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對中國東北的日軍發起進攻是在1945年8月9日午夜過後一分鐘，當時十一個軍團100多萬名蘇聯官兵高喊著「殺死日本鬼子！」沿著一條2000英里的戰線全面攻入日本人佔據的偽滿洲國。衣著殘破、軍援枯竭的日軍無法與久經沙場的蘇軍匹敵，蘇軍配備了27000門重炮，5500輛坦克和自行火炮，還有3700架飛機。儘管日軍知道蘇軍最終會發動進攻，但他們還是措手不及，因為他們錯失了蘇聯大規模聚集戰爭物資的情報，這些物資的大部分都是美國交付的，用了近70艘貨輪運到海參崴。十四年前用來攻克東北並在戰時大多數時間佔領著這裡的日軍，是日本最精銳的關東軍，但此時關東軍的大部分已經被調去防禦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攻擊。幾天之內，蘇聯人就佔領了東北全境和華北的部分地區。
蘇聯對中國東北日軍的進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後一次主要的陸上戰役，也是戰爭中最大和最輕易的軍事勝利之一。進攻發生在美國原子彈襲擊廣島的三天之後，距之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也僅僅幾個小時，毫無疑問在確保日本投降這一點上蘇軍的進攻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儘管在促使日本決定放棄戰鬥中也可能發揮了一定作用。蘇聯軍隊的表現，即使按照二戰的標準，也是驚人的殘忍。俄國士兵成群結隊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各地搶劫和強姦，受害者大多是住在那裡的日本平民。毫不奇怪，經過十四年屈辱的佔領，要實施報復的不僅僅是俄國人。俄國人允許「所有非日本人公開搶劫三日」，美國的一個名為「紅雀」的情報小組從瀋陽報告說。
許多平民被迫自殺，日本軍官們則鼓勵他們這樣做，認為這是比遭受俄國人或中國人報復的更好的一個選擇。多年後，有部頗受歡迎的中國電視劇講述了一個年輕的日本女孩的故事，她非常恐懼地發現她住的整個村子都被自己人毀了，於是就逃到一箇中國家庭避難，後來她成了一箇中國男人的小妾。當美國「紅雀」情報小隊詢問在瀋陽發生的暴行時，蘇聯最高指揮部解釋說，第一批入城部隊中有很多士兵的家庭都被德國人毀了。這些「復仇軍」被用作突擊隊，一個蘇聯兩星將軍報告說，「他們的心態很不正常」，「一門心思就想要搶劫、殺戮和強姦」。
俄國人進攻行動的最大受益者是殘忍、不道德的現實政治大師斯大林，對他來說這是在東亞擴大蘇聯勢力和影響力的一個更大計劃中的一部分，或者，就像喬治·凱南在一份電報中所列舉的蘇聯戰後目標一樣，尋求「對位於中亞地區毗連蘇聯邊境的中國各個省份的控制」。斯大林曾在雅爾塔向羅斯福保證，在歐洲戰爭結束後的三個月內他將進攻中國東北的日軍，他一天不差地兌現了他的承諾。他還發誓要在蘇聯攻入東北三個月內離開那裡。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沒有兌現這個承諾。
蘇聯的進攻是一項加以掩飾的侵略政策的主體部分，這項政策大膽且非常成功。它的另一部分是要欺騙美國和中國的中央政府以便對蘇聯的意圖保持滿足的狀態。斯大林最大的擔心是——尤其是在為美國所獨有的原子彈顯示出可怕的威力之後——美國將對蘇聯在東方的擴張產生警覺，並可能採取行動來加以阻止，最有可能的就是給予蔣介石大量支援，甚至派遣美國軍隊到華北地區。因此，斯大林1945年的計劃就是要在不讓美國人感到緊張的情況下完成其影響力的擴張。眼光總是十分敏銳的戴維斯當時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克里姆林宮在給亞洲做政治手術時將特別小心翼翼，在接下來的兩年或三年內會盡可能地減少給美國造成的震驚和痛苦。」莫斯科將繼續實施它所稱為的「麻醉」政策，在這方面，蘇聯領導人沒有比赫爾利更好的或更不諳內情的助手了。
