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日本正式投降後的第二天，在重慶的美、英、蘇三國使館分別收到了由延安共產黨總部發來的一份照會。照會一開始就列舉了中國共產黨在戰時取得的成就。照會提到，共產黨軍隊已經收復了「被國民黨政府放棄的有1億多人口的大片失地」。這支軍隊現在已經有100萬正規軍，並且在十九個解放區裡共有地方民兵220萬。照會以精確的數字斷言，侵華日軍的69%（不包括東北）和中國親日傀儡政府軍隊的95%都在最近結束的戰爭中「被我們的軍隊抗擊和包圍著」，就在這一切發生的同時，國民黨卻「採取袖手旁觀、坐享其成的政策」。
照會接著開始陳述其主要觀點，稱這些成就已經為共產黨贏得了權力去「接受已被他們包圍的日偽軍隊的投降，並接管他們的武器、物資和資源」。照會是由朱德以解放區抗日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身份簽署的。同一時間，延安電臺廣播中以較少的外交辭令也表達了相同說法：「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收，進入佔領……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
朱德的照會標誌著中國共產主義運動與美國關係的一個新階段。表面上是一個單一的問題，即接受日本的投降，實際上它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因為接受日軍投降的一方將得到他們的武器和所控制的地區，這兩者在中國迫在眉睫的內戰中都能轉化成實力。
朱德的照會的弦外之音是明確了共產黨人對自己的看法，他們現在選擇用廣播來表達。他們不只是一個武裝政黨，就像赫爾利喜歡稱呼他們的那樣。他們是中國的一個合法的替代政府，是一個擁有約四分之一全國總人口的政府，即便他們這項宣告所針對的國家，包括蘇聯在內，都受條約約束只能支援國民政府為中國的唯一政府，而這個政府暫時還避難於重慶。共產黨通過比公認的政府戰鬥得更加頑強更加勇敢而贏取了他們的權力，在共產黨人眼中，當成千上萬的村莊被萬惡的入侵者攻陷時，那個政府卻只是放棄、逃跑或者袖手旁觀。
朱德的照會向外部勢力，特別是美國發起了一個挑戰。此外，共產黨還不僅僅只是給外國使節傳送外交照會，不僅僅只是宣告參與受降的理論權利。在日本投降後數小時，甚至之前，他們就在採取行動，派出他們偏重思想教育且只配備輕武器的游擊隊到他們即將和國民政府展開爭奪的地區，腳踏實地，「先下手為強」，這個詞後來常用於指先派地面部隊進入某個地區。國民黨也試圖採取同樣的行動，儘管共產黨明顯佔有地理優勢。換句話說，裕仁天皇投降的訊息還在中國人耳旁快樂地迴響時，這個國家又將面臨一場殘酷的鬥爭。
當美國大多數士兵、外交官和特工人員還在為原子彈的威力和戰爭的迅速結束而感到驚喜的時候，美國政府卻不得不迅速做出決策。首先，如何回應朱德的要求？當然，可以選擇承認朱德所提出的事實並在戰後爭奪地盤的鬥爭中保持中立。這樣做基本上就是那些專業的中國通，如約翰·戴維斯和其他人，在1944年秋季和冬季所建議的。他們承認這樣一種政策會迅速導致中國分裂成兩半，一半是黃河以北，包括東北，歸共產黨，黃河以南的另一半是國民黨的地盤。戴維斯和他志同道合的同事們認為，這樣一條路線也會使美國避免去支援內戰的最終失敗者。在他們看來，這也可能使中國共產黨避免進入蘇聯的軌道。就像戴維斯1945年6月時在一份備忘錄裡所寫的那樣：「如果美國政府去年下半年（當時蘇聯還未做好在亞洲展開行動的準備）就接受一個分裂的中國的事實並且現實地大力尋求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傾向的話，莫斯科是否能指望延安的絕對服從就成了一個問題。」
