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是這樣一種人，中國國民政府原本需要他的支援但失去了，結果是讓共產黨這個死對頭大大地贏了一把。他在中國是極具影響力的橫跨兩個世紀和時代的人物之一。他出生於1882年，即光緒八年，在清末接受的教育，當時的中國衣著為長袍馬褂，朝廷腐朽且極度保守。但他的職業生涯卻是在新中國度過的，在新的時代裡，受過教育的階層都要參加一種深刻的反思，找出國家長期衰退的原因以及能使它變得富有和強大的方式，就像過去它常常擁有的那樣。
馬寅初的故鄉是紹興，那是一個古老的城市，佛教寺廟、文藝茶館和木製房屋像威尼斯那樣沿縱橫交錯的湖泊和運河而建。紹興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這個國家的黃酒釀造之都。馬寅初的父親是一個釀酒師，他想讓自己的兒子追隨他進入家族事業，但是，當馬寅初在新生的現代精神鼓勵下想學習科學、冶金和經濟學時，他父親讓步了，馬寅初在中國一些最好的學校裡學到了他想學的知識。
他是一個英俊的年輕人，熱情、雄心勃勃且非常聰明。在一張大約20歲時拍的照片上，他穿一件年輕儒生穿的高領長衫，表情嚴肅且堅定，透過金屬框眼鏡看著相機。他是個非常傑出的學生，1907年，他夢想成真，獲得了獎學金赴耶魯大學求學。這對他和他的國家都有著巨大好處，他也打算學成後報效祖國。
馬寅初是美國對華理想主義的受益人，美國真誠地想幫助中國克服其近代歷史中的腐朽沒落。在二十世紀初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中國非常屈辱地被迫支付鉅額賠款來彌補義和團所造成的損失和被奪去的生命。在這筆款項的接受者中，僅有美國將其份額投入為中國學生所設的獎學基金中去。這就是資助馬寅初在耶魯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的資金出處，他是在1911年得到這個學位的，剛好就在那一年，中國最後一個王朝，清朝，被推翻了。然後，在1914年，當世界其他地方都陷入世界大戰中時，他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和哲學博士學位。
擁有了新的想法以及這些學位所賦予的聲譽，馬寅初帶著滿腹經綸回到了中國。此時的中國，革命思想正在強烈地吸引著國內最優秀的年輕人，馬寅初也被包括在內。他經歷過軍閥時期連年的混亂和暴力，也經歷了在國民黨和蔣介石統治下大部分國土得到統一的興奮。他渴望參加國家的復興大業，在上海幫助成立了一所新的高等教育機構，中國商科大學；他就任中國經濟學會會長，在此任上他開始主張經濟增長和民主並行的觀點，認為首先在經濟增長上獲得成功，然後再搞第二位的開放、思想交流和自由是不可能的。
馬寅初一度支援國民黨，但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成了蔣介石獨裁、不民主傾向的批評者。1940年，在抗日戰爭中期，蔣介石的安全部門把他軟禁在家，禁止他公開活動。他在這項禁令下度過了五年，但並沒有被中國的其他作家和教師，以及儘管在中國沒有權力卻享有極高聲望的為數不多的通常受過西方教育的精英所遺忘，他們同馬寅初一樣對國民黨失去了信心，但也有能力為祖國的光明前途效力。
1944年年底，國民黨受到了來自中國國內和美國的知識分子的壓力，要求其放鬆鎮壓政策，從而解除了對馬寅初的軟禁。如果國民政府希望這個姿態將會使馬寅初感激涕零地轉變為其支援者，這將是大錯特錯。他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是在被稱為星期五聚餐會的一次聚會上，地點是在重慶一家舞廳。這是由進步商人和企業家發起的一項定期活動，參加者達數百人，其宗旨是通過相互見面，針對當前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即中國目前的處境和未來前景交流看法。
大廳裡座無虛席，燈突然亮了，當晚的主持人陪著身穿天藍色綢緞長衫的馬寅初走了進來。「今晚，我們將歡迎馬寅初教授並慶祝他重獲自由。」主持人吳羹梅如此宣佈道。對馬寅初將出席當晚聚會明顯一無所知的觀眾們，突然間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馬寅初登臺發言，在感謝了聽眾的歡迎後，向大家保證他沒有同政府做交易以換取他的釋放。「我，馬寅初，還是老不聽話的馬寅初。」這是他的開場白。作為結束對他的拘禁的代價，當局禁止他發表演說，他說，即使這樣他仍然還要演講。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典型的馬寅初特色，這是他的聽眾和像他這樣的人對道德上和實際上的冷漠無情表達的公開和強烈的譴責。在中國迫切需要公民的無私參與和自我犧牲時，他說，有人卻「躲在大後方，既吃農民的米，又抽農民子弟去拼命。吃的是魚肉，穿的是絲綢，住的是高樓，坐的是汽車」。馬寅初的話是刺耳的、無情的，就像舊約中的先知說的話一樣，嚴厲抨擊了中國的「上等人」的「殘忍和貪婪」，在大多數人遭受死亡、貧困和戰爭的苦難時，他們卻「趁機大發國難財」。中國真正的英雄，馬寅初宣稱，是農民，是成千上萬「斷肢折足，或流血陣亡，或死於飢餓、疫癘，或輾轉於溝壑」的農民。