在擺脫了最好的中國通們之後，美國大使於1945年4月從華盛頓返回重慶途經莫斯科時，會見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們告訴了赫爾利最想聽到的，即他們會支援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達成和解的努力。正如凱南指出的那樣，斯大林在做出這個承諾時是可信的，因為他知道，毛澤東絕對不會同意任何讓其放棄自己的軍隊的要求，而蔣介石也絕對不會同意允許毛澤東保持他自己的軍隊。在這方面，支援美國在華政策意味著絕對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但是，那麼想要在專業中國通的分析和行動中去發現隱藏的邪惡動機的赫爾利，卻相信斯大林的保證意味著一切。在赫爾利與斯大林會談僅僅幾天之後，當時在場的哈里曼就警告說，赫爾利過於樂觀了。一位幫助總結了哈里曼出於華盛頓利益對時局的分析的助理說：「斯大林元帥是不會無限期地與蔣介石合作的，只有當俄國人在遠東參戰時，他才會充分利用並支援中國共產黨……」
赫爾利不予理會，他似乎也沒有對蘇聯在其他地方表現出來的意圖有所留心。甚至在他於4月初趕赴莫斯科之前，俄國人就已經把一個順從它的共產黨政府強加給了羅馬尼亞，並且他們也表達了要把波蘭的邊界向西推移到曾是德國領土的地方的意圖，以此來交換將併入烏克蘭的一大片東部領土——他們這樣做一點兒也沒有按照在雅爾塔做出的承諾，去和英國或者美國進行磋商。很顯然，斯大林還打算在波蘭把一個親蘇集團推上臺，這就促使羅斯福直接向斯大林抱怨，他的行動將危及「我們的國際合作計劃」。赫爾利似乎也沒有注意到蘇聯報紙上的評論，根據國務院中國事務司的莊萊德（everettdrumright）所述，它們的目標是「推翻重慶政府——蘇聯與它保持著外交關係——讚揚中國共產黨並提高他們的聲望」。
赫爾利不想面對的問題是為什麼斯大林會對中國採取不同於波蘭或羅馬尼亞的方式。斯大林的軍隊即將要佔領中國的一些省份，這些省份緊挨著中共在敵後建立起了游擊網路的幾個省份。正如戴維斯曾警告的那樣，去相信假如蘇聯在這個問題上能夠做出選擇，它就會把那些領土交給被由其控制的媒體指責為「反動」的政府，而不是去交給被同一個媒體描述為「民主」的共產黨，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公平地說，大多數識破斯大林偽裝的美國官員，像戴維斯和凱南，都認為嚴峻的形勢使得在中國由國共雙方達成一項協議勢在必行。用一項協議來捆住毛澤東的手腳，這是唯一能夠讓他承認現有中國政府權威的辦法，並且這樣做的話他們也就支援了赫爾利的努力。除了被赫爾利整肅的中國通外，幾乎沒有人能夠覺察到這樣的交易是極其不可能的。但赫爾利確信，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為了與重慶保持良好的國與國的關係，會樂意拋棄中國共產黨，這樣做會使斯大林在中國東北享有將其作為半殖民地的特權，這是羅斯福在雅爾塔答應他的。在赫爾利看來，斯大林將與國民黨達成一項協議，因為斯大林知道赫爾利所知道的，那就是與中國通的危言聳聽的預測相反，共產黨太弱了，根本無能力奪取政權。7月，赫爾利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信，談起共產黨實力時用了三倍「誇大」（exaggeration）這個詞。他辯解道，共產黨人的軍事實力，在他們控制下的土地面積，以及他們所享有的受歡迎程度都被誇大了，但他沒有給這些不正確的結論提供任何證據。斯大林曾經和蔣介石簽訂過協議，據此他進一步認為，毛澤東會明白自己是多麼孤立，並且會很快地做出讓步。赫爾利寫道：「沒有蘇聯的支援，中共最終將作為一個政黨參與到國民政府中去。」
