的飛機，而且這些飛機中途停在中國西部的蘭州加油時還被國民政府的特工進行了徹底搜查。最後一架從莫斯科飛來被仔細搜查的飛機是1944年11月降落在延安的那架。根據謝偉思的計算，1945年年初在整個延安總計有三名俄國人，一名是個外科醫生，另兩名是塔斯社記者。更重要的也許是，在迪克西使團的觀察員與中共軍隊的所有重要接觸中，包括與他們的游擊隊戰士一起度過的那幾個月，「都沒有發現俄國的武器和裝備」，這是可以用來支援賈德的說法的。
這種認為毛澤東與斯大林的接觸似乎非常偶然並且不那麼重要的看法，支援了包括史迪威、戴維斯和謝偉思在內的中國通的信念，即中國共產黨人會歡迎與美國的友好關係，部分是因為這樣做會使他們較少依賴蘇聯，因此，一旦上臺，他們也將不可避免地實現這個目標，就不太可能成為亞洲巨大的反西方共產主義陣營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去預測共產黨治理下的中國可以被引誘脫離蘇聯的懷抱就非常有意義了。
然而，大多數有力證據表明，美國的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儘管在那麼多事情上是如此正確，儘管他們在絕大部分判斷中是如此精明和現實，但恰恰在這一點上錯了。多年以後，戴維斯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認為很有可能「在政治上拿下」中共是「不現實的」。
戴維斯把他的錯誤歸因於「低估了共產黨人對意識形態的承諾」，這是對的。但是，中國通們還犯了另一個分析上的錯誤，即把勢力均衡作為國際關係中的執行原理。他們認為中國想利用美國這個威脅較小的力量來制衡蘇聯那令人畏懼的力量，這是有道理的。事實上，中國在幾十年以後也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們所低估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際革命俱樂部中的會員資格，這是在他們的個性和身份上本質的、根深蒂固的精髓。作為本身是誠實且性格直爽的人，謝偉思和戴維斯沒有意識到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承認斯大林作為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領導者的地位，以及毛澤東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斯大林；一旦冷戰開始，他將別無選擇，只能站在蘇聯一邊。邏輯和經驗告訴美國人，將自己融入從屬於莫斯科的國家集團中去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邏輯和經驗說毛澤東願意看到蘇聯控制東歐，但為了避免自己也落入虎口，他想與美國創造一種戰略平衡。
但在1945年——包括稍早和稍後——毛澤東並沒有以美國人的眼光來看東歐，其作為衛星國被剝奪了自由和獨立。他看到了蘇聯在那裡的宗主地位——儘管他不會這樣稱呼——這是為了國際革命所擬的一個盛大的未來計劃的一部分。到現在為止，一個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主張似乎仍然非常古怪，很難相信在美國或是在中國居然有人會去信它。但是，在二十世紀的大部分歲月裡，這個主張激發了像毛澤東那樣的成百上千萬人的強烈願望，他們看到整個世界被分裂成兩半，一半是受剝削的、半主權的或像中國那樣半殖民化的窮國，另一半是富有的、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認為在他自己的利益和蘇聯的目標之間幾乎沒有衝突，或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沒有「矛盾」。學者亞歷山大·v.潘佐夫和史蒂芬·i.萊文在他們合著的毛澤東傳記中，廣泛借鑑了潘佐夫所獲得的以前無法得到的蘇聯檔案中的相關內容，他們得出的結論是：隨著戰爭趨於結束，斯大林在亞洲看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徹底改變世界舞臺上各種勢力間的相互關係並使之有利於蘇聯」。而這種重新排序的關鍵是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
毛澤東同樣相信這一點，由此他知道，他的終極目標和斯大林的終極目標是一樣的。他最終在中國奪取權力將能夠，就像他後來所說的那句名言，使東風壓倒西風，或者不用這種隱喻語言來說就是，有助於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戰勝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特別是由美國代表的資本主義。
