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赫爾利在清洗重慶大使館中最好的中國通時，毛澤東則在享受前兩年整風運動結出的果實。從那以後，他就遠遠不止是人中之傑，遠遠不止是一個有魅力的和受尊敬的黨的領導人。一首在1943年譜寫的朗朗上口、音調優美的頌歌裡這樣唱道：
東方紅，
太陽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有著一個漸進的過程，但達到頂點卻是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七大於1945年4月開幕，500名代表選舉毛澤東為所有中國共產黨執政機構——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的最高領導人，這樣就把權力全部集中到單獨一個領袖手中，這種方式在中國共產主義的歷史上從未有過。但與毛澤東的正式職位同樣重要的是不停的頌揚。
這是一種將一些中國自有的封建習俗與來自斯大林同志的做法混在一起的個人崇拜。
中共七大在延安的一所禮堂裡召開，會場裡響起了高聲呼喊：「毛主席萬歲！」（「萬歲」是仿效千百年來對中國皇帝的歡呼口號）。舞臺臺口上方懸掛著大字書寫的標語「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毛澤東思想第一次被寫進了黨章，作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的一個官方支柱，享有與馬列主義平等的地位。被選為黨內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在代表大會上做了一次重要講話，其中幾乎每一段都充滿了樣板式的詞語，稱讚毛澤東領導能力的傑出、他的政策的正確性，並強調了研究他的思想的必要性。
就在大會開幕前，毛澤東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會議通過了一份檔案，題為「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檔案追溯了過去每一事件中毛澤東政策的正確性。作為中共七大和確立毛澤東的官方歷史為黨的思想的準備工作，甚至王明這位毛澤東過去最強大、最著名也最頑固的對手，也承認他過去反對毛澤東是思想錯誤。
如果毛澤東在這件事情上能以他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肯定會把王明開除出黨，甚至可能把他投入監獄，但正是在斯大林的堅持下，他沒有這麼做。此處存在著一個模糊的能一決勝負的要素，其可以追溯到前些年國共兩黨之間的惡性鬥爭。1943年年底，毛澤東寫信給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共產國際於1943年5月解散，儘管如此，斯大林還是經常通過季米特洛夫繼續以非正式的方式給世界各地的共產黨下達指示），指責王明「從事各種反黨活動」。
不過，王明曾在莫斯科住過幾年，他在那裡有他自己的人際關係，包括季米特洛夫，而且在1943年有幾個月他和毛澤東都在向全球革命的總部傳送電文就原本是中共內部的事務尋求對自己立場的支援。王明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指責毛澤東是「反列寧主義」和「託派」，這在國際共產主義世界中都是嚴重的且真正置人於死地的指責。毫無疑問，在斯大林的堅持下，季米特洛夫在這件事上做出了有大智慧的判斷，將他的支援給予毛澤東，但要求毛不要斷絕王明和黨的關係。為了「團結」，毛澤東滿足了他的這個願望。
這一事件進一步證明了中蘇兩黨關係的緊密程度。在後來的歲月裡，在斯大林去世並且中蘇分裂後，毛澤東隨之經歷了這種緩和影響的缺失。他那些曾經的親密同事，包括前文提到的劉少奇，後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到年輕人那些暴徒行為的殘酷迫害。劉少奇被當眾毆打，被指責為「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和國民黨代理人，最終在得不到醫治的情況下死於糖尿病。
1945年王明同意了莫斯科居中促成的妥協，承認他原先聲稱歸功於他自己的政策都是「毛澤東的貢獻，而不是像我早先認為的那樣是我的」。這一切都是本著以當前為重的精神。《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得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產黨每一個重大勝利的英雄。
誠然，毛澤東的優勢在很大程度上應歸結於他那非凡的領導才幹和在他指揮下共產主義運動不僅得以倖存，而且在抗日戰爭期間得到顯著發展這個事實。但這種優勢也應歸結於毛澤東的一種非凡能力，他運用策略擊敗了他的潛在對手，並在他周圍聚集了一批由忠心耿耿的支援者組成的中堅力量，他們確保了他的命令得到執行。