當然，赫爾利沒有同意。在看過朱德的照會後，他發了一封電報給華盛頓，警告說若同意朱德的要求，其代價將是中國的一場迫在眉睫的內戰，因為共產黨會很快放棄同蔣介石的談判，雙方將別無選擇只得開戰。赫爾利繼續相信4月在莫斯科時他從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那裡得到的保證，即蘇聯支援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且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他確信蘇聯已經出賣了中國共產黨，又軟弱又孤立的中共將別無選擇，只能與國民黨達成協議，他也將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實現這一點。他非常信任《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是宋子文和斯大林在朱德的照會到達重慶前一天簽署的。按照赫爾利的理解，這項條約的重點是要讓中國放棄一些在東北的主權以換取蘇聯的承諾，如條約中明確規定的：「給予中國道義上的支援和軍用物資及其他物質資源援助，所有支援和援助都給予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國民政府。」赫爾利向華盛頓保證，這份檔案「結論性地證明蘇聯政府支援中國國民政府，而且兩國政府在滿洲問題上是意見一致的」——這意味著蘇聯會加快速度將東北轉交給國民政府控制。
於是，朱德收到了一封禮節周到的回覆。信中拒絕了他聲稱的要求受降的權利，提醒他那些著名的協議，並且本著善意的精神，要求他和共產黨提供合作。美國人拒絕在戰時武裝共產黨，現在他們又將共產黨排除出了戰利品分享者之列。
赫爾利說的是抽象的原則，打的是如意算盤，而朱德卻在揭示現實。共產黨有效地控制了中國北方的大片地區，這是他們戰時在敵後努力建立解放區的成果。他們在解放區建立了平行的政府，並建立了農民組織。他們也有著近百萬的武裝部隊，還得加上數量更大的民兵組織，許多這樣的部隊就駐紮在表面上被日軍和中國的傀儡政權控制的地區——就像那些美國飛行員被八路軍帶到安全區時所發現的那樣。
在某些方面，朱德確實有些誇張——比如被他們「包圍」的日偽軍的精確的百分比，還有他所持的觀點：共產黨一直在戰鬥，而國民黨卻刀槍入庫。共產黨人在宣傳他們一直在堅強地、勇敢地和不斷地抗擊入侵者上是極其成功的，但他們的百萬大軍主要是參與一些小規模的打了就跑的攻擊，除了1940年的百團大戰之外，幾乎沒有重大的軍事行動。
但共產黨身居戰略要地，尤其是陝西、河北和山東這幾個省份，當時美國情報部門估計國民政府在這些地方的軍事存在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這是一個關鍵的事實。有一段時間，唯一可用來阻止共產黨接管這些地區的軍隊就是原本該投降的日本軍隊。這就是蔣介石向日本發出他那近乎絕望的指令的原因所在，要日軍只能向國民政府投降，同時，還要保持他們所佔領地區的和平。日本人照辦了，從而使自己成為八年來他們一直試圖消滅的這個政府的盟友。幾個星期以來，日軍擊退了共產黨試圖解除他們武裝的努力，他們還在華北最重要的鐵路線上巡邏。儘管這樣利用日本的軍隊是必要的權宜之計，但這也是國民政府軟弱的表現，表明這個政府缺乏準備，難以去控制國際協定指定給它的地盤。
這些既成事實包括了一個近乎荒謬的反常現象：經授權去接受日本投降的集團沒有能力去受降，而有能力去受降的集團卻被剝奪了權利。通過把國民政府軍隊運送到位，這個難題原本是能夠被克服的。但無法克服的是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幾個星期和幾個月內最可怕的既成事實：150萬久經沙場的蘇聯官兵在中國東北的存在，而與其接壤的又是中國共產黨勢力最強大的地區。這一事實的重要性是很難被誇大的，儘管赫爾利幾乎完全視而不見。