杜魯門政府也相信這一點——或者，如果政府的某些高階官員不是很相信這一點的話，他們仍然會認為，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達成一項協議將給一個美好的未來提供最好的希望，而獲得這一協議的一種方式就是要讓蘇聯明確地、毫不含糊地承認蔣介石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但是，美國人已經在雅爾塔同意給俄國人在中國享有某些特權。這個令人尷尬的事實一直是瞞著蔣介石的一個秘密，因為受影響最大的將是這個領袖，但現在戰爭即將結束的前景意味著這個秘密不能再保持下去了。7月，杜魯門在華盛頓會見了宋子文並向他概述了羅斯福在雅爾塔已經同意的條件。
可想而知，這對蔣介石而言是個極其壞的訊息。這是一種國家恥辱，一種出賣，是對莊重公開地宣告要恢復中國全部主權完整這個承諾的背信棄義。儘管圍繞著雅爾塔有那麼多偷偷摸摸、竊竊私語的東西，但蔣介石和宋子文極有可能早已知道了，而且他們也知道自己沒有選擇的餘地，只能接受——主要是因為如果他們不接受，俄國人會採取更多行動來支援共產黨，後者是會這樣乾的。更重要的是，蔣介石明白，沒有蘇聯的同意他不可能在全中國繼續執政。所以，他派宋子文到莫斯科去，給其的指示是基本上同意所有的雅爾塔條款。他放棄了中國歷史上所擁有的外蒙古，斯大林則想把外蒙古變成他的一個傀儡國家。對於斯大林來說，反對帝國主義是他的信念支柱，但他也承認在中國問題上的這些讓步實際等同於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也就是中國在十九世紀同西方列強簽訂的那種。不過，他認為自己的要求——例如，控制大連的港口和旅順港以及東北的鐵路——不僅對於蘇聯的安全是必要的，而且對於中國的安全也同樣必要。他告訴宋子文，再過幾十年日本又會以一個大國的面貌出現，中國和蘇聯需要有一個條約來阻止其野心。「應該讓日本一直處於四面楚歌之中……然後它才會保持安靜，」斯大林說，「我們同中國關係的總體規劃就是基於這一點之上的。」
這個觀點沒有涉及意識形態，沒有想發動一場全球革命，而且這些話也肯定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讓蔣介石放心。此外，斯大林向他保證，蘇聯人將在離開時把他們在東北奪取的所有領土移交給他，而且只會給他，斯大林還承諾蘇聯軍隊三個月之內就會離開。蔣介石比赫爾利更現實，他知道與斯大林達成交易的風險：出賣大量的中國主權以換取某種他非常清楚斯大林極可能會打破的承諾。在莫斯科舉行的斯大林和宋子文之間的最後一輪談判中，斯大林利用了蔣介石最大的擔憂，他暗示說，如果中國不按照他的條件來簽訂一份協議並且立即簽署的話，其後果就可能是蘇聯大量援助中國共產黨。即使有了新的協議，莫斯科也很有可能通過把東北交給共產黨而不是國民政府來幫助他們，所以蔣介石處境尷尬，為避免可能強加給他的後果，他只好屈服。這是一場賭博，但他還是認為同斯大林達成的協議給了他最好的機會，讓蘇聯在即將到來的中國內戰中保持中立。
8月14日，即天皇裕仁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蘇聯與國民政府之間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了。斯大林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一切——控制大連、旅順港的海軍基地，東北鐵路的管理權，以及承認外蒙古的獨立地位；作為交換的是他答應只承認蔣介石政府，把東北轉交給蔣介石的部隊，不給中共任何援助，所有這些承諾他都可以違反且不受任何懲罰，如果他選擇這麼做的話。
