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底，魏德邁與赫爾利一起離開了中國，一個星期後抵達華盛頓。魏德邁四處奔走制訂計劃以在春天時使用中國沿海的一個港口。赫爾利的目的則更模糊，更具政治性，也更易引起分歧。他被在重慶聽到的傳言所困擾，據說斯大林和羅斯福於2月在雅爾塔會面時就中國問題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他希望從羅斯福本人那兒得到真實資訊。他還希望被授予有關中國政策的全部控制權，並且將這項政策公之於眾——基本上就是無條件地支援蔣介石。
正如我們所知，赫爾利是一個在1944年最後幾個星期內動輒勃然大怒的人。他深信，他所做出的使國民黨和共產黨達成一項協議的努力趨於失敗，正是因為一些外交官員希望他失敗，伯德和包瑞德與毛澤東及其陣營中的其他人就有關情報合作和支援美國在中國東北的傘兵的會談就是這種不忠的證據。
赫爾利的諸多傳記中有一本把他的這種暴戾脾氣歸咎於身體不適、重慶的陰溼和汙穢、失眠甚至牙痛，這是大使最容易犯的。赫爾利需要眼鏡卻不肯戴，結果常常是頭痛欲裂。他的注意力是短暫的，他不能看冗長的檔案。有一次，在重慶的雞尾酒會上，中國客人都在場，他卻和麥克盧爾大吵了起來，以至於只有靠朋友的干預才使得他們免於拳腳相向。他幾乎不受人尊重，即使大多數人對他都能做到舉止得體。共產黨人管他叫「小鬍子」。在62歲這個年齡上，他遭受著智力衰退的痛苦，這已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了；至少，一些觀察者相信情況確實如此。「隨著頻率增加，（赫爾利）常常會忘記他在哪裡，同誰在一起，甚至他剛剛說了些什麼。」《時代》雜誌的賈安娜（annaleejacoby）如此告訴一位採訪者道。
令美國使館中職業的中國問題專家和魏德邁手下的工作人員驚愕不已的是，赫爾利開始檢查起他們所寫的報告來。「他說，他被派往中國是來支援國民政府的，我們不應該報告任何反映國民政府（低劣）的品質和才幹的事情，」美國使館的高階政治事務官員亞瑟·r.林沃爾特後來回憶道，「我們會把自己對形勢的看法寫成報告，而他卻拒絕呈報。」
有這樣一個例子，赫爾利把林沃爾特提交的一份檔案擱置了好幾個星期，該檔案描述了撥給蔣介石政府的武器的流向，或是賣給了共產黨或是在區域性衝突中丟失了。當林沃爾特詢問大使他打算如何處理這份報告時，赫爾利把宋子文召到他的辦公室，當著林沃爾特的面給宋看那份檔案。毫不奇怪，宋子文宣稱這不是真實的。這份報告就此從未發出。
一直以來，赫爾利堅稱自己是在成功的邊緣，如果不是因為像戴維斯、包瑞德和伯德這些人的非法干預，他原本早就可以達到目的了。矛盾的是，儘管他在其他一切事物上都不同意他們的見解，赫爾利認為毛澤東的追隨者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觀點倒是與中國通們的觀點相一致。「我停下來觀察，在這個沉悶且有爭議的地方，有兩個基本事實正在出現，」赫爾利在2月時寫道，此時重慶談判已經崩潰，周恩來回到了延安，毛澤東則對美國人發出的返回談判桌的請求置之不理，
（一）共產黨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共產黨人，他們正在追求民主原則；（二）國民黨那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個人的政府其實並不是法西斯。這是爭取民主原則。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如果我們認識道路，如果我們有清醒的頭腦、寬容和耐心，我們是會有所幫助的。