蘇聯對中國東北遼闊領土的佔領標誌著亞洲的一個轉折點。這使得美國期望在戰後亞洲做出的安排變得不可能，根據這項安排，中國這個東亞最大的國家，也是潛在的最富有和最強大的國家，將統一在一個既民主又對美國友好的中央政府之下。一旦蘇俄軍隊在中國領土上站穩了腳跟，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臨時性權宜協定就破裂了，世界正進入冷戰時期。在這個時期內，華盛頓和莫斯科將在一場世界範圍內謀求全球霸權的生存競賽中冷面相對。
甚至在亞洲的戰爭還未結束之時，杜魯門政府就越來越看清蘇聯企圖控制東歐的目的，隨即做出了一些短暫的但為時已晚的努力來搶先阻止蘇聯在亞洲的類似努力。7月，在波茨坦舉行的由斯大林、杜魯門和克萊門特·艾德禮（會議期間接替丘吉爾擔任英國首相）出席的會議上，美國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byrnes）正在考慮放棄蘇聯進攻滿洲地區對迅速結束抗日戰爭是必要的這一觀點。伯恩斯的一個親密助手回憶道，他想「在中國問題上運用策略擊敗斯大林」。原子彈是一個秘密，但波茨坦會議向日本發出了最後通牒，不投降則面臨滅亡，於是伯恩斯希望日本早日投降，如此就可以搶在蘇聯派兵進入中國實施《雅爾塔協定》的規定之前使其失去意義。
然而，日本對最後通牒不予理會，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伯恩斯的意見總是被杜魯門駁回。杜魯門是老羅斯福之後唯一在戰爭中真正參加過戰鬥的美國總統，而且，就像半年前在雅爾塔的小羅斯福一樣，他最優先考慮的是拯救美國士兵的生命。「我已經得到了我到這裡來想要得到的——斯大林將於8月15日對日開戰，沒有任何條件，」7月18日他從波茨坦寫信給妻子道，「我要說的是我們現在將提前一年結束這場戰爭，想一想有多少孩子因此而不會送命呢！」
現在，蘇聯人已經在中國東北安營紮寨了，他們的軍隊由頑強的布林什維克老將羅季翁·馬利諾夫斯基指揮，美國駐重慶大使館蘇聯問題專家約翰·梅爾比對他的評論是一個「沒有一絲溫柔和憐憫」的人。一旦蘇軍在東北駐紮下來，所有過去歲月裡的其他爭論和可能性——尤其是美國出臺一項更明智的政策是否可能早就促使中國共產黨獨立於莫斯科——就全都變得無足輕重了。隨著戰爭的結束，形勢急劇且無可挽回地改變了，最大的不同在於中國共產黨人現在能感覺到他們已是勝利在望。蘇聯的進攻意味著共產黨在華北將佔據優勢，除了美國以與最近結束的戰爭同等的規模再付出巨大努力之外，幾乎已經沒有什麼辦法可以把他們趕出去了。
這就是美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隨著戰爭的結束不斷惡化的潛在原因，即使美國的使節試圖在他們與國民黨人之間促成一項和平協議。一些與赫爾利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的事情發生了。到目前為止一直因中蘇條約而感覺被拋棄的中國共產黨，此時因蘇聯進入了中國的東北而大受鼓舞，底氣十足。中國共產黨人再不像以往那樣迫切需要美國了，現在他們認為美國是可有可無的。他們不希望與美國發生公開衝突，但他們現在已經做好準備，如果他們發現美國人行事違揹他們的利益，他們將勇敢地面對它。幾個月前，毛澤東曾對謝偉思說：「美國不干涉中國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的，你們在這裡是作為中國最偉大的盟友。你們的存在這個事實影響是巨大的。」現在，毛澤東明白了美國的干預將不可避免地幫助他的對手與他爭奪對中國的控制權，因此，共產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美國看作實現自身目標的一個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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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即長崎原子彈爆炸三天之後，但在裕仁天皇發表投降公告之前三天，朱德已經下令讓四支武裝部隊趕赴東北同已在那裡的蘇軍展開合作。