中國從來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在它整個有史記載的四千多年曆史中都不是，但中國有像馬寅初這樣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們想要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二十世紀初，在為建設新國家尋找途徑的學生和知識分子中有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口號，就是「賽先生和德先生」（科學與民主）。其中的「賽先生」將使這個國家擺脫無用的習俗和迷信的泥淖。二十世紀中國的主要作家魯迅寫了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故事，有個生病的男孩的父母親，用他們最後剩下的一點錢去買據說唯一可以治癒孩子病的藥：一個蘸著剛剛被砍頭之人的鮮血的饅頭。對魯迅來說，這種冷酷的醫療騙局象徵著中國那更大的禁錮：愚昧的傳統、窮人的絕望、家族族長的權力、婦女的從屬地位、婆婆對媳婦的實質上的奴役——這些婆婆自己也是這個國家最黑暗且仍廣泛奉行的惡習纏足的受害者。科學可以治癒中國這些多重的苦難。這就是馬寅初學習冶金學的原因所在。
然後還有「德先生」，單單是民主就可以使中國擺脫僵化的權威，以公民參與感來使它恢復朝氣，並喚醒其人民身上從未使用過的能量。所以，馬寅初的觀點是工業化與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國家不可能以舊時代的政治制度去創造現代經濟。「這個世界已經變得民主了，」他說，「所有國家必須在戰爭結束後走民主的道路，否則它們將無法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獨立。」
就「民主」而言，馬寅初心中似乎並沒有想到一個西式的選舉制度。對他來說，民主就是關注大眾的福利，特別是農村群眾的福利，在這點上，他很清楚地相信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符合國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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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年戰爭剩下的幾個月裡，當美國試圖弄清其對華政策究竟應該是什麼時——到底是全面支援蔣介石，還是一種包括也給共產黨武器援助的平衡政策——馬寅初在譴責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接近於他心目中的農民英雄。3月在重慶的一次中國穆斯林協會會議上，馬寅初用真空管打了一個奇特的比方來為中國缺少一個偉大的政治領袖而悲傷。當然，蔣介石是被認定為這樣的一個領導人的，但馬寅初把他比作一個儀器，裡面是空的，還拒絕接受任何來自外部的東西。「我在談論的這個‘真空管’就是他——蔣介石，」馬寅初如此說道，生怕他的話被誤解了。
再後來在重慶，親共的《新華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又有馬寅初的身影，這一次是因他的國家而「不寒而慄」，他指責他的同胞去容忍難以容忍的東西——大街上令人絕望的貧困、數以百萬計的飢餓人群、疾病、饑荒、死亡、汙穢等。當這種可怕的苦難正在發生的時候，國家領導人卻「還想徵集糧食，招募士兵，把窮人趕到冰天雪地的戰場上去為‘他們’賣命」。
馬寅初的勇敢和不屈不撓的批評似乎，尤其是從幾十年後的有利角度來看的話，一直是存心一邊倒的。在他的講話或文章中，見不到對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使用嚴厲的話語。馬寅初感覺對蔣介石已經不能再抱任何希望，而共產黨人，不論新舊，看來都是一個更乾淨和更光明的替代。這在中國確實是一個令人傷腦筋的複雜問題，尤其是在亞洲的大戰即將結束，在不斷削弱的國民黨同日益增強的共產黨之間的新的戰爭也一觸即發這樣的關鍵時刻。