面對赫爾利的暴躁和頑固不化的頭腦，中國通們著手反擊，他們的反對逐漸成熟並發展到對他們的老闆和大使的公開不服從。這年秋末，雷蒙德·盧登和迪克西使團的其他三名成員開始了一段長達1500英里、歷時四個月之久的旅程，從延安正南約150英里到阜平，旅程中大部分地區據說都處於日本控制之下但已被共產黨軍隊滲透。盧登的觀察記載給中國通們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幾個男人穿上中式冬季棉服先乘坐吉普車前進，然後換騎騾子，再徒步穿越崎嶇的山嶺地帶，有時在1英里左右就有日軍小股部隊出沒。一路上他們見到了共產黨游擊隊，游擊隊員們堅定樸實的信念、他們的獻身精神，也許最重要的是他們那健康的體魄和高昂計程車氣深深打動了他們。他們遇到了來自城市的年輕中國人，在農村教書。他們看到原始的工廠在製造各種產品，從紡織品到炸藥。他們沒看到的是任何有意義的軍事行動，因為在華北地區中日之間普遍存在著一種非正式的停火，在這種氛圍下，除了一些打了就跑的小規模的攻擊之外，共產黨人和他們的百萬大軍沒有與日本軍隊實際交戰。有一次，這五個美國人遇到了一架被擊落的美國轟炸機的機組人員，他們在共產黨人護衛下安全地通過敵人的防線。這是一次壯舉，需要在沿途大片地區進行精心組織，再加上當地人民的合作。
1945年1月回到延安後，盧登發現機場跑道上有一架美國飛機即將飛回重慶，於是他上了飛機，回到大使館，並給他的中國通同事描述了他的所見所聞。當他遇到赫爾利的時候，盧登自然期望大使對他的探險至少會有點兒好奇，但赫爾利最感興趣的似乎是這次旅行究竟是誰授權的（答案是包瑞德，迪克西使團的指揮官），以及無論這個人是誰，又是誰授權給了他。
1945年年初，盧登的觀察結果終於抵達華盛頓，在那裡這些結果直接引發了激烈的就中國問題進行的持續辯論。盧登的第一手觀察與戴維斯、謝偉思、包瑞德和伯德一直所說的是完全一致的。他強調了共產黨人活動地域的範圍和他們所享有的來自當地民眾的支援。他寫道：「共產黨的軍隊和行政管理得到民眾的支援是個現實，沒有正當的理由可加以懷疑，這一點我們必須在未來規劃中加以考慮。」共產黨受到其統治下人民的歡迎這個印象不是，就如某些人（即赫爾利）所認為的那樣，「用來欺騙外國遊客的舞臺背景……給農民提供體面的待遇、基本的公民權利、充足的食物和足夠的衣服這種簡單易懂的共產主義綱領，實現了八路軍和人民之間的真正團結」。
在旅程中，盧登及其團隊成員曾與當地指揮官談論過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物資，以及他們將如何處置這些物資。從他本人的觀察和他們的答案中，盧登估計，如果向他們提供「足夠的炸藥」，共產黨軍隊「最多隻需提前四十天的通知就可以癱瘓掉華北的鐵路交通」。盧登還重申了謝偉思和其他人的意見，中國共產黨是「自由民主的黨派和穩健的民族主義者」。
盧登在這個美好的判斷中所反映的，要麼是有幾分「用來欺騙外國遊客的舞臺背景」的元素，要麼就是中國問題專家們那促進與共產黨合作的渴望使得他們過於心急地在共產黨身上找出國民黨所缺乏的美德。但是，共產黨人如果擁有更好的武器和裝備，他們就可能為抗日戰爭做出重大貢獻，在這一點上盧登無疑是正確的。
當時在莫斯科就任新職的戴維斯，從他的角度在同一天的一封電文中詳細闡述了美國與延安保持更密切關係的好處。他說，莫斯科肯定在「幸災樂禍」地觀察著中國的局勢發展，蔣介石的政權不斷衰敗，共產黨在不斷發展壯大，而美國仍然不確定該怎麼做。如果美國與延安合作，戴維斯斷言，美國就會有機會加強中共內部的務實的民族主義派別，同時削弱「那些傾向於依賴蘇聯的教條主義者」。
「克里姆林宮很可能知道，美國對‘共產主義者’這個標籤的深刻懷疑和敵視會使美國公眾對中國共產黨產生偏見，」戴維斯寫道，「斯大林元帥肯定會被告知……大多數美國人都願意相信這樣的說法：只有通過蔣介石，中國才能在戰爭與和平中實現自己的命運。」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頑固，這種「參與現實政治的無能」，可能會導致我們「失去我們所追求的：儘可能快地打敗日本，以及一個團結、強大和獨立的中國的出現。而蘇聯很可能會得到……在中國北方的一顆衛星」。
與此類似，謝偉思和盧登寫信給魏德邁，辯稱，「委員長試圖消除所有政治反對派，甚至會在必要時付諸武力的意圖」，以及他更關注自己國內的反對派而不是去抗日的習慣，就是國民黨逐漸喪失自己人民的支援的關鍵所在，也是它的軍事績效拙劣的原因。「支援委員長是可取的，只要有確鑿證據表明他願意並且能夠集結中國的全部力量來抗日，」這兩位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寫道，「支援委員長只是達到目的的一個手段；它不是目的本身。」