在他對中共七大代表所做的演講中，毛澤東反覆強調並保證中國共產黨會主張民主制度，絕不會贊成蘇聯式的一黨制國家。「民主」和「民主的」這幾個詞反覆出現在毛澤東的每一個宣告中。「毫無疑義，」毛澤東在他的重要講話——內容幾乎是一本書的篇幅，肯定要花幾個小時才能讀完——中宣稱，「急需……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之後，「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一個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反過來，這個政府將「領導解放後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
毛澤東對未來中國政府的具體想法實際上是模糊的、籠統的，足以允許以幾乎所有方式來進行解讀。毛澤東預料到會有反對意見。「有些人懷疑中國共產黨人不贊成發展個性，不贊成發展私人資本主義，不贊成保護私有財產，其實是不對的。」毛澤東向他的聽眾保證道。這是真的，他說，「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未來」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未來。「共產黨人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毛澤東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說，「本國的資本主義」是好的，不能被允許的是「外國的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主義」。
在繼續糾正一些假定的誤解，包括那些批評中共的外國評論家所持的錯誤看法之後，毛澤東否定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共產黨得勢之後，會學俄國那樣……」
然而，在他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講話中，儘管明確否認了在中國仿效蘇聯的制度，但他還是說了「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這樣的話。毛澤東承諾他將「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等項自由的反動法令」。
西方有一個為毛主義辯護的學派，他們把毛澤東後來的激進主義——最好的說明是1957的「反右運動」，激烈的農業集體化就是那一年開始的；以及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那時對毛澤東的崇拜達到一種狂熱的極點——歸咎於在中國內戰迫近時美國決定全力扶植蔣介石。或者，如果毛澤東的國內激進主義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直接產物，而且要是美國當年聽從了中國通而不是赫爾利的意見，在軍事上與共產黨合作而不是給予蔣介石一邊倒的支援，那麼至少，他對美國的敵視，所有「打倒美帝國主義」之類口號，他在朝鮮戰爭中的介入，他對越南北方的支援，他與蘇聯的結盟，他對周邊國家游擊隊運動的援助——所有這些都可能不會發生。或者，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至少一個友好的美國能使毛澤東與斯大林保持一定的距離，就像戴維斯和謝偉思所爭辯的那樣。
在1945年春季發生的事件的先後順序也能給這個論點提供某種根據。毛澤東是一個講究實際的人，也是一個有思想的人。毫無疑問，假如當時美國給他提供了幫助的話，他是會很樂意地接受的，特別是如果這種幫助包含了子彈和槍支的話，就像他會接受同國民黨達成的給共產黨在新政府裡留一個位置，同時保留對自己軍隊的控制權的協議一樣。
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中共七大召開前幾周，赫爾利在華盛頓的新聞釋出會上宣佈，所有的美國援助都將提供給國民政府，共產黨什麼也得不到，除非蔣介石批准。共產黨人對這個訊息絲毫沒有隱瞞自己的失望。當赫爾利在華盛頓召開新聞釋出會的訊息傳到延安僅僅幾天後，《解放日報》就發表了一篇據信由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措辭激烈的匿名分析文章。赫爾利開始時的確是作為一名公正的調停人，毛澤東這樣寫道，回顧了在延安時他和赫爾利在一份為成立中國聯合政府的五點建議上籤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幕，但此時赫爾利已經「背棄了他所說的話」。赫爾利陳述的不只是一種「個人的意見」，毛澤東就其新聞釋出會的宣告補充道，而且這也是「美國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見，但這是錯誤而且危險的意見」。