幾天後，在前往重慶的前夕，毛澤東派出九個團到東北，並告訴幾年前從那裡來的共產黨幹部回到東北家鄉去。然後，毛澤東一邊在重慶的花園裡同蔣介石散步，承認他的權威，一邊繼續調兵遣將把中共的勢力擴大到東北，其最終目標是推翻蔣介石政權。一如既往，繳獲日軍的武器是裝備極差的共產黨關鍵性的直接目標。早在1月，朱德就曾要求花2000萬美元從偽軍那裡購買武器。雖然就蘇聯而言，提供武器給共產黨是對中蘇條約的公然違背，但現在蘇聯的確成了他們主要的武器提供者了。很快，蘇聯從日本人手中接收了925架飛機、360輛坦克、2600門大炮、8900挺機槍，以及大量的小型武器。這些武器最終有多少落到了共產黨人手中並不清楚，儘管其中大部分都應該是清楚的。
雖然蘇聯提供了繳獲的武器，但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也很難知道究竟他們能從蘇聯那裡得到什麼幫助，或者莫斯科將如何在幫助他們的願望和根據中蘇條約完全不能幫助他們的義務之間搞平衡。不過，共產黨人明白，最終他們是和俄國人同屬一個陣營，並且有著相同的目的。「他們是紅軍，我們也是紅軍，」劉少奇對他的同事說道，在毛澤東不在期間他回到了重慶，「他們是共產黨人；我們也是。」
毛澤東回到重慶繼續同蔣介石談判的第二天，中共在延安針對已經被派到東北去的八路軍部隊頒佈了一道命令。這支中國軍隊應不再打出八路軍的旗號，而是改為東北志願軍（northeastvolunteerarmy）。他們應避免引人注目，堅持走偏僻小路，只進沒有蘇聯紅軍部隊駐紮的村莊和城鎮，並避免出版報道部隊運動訊息的報紙。這些命令中引人注目的是延安的信心，他們相信將從俄國人那兒獲得幫助，即使這種幫助必須保守秘密。「蘇聯不干涉中國內政，」該命令稱，「他們對我們在東北的活動持寬容的態度，只要我們不造成外交困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歷史學家楊奎松是如此闡述這個問題的：「蘇聯紅軍不僅暗中協助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而且為進入東北的以及在華北的中共軍隊先後提供了足夠裝備幾十萬人的武器彈藥……從而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
當然，此時衣衫襤褸的中國共產黨計程車兵和蘇聯紅軍老戰士之間的關係迅速回暖，儘管蘇軍曾經把中共部隊阻擋在瀋陽城外。當他們初次見到八路軍時，楊奎松寫道，蘇聯人把他們當成土匪，因為他們裝備太差，穿的衣服也太破，這促使延安責令其各軍事單位注意他們的穿著。但這種早期的謹慎很快就被親密熱情的聯絡取代了。
9月9日，當毛澤東正在與赫爾利和蔣介石談判時，他接到之前派到東北去的八路軍一支部隊的司令員曾克林的報告，描述了其十天前到達山海關港口外時受到了蘇聯軍隊指揮官的熱烈歡迎。他們兩人舉行了一場被一箇中國曆史學家形容為「盛大的入城慶典」，在這之後，蘇聯允許曾克林、他的部隊和文職幹部繼續前往錦州港然後再到瀋陽，沿途接管各地區。此時大約就是白修德報道說的，俄國人把「他們的手背」伸給（拒絕）了八路軍，但是根據曾克林的敘述，在瀋陽大和旅館特地為他舉辦的一場盛大的宴會上他被尊為貴賓。「他們親切地稱我們為‘同志們’。」曾克林後來這樣描述他的蘇聯東道主，
他們高度讚揚我們的軍隊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但是，由於蘇聯政府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他們要求我們不要以八路軍的名義展開活動，因此，經仔細研究後，我們決定將我們的部隊改名為東北人民自治軍（autonomousarmyofthepeopleofthenortheast）。……我們一個接一個地接管了瀋陽兵工廠、倉庫、軍用服裝廠、自來水和電力公司、郵局、銀行和廣播電臺。我們還利用廣播電臺報道了我軍進入東北的重要新聞，大力宣傳了黨的政策，反覆播放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其他革命歌曲。我們還派出部隊到其他城鎮去。