接收這些情報的人是遠東事務局中國科的頭兒範宣德（johncartervincent），一個外表高貴的45歲年紀的堪薩斯人，他之前在中國有過分佈廣泛的六個不同職位，包括在重慶使館擔任公使銜參贊，在此任上他對主要的中國通非常熟悉——但並不總是分享他們的看法。範宣德就像大部分職業外交官一樣，有點兒看不起赫爾利，他喜歡熱衷於與共產黨建立聯絡的倡導者戴維斯和謝偉思，但他也認為他們對毛澤東及其支援者的看法有點狂熱。「他們太過火了」，在談起戴維斯和謝偉思的時候，範宣德告訴他的傳記作者加里·梅，在年齡上他們比範宣德要小十來歲，但比他還更不耐煩，而且因為他們都認識到蔣介石的缺點，所以更傾向於「把所有美德歸功於共產黨」。這是他在1944年時的一次演講裡所說的，演講雖沒有提及戴維斯和謝偉思的名字，但顯然在他心中有他們的位置。
範宣德相當肯定赫爾利的使命會失敗，儘管他也不喜歡共產黨，但在沒有任何真正有吸引力的選擇下，他的政策建議是非常接近中國通的。他認為，對於美國和中國而言，最佳選擇是讓蔣介石繼續執政，但蔣必須迅速轉變以建立一個更加包容、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否則很可能會被推翻，最有可能就是被中共推翻。但是，範宣德明白，蔣介石不可能放棄一黨專政，由此，美國需要有「一個替代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去發現自己無法擺脫一個失敗政府的失敗領導者。這個替代方案或多或少就是謝偉思和戴維斯所推薦的：武裝共產黨而不徵求蔣介石的同意。
這些意見通過某種途徑被刊登在國務院一份有關中國政策的檔案上，當魏德邁抵達華盛頓時會被轉交給他，但引人注目的是，檔案對赫爾利保密。這份檔案是為彌合那些贊成全力支援蔣介石的人和那些希望與共產黨建立關係的人之間的分歧而做的努力。檔案寫道，中國的短期目標就是要打敗日本，這是魏德邁應該全力以赴的；而要在政治領域實現這個目標就要團結所有中國派系，當然，這是赫爾利正在試圖去做的。檔案認為，如果美國能夠武裝各派，包括共產黨，這將是一件好事；但不幸的是，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除非有能使它變為可能的情況出現。比如說，如果美國在某一時刻需要派部隊在中國沿海登陸，那麼美軍指揮官「應該做好準備去武裝共產黨人」。此外，雖然美國的政策是鼓勵一個統一的中國，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應該在委員長的領導下統一起來」。在這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靈活性」是很重要的。
儘管非常聰明也非常現實，範宣德的替代方案還是缺乏具體的實踐性。它沒有回答有關同共產黨單獨進行軍事交易會對國民政府造成什麼樣的後果的問題，這將是對蔣介石的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而且還很可能促成他下臺。蔣介石不願放棄自己的一黨統治在什麼時候能被用來證明美國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是合理的呢？在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情況下，範宣德的檔案說明了在正需要強有力的、頭腦清醒的領導層時，卻缺少明確的方向和有利的選擇。羅斯福總統已是風燭殘年，已經沒有人能在美國政府的頂端就中國問題提供領導意見。相反，是最沒有資格，最喜怒無常、危險而不明智的人在現場負責，以來填補空缺。
就蔣介石而言，他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困境，並因此時而憂鬱，時而憤怒。在《雅爾塔協定》簽訂之後，他在日記中寫道，他感到「恐懼和懷疑」，是否對他隱藏了什麼東西，當然他是對的。他不是傻瓜，他派駐華盛頓的大使就此事詢問羅斯福，而當蔣介石得知羅斯福允許在《雅爾塔協定》中寫進秘密條款時，他覺得自己已經被「完全出賣了」。