在大多數知識分子中——或者，在缺乏精確資料的情況下，似乎是在大多數作家和思想家中——正是國民黨引起了他們的怒火，原因很簡單，國民黨執掌著政權，而且一直執政幾乎達二十年，這也是獨裁的二十年。隨著戰爭即將結束，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外都沒有多少人——除了像謝偉思和戴維斯那樣更有先見之明的分析師——能預測到在短短幾年內國民黨會逃往臺灣而共產黨會上臺執政。國民政府看起來很強大。它有一支龐大的軍隊，包括三十九個接受美國訓練和裝備的一流師，而共產黨仍然被認為是游擊隊這種缺乏武器的烏合之眾。國民政府完全壟斷了空中和海上的中國武裝力量，當然，它還保持著觸角密佈的秘密警察組織。所以，當馬寅初和其他人貶低國民黨卻對中共保持沉默時，部分原因是他們把國民黨看作可能會無限期掌控中國的政府，而共產黨則是一個遙遠的對手，當時還只是要求在聯合政府中擁有一席之地。
此外，這些人還能痛苦地回憶起，當年蔣介石為了鞏固他的權力，在藝術創作和知識發酵的地方，特別是上海，實施的恐怖統治。在那些年裡，國民黨對作家和思想家進行了野蠻的攻擊。還有些人，如瞿秋白與胡也頻，都是左翼作家和詩人，他們充滿激情，口才出眾，因為支援早期的共產黨而被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並於三十年代被行刑隊槍決，蔣介石的狂熱的海外支援者對他們可能一無所知，或者是早已忘記。這些事件在中國是不會被忘記的，尤其是不會被那些可稱為大學問家、作家、詩人和劇作家的人忘記——老舍，著名小說《駱駝祥子》的作者，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隨著戰爭的結束，他們又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聲音。魯迅本人一直把蔣介石斥為獨裁者，左傾的上海知識分子與魯迅有同感，他們在1945年開始設想沒有日本佔領軍的未來。然後，懷疑、疏遠感和對國民黨的恐懼開始出現在被稱為第三種力量的成員身上，他們就是像馬寅初這樣的人，通常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沒有成為共產黨人，但眼看著國民黨繼續依賴鎮壓工具，他們越來越感到失望和憤怒。最後還有學生，和通常的年輕人一樣，他們被灌輸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渴望，對一個無法捍衛自己國家的政府的遲鈍懈怠、腐敗和傲慢義憤填膺，相對而言，共產黨則被認為是在勇敢地發動游擊戰抗擊可恨的侵略者。
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於1944年夏天正式訪問了蔣介石，當時有一個復旦大學的學生寫了一封信轉交給他，信中寫道：「中國現在已被分成兩個國家：民主的中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各黨派組成，另一個是國民黨的法西斯獨裁統治……前者正在積極地進行戰爭並保護人民，後者則不僅袖手旁觀反而還壓迫人民。」
因此，當戰爭結束時，很難找到有獨立思想的人願意宣揚蔣介石的英雄氣概和輝煌才幹。毫無疑問，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仍然崇拜蔣介石，還把他看作戰時拒絕投降的象徵，看作一個騎著白馬揮舞著愛國反抗之劍的英雄。但是，有著巨大聲望的馬寅初，和中國許多其他著名作家和學者，以及成千上萬倔強的學生對他的公開背棄表明了國民黨政權核心處的弱點，而該弱點只有這個國家裡的另一支武裝力量才知道如何加以利用。
在整個中國，宣佈日本突然投降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反應是一樣的：歡樂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清醒的認識，對中國來說，勝利幾乎沒有解決任何問題，而且最壞的情況是，另一場戰爭迫在眉睫。在中國東北一個關押美軍和盟軍士兵的戰俘營裡，一個日軍中尉在早晨點名時宣佈：「根據天皇的命令，戰爭友好地終止了。」「友好」這個詞在士兵中引起了喧鬧的、苦澀的笑聲。大多數美國人和大多數亞洲人都認為戰爭將延續更長的時間，但1945年8月6日和9日先後在廣島和長崎投下的原子彈縮短了戰爭程式。同時，按照斯大林在雅爾塔對羅斯福做出的承諾，蘇聯也加入了戰爭。在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之前約十一個小時，蘇聯部隊向中國東北的日軍發起了進攻。
當戰爭結束的訊息傳到共產黨總部時，毛澤東的俄語翻譯師哲回憶道，