9月中旬，馬利諾夫斯基從他設在瀋陽東北方向吉林省的主要城市長春的司令部，派了一名使者去延安與中國共產黨商討事宜。這在延安是一件大事。共產黨人告訴迪克西使團成員要遠離機場，第二天上午，共產黨安全部隊持上了刺刀的步槍圍住了機場。中午，蘇聯使節所乘的飛機從瀋陽抵達延安。從機艙裡出來了一小隊穿制服的蘇聯軍事人員，他們很快就被迅速護送到中共的總部去。馬利諾夫斯基的使者發表了一個公開宣告，指出中共軍隊必須撤出東北。迪克西使團的成員可能聽到了有關這個宣告的風聲，也許這就是其目的所在，儘管執行這次任務的負責人伊凡·d.伊頓上校在他的回憶錄中絲毫沒有提及這一點。總之，蘇聯使節公開講話之後，當晚就同中共領導人舉行了秘密會談，其間他闡釋了蘇聯真正的政策。東北的大城市，如瀋陽、長春和哈爾濱將被移交給國民政府，共產黨將不得不退出這些城市，但蘇聯紅軍會支援在其他地方的共產黨軍隊，只要這些部隊打出地方武裝的旗號就行。
共產黨人對這種安排感到很高興，這是他們一直盼望的機會。這意味著在具體實踐中，儘管他們將被排除在幾個大城市之外，但他們可以把他們的軍隊派到任何地方去。在放棄了奪取上海等大城市的冒險計劃之後，毛澤東宣佈了共產黨的戰略是佔領農村，動員當地的民眾。這暫時不會導致蔣介石政府被推翻，但正如他所說的：「我們要擠進去，給蔣介石好好洗把臉，但我們還不想割掉他的腦袋。」
與蘇聯上校的會面結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舉行了一次深夜會議。他們提出了一個戰略方針，可以用「向北發展，向南防禦」這樣一句口號加以概括，在實踐中這意味著派遣2.5萬名幹部和20萬人的軍隊到北方。身在重慶的毛澤東發出了他的批准意見，在幾個月內，東北的中共軍隊人數已經達到40萬，統一歸林彪指揮。蘇聯人表面上信誓旦旦會遵守中蘇條約，在形式上禁止八路軍武裝通過他們的防線，但又另找了一個藉口，允許他們以平民身份通過。然後，這些「平民」就能得到日本武器，而這些武器大大地優於他們原先那些不被允許帶進東北的武器。
「有一種可能，是他們武裝了民眾」，一個共產黨發言人在重慶向美國記者承認道，意思是指那些被允許越過蘇聯防線的平民「志願者」，「他們可能從日本人那裡得到了一些武器」。以這樣的方式，共產黨士兵就能夠佔領葫蘆島和營口這些東北口岸城市後面的陣地。這些部隊中有許多人是從共產黨的華北根據地經陸路穿過內蒙古到達東北的，但也有成千上萬的八路軍原先是在東部的山東省，他們就需要乘船到東北。
在這一點上，因毛澤東仍在重慶，一個名叫呂易的中共軍隊領導人告訴他，部隊已經從煙臺抵達大連，煙臺是八路軍於8月23日佔領的。呂易說，中國人在那裡與蘇聯人接上了頭，蘇聯人告訴他們，中共部隊在鄉村的活動不會受到干涉，在大城市裡，他們也能夠組織無武裝的民眾組織。
美國也開始採取行動。戰略情報局同所有人一樣，對戰爭的突然結束感到措手不及，馬上將其使命由蒐集日本佔領者的情報轉為蒐集有關戰後局勢的情報。「雖然我們已經出了醜，但我們會盡力及時加以彌補。」戰略情報局駐華情報小組負責人理查德·赫普納上校在給多諾萬的信中如此寫道，僅僅幾天前，多諾萬才結束他的中國之行回到美國。自從戰爭在歐洲結束後，戰略情報局就已經擴大了其在華活動的規模，目前在華特工人數已近2000。截至8月12日，即朱德的照會被送到重慶美國大使館的同一天，赫普納已經組織了幾支小隊空降到中國各地。代號為「喜鵲」的小隊去北京；「鴨子」小隊去山東；「麻雀」小隊去上海；「火烈鳥」小隊去海南島；「紅雀」小隊去東北的最大城市瀋陽。其他幾支小隊分別前往亞洲其他地方——「鵪鶉」小隊去河內，「烏鴉」去永珍，「老鷹」去朝鮮。