「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1949年6月22日，就在取得對全中國的控制權之前，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如此說道，該講話總結了推翻清王朝後的四十年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二十八年。毛澤東說，在國內我們已經學會了「喚起民眾」，「在國外」，他繼續說道，我們必須「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和斯大林與西方盟國進行著戰時的交往。其目的並不是與美國的友誼，而是維持必要的安排以待條件改變。無論是蘇聯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瞭解美國那本能的反共衝動，因此，他們竭力壓制那些衝動。他們竭力說服美國人通過迫使國民黨接受一個聯合政府，並給予共產黨人武器用於抗日遊擊戰爭，從而支援中共的戰時目標。如果美國能做到這兩件事，那麼隨後，如潘佐夫和萊文所寫的那樣：「中共將能夠把蔣介石和他的支援者‘擠’下權力寶座……最終奪取政權。」
毛澤東的溫和政策，包括他向美國伸手示好，就是以此種方式同他的目標和斯大林的長期革命目標完全保持一致的。他與迪克西使團成員的友好交談，他對記者的溫和、親民主的表述，他那支援美國在中國領土上登陸的提議——所有這一切行動不只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而且是根據他的命令來執行的。此外，這些命令與斯大林給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共產黨的命令是相同的——採取一種「漸進式」的立場，去吸引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支援，並促使西方領導人相信他們不具威脅性的節制。這就說明了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得到中國小民主黨派的公開擁護，以及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提出釋放政治犯和結束國民黨監視中國公民的要求。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將自己塑造成溫和與民主的政黨的努力重現了過去一樁著名的事件。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即從1923年到1927年，斯大林在對黨員的一次秘密講話中提出了他的計劃，要把蔣介石「像擠檸檬一樣擠過之後再扔掉」。蔣介石在1927年發動了針對中國共產黨的先發制人的打擊，挫敗了該計劃。如今，在1945年，這項計劃再次被推出了，不同的是，這一次是註定會取得成功的。
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可以追溯到中國共產黨的起源時期。當時，一群中國左派知識分子，毛澤東也在其中，於1921年建立了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顧問被派到中國進行監督指導並提供資金。他們給初出茅廬的中國共產黨人傳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名義下的話語風格、宣傳基調和分析模式。他們還向其提供了主要的資金來源。而僅僅比共產黨早幾年成立的國民黨，也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組織的，並接受蘇聯顧問的指導，但是當蔣介石於1927年激烈地與中國共產黨決裂之後，他也與莫斯科決裂了。他讓蘇聯顧問卷鋪蓋回國，然後轉向其他地方尋求資金和支援，只剩下中共作為還接受共產國際密切監督指導和資助的唯一的中國政黨。
從那時起，俄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涉及的內容遠比單純的建議、金錢和道義上的支援更廣泛，更深入。這是一種完整的文化和政治傳輸。這是一套詞彙，一種稱為辯證法的分析方法，一套做法，以及一種崇高的、令人著迷的、激動人心的政治遠景，涉及歷史上的進步力量戰勝剝削和反動勢力。自從1921年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直到五十多年後逝世，毛澤東從未背離過這一願景。當他於1949年6月發表了他那關於「一邊倒」的講話時，毛澤東把他即將到來的成功歸功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認為這是最卓越的武器，其光輝和希望隨著1917年布林什維克革命而突然出現在世人面前。「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週年時，他說道，「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的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