延安沸騰了，以延安城為中心的幾條輻射形山溝中漫山遍野紅旗招展，鑼鼓喧天，爆竹齊鳴，人們歡呼雀躍，把衣服帽子拋向天空，賣水果的老鄉把筐裡的蘋果、梨送給近旁不認識的人，不管認不認識，互相擁抱，拉起手來扭秧歌，當晚，滿山遍野都是火的海洋、歡樂的洪流！八年的艱苦抗戰，終於勝利了！這種狂歡持續了三天。
如此突然結束的戰爭增強了席捲中國大地的歡樂洪流，儘管這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氣氛因可怕的戰爭後果帶來的極大痛苦而有所緩和。「8月中下旬，全國的老百姓都沐浴在幸福和重生之中，敵佔區的老百姓一夜慶祝直到日出。」年輕的作家儲安平回憶道，當時他在給一本名叫《客觀》的新雜誌寫稿，這本雜誌是因戰爭結束而導致國民政府放鬆其嚴格的審查制度後突然冒出來的許多新刊物之一。8月10日晚上，中國各地都有煙花表演。一個在重慶的政府部門的頭頭花了1萬元中國貨幣去買菸花。「大多數人，尤其是政府僱員、學生、商人，以及其他所謂的上層階級人士都投身於歡樂的旋渦之中。」散文家和劇作家路翎回憶起伴隨著敵人投降而來的短暫的歡樂時如此寫道。大學生唱起了《馬賽曲》，街道上架起了鼓，川劇中用的硬木響板和鈸發出的聲音迴響在擁擠的街道上空。
幾個小時內，美國的飛機出現在中國的天空中，用降落傘給戰俘營投下食品和藥品。在上海，白修德從機場駕車經過靜安寺路時發現馬路上擠滿了「歡呼雀躍的中國人，揮舞著美國和國民政府的小旗」。在碼頭，那裡的小販通常賣魚乾，現在他們提供蔣介石的絲綢畫像，這是一個小小的標誌：蔣委員長仍被視為一個領導著中國經歷過戰爭考驗的人。一個酒吧的白俄羅斯老闆給任何穿制服的美國人提供免費飲料，後者還可以「選擇店裡的任何女性，任何種族、任何膚色、任何身材——店裡全有」。
這不只是一場戰爭的結束。一種新時代的感覺正破繭而出，同時也是一箇舊時代的結束，這個舊時代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幷包括1895年中國敗於日本——這是中國的屈辱時代。作家夏衍，《新華日報》的資深編輯，與魯迅同屬左翼作家聯盟的創始人，在他的回憶錄中列舉出特別與日本相關的民族恥辱的要點：第一次中日戰爭（即甲午戰爭）失去了臺灣；1915年的「二十一條」，中國同意了日本在東北的勢力範圍；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了中國東北；同年對上海的轟炸和佔領；六年後的七七事變，日本暴露出征服全中國的意圖。「這近百年屈辱的歷史終於結束了，」夏衍寫道，「整個《新華日報》的工作人員都瘋了。其實，整個重慶、整個中國都瘋了。」
當蔣介石得知這場關係到民族存亡的鬥爭已經結束時，他正在重慶與一些高階官員和墨西哥大使共進晚餐。他和他的同伴聽到來自附近美國軍事總部的歡呼聲和爆竹聲，經調查後得知日本投降了。幾天後，蔣介石向正在為偉大的勝利而歡呼的中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並且為顯示其寬宏大量，指示他的人民不要對在中國土地上的成千上萬的日軍官兵和日本平民進行報復。他派參謀長何應欽到南京從岡村寧次手中接過正式的投降檔案，次日中國軍隊進入南京，這是七年來除傀儡政府外中國當局第一次踏入曾經的國家首都。「我非常樂觀」，蔣介石在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說，這是在戰爭結束時有關中國那種狂熱的封面故事的一部分，文中宣稱這個國家以前從未「如此接近一個和平與進步的時代」。在這一切之上，該雜誌宣稱：「是蔣總司令在運籌帷幄，他思想敏銳、嚴於律己、不屈不撓，他是勝利的首席建築師，現在是和平的第一個希望。」
然而，中國實質上遭受了巨大破壞和深度割裂，貧窮落後，民不聊生，勝利的狂熱很快就過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要對擺在面前的問題做一清醒和迫切的評估。在國民政府相對穩定的那十年（1927～1937年）取得的巨大進步已經被破壞殆盡，除中國東北地區外，但東北的大部分工業也很快就被俄國人系統地奪走了。大部分鐵路都已不再運營，航運也被削弱了。道路的狀況十分糟糕，橋樑和隧道均遭毀壞，農戶缺乏所需要的一切，從耕作所需的牲畜到肥料。在整個中國，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形成了難民潮，從他們的戰時避難地返回他們的家園，到處都沒有資源，沒有工作機會，他們面對的是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使得手頭擁有的不論什麼貨幣都變得一文不值。在1945年年底，獨輪車已經成為運輸貨幣的常見方式，因為需求量極大。11月，上海舉辦了一次拉黃包車比賽以供公眾娛樂。由中國苦力拉著的黃包車上，坐著中國、白俄羅斯和美國女人，車子用皺紋紙和橫幅作為裝飾。獲勝的苦力可得到700萬元的獎金，這相當於22美元，當他把這筆錢放到黃包車上拉走時，這筆錢所佔的空間剛好同他才放下的乘客大小一樣。