如果蔣介石對此還憂心忡忡的話，赫爾利卻是欣喜交加、毫無疑心，因為在他看來，「俄國已經保證了它在物質上和道德上對重慶政府的全面支援，從而剝奪了敵對的延安共產黨政權去擁有其最強的外國盟友的可能性」。赫爾利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到這種樂觀精神感染的人。「這樣就把中國共產黨影響下的支援者趕出去了，」《時代》雜誌宣稱，「他們失去了來自蘇聯同志的幫助的希望……可能會被迫放棄他們自己的軍隊和政府，然後作為一個政治上的少數派去接受在一個統一的中國裡的他們的位置。」《紐約時報》的報道更為慎重，但口徑是一致的，其結論是與莫斯科達成的協議「最大限度地減小了，至少在目前，爆發災難性的中國內戰的危險」。
在赫爾利和其他人眼裡，毛澤東拒絕與蔣介石恢復和談好幾個星期之後，於8月下旬接受蔣介石的邀請赴重慶出席某種中國的峰會就是最好的證明。談判將恢復，赫爾利認為原因是共產黨人是軟弱的、孤立的，沒有其他選擇餘地。
多年後，在談到應斯大林的要求他赴重慶出席赫爾利主持下恢復的和談時，毛澤東怨恨地指責斯大林的「背叛行為」，他把斯大林稱為一個「虛偽的洋鬼子」。他還說「因為斯大林堅持，他才被迫去的」，這似乎是真實的。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毛澤東採取激進行動，特別是試圖在局勢還未成熟之前就想去奪取全部權力。日本人發動的戰爭使他能夠將自己的軍隊按中國標準擴張成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並控制了十八個解放區的人口，大部分解放區是在北方的農村地區，但也有一些是在東部和南部。現在，毛澤東已經做好準備要去佔領這個國家的一些主要城市。
就在蘇聯龐大的軍隊越境進入中國東北的第二天，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給新四軍，這是他在中國東部的主力部隊，命令它「集中主要力量佔領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共產黨派使者去見在上海的日本指揮官，他們正在等待正式的投降機會然後被遣送回國；中共也派人去和汪偽政權的一些成員見面，希望能夠得到他們的合作以在那裡舉行反正起義。國民黨秘密警察注意到了這個動向併成功地暗殺了傀儡政權的兩名高階官員。毛澤東不聽勸阻做出了與上海地下黨高階官員的建議相反的決策，命令在上海市周圍佔有約10英里寬的一圈地盤的新四軍派出3000人的部隊潛入上海發動起義。
這是一個大膽的計劃，可令人回想起在1926年和1927年共產黨人佔領上海的企圖，當時在正統的蘇聯指導下，他們全力以赴去組織城裡的工人。現在，在日本投降後的幾天裡，共產黨的「紅色工人」佔領了十多家工廠，在那裡他們對抗著親國民黨的「黃色工人」。這座城市的學生們也渴望罷工。但在8月15日，駐亞洲美國軍隊的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發出了一號命令，這道命令指示在中國的日本作戰單位只能向國民政府當局投降。毛澤東沒有權力派軍隊去控制上海。同時，蔣介石致函岡村寧次，授權他使用武力抵制任何共產黨人要解除他的武裝的企圖；強烈反共的岡村肯定會抵制共產黨接管上海。但阻止毛澤東的計劃的，正是一向很謹慎的斯大林；按照斯大林的觀點，這個計劃將引發一場直接的內戰，對此他和中共都還沒有準備好。8月21日，他拍發了兩封電報到延安，告訴毛澤東停止行動，同以往出現這種情況時一樣，毛澤東服從了。
斯大林還讓毛澤東去重慶，毛澤東也照做了，儘管與赫爾利的看法相反，他既不是出於軟弱也不是被蘇聯拋棄。我們曾經看到過他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做演講中表達的對蘇聯幫助的信心，即使在當時蘇聯的幫助還不是很明顯。斯大林對中蘇條約的認可引起了毛澤東內心的擔憂，但從根本上說，他還是願意把它看作一個戰術行動，一個必要的欺騙。