蔣介石的壞心情可從以下例子略見一斑，當他出席國民參政會這一很少召開且沒多少權力的機構的一次會議時，一個名叫鄒魯的來自廣州的黨國元老詢問了周恩來提出的允許共產黨派一名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的要求，在這個即將召開的會議上未來的戰勝國將討論建立聯合國一事。令蔣介石煩惱的是，共產黨人已經在利用委員長拒絕擴大中國在會議上的代表性的舉動進行宣傳，聲稱中國將在整個世介面前顯得是個沒有代表性的獨裁國度，就和現在一樣。美國大使館就此次國民參政會的記述是這樣說的，蔣介石「大發雷霆，嚴詞訓斥了鄒魯……並廣泛地譴責了自由派人士」。一涉及共產黨的話題，蔣介石就「氣得滿臉通紅，他的聲音和雙手都在顫抖。當他的話音一落，受驚的聽眾一片沉寂，接著他就宣佈休會」。
在重慶，中國通們越來越感覺到中國政策處於危機中。e.j.卡恩，《紐約客》雜誌的一個作者，在七十年代初採訪了盧登、戴維斯、謝偉思和其他中國通。他們告訴他，當時他們都住在重慶的同一幢房子裡，「周圍沒有女性，晚上的時間他們都斷斷續續地靠他們在橋牌、飛鏢或填字遊戲上的愛好來打發，或者也用來分析和重新分析中國那令人沮喪的情況」。他們越來越認定「如果他們不盡快去做一些事情，那麼美國至今試圖在中國和為中國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會付諸東流」。
因此，中國通們決定採取一個激烈的步驟。他們指定謝偉思撰寫一篇分析報告送交華盛頓，時間上要與魏德邁和赫爾利到達華盛頓的時間正好一致。當赫爾利不在時，負責大使館事務的外交官喬治·艾奇遜表達了對這一舉措的一些疑慮。「他們會說我們都是叛徒，貓兒不在老鼠就鬧翻天。」他如此說道。因此，為預先阻止這一可能性，他們插進了這樣一句話：「魏德邁將軍和赫爾利將軍都在華盛頓，所以此時應該是就此事進行討論的一個有利時機。」然後艾奇遜在檔案上籤了名，檔案就發了出去。檔案不加掩飾地宣稱赫爾利關於國共談判的報告是「不完整和不客觀的」，這是一份外交人員內部表示不同意見的宣告，其影響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據謝偉思後來說，使館工作人員中的所有政治官員都同意這份電文。即使是魏德邁的參謀長默文·e.格羅斯（mervinross）——魏德邁不在職位上時由他指揮——也表示贊同。電文寫道，美國應該向蔣介石遞交一份最後通牒。羅斯福應該「以明確無誤的措辭告知蔣介石，軍事需要要求我們同能夠在這場抗日戰爭中協助我們的共產黨和其他適當的團體進行合作並提供補給」。此外，沒有必要等到國共合作協定接受之後再向中國領導人發出這份通知。正如歷史學家赫伯特·費斯就這項爭議所概括的那樣，這份政策建議將「確保所有中國人在戰爭中的合作；將共產黨人控制在我們這一邊，而不是把他們推入蘇聯的懷抱；使國民黨人確信其明顯的最終打內戰的計劃是不可取的；以及推進中國的統一大業」。
對於持完全相反觀點的赫爾利而言，這份電報無疑是戰爭宣言。顯然，它在時機選擇上不只是同他到達華盛頓的時間一致，並且還在這項政策辯論發生的時候挖了他的牆腳。以他那種名人的性格特點，他不能夠看透這份電報的真相，這是一群聰明且訊息靈通的人士所表達的急迫甚至勇敢的不同意見。而他卻指控道，這是「不忠的行為」。去武裝共產黨就是去承認共產黨為「有武裝的交戰方」，而這將「導致國民政府迅速被推翻」。赫爾利現在感覺他無法去相信使館內或外交部門的任何一個人，他的這種信念又被隨之而來的事實加強了。3月5日，他被召到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局開會，在會上，如他所說，他受到了「訓斥」，並被迫去為他認為已經解決了的政策問題辯解。得到他的授權並對他持完全同情態度的傳記作者引述他在那個場合對他自己的描述道，他面對著「國務院中一大批親共分子作為我的法官向我發問」。
戰線被劃出來了，賭注則是美國在亞洲的作用的本質。但是，針對一個貧窮的亞洲國家其弱勢政府面臨共產主義革命時美國該如何應對的問題，在兩個針鋒相對的觀點之間展開的第一輪美國人的較量中，赫爾利能直接接觸總統是張王牌。他去了白宮，白宮已經收到了持反對意見的3月2日重慶電報的影印件，費斯記錄下了事情的結果：「總統支援赫爾利。」共產黨人將不會得到武器或物資供應，未經國民政府事先批准也將不會與他們達成單獨協議。