這些小隊在到達後的第二週內就分別就位。北京的「喜鵲」小隊很快就發現了一個很大的戰俘營。「鴨子」小隊在山東中部的濰縣也發現了一個。「紅雀」小隊在8月16日空降到瀋陽郊外的一個地方，趕在蘇聯人到達之前先到那裡以便等蘇聯人一到就蒐集有關他們的情報。當蘇聯人確實抵達後，美國人立即就感覺到蘇聯軍隊針對他們有一種些微的騷擾和不友好，這預示著兩國未來在東北地區的利益衝突。「紅雀」小隊很快了解到附近有個戰俘營，關了1321個美國人和幾百個其他國家的人。「紅雀」小隊想靠近去解救戰俘，但蘇聯人阻止了他們的努力。「俄國人非常不合作，」「紅雀」小隊的一個成員，赫爾姆少校8月25日在給赫普納的信中寫道，「他們敷衍我們，直到他們派出一支隊伍到關了我們的人的戰俘營去‘解放’他們，然後把功勞歸於他們自己。他們整整花費了四天時間才安排我們去戰俘營。既不關心又不合作，假如情況倒過來，是我們面對一個類似的蘇聯小隊，我們是絕對做不出這種事情來的。」
戰略情報局的小隊一到戰俘營，就開始發回有關從新獲救的美國大兵那裡瞭解到的情況的報告，特別是在日本人手裡死亡的幾千名美國士兵的情況。來自亞拉巴馬州克羅斯維爾的雷·哈里森中尉是偵察機飛行員，1942年4月2日在菲律賓被捕。他說，有398名飛行員登上一艘從馬尼拉把他們運到中國東北的日本船，只有13人在旅途中活了下來。「紅雀」小隊估計，從菲律賓撤離的1600名戰俘在四十五天的航程中，有1300人死於營養不良和缺醫少藥。
這些戰俘的遣返工作是「紅雀」小隊待在瀋陽的表面理由，但它很快確定了在那裡的秘密行動，就是密切關注俄國人和中國人並報告他們的活動。這包括9月7日「突然且未經宣佈」的中共軍隊第一支部隊的到達。原先的漢奸們也因戰爭的突然結束而驚慌失措，他們通過建立警察部門和所謂的維持治安委員會來維持瀋陽的秩序，還把國民黨徽章縫到他們的偽軍制服上，以此拼命地隱瞞自己的身份。「紅雀」小隊觀察到八路軍在搜查並逮捕這些人。共產黨人很快就把張貼在全市所有建築物上的國民黨旗幟移除或塗抹掉了。紅旗數量激增，有些人揮舞著紅旗，在街頭流行的標語中也有「打倒蔣介石」和「滿洲支援共產黨」等內容。
與此同時，美國與蘇聯的緊張局勢並未緩和。8月29日，美國人報告說，俄國人已經通知他們沒有足夠的油料來給美國飛機加油，因此「所有來瀋陽的飛機必須備足返程汽油。……在任何方面不要指望俄國的合作」。同時，當地發生了用湯姆生衝鋒槍頂著搶劫美國人的行為，還出現了「b-24輪胎被扎穿，醉酒辱罵美國佬，公然侮辱美國國旗等行為」。小羅伯特·希爾斯曼上尉和其他三名美國人被一名蘇聯士兵搶去了手錶、隨身武器以及錢，據希爾斯曼說，那個士兵還「用卑鄙的方式侮辱杜魯門總統和美國人」。這幾個美國人找到蘇軍司令部，在那裡他們要回了自己的隨身武裝和一塊手錶。「蘇聯將軍向我們保證這個士兵會受到懲罰；然而，第二天這個士兵被安排在我們住的酒店外面的路口站崗，每次我們經過那裡時，他都利用他所佔的有利位置對我們冷笑。我相信這是有計劃的侮辱。」
「美國人在瀋陽非常不受俄國人的歡迎，」「紅雀」小隊9月13日報告說，「也許是因為俄國人不希望美國人觀察到他們的如下行為：在他們於11月1日離開之前，他們在執行一項系統的掠奪政策。每一臺機器的每一個部件都被拆走，商店和倉庫的所有庫存商品都被搬走。當他們結束行動時，瀋陽將成為一座空城。」
蘇聯人不是傻瓜，他們當然明白「紅雀」小隊蒐集情報的目的，他們最終命令小隊離開瀋陽。10月中旬「紅雀」小隊離開了，但在離開之前，它就已經清楚地認識到即將出現的危險局勢。「中共的八路軍……已經明確地表示它打算佔領東北的這一部分，」小隊的報告上寫道，「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中央政府能不能不費槍彈就開進瀋陽地區？」
共產黨想盡快調動軍隊到一切他們能去的地方以擴大自己的勢力，蔣介石對此心知肚明，他的反應是請求魏德邁幫助將政府軍空運和海運到中國北部和東部。美國同意這樣做，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劃下了中國當前和未來的衝突紅線。蘇聯是暗中幫助共產黨，而美國是公開地幫助國民政府，儘管給出的理由不那麼光明正大。幫助空運的表面原因是讓國民政府去接受日軍投降，這是一個重要的任務。華北還有100多萬日軍，其中很多是在臨時充當警衛，收繳他們的武器，用政府軍替換他們，並把他們送回國去是二戰中未完成的一件重大事項。