最糟糕的是，毛澤東因斯大林的警告而受挫。根據他的俄語翻譯師哲的回憶，他對去重慶的命令「非常苦惱，甚至憤怒」，但他也理解這源於蘇聯領導人非常不願意挑起有核裝備的美國去積極反對蘇聯和中共在中國的戰略目標。一年後，毛澤東在接受左翼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一次採訪中指出，與斯大林不同，他從來沒有擔心過中國會遭受原子彈的攻擊，他非常相信思想上覺醒了的群眾那種能夠戰勝有先進武器的敵人的能力。就是在那個時候，即1946年，毛澤東開始使用「紙老虎」這個詞來形容美國的實力，這個詞他連續用了好幾十年。
但那是後來的事了。在1945年中蘇簽訂條約時，毛澤東有充分的理由感受到形勢在朝有利於他的方向發展。其一是，斯大林如同以往那樣，當他著手實施一項毛澤東不喜歡的政策時，就會向中共提供秘密保證，稱他的行動是符合中共的長期利益的。即使在斯大林發電報指示毛澤東去重慶時，他還告訴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二號人物，當時與另一名共產黨高階幹部高崗一起在莫斯科的劉少奇，蔣介石和毛澤東之間的和談只不過是一個戰術。同時，他告訴他們，正如有兩個學者就這一事件所寫的那樣，「會談將給中共爭取到寶貴的時間，從而使他們能夠為即將到來的戰鬥重組並調動軍隊」。
不管怎樣，對毛澤東而言，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並不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而是蘇聯進軍中國東北。在蘇聯軍隊越過邊境進入中國領土四天後，他寫道，準確地說，這一舉動的「政治影響」是「無法衡量的」；比「那兩顆炸彈」更為重要——落在長崎和廣島上空的那兩顆。如果原子彈的威力是如此巨大，毛澤東問道，為什麼美國會要求俄國對日本發動戰爭？事實上，他繼續寫道，要在至今經得起檢驗的中國史學上確立一個「事實」，那麼許多人所持的戰爭是由原子彈結束的信念就是不對的。這是出自「資產階級的教育，資產階級的報刊和通訊社的影響」的產物，真相正如毛澤東所看到的那樣，是蘇聯紅軍的參戰才導致日本最終投降。
毛澤東認為，如果一切順利，蘇聯軍隊大量進入東部戰線將起到與蘇軍進入波蘭同樣的效果，斯大林在波蘭設計的共產黨接管政權的方法，或多或少，是可以在中國複製的。約翰·戴維斯同意這個觀點。「如果蘇聯紅軍進入華北，」他寫道，「那麼即使那些同情美國的人遭到清洗，美國的援助和合作被有效地阻止或消除，也將是不足為奇的。」無論紅軍到哪裡，他強調稱：「俄國的政治統治都會緊隨其後。」在波蘭，斯大林曾經在雅爾塔會議上同意最終舉行自由選舉；同時，將建立一個代表波蘭所有主要政治派別的臨時聯合政府。其中一個派系是非共產黨的流亡政府，雖然其總部設在倫敦，但給西歐的盟國軍事行動貢獻了成千上萬計程車兵。另一派是親蘇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該機構是斯大林在盧布林成立的，盧布林是蘇軍從撤退的德軍手中奪取的波蘭東部的第一個城市。當蘇聯軍隊橫穿波蘭時，德國軍隊在蘇軍面前節節敗退，盧布林集團獲准接管這個國家的行政管理，聯合政府中的非共產黨成員被擠到一邊不予理會，或乾脆遭到監禁。1945年3月，以召開一次會議商議波蘭的政治安排為餌，蘇聯引誘16名非共產黨波蘭人去盧布林，他們在那裡被逮捕，並被帶到莫斯科受審，然後被送往西伯利亞監獄。斯大林那聰明和無情的策略導致波蘭的納粹獨裁政權被一個屈從於莫斯科的波蘭傀儡政府所取代，之後這個政府整整持續了四十五年。
波蘭不是中國，一個很大的區別是蔣介石在整個戰爭期間一直留在中國，從來沒有領導過流亡政府。此外，與波蘭不同的是，中國從未成為入侵俄國的路徑。儘管如此，這兩種情況之間也有怪異的相似之處。中國共產黨像盧布林集團一樣，相信斯大林會為它找到擴大其控制地區的方法。蔣介石則類似於非共產黨的波蘭人，表面上得到俄國人的承認卻又被暗中挖牆腳。在波蘭，斯大林佔領了領土，然後把它交給了他的波蘭代理人；現在他在東北有著150萬人的軍隊，問題是，儘管他承認蔣介石政府並且承諾會將其控制的領土移交給中國中央政府，他會找到辦法給共產黨提供真正的權力嗎？