和以往一樣，羅斯福根本就沒有興趣用槍指著蔣介石的頭來逼其讓步。他也許覺得，尤其是在他同斯大林於雅爾塔簽署了秘密協定之後，他無法通過迫使蔣介石做出蔣認為將導致推翻其統治的讓步來進一步羞辱這位中國領導人。在羅斯福眼裡，問題的關鍵是結束在中國的殖民主義，並鼓勵中國成為一個強大、獨立、友好的國家。把蔣介石變為一個順從的附庸不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方式。
當時還有一個實際問題。儘管對中國人的驕傲而言是毀滅性的，但《雅爾塔協定》必將把美國更密切地與蔣介石政府捆綁在一起。根據秘密協議的條款，俄國人承諾只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援助，而不是給它的意識形態盟友共產黨。而現在，居然有人提議美國有效地承認共產黨作為事實上的中國北方的政府，而且不顧一個聯盟政府的意願，提供武器和援助給這個事實上的政府！如果蔣介石因為美國給其敵人的援助而垮臺，那該怎麼辦？那樣的話，就像歷史學家加里·梅撰文所稱，俄國人將被從只支援國民黨的約束中解脫出來。「由此他們能夠，」梅總結道，「加入中共的努力，奪取對中國的控制權。」
無論羅斯福的推理是什麼，赫爾利現在手握總統給予的信任投票，他將用它來壓制在這一領域裡的中國問題專家，這無異於一場清洗，物件是那些曾在該國生活多年，能說其語言，瞭解其環境和主要人物的人。約翰·戴維斯很走運，他已經離開中國去了莫斯科，駐莫斯科大使館的臨時代辦喬治·凱南對他極為讚賞。但3月時赴延安報道中共黨代會的謝偉思，剛返回重慶就獲悉他被要求立即趕赴華盛頓，他照辦了，成為一架軍用飛機上的唯一乘客，經南亞、中東、非洲和南美長途旅行，於4月12日到達，剛巧就是羅斯福去世的那一天。亞瑟·林沃爾特也被重新分配工作。其他一些人也難逃此劫，包括一位三秘，一位翻譯官，以及使館二號人物喬治·艾奇遜。在赫爾利的堅持下，艾奇遜被弗吉尼亞銀行家沃爾特·s.羅伯遜所取代，此人對中國一無所知，也許就因為這點，他和赫爾利相處得很好。
赫爾利還對美國外交人員前往延安下了禁令，因此中國通們曾經享有的會見共產黨高階官員的捷徑被切斷了。後來，謝偉思也曾報告說，赫爾利把外交信函展示給中國國民黨官員看的習慣會有削弱性效應，因為這些報告的來源可能會受到威脅。謝偉思說：「有些人被召喚到大使面前去聽他的長篇訓斥，而他使用的是剝皮匠人的語言。」赫爾利的勝利並不是導致同中共的友好關係的可能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但它是一個影響因素，因為它證實了毛澤東和他的謀士們無論如何都傾向於相信的觀點，即美國是壟斷資本家控制的帝國主義強國，它必將是他們的敵人。
那些已經不能在涉及中國的職務上為美國效力的外交官，在整個戰爭期間還源源不斷地提交令人矚目的且往往是很精彩的中國問題報告。他們對一切都感興趣。謝偉思寫了一些有充分事實依據的報告，揭示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分裂，描述了戰爭雙方的宣傳戰，分析了為什麼有些中國人會與日本合作、對公眾輿論實施審查的效果、共產黨是如何能夠把根據地擴大到被日佔區中去等許多其他話題，甚至還提到了國共雙方寫在牆上的口號和所畫的宣傳畫，以及它們所展示的中國政治文化的性質，此外還有兩黨竭力為自己打造的形象和詆譭對方的形象。謝偉思在1945年3月提交的有關與蔣介石分庭抗禮的桂系將領的報告是中國政治內部運作的一個有技巧的解剖，它說明了除其他方面之外，為什麼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削弱潛在對手比晉升有能力的軍官更為重要。這種徹底運用「分而治之」的權術，謝偉思寫道：「在蔣介石看來也許是他唯一的選擇。由於本身薄弱，中央政府的唯一希望，根據其有限的看法，就在於削弱所有反對派團體，並使它們始終處於弱小和不團結的狀態。蔣介石眼裡的‘統一’顯然意味著主宰一切。」