因此，針對蔣介石的請求，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責成魏德邁幫助中國遣返日軍，恢復部分失地，儘管命令同時明確表示，美國軍隊需「避免在中國參與任何自相殘殺的衝突」。在許多在華美軍軍官的眼裡，這項要求似乎既天真，也無法得到執行。正如魏德邁在一系列尖銳的、越來越惱火的電報中所指出的那樣，將政府軍運送到共產黨已經存在的區域就是參與到中國的自相殘殺的衝突中去。共產黨當然也會這樣認為。8月15日之後，譴責美國的行動成了延安報紙和廣播的主題，其通常被描述為「支援中國反動派打內戰」。
美國人也認定有必要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去中國，特別是有5萬名成員的第三兩棲軍（3ac）。這支特遣隊經歷過太平洋戰爭中最血腥的幾次戰役的洗禮，戰爭結束時在關島接受了訓練，準備投入預期中的對日本本土的進攻。因此，將這支部隊派到中國，能確保應付混亂局面並幫助完成遣返日本軍人和平民的重大任務。
在朱德的照會送到重慶使館後，共產黨再次做出努力勸阻美國幫助在華北的國民政府。威廉·a.沃頓准將，第三兩棲軍司令官的參謀長，於9月的第三週從關島飛到中國，為海軍陸戰隊員月底來華做準備。沃頓在戰爭爆發前已在亞洲待了十二年，主要是在華北地區。他能說中文，也很瞭解中國。他飛到上海，在那裡見到了赫爾利，隨後又去天津與日本人商談關於海軍陸戰隊接管當地駐防事宜，日本人極其配合。然後，他又去北京為預期抵達的海軍陸戰隊特遣隊安排住宿。
在北京之行結束時，沃頓收到一張內容為要求見他的紙條，上面寫著「人民反對蔣介石」，這是他後來在一次採訪中提到的。那天晚上，周恩來突然出現在美國人的總部，直截了當地發出警告：共產黨「將為阻止海軍陸戰隊進駐北平而戰」。隨後是被沃頓稱為「暴風雨」般的長達一小時的會談，其間沃頓同樣直截了當地告訴周恩來，海軍陸戰隊特遣隊會利用公路和鐵路來到北京，而且這支部隊將「完全有能力長驅直入，穿過共產黨在其前進路途上聚集的任何部隊」。就在幾個月前，毛澤東幾乎懇求過美國讓其軍隊在中國沿海登陸。現在，隨著抗日戰爭結束，局勢已徹底改變，美國軍隊不再受到歡迎。
然而，不管歡迎與否，9月30日上午，在日本投降六週後，也是毛澤東、蔣介石和赫爾利都在重慶專注於他們的談判時，一支屬於第三兩棲軍的大約2.5萬人的部隊出現在海河河口，這是北方大城市天津的塘沽港的入口處。對於大多數當地人來說，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景象。許多中國的小舢板從河口湧現，陸戰隊員們排列在登陸艇欄杆邊，與中國船伕交換著互不相通的問候，併購買一些廉價小飾品作為紀念。
上午10點30分，海軍陸戰隊第1師第7團的指揮官路易斯·r.瓊斯准將率領一隊人馬乘坐登陸艇通過海河河口的沙洲到上游的港口去安排部隊登陸。在瓊斯的船經過時，成群的中國人站在從河口到港口全長15英里的沿線觀看。次日，海軍陸戰隊第7師乘火車到天津，在那裡，揮舞著紙製美國國旗的人多如牛毛，以至於陸戰隊的卡車不得不強行從人群中擠出一條路來，前往他們設在原先的公共租界裡的駐地。
幾天內，海軍陸戰隊全面鋪開，一個營向北航行到滿洲地區南邊的秦皇島港，在那裡他們發現一些現已解散的偽軍正與共產黨游擊隊交火。秦皇島不僅在歷史上就是通往東北的沿海門戶，而且還是從內陸省份河北的煤礦運煤來到此地的汽車的終點站。美軍指揮官約翰·j.葛姆雷中校下令以海軍陸戰隊取代偽軍守住防線，共產黨人停止了射擊，表示他們願意合作。
但這只是短暫的休戰。沒過一個月，共產黨人就展開了一系列不間斷的行動：狙擊、騷擾、彬彬有禮的談判，以及不那麼彬彬有禮的恐嚇，試圖阻止美國人幫助國民政府集結軍隊。