許多早期的共產黨人，儘管不包括毛澤東本人，都曾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過，這所學校是共產國際於1925年建立的，目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和實踐培養來自殖民地國家和像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者。這所大學的一位校友是劉少奇，直到1966年之前他一直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負責中共的組織工作，並且是1942～1944年整風運動的策劃者之一。後來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也曾於1926年短暫地在這所學校學習過，然後換到了另外一所離克里姆林宮一個半小時路程的姐妹學校，那所學校則是由共產國際於1921年建立，專門培養一支未來的中國革命隊伍。二十年代初周恩來在歐洲的時候，曾經是中共旅歐支部執委會成員，他招募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赴莫斯科就讀上述兩所大學。通過這些方式，對中國共產黨人而言，莫斯科實際上成了一個訓練場地和一個精神聖地，這對於來自波蘭、德國、保加利亞和朝鮮等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也是一樣。
1923年，羽翼漸豐的中國共產黨舉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黨員通過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方式與其結盟，結果是他們同時成為兩個黨的黨員。換句話說，這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是莫斯科對中共與更大更強的國民黨的關係做出決定性指導的一個早期例子，這種指導實際上從未中斷，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為止。
共產國際的任務是建立一支職業革命家的骨幹隊伍，成為無產階級事業的先鋒，它提供的幫助，不僅有在意識形態培訓上的內容，而且還有許多很實用的方面。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那段時間，中共領導人往往為躲避國民黨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疲於奔命，他們的孩子中有三十幾個，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在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的幫助下隱蔽在上海，這個組織是由共產國際建立的，作為其促進外國共產黨發展規劃的一部分。當這個隱蔽所被關閉後，斯大林安排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前往蘇聯。在那裡，他們被稱為已經來到「社會主義國家」的年輕「英雄」，幾乎在整個二戰期間都留在蘇聯。毛澤東的女兒嬌嬌——後來稱為李娜——也在蘇聯度過了她的整個童年，以至於在共產黨接管政權後她回到祖國時，幾乎都不會說中文。這樣的孩子共有一百多個，都是熱誠的中國革命者的後代，他們的父輩或在莫斯科學習，或在那裡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工作，或是已經回到中國「鬧革命」而將子女留在那裡。他們中有劉少奇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朱德的一個女兒，林彪的一個後代，還有許多其他人的子女，所有這些孩子都由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負責照料。
我們是從林英（sin-lin）寫的一本令人刻骨銘心的回憶錄中知道這一切的，她在蘇聯長大直到13歲，在1950年回到中國之前都不知道她的父母是誰。這些中國孩子同來自其他國家的革命家的子女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其中有些人來自如南斯拉夫、越南、西班牙、保加利亞等國家，他們在一起唱一首歌，歌名為「國際兒童之家頌」（「在我們心中燃燒著抗議/像黑暗中憤怒的火焰」），還要去學會熱愛斯大林，他們被教導說，斯大林是「國際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
當中共領導人或他們的家人得了重病時，他們就會赴莫斯科治療。其中有毛澤東的兩任妻子，賀子珍和江青。1939年，周恩來從馬背上墜落摔壞了胳膊肘骨頭後，也去莫斯科求醫。組織成員身份是包羅永珍的，限制嚴格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1938年斯大林發動大清洗的時候，數十名，也許是幾百名在俄國的中國共產黨人遭到清洗，並被髮配到古拉格。在許多情況下，這些人都是被其他中共人士所檢舉的。林英的父親在西伯利亞勞改營度過了十七年，她認為康生後來對他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莫斯科時就認識的共產黨同事的迫害，其目的就在於要掩蓋他原先在蘇聯檢舉中國革命者時所扮演的角色。林英十幾歲時問她的媽媽（一位忠誠的革命者），斯大林那「偉大、光榮、正確的黨」如何能犯下如此不公正的罪行，她母親的回答是：「你所談論的僅僅是個別事件，代表了革命的曲折，它們不能遮蔽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所有功績，它們不能玷汙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否就其成員消失在蘇聯監獄體系中向蘇聯提出過抗議，數百人在那裡從此杳無音訊。人們只能猜測這樣做的原因。