蔣介石本人對現實的把握其實要比在紐約撰寫有關他的文章的亨利·盧斯和《時代》的其他編輯更加實在。「每個人都把這天當作榮耀的日子，」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卻獨自感到非常羞愧和悲哀。」
他沒有解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但他的國家所遭受的破壞肯定沉重地壓在蔣介石的心頭，十八年前他在南京建立政府時給中國製訂的宏偉計劃已毀於一旦。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蔣介石几乎肯定會成為一個統一國家的總統，共產主義運動會被平息，國家主權會完全恢復，這個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將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世界大國。此時，相反的是，他不僅不能享受八年頑強抗戰帶來的回報，而且還不得不擔心將面臨的針對其統治的更大挑戰。正如他在日記裡所記下的，斯大林和毛澤東能夠「使中國陷入混亂和無政府狀態」。
持這種憂慮的，並非只有蔣介石一人。戰爭結束時的興奮很快就被對新的內戰即將接踵而來的擔心所取代。除此之外，像馬寅初這樣的知識分子領袖對國家的悲慘狀況還有著更廣泛的痛苦。「我只是激動了一小會兒，」左翼詩人和散文家胡風後來寫道，回憶起昆明的狂歡氣氛，鞭炮炸響，人群聚集在街道上，美國吉普車擁入市區，「但我很快冷靜下來。」胡風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赴日本求學，回國後成為左翼作家聯盟的一個重要成員，他是魯迅的朋友，一個對共產黨政工幹部試圖將正統思想強加給不同文化的批評者，一個審查制度的反對者。「日本，十年來中國的死敵，已經被打敗了，但中國在未來怎樣才能做到自立？……這場勝利能使人們的心蒙上陰影，但可悲的是，我的心是不容易被矇蔽的。」
「在這幾周之內，」《客觀》雜誌的評論員儲安平寫道，他指的是戰爭結束後9月和10月的那幾周，「這片曾經被佔領了七八年的土地又被第二次佔領了。」這次是被「難以描述的不道德和不稱職的國民政府官員」。展示在每個平民面前的是國家處於可怕的狀況，他寫道：「我們在光復區的財政是一個爛攤子，在大後方也是一片混亂。工廠破產了。商店到處都關了門。……運輸也是一團亂麻，在過去的三個月裡，甚至連長江上的航運也還沒有恢復正常狀態。一開始是有太多的規章制度，而現在是有很多黑市。」
最糟糕的是，儲安平接著寫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承諾他們想避免的內戰已經在發生，而渴望和平的老百姓「只能嘆息」。國民黨已經腐敗透頂，缺乏「有活力的年輕人」，而共產黨，如他所說，被證實了對「另一個國家的價值觀的極度支援」，另一個國家指的是蘇聯。
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後的幾個月裡，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在四處奔走，試圖從他們在戰爭中逃難所到的地方返回家鄉。隴海鐵路是一條橫貫東西的鐵路幹線，戰爭期間曾不斷遭到轟炸和掃射，在沿線一個以往的小站上，聚集了巨大的難民群，他們已經無處可去。大雨接連下了好幾天，於是人們把茶館、酒館、餐館和其他沿著一條小街市的店鋪都變成了住宿的地方。車站有兩臺機車發生了爆炸，造成數百人傷亡。很幸運地登上火車的人發現車廂頂上佈滿了洞。「候車區已經成為一條小河流，」來此採訪的記者董珞瑜（dongluoyu）報道說，「人們在車站周圍隨地大小便，使得到處臭氣沖天。」中國所需要的，他寫道，是「革命性的變革，一種新的精神，但是在我們見到的景象中絲毫沒有這種希望」。
董珞瑜沿著鐵路線向東走去，發現村莊的牆壁都被破壞了，到處長滿了雜草，「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廢棄的草棚，幾乎沒有人類的痕跡」。這是1943年洪水和饑荒的後果，當時國民政府炸開了黃河堤壩試圖以洪水來阻止日軍進犯。「村莊附近道路邊的樹木都被剝光了樹皮，因為都被人吃了，」董珞瑜寫道，「已經勝利了，但一個月後，還是沒有任何人回來，也沒有任何重建跡象」。只有當他一路走到沿海和前德國殖民地青島時——美國海軍陸戰隊分隊曾在那裡登陸——他才總算找到了些充滿希望的東西。「市場上充滿了歡聲笑語。美國朋友總是那麼年輕，那麼精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