在1945年，毛澤東完全不加保留地認同了斯大林所做的一切，包括在波蘭的結果。對他來說，非共產黨的波蘭流亡政府代表著「反革命」的「舊波蘭」，即波蘭地主和資本家；而親莫斯科的盧布林集團則響應了「波蘭人民的一致要求」，它標誌著「在解放了的東歐的新民主運動的一個高潮」。
8月27日，赫爾利帶著兩瓶蘇格蘭威士忌，搭一架美國飛機從重慶飛往延安，第二天，他陪同毛澤東飛往其死敵的臨時首都，這是這位共產黨領導人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飛機。在延安機場現場觀看的人說毛澤東神情緊張，就像個「赴刑場就義」的人一樣，《時代》雜誌如此報道稱。就在他登上赫爾利的飛機前，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未做過的，也將永遠不會再做的事：當眾親吻了妻子江青。毛澤東是擔心自己會在重慶遭到綁架，甚至被謀殺，所以他的這個姿態也許是一種告別，以防萬一。但是赫爾利已經為他的安全做了擔保，斯大林也一樣，所以他動身了。在他們起飛之前，赫爾利將身體探出飛機艙門，發出了被一個在現場的中共人士描述為「古怪的、響亮的尖叫，好像一頭捕食動物逮到了獵物一樣」——喬克託印第安人發出的戰鬥吶喊。
當他們到達重慶時，記者們已經在機場等候良久。有人問毛澤東對乘坐飛機感覺如何，他回答說：「非常有效率。」而赫爾利沒再發出另一聲喬克託吶喊，當他和毛澤東坐在大使館的黑色凱迪拉克車上離開時，他喊出的聲音據有些在現場觀察的人士說聽起來像是「oliveoil！oliveoil！」（橄欖油！橄欖油！）當晚舉行了一個歡迎宴會，宴會上蔣介石舉起一杯米酒，說他希望「我們能有1924年的親切氣氛」。他指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短暫的和諧，當時毛澤東是國民黨的一位組織者而周恩來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樂觀情緒。美國記者報道了自中蘇條約簽訂以來共產黨宣傳上的轉變——中共的報紙改稱蔣介石為「委員長」而不是「反動派」的領袖。作為國民政府官方資訊來源的中央社，其本身則引用了「訊息靈通人士」的話，大意是雙方之間達成一項「全面解決方案」是「必然的」。
兩位領導人都扮演了分配給他們的角色，蔣介石是完美的主人，毛澤東則是尊敬的客人，稱呼蔣介石為「蔣介石委員長」並表達了他的支援。
蔣介石和毛澤東舉行了九次單獨會議。他們在重慶蔣介石的私人花園裡肩並肩地走著。兩人穿著類似的服裝，都是多年前由孫中山推廣的高領束腰上衣；蔣介石穿得挺括光鮮，毛澤東穿得更為樸素。與通常在中國的模式不同，他們的會談內容沒有洩漏。直到大約五個星期後，《大公報》釋出了一篇獨家新聞，宣佈他們的會談十分成功。就在第二天，根據在場的《時代》週刊記者報道，毛澤東「面帶微笑，充滿信心」，舉行了記者會，他說：「我對談判的結果是有信心的。……中國共產黨將堅持避免內戰的政策。」蘇聯也在給希望的火種扇風助力，莫斯科電臺9月末快樂地廣播說，中國的國共雙方已經同意「為整個中國建立一個完整的、統一的中央政府」。廣播得出結論道：「這已經為中國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同時，在中國東北的蘇聯指揮官羅季翁·馬利諾夫斯基也做出了一個受到全世界的赫爾利們極其滿意的歡迎的姿態，據報道他拒絕讓共產黨的八路軍佔領中國東北的城市。白修德在《時代》雜誌上一篇題為「光明與希望」的文章中報道說，蘇聯拒絕了東北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要求，顯然這是一個訊號，斯大林信守了給蔣介石的條約中的承諾。