中國共產主義特有的語言，它的符號和話語模式，它的宣傳風格，它的木版印刷的圖文，它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觀念，它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代表大會和全體會議，它的報紙和極端嚴肅的理論期刊，它的內部爭論和鬥爭的專門詞彙，它發明的全套意識形態標籤詞彙集，全部是新近創造出來各種主義，如「左傾冒險主義」「右傾機會主義」「背棄主義」「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以及黨的路線的「正確性」，以及後來用在像毛澤東、朝鮮的金日成、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和越南的胡志明這些獲勝的革命者身上，對神一般的天才領袖的狂熱崇拜所使用的奉承之詞——所有這一切都移植於俄國原版的百科全書中的術語、概念、信仰和技術，受其孕育並獲支援。在無數遭受壓迫和殖民統治的人的眼裡，布林什維克革命的成功使得蘇聯成為一個通向輝煌未來的開拓者——「社會主義國家」，一方樂土。
同樣，考慮到中國後來與蘇聯的徹底決裂以及這個國家對民族獨立的強烈依戀，要重新喚起對一個聽命於外來權威的時代的回憶是需要強有力的歷史記憶力的。不過，在中國革命者試圖模擬和效仿蘇聯的宏偉成功的那幾十年裡，莫斯科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如同從事一項偉大事業的教會中權威和順從的關係，其中貌似教皇的統治者基於世俗聖經頒佈法令，其真實性由神聖的、絕對無誤的科學共同提供擔保，或至少由勝過其他分析模式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優越性所通告。
偉大的革命家列寧、毛澤東、胡志明和金日成死後，他們的遺體被做防腐處理，並置於展廳以供公眾瞻仰。這種做法的起源在於俄羅斯東正教對聖徒的崇拜，其教義認為，精神上的純潔勝過肉體的衰敗；共產黨採納了這個理念，認為至高無上的革命領導人將永遠活在純粹的共產主義的最終勝利之中。
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最強烈的吸引力是它為國際無產者解釋了為什麼他們會沒有權力，這個解釋完全適合中華民族的不滿和願望。列寧以他極具影響力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這一論點又發展了這個解釋，毫無疑問他的論點會被灌輸進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這些地方的學生們的頭腦中去。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財富逐漸集中在少數壟斷企業手中；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導致這些壟斷企業——它們控制了代表統治階級的政府——到全世界凡是它們能夠去的地方去尋求原材料、廉價勞動力和銷售它們產品的市場。這個理論以其富有說服力的、容易理解的並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即使有幾分機械的——措辭解釋了年輕革命者需要了解的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一切情況，以及中國共產黨現在仍然耿耿於懷的百年恥辱的開端。畢竟，除了壟斷和貪婪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用武力以確保在中國市場上銷售印度鴉片之外，鴉片戰爭還能是什麼呢？列寧的理論解釋了通商口岸、外國租界、日本赤裸裸的侵略、頹廢和特權，以及在華外國人僕妾成群的奢華生活方式，他們可以免除中國法律的追究，他們的傳教士傳達的資訊是中國的信仰和習俗均劣於外國的信仰和習俗。深深嵌入在中國早期革命者和愛國者腦海中的是這樣的信念：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暴利是資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做生死鬥爭的最後堡壘。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世界上的主要強國，包括美國、日本和英國，出席了在華盛頓召開的一次會議，其主要成果就是一系列限制彼此海軍規模的協議。在該條約制定者的眼裡，這是努力防止軍備競賽和爆發另一次世界大戰的來之不易的勝利，中國共產黨把這些在華盛頓簽訂的條約斥責為帝國主義的「打劫」，「將迫使4億中國人在新的國際責任下再次進入奴隸制」。