毛澤東的這些語句中含有一種令人覺得是真實的激情，一種真正被人揹叛的感覺。幾個月前包瑞德在延安同毛澤東長談時他也見證過同樣的憤怒，當時毛澤東提出警告，反對去扶植「蔣介石這個爛殼子」。現在，他改變了自己的比喻。「假如赫爾利政策繼續下去，」他在赫爾利的新聞釋出會後警告說，「美國政府便將陷在中國反動派的又臭又深的糞坑裡拔不出腳來，把它自己放在已經覺醒和正在繼續覺醒的幾萬萬中國人民的敵對方面。」
這還不是一個有著持續敵意的宣告，那樣的精彩文章後來是會出現的。就此時而言，毛澤東仍然沒放棄他的希望，美國可能不會繼續採納看來是赫爾利為之設定的政策。儘管如此，他對赫爾利那坦率公開的譴責標誌著語氣上的一個轉變，這是一個不太遙遠的將來的預兆。
從短期來看，如果赫爾利沒有在這一時刻公開和私下偏袒國民黨的話，情況肯定會有所不同，但不太可能會長時間保持不同。赫爾利的新聞釋出會確實令中共心煩意亂；從他們的角度來看，這背叛了前一年11月赫爾利在延安與毛澤東一起簽署五點建議時達成的有關美國武器和援助的默契。但是，在國際舞臺上發生的極大影響了毛澤東的思想和他用於戰爭剩餘階段的戰略的事件，是要比一個美國大使所能做的或所能說的任何事情都更為重要的。
有兩樁這樣的事件就發生在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中共指導思想的同時。一樁是斯大林廢除了蘇聯與日本的中立條約，對毛澤東來說，無論他是否知道《雅爾塔協定》，這是一個明確的蘇聯試圖攻擊中國東北地區日軍的訊號。另一樁是歐洲戰爭的結束，就這一點，毛澤東知道，或至少可以放心地假設，能讓蘇聯軍隊騰出手來投入對日本的軍事行動。
蘇聯在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名列第二，與中國接壤的邊境線長達1000英里。自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以來，蘇聯實際上一直在指導和支援它。如果或者一旦蘇聯加入亞洲的戰爭，最有可能的是將日本踢出偽滿洲國，這樣就能夠把領土和武器轉交給共產黨的軍隊，而這將使華北的實力均衡偏向中共並極大地削弱國民政府。毛澤東明白這一點。對他來說，與美國的良好關係也將有助於中共獲得武器，提高中共在中國的威望並擴大其控制的地域範圍，特別是如果美國在中國沿海登陸而八路軍出手相助的話。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不去培育美國的善意呢？美國是一種後備力量，第二個幫助的來源，特別是在對蘇聯援助所懷的不大的希望也還沒有實現的情況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向美國示好是一個防守動作，一種先發制人的外交手段，旨在使美國在中國國內衝突中保持中立，同時也鼓勵它向中共提供物資援助。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毛澤東對斯大林的順從既是戰術性的也是戰略性的。毛澤東始終需要預防美國人站在他曾經的和未來的敵人蔣介石一邊進行任何干預。但是，無論美國是否幫助中共，毛澤東的首要目標是獲得中國的全部權力並促進世界革命，而這些目標決定了他與蘇聯結盟的態度。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發表了九次講話，並在所有的講話中都重申了這一基本態度。在內部講話中他的言論甚至更為尖銳。在這些講話中他強調了一個觀點，即與蘇聯結盟對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代表中的一些懷疑論者認為，在漫長的抗日戰爭期間，除了一些錢，蘇聯幾乎沒有提供物資上的援助。對於他們的這種說法，毛澤東的論點是，是的，共產國際過去在中國問題上是犯了一些錯誤，但它的貢獻遠遠大於錯誤，沒有它的幫助，就不會有中國共產黨。「沒有外國的支援，我們能取得成功嗎？」他反問道，「中國革命不能單獨成功。中國革命必須得到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支援。」此處他指的是莫斯科的支援。
正是在這樣一次內部講話中毛澤東就斯大林的特殊歷史地位發表了稍有些誇張的講話，並要求大家服從。
毛澤東說道，的確，共產黨必須要對所有的可能性做好準備，包括在中國自力更生、獨自作戰的這種可能性。我們必須做好準備應對「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情況，他在七大上說道。但他向與會代表保證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蘇聯的援助正在到來。「你們信不信？」他問道，「反正我信。」