謝偉思和其他外交界支援者的一個重大失誤，那就是對毛澤東的看法變得過分樂觀。他們上了共產黨的當。這一結論是無法避免的。但他們絕不是親共的，絕不像赫爾利和從事政治迫害的委員會為「失去」中國而竭力責怪他們時所聲稱的那樣。赫爾利堅持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字眼——「不忠」——是醜陋的誹謗。直到四十年後，當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能再次前往中國時，美國才重新享有有關中國問題的始終是高水準的報告和分析，就像被赫爾利從他們的崗位上清除掉的謝偉思、盧登、戴維斯、艾奇遜、賴斯、約翰·埃默森等人當年所提供的那些報告那樣。
1945年4月初，還是在華盛頓，赫爾利召開了一次涉及面廣泛的新聞釋出會，這次釋出會受到了重慶和延安的關注。赫爾利在會上毫不含糊地宣佈不會給共產黨任何援助，因為這種援助就等於承認除美國承諾支援的政府之外另有一箇中國政府存在。赫爾利還插入了一個體現他那一貫的樂觀的宣告，聲稱中國各黨派正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的統一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但最主要的資訊是，在這種統一得以實現之前，絕不能「促進和援助中共軍隊的發展」。這個宣告與國務院幾個星期前給予魏德邁的立場檔案是不一致的，但沒有人出面來反駁這個被新聞界稱為「赫爾利少將」的人。
甚至在此之前，赫爾利還催促總統告訴他有關雅爾塔會議的資訊以及關於中國問題究竟做出了什麼決定。起初，羅斯福對他的大使否認他和斯大林之間曾有過關於中國的秘密協議，但在最後一次訪問白宮時，赫爾利終於讓他道出了真相，羅斯福給赫爾利看了同斯大林達成的交易的文本。在後來對這起事件的敘述中，赫爾利說他被深深震撼了。「美國的外交官們」，他指控道，已經「放棄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並且（畫出了）共產黨征服的藍圖」。
但是，正如他的未經授權的傳記作者羅素·d.布希特（russelld.buhite）所指出的那樣，他很可能是假裝義憤填膺，或至少是誇大其詞。赫爾利完全清楚將蘇聯引入戰爭的必要性，他也接受了拿中國的什麼東西作為給他們的回報的隨之而來的必要性。他所想要的——或者更準確地說，他不切實際地希望得到的——是莫斯科和重慶之間的交易，這將阻止蘇聯對中共的援助。赫爾利似乎準備讓自己挑起這副重擔，要親自出馬去倫敦和莫斯科（他後來說此舉得到了羅斯福的認可，雖然並不確定），以便爭取獲得英國和蘇聯對他的中國政策的支援。
於是，赫爾利再一次出門到國際外交這片險象環生的水域裡去天真地游泳。他會見了丘吉爾，後者盡職盡責地同意支援蔣介石政府並鼓勵國民黨和共產黨達成協議，但後來丘吉爾在這方面什麼也沒做。然後，赫爾利又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見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們向他保證稱會支援蔣介石政府，就只是他的政府，他們不打算支援中共。
令人吃驚的是，赫爾利那麼輕易地懷疑中國通們有著隱藏起來的陰暗邪惡的動機，卻如此輕易地被一塊糖果哄得團團轉。他似乎從來沒有懷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可能試圖通過提供有關他們意圖的虛假保證來抵消美國的努力。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赫爾利與之爭鬥的中國通之一，約翰·戴維斯，現在正在莫斯科，他試圖警告自己的老上司不要被花言巧語所矇騙——然而，後來被指控對共產黨態度過軟的卻是戴維斯，而不是赫爾利。「曾經有大量的忠告提供給（赫爾利），但他沒有表現出接受的願望。」喬治·凱南如此評論道。
就在這種政治上的操控發生之時，戰爭在中國繼續進行。成千上萬的人死於戰火，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在岡村寧次的指揮下，做出了最後的努力，妄圖一戰而徹底擊敗中國。岡村把手下82萬人馬分成二十五個師、一個裝甲旅、十一個獨立步兵旅、一個騎兵旅，以及十個獨立旅。這些部隊按三個編隊部署——華北方面軍佔據黃河和長城之間的地域，第六方面軍面對華東地區的中國人和美國人，第十三方面軍在上海和長江流域下游。岡村親自指揮的第六方面軍，擁有五個師和228門大炮，是一支令中國戰區司令部的美國人，特別是其司令魏德邁將軍，在夜間都難以入眠的精銳部隊。