這樣的解釋，如果美國人早知道的話，定會讓他們很難理解。在一般情況下，他們自我感覺良好，在涉及中國時則自我感覺特別良好。美國人一直認為，在十九世紀末當其他國家都強行從中國榨取殖民特權時，他們首次制定了「門戶開放」政策，這是與美國的理想主義衝動相一致的，即幫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基督教民主國家。例如，當中國人被迫向在1898年義和團運動中打敗他們的帝國主義列強支付鉅額賠款時，美國把它所收到的款項投入一個教育信託基金，以資助優秀的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但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而言，美國的意圖並不總是表現得如此善意。1915年，當戰爭在歐洲肆虐時，日本強加給中國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迫使中國同意一系列的讓步，從給予日本人滿洲地區鐵路的控制權到允許其佛教傳道者在中國傳教。當時軟弱的中國政府答應了這些要求，從而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特別是在學生群裡。幾年後，緊隨著一戰的結束，戰勝國在《凡爾賽和約》中寫進了一個條款，授予日本控制德國在山東省青島的殖民地的權利。中國知識分子對這一新的侮辱做出的反應是四年的抗議活動以及稱為「五四運動」的自我反省，這場運動強有力地影響了知識分子的理智，包括那些很快就著手建立共產黨的先驅。對他們來說，原以為是仁慈的美國人居然同意給予可恨的日本人控制中國領土的權利這一景象，驗證了對「門戶開放」是美國維護其在中國市場的份額的委婉說法這一猜疑。
對美國的這種看法是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主要不同點之一。雙方均希望通過在通商口岸取消治外法權實現中國的完全獨立。蔣介石始終懷疑，英國的政策不是為了幫助中國變得強大和獨立，而是要使它保持軟弱可欺，受西方的束縛，由此英國能保住它的帝國，包括在香港和上海以及其他地方的域外佔有地，這個懷疑是正確的。但尤其是在1927年與共產黨決裂之後，中國國民黨變得越來越依賴於美國。在共產黨人眼裡，甚至國民黨本身的構成也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地主和大資本家的政黨。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人同共產黨人一樣非常愛國，致力於中國的全面獨立；儘管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靠近美國，國民黨的許多領導人不是在莫斯科東方大學，而是在美國大學接受教育。蔣介石本人皈依的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衛理公會；他那富有魅力的妻子上的是韋爾斯利大學；他的妻兄及行政院院長宋子文是哈佛的校友；他的財政部長孔祥熙是奧伯林學院和耶魯法學院的畢業生。中國政府的各個部門充斥著說英語的美國大學畢業生。白修德於1940年在重慶組織過一個哈佛俱樂部，他後來寫道，這個俱樂部「包括了蔣介石政府中很大比例的高階官員，超過了其他哈佛俱樂部成員在約翰·f.肯尼迪的華盛頓政府中可能佔的比重」。蔣介石對在中國開展的傳教活動和大企業持開放態度，但他未能在二戰爆發前消除在通商口岸的治外法權——諸如在中國法庭上免於起訴的權利和外國人管理的警察部隊等——這些權利大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自尊。因此，隨著國民黨變得越來越像是美國的助手，它失去了反帝國主義的可信度。
在中共的領導階層中沒有人上過哈佛、韋爾斯利或耶魯。中國共產黨的高階領導人與美國之間沒有私人的或公開的聯絡，沒有富有情感的老同學關係，也幾乎沒有宗教關聯。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反帝國主義為其核心宗旨，伴隨著的是他們對全球政治的闡釋，即帝國主義者本身或帝國主義者與殖民地世界之間的一系列「矛盾」。這一反帝國主義的信條表現在所有事情上，無論大小，無論涉及的是政治還是個人問題。
毛澤東絕對是一個共產黨人。他對美帝國主義的看法是不變的，這也是他對美國態度友好只不過是權宜之計的原因之一，此舉是很有謀略的一步棋。中國在發動戰爭和政治鬥爭上有著經典的三十六計，其中就包括被稱為「笑裡藏刀」的計謀。這條計謀的目的就是當你需要陷敵人於困境、迷惑他時，或者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術語來說，利用他和其他敵人之間的「矛盾」以防止他們聯手對付你時，你就要去討好自己的敵人。一旦毛澤東上臺執政，官方核准的語言就變成了關於「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這種論調。他相信蘇聯作為革命權威的源泉也是永久性的。戰爭導致斯大林和毛澤東雙方都暫時放棄了意識形態上的目標，把刀藏一陣子，因為這樣做的話，意識形態目標有可能在以後會實現。
甚至在全面抗戰之前，毛澤東也一貫表現出對這一原則的服從。1936年西安事變期間，正如我們所知，毛澤東在獲知蔣介石在西安被扣押後的最初衝動是把他一直稱為「叛徒」的蔣介石送上法庭公審，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處決，但斯大林要求毛澤東同意代之以一個聯合陣線。毛澤東服從了，幾個月後，他做了公開檢討，承認自己錯了，斯大林是正確的。