在機場的一次偶然相遇給了帕特里克·j.赫爾利進一步的證明，在他看來，中國通不只是犯錯更是背叛。1945年4月初他在離開華盛頓返回重慶的途中，遇到了美國戰略情報局局長、有著「狂野比爾」之稱的多諾萬。多諾萬給了赫爾利一些關於範宣德的驚人資訊。赫爾利碰到過這位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局中國科的頭兒，就是幾周之前在遠東事務局露面時，那是一次令他非常不愉快的經歷，當時他面對著「國務院中一大批親共分子作為我的法官向我發問」。多諾萬告訴他，範宣德對「赤色分子過於友好」，此外還有一項關於政府檔案被洩露給一家名為《美亞》的親共雜誌的調查正在進行中。毫無疑問，赫爾利正需要這樣的訊息來證實中國通們正在活躍地破壞他和美國政府支援蔣介石的官方政策，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想讓共產黨人獲勝。
不久之後，1945年6月6日，謝偉思——範宣德的一位親密夥伴，並且如我們所知，他是美國國務院中國通中最聰明的一個——被聯邦調查局逮捕並被控間諜罪。在延安時，謝偉思比任何其他外交官都更經常與毛澤東見面，關係也更密切；同時，他與約翰·戴維斯都是試圖在「政治上吃掉」（politicallycapture）中國共產黨人的那個小組的領頭人物。
《紐約時報》刊出驚人標題「b聯邦調查局抓獲六名間諜，兩名在國務院/b」。
秘密被竊
海軍軍官和兩名雜誌
編輯在此被捕
廣泛的系列盜竊案
來自陸軍、海軍和
其他檔案的情報被聲稱用在
《美亞》雜誌上
「經過近三個月的跟蹤和監視，」《時代》週刊則如此告知其數以百萬計的讀者，「聯邦調查局在紐約和華盛頓的秘密超級偵探上週逮捕了五名男子和一名婦女，指控他們違反反間諜法。美國即將出現戰時最大的國家機密洩露案。」
值得注意的一個巧合是，同一天另一個獲得頭版待遇的重大新聞事件，披露了蘇聯想要佔據即將被打敗的德國的三分之一領土的意圖，這是即將到來的冷戰的第一步。5月8日，歐洲的戰爭剛剛結束，各國就已經在醞釀著同蘇聯的一個新的衝突，很快蘇聯就將變成一個前盟友。與此同時，亞洲的勝利似乎仍然還很遙遠且代價高昂。歐戰勝利日三週後的6月1日，杜魯門總統告訴國會，需要派遣擊敗德國所需軍隊的兩倍，共計700萬兵力，到亞洲去徹底打敗日本。傷亡人數將增加，犧牲仍然在所難免。
換句話說，此時還不是指控一個外交官洩露檔案給涉嫌同情共產黨人的左翼雜誌的時機。就在前幾周，赫爾利解除了謝偉思在中國的職務。在中國通們2月給國務院拍發了他們表示不同意見的電報後，赫爾利披露了電文的作者是謝偉思，「我豁出命來也要逮住這個狗孃養的」。現在，命運女神已經介入了。當美國仍然處於戰爭狀態時，因被指控對國家不忠，謝偉思只得在監獄裡度日如年。赫爾利肯定覺得自己是正確的，而謝偉思，正如他後來對朋友所說的，被「恥辱和羞愧壓得透不過氣來」。「我記得另一間囚室的一個傢伙，犯了盜車或強姦罪什麼的，問我，‘你是怎麼進來的？’」謝偉思回憶道，「我說，‘陰謀違反反間諜法案，’然後他說，‘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罪，但聽起來像是很重的罪！’」
此案的結果是，謝偉思1945年8月出庭受審，面對的是一個大陪審團，政府指控他的這個案子隨即被撤銷了。大陪審團以二十對零的投票反對起訴謝偉思。其他人中有三個被起訴。最後，沒有人被判入獄。在謝偉思被無罪釋放後，國務院歡迎他回去工作，他被派往日本，在美國佔領日本期間擔任道葛拉斯·麥克阿瑟的部屬。
這起事件後來被稱為「美亞事件」，這是美國在戰時因與中國關係糾纏不清而產生痛苦後果的第一個公共事件。隨後多年裡接踵而至的是在美國人中間查詢破壞者的一系列非理性的、卑鄙的行為，這些行為深刻影響了謝偉思、戴維斯和中國通中的其他幾個人的未來。在上述直接的例子中，對六名被指控為間諜的人物轟動一時的逮捕反映了當戰後世界的鬥爭正在逼近之時，發生於美國政府內部在中國政策問題上的有意操縱。就像所有之前和之後的這類操縱一樣，其中都涉及一方或另一方的支援者通過有選擇性地釋出一些資訊來努力在爭辯中影響公眾輿論。
謝偉思在這件事上一直不太慎重。他來到了華盛頓，在等待下一個任務的時候無所事事。他在遠東事務局有一個辦公室，但他在那裡沒什麼事可做。他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在加利福尼亞，他很孤獨，特別是在晚上。為幫助打發時間，他接受了社交邀請，就是在其中一次社交活動中，他見到了幾個記者和編輯，他們對這位在重慶和延安待過好幾個月並且見多識廣的知情人口中有關中國的事情十分感興趣。
1945年2月當他仍在中國時，謝偉思遇到了約瑟夫·艾爾索普，他是羅斯福的一個遠房表弟，也是陳納德手下的一名高階官員。像陳納德本人一樣，艾爾索普熱衷於支援蔣介石。艾爾索普曾經告訴他，看不清中國共產黨是蘇聯的走卒的話就是「白痴」，不明白蔣介石集中注意力對付共產主義威脅而不是日本的必要性就是傻瓜。幾年後，已經成為美國一個有影響力的專欄作家的艾爾索普，在《星期六晚郵報》的一篇文章中對此加以總結。要求蔣介石進行政治改革，敦促他與共產黨人達成協議並堅持要求國民政府把軍隊用以打擊日本，而不是延安，美國的這些做法已經致命地削弱了蔣介石，並幫助了共產黨去奪取權力，而後者的反美敵意卻被中國通們掩蓋了。艾爾索普的觀點是：讓美國自己來對付日本，讓蔣介石去對付共產黨，這樣做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