岡村屬於日本軍官中殘酷無情、意志堅定並有能力激起擔憂的那種型別。自從他指揮部隊在1932年佔領上海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因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個命令當地婦女強迫賣淫的指揮官，還給她們起了一個十分好聽的名字——「慰安婦」。在幾乎所有被日軍侵佔的領土上，日軍官兵都能得到她們的「服務」。
1937年七七事變後，岡村寧次指揮日軍第11軍參與了長江流域的一些重大戰役。1939年春天被調到北部省份後，岡村要求允許使用毒氣，聲稱需要給他的部隊「勝利的感覺」，隨後他指揮了這場戰爭中規模最大的化學武器攻擊。
1940年，岡村寧次升為大將並擔任華北方面軍總司令，此時共產黨突然發動了百團大戰，日軍以其殘酷的戰術做出反擊，這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他指揮下的日本軍隊應該對學者們估計的270萬非戰鬥人員死亡負責。在此之後，1944年，岡村是「一號」作戰攻勢的總指揮，這場攻勢在1944年延續了好幾個月，企圖征服整個華東和東南地區，並沿途拔除美國第14航空隊的基地。他的照片上顯示出一個嚴厲、陰沉、冷酷、身穿制服的男人，一個地地道道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渾身上下滲透著鐵的紀律、毫不留情屠殺敵人、為天皇贏取勝利榮耀等日本軍事價值觀。
隨著1945年的來臨，岡村和日本能夠就最近在中國贏得的一些重要勝利來為自己慶賀一番——這與其他地方的戰爭形成了對照，如在太平洋、菲律賓和緬甸遭受的毀滅性損失，還有早些時候在中途島、硫磺島和其他太平洋環礁打的敗仗，這些已經給日本帝國招來了厄運。儘管如此，在1945年年初，似乎還看不到日本有絲毫要放棄的想法。美軍指揮官也不會相信最艱難的戰鬥已經在他們身後。1944年11月，就在新來的魏德邁還在熟悉情況時，日軍佔領了仍然在中國人手裡的廣州—漢口—北京鐵路的部分路段，從而形成了從法屬印度支那的海防港一路延伸到中國東北和朝鮮的一條完整的鐵路線，這將可能是一條極其重要的供應線，如果美國和日本要在中國土地上最後打一場一決勝負的戰役的話。與此同時，第11軍以四個追求榮耀的師團和一連坦克的兵力，佔領了位於桂林和柳州的美軍機場，陳納德的第14航空隊就是從這些機場起飛騷擾日本在華供應線和轟炸海上運輸船隻的。
在幾個星期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戰爭部長亨利·l.史汀生宣佈離勝利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多年來，日本人一直佔據著中國沿海，」他說，「他們在那裡有成千上萬的軍隊，最近還在加強他們的控制。他們已經接管了一條從廣州到漢口到北平的內陸補給線，他們還佔領了這條路線東邊對我們飛行員很有幫助的三個機場。」此外，日本仍擁有抵禦入侵的強大的國內防線，其生產能力仍很強大，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充足。
桂林和柳州失陷的後果是嚴重的、令人擔憂的，因為這兩地不僅是美國大型空軍基地的所在，而且還控制了進一步向西的道路交通，特別是去貴陽和昆明。昆明是經駝峰航線運來的物資的終點，是即將重新開放的滇緬公路的起點，也是美國物資的發散點，沒有從美國運來的那些物資，中國是可能無法在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堅持下來的。
桂林是中國南方一座古老的城市，街旁有著柱廊，店鋪都有寬寬的騎樓遮擋日曬，這是一處歷盡滄桑、景緻如畫但被汙染了的破舊地方，附近的山脈優雅美麗，尖尖的山峰凸起在青翠的鄉間。幾乎自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美國飛行員就在那裡的軍用機場飛進飛出，他們能瞥見灕江的美景，清晨的陽光閃爍在下面水牛耕作著的稻田上，即使是飛行員駕駛著為世人所知的最具殺傷力和最現代化的飛機去執行轟炸和掃射任務。