歷史學家盛慕真查閱了早期研究者無法接觸到的中國檔案，根據他的考證，毛澤東和斯大林確實如謝偉思所懷疑的那樣在戰爭期間一直用無線電臺相互聯絡，而且這種聯絡比謝偉思所認為的更為重要。這部電臺是一個秘密，是從早先受共產國際影響的時期繼承下來的。在蔣介石「圍剿」共產黨的戰役中這部電臺已被淘汰，但在毛澤東的命令下於1936年被修復了，然後被用於整個戰爭期間。1940年，周恩來到蘇聯治傷後帶回中國一套無線電發射裝置和兩套密碼——例如，「遙遠的地方」這個短語指的是斯大林——從而使莫斯科和延安之間的聯絡更加可靠。延安的無線電臺被稱呼為「農業部」，由毛澤東最信任的一個副手管理。為毛澤東翻譯斯大林發來的電文的師哲在他幾十年後的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一直完全控制這些電報檔案，將這些檔案儲存在自己的住所，他人無權使用它們。這些檔案根據毛澤東的命令於1946年被燒燬，很可能這樣一來，就能守住斯大林緊密參與了中共日常事務這個秘密，在那個時候他理應「正確和慎重地」對待中國的，任何中共是蘇聯代理人的暗示也能夠因此而避免。
周恩來還從莫斯科隨身帶回了30萬美元，這是多年來蘇聯秘密給予中共的多筆財務資助中的一筆，這樣做既增加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也掩飾了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的藉口。即使在希特勒進攻蘇聯、斯大林一夜之間陷入一場為求生存而進行的殊死戰爭之後，流向中共的資金也未停止。潘佐夫和萊文特別引用了從蘇聯檔案中挖掘出來的一份檔案，檔案顯示1941年7月3日，德國進攻開始後兩個星期多一點，有100萬美元被撥出用於援助中共中央委員會，這個數字在1941年相當可觀。
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而且直到中共在1949年奪取政權之後，俄國人和中共之間的密切協商、合作和協議的確還在沿用這種基本模式。在中國抗日戰爭的全過程中，斯大林在東方最擔心的是日本的攻擊，類似於1905年戰爭的重新打響，從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基地擴充套件到蘇聯的西伯利亞。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斯大林想要一個儘可能最強大的中國，而儘可能最強大的中國是一個由蔣介石領導的、共產黨與之合作的中國。斯大林明白共產黨還沒有能力奪取政權。他們九死一生，剛剛從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蔣介石對他們的毀滅性戰役中倖存下來，他們的軍隊現在被封鎖在陝北的要塞內，與國民政府的軍隊相比，既弱小又嚴重缺乏裝備。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選擇是去支援國民黨，不做任何可能激怒其領導人蔣介石的事，或迫使他去與日本人談和平協議，那樣將使日本人騰出手來把目光投向俄國的西伯利亞地區。
因此，從西安事變以來，斯大林給毛澤東的命令有以下三個方面：支援蘇聯；維護統一戰線；避免引起美國人懷疑共產黨的長遠計劃是革命性的征服。1939年，當斯大林和希特勒同意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並隨後瓜分了波蘭時，全世界的左派都為之感到震驚和沮喪。各國共產黨不得不在意識形態上做出一個快速且尷尬的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主動稱讚與希特勒的聯盟，在那之前希特勒還一直是他們所稱的魔鬼化身。
1940年，當中國的男人被活活地用於刺刀訓練，成千上萬的婦女被日本人強姦時，富蘭克林·羅斯福做了一次廣播講話，宣佈美國處於緊急狀態。中國國民黨對這個講話欣喜若狂，認為這是美國邁出了參戰的第一步。然而，期待著支援德蘇條約的共產黨卻處於尷尬的境地，不得不去反對任何針對俄國的盟友德國，或德國的盟友日本的任何軍事舉動。因此，中共的反應是稱羅斯福為「戰爭販子」。《解放日報》引用其帝國主義理論警告說，美國的統治階級正準備「驅使美國人民投入帝國主義戰爭的屠宰場，從而為美國最富有的大約六十個家族產生巨大的戰爭利潤」。
次年，由於德國對蘇聯的突然襲擊，毛澤東被迫要改變這種看法，德國的突然襲擊導致斯大林和毛澤東雙方都呼籲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羅斯福在共產黨人的宣傳中也從「戰爭販子」轉化為「開明的資產階級政治家」。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最根本的觀念已經改變了。多年以後，當毛澤東即將取得政權時，他否定了中國需要美國和西方援助的理念。「他們的資本家要賺錢，他們的銀行家要賺利息，以便從他們自己的危機中解脫出來——這不是什麼幫助中國人民的事。」他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