令這種信心十足的樂觀情緒更受鼓舞的是，蔣介石和國民黨宣佈了一系列措施，似乎滿足了周恩來在這一年早些時候提出的三項要求，在當時，因為這些要求是新提出的，所以被認為是解決問題的一系列嚴重障礙。國民政府承諾釋放政治犯、結束審查制度、確保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利，並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動。所有政黨也都將合法化。會談中的核心問題是允許共產黨在已經建立根據地的省份有多大程度的獨立控制權。由周恩來領導的共產黨代表團，要求在北方由共產黨控制四十八個師和五個省份。蔣介石拒絕了這種事實上的國家分裂，但放棄了對他所謂的「一個國家，一支軍隊」說法的堅持，他的確同意讓共產黨保留十二個師，這將是一支超過10萬人的軍隊。
9月18日，經過四周的談判，毛澤東在一次熱情洋溢的茶話會上抓住時機宣佈：「我們必須停止內戰，所有各方必須在蔣主席的領導下統一起來，共同建設現代化的中國。」在他離開重慶前的最後一個晚上，蔣介石前往毛澤東下榻的地方，兩人聊到深夜。蔣介石後來在日記中問自己，他對和平的呼籲是否「觸動了主席的內心」。第二天是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紀念日。在中國所有的大城市，大批的人來到街上慶祝這個國家的國慶節，這是日本戰敗後的第一次。蔣介石和毛澤東一起共進早餐，同時他們的助手起草了一份模糊的協議。雙方承諾建立一個民主政治制度，召開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由其制定選舉規則選舉新的國會，並將他們的武裝力量統一在蔣介石的指揮之下。
赫爾利敦促了雙方保持對話，但沒有提供有關解決方案的「細節」，也沒有提出具體的建議，他對此頗感自豪；而這一點恰好遭到了以後的歷史學家們的公正批評。其實，一個具體的美國計劃正是當時所需要的，這個計劃將如實承認中國各方的力量平衡，隨後就由美國給雙方施加儘可能大的、不間斷的壓力來迫使雙方接受現實，這與周恩來提出的四十八個師並控制五個北方省份的要求是比較一致的，而中國其餘的部分則仍然在蔣介石和國民黨手中。這樣做會導致國家事實上的分裂，不過隨後為召開國民大會將舉行理想的選舉，那將是民主的開端，也許就能避免內戰。
當然，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似乎也不可能會發生，即使赫爾利曾經設法向雙方施壓，就權力和管轄範圍做出更清晰詳盡劃分，而這是有可能發生的。蔣介石很可能太過擔心，一個聯合政府會導致他喪失權力。至於毛澤東，當他一回到延安，他就可以向他最親密的同事保證，在重慶達成的這筆交易「僅僅是紙上的文字」，是「不會等同於現實的」。他的重慶之行已經達到了目的。他緩和了與美國人的關係，他急於讓他們繼續在旁觀望而不插手。他向世界傳達了一個尋求和平的、有理性的領導人的形象。
但是，毛澤東身體力行在說明的真正的戰略，可以概括為周恩來總結的四個字：打打談談。在他的眼中，談判的目的不是要去達成一個雙方妥協的協議，而是要去爭取時間，去阻止你的敵人的侵略行為，甚至你還可以利用這些機會來加強你的實力以及你作為一個和平締造者的聲譽。然後，一旦條件成熟，你可以放棄談判，並全力以赴去贏得軍事勝利。在中國，真正的戰鬥是不會在重慶圍繞著談判桌展開的。東北的城市和鄉村才是戰鬥展開的地方，那裡現在在蘇聯人的控制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後來在其他地方發生的衝突中的所謂「既成事實」，而此時毛澤東著手確保既成事實對他有利。
davidm.glantz，isovietoperationalandtacticalcombatinmanchuria，1945，「auguststorm」/i（portland，or：frankcasspublishers，2003），pp.1-2andpas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