到了晚上，飛行員和飛機維護人員在機場附近的竹棚中享用牛排和啤酒，然後在第二天早上他們坐下來聽當天的作戰任務分配介紹。他們談論著僥倖脫險的經歷以及他們那些被擊落再也沒能回來的好友。他們對中國的一些亡命之徒恨之入骨，其中有些是戰爭難民。他們聚集到桂林正是因為美國人在那裡，他們會設法搞到租借法案的物資，然後到黑市倒賣；或者，正如人們普遍懷疑的那樣，在美國飛機起飛的時候，操作無線發報機向日本人告密。
機場附近有一家年代久遠的旅館，美國飛行員常去那兒喝酒，與當地女孩跳舞，然後同她們退隱到沿主樓兩翼而建的小臥室去。桂林被譽為自由中國的性都絕非沒有緣由。有個極受歡迎的場所名叫「利多俱樂部」，在那裡某位自稱法蒂瑪·伊斯梅爾（fatimaismail）的女人負責招待客人，但大家普遍懷疑她出賣情報給日本人。
在日本人佔領桂林三天後，魏德邁與蔣介石及其部屬舉行了第一次工作會議，其間，他提出了一個增強中國防禦能力並最終能擊退日軍的總體計劃。這個代號為「阿爾法」的計劃將裝備和訓練三十九個中國師，每個師都配有美國顧問小組；普遍營養不良的中國軍隊將得到充足的給養；將要引入戰場緊急醫療後送和傷員救治這些在中國還非常陌生的概念；每名士兵也將得到足夠的裝備。所有這一切都將遵循史迪威在印度蘭姆訓練中國軍隊時所創立的模式，那些中國軍隊在緬甸作戰表現極佳。
魏德邁不能確定阿爾法計劃是否會起作用。即使加以恰當的訓練和裝備，中國軍隊是否會有戰鬥意志，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否會有能激發他們鬥志的將才，他對此沒有一點兒信心。在他逗留中國的最初幾周和幾個月裡，他的評估奇怪地無法保持一致。他把蔣介石與丘吉爾相比，非常堅定地讚賞蔣介石，但又對中國的軍事領導持懷疑態度，他覺得中國的軍事領導層患有嚴重的「愚蠢和效率低下」病，這使得它「冷漠並缺乏才智」，「無能為力且不知所措」，因此不能或不敢就此情況準確地向委員長彙報或做些努力來加以改進。魏德邁認為保住桂林應該是有可能的。中國的第97軍，兵強馬壯、裝備精良，曾經據守在似乎很堅固的城北工事裡。蔣介石一度「斬釘截鐵地」讓魏德邁放心，稱如果日本人發動進攻，他的軍隊可以在桂林—柳州地區堅守兩個月——但隨後他們卻不戰而退了。「中國人的混亂無序和一塌糊塗的計劃是無法理解的，」魏德邁當時寫道，「我們可以花費巨大的後勤成本投入大量部隊，但我們不知道中國人是否會堅持戰鬥。」
從積極的方面來看，供應物資在實質性地大幅增加，因此燃料和彈藥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在戰爭的大多數時間裡，每個月大約有5000噸物資經駝峰航線運來；截至1945年年初，美國的c-47軍用運輸機每個月的運輸量達6萬噸之多，日本人能充分理解這個極大的差異，因為他們的供應量在逐漸減少。事實上，如果魏德邁事先知道在這一點上日本最高統帥部的頭腦中是什麼想法，他就會有更多的理由來保持謹慎的樂觀了。日本人的「一號」作戰攻勢已經放慢，因為岡村寧次的補給線拉得過長，即使在那些沒有過度擴張的地方，他們也被第14航空隊的有效攻擊給纏住了，這也是岡村迫切想要佔領桂林和柳州機場的原因。
岡村的司令部設在長江港口城市漢口，在那裡，他曾眼睜睜地看著陳納德的b-29轟炸機把彈藥傾瀉在沿河岸散佈的工廠和倉庫上，造成壯觀的大火，並使得大量船隻擁堵在江中，多達10萬噸的日本軍需物資都被困在江上各處。僅12月18日一天，就有77架b-29和200架戰鬥機空襲了漢口及其姊妹城市武昌和漢陽（現在合併為武漢一個城市），而日本人的飛機已經被轉移去守衛美國可能會在那裡登陸的沿海地段，因此無法阻止此處的攻勢。當一切都結束之後，這三個城市全部被籠罩在濃厚的煙霧之中。
美國飛機還摧毀了京漢鐵路的橋樑，破壞了日本人使用鐵路運輸替代水上運輸的計劃。日本人採取的對策是在鐵路線被炸斷的地方將物資卸下來，裝到卡車上，運到鐵路線修復的地方再裝上火車，但美國人的炸彈摧毀了那麼多的火車頭，這種方法的使用也是有限的。日軍或許只能得到他們原計劃補給的四分之一。他們有足夠的食物、軍服和彈藥，但汽油將在幾個月內耗盡，除非採取一些行動，否則長江以南的鐵路將完全癱瘓，岡村可以預見這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