在海軍陸戰隊登陸的同時，魏德邁開始幫助國民黨把軍隊從大多數設在中國西南方的基地空運到東部和北部地區。這是一場規模巨大的行動。魏德邁在寫給取代了受人尊敬的喬治·馬歇爾出任總參謀長的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的信中，將這場行動稱為不亞於「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使用飛機的部隊大調動」。兩個月來，中國的上空充斥著巨大的四引擎c-47軍用運輸機發出的嗡嗡聲和隆隆聲。大部分飛機都從印度飛越駝峰，接上軍隊後，將他們送到新營地，然後再飛越喜馬拉雅山返回印度。這些飛機把3.5萬名士兵從柳州送到上海，兩地距離長達900英里；它們還把中國遠征軍的4萬名老兵從芷江途經800英里運到南京；此外，還有數千名其他部隊計程車兵被空降到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區。
此外，海軍陸戰隊接管了前德國殖民地青島，此地曾被稱為「（德國）威斯特伐利亞的一部分」。瓊斯將軍指揮一個北京聯隊駐紮在東交民巷，那裡聚集著莊嚴的外國駐華使館及其附屬的公寓、俱樂部、教堂和酒店，幾十年前被義和團圍困過。海軍陸戰隊的職責之一是保護天津至北京和天津至秦皇島的鐵路線，並保護養護鐵軌的中國工人。10月初，在靠近天津東邊機場的一家原法國兵工廠成立了一個飛行聯隊，其他空軍部隊則駐紮在青島和北京附近的機場。生活在鐵路附近成百上千個土坯房村落中的中國農民，幾乎都已經習慣了美國執行偵察任務的飛機在中國糟糕的交通網上空發出的嗡嗡聲。
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在美國國內公眾要求和期待美國軍隊從戰爭中返回家園，而不是去執行新的、非常遙遠的部署的形勢下展開的。這架歷史上最大的戰爭機器的解散是如此迅速、如此雜亂，以至於杜魯門稱之為「解體」。假如他試圖加以阻止，他的傳記作者戴維·麥卡洛得出的結論是：「他很可能會受到彈劾；既然戰爭勝利了，敵人粉碎了，整個國家渴望自己的年輕男女迴歸家鄉的情感是壓倒一切的。」這種公眾情緒大大地限制了美國在中國做出重大承諾的能力。中國通們對海軍陸戰隊的部署感到緊張不安是出於有關聯的其他原因：這種部署實質上是對中國事務的干預，而這正是美國官方政策所要避免的。國務院中國科負責人範宣德問副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如果共產黨試圖接管海軍陸戰隊控制的港口的話，美國人該怎麼辦。範宣德指出，美國人將要麼不得不擊退他們，要麼「靠邊站」，讓他們接管，這兩個選擇沒一個是吸引人的。「除非有壓倒一切的軍事原因要讓美國海軍陸戰隊去執行這些部署，」他寫道，「否則這個計劃就應該被放棄以利於中國軍隊的佔領。」
範宣德提出的是個關鍵問題，即美國是否應該干涉中國？這個問題從1945年到1946年被提出並探討了無數次，甚至當美國在進行干預時，無論怎樣慎重，在越來越激烈的中國國內的爭吵中，官方層面上也都還是保持中立的。這項政策既模糊又矛盾，因為其本身的目標就是不可調和的，其一是幫助國民政府運送部隊和擴大其權力，其二則是拒絕被拖入蔣介石和共產黨之間正在加劇的衝突。為了使美國能脫身於中國國內的爭吵，範宣德希望中國軍隊能執行美國人被派去執行的任務。
但是，這些中國軍隊如果不靠美國飛機運送又怎麼能夠到位呢？如果他們不能維持秩序，那該怎麼辦呢？如果他們不能阻止共產黨及其俄國保護人去接管中國東北部所有港口的話，又該怎麼辦呢？難道美國應該只是站在一邊，聽任這種情況發生嗎？如果不是，美國該如何避免偏袒一方呢？如果美國確實偏袒一方，那麼在公眾大聲疾呼和平的情況下，美國在多大程度上能這樣做呢？
魏德邁確實考慮過這些問題。他認為赫爾利對蘇聯的樂觀是幼稚的。他相信它的長期計劃是培養中國共產黨去接管整個國家，這導致他得出與範宣德相反的結論。魏德邁大聲疾呼，由美國來「牢固地」佔領一些主要港口地區是必不可少的。他認為中國的局勢有可能是爆炸性的。在中國有400萬～600萬名日本僑民，其中包括100萬仍持有武器計程車兵，他們需要被遣送回國。數以百萬計的中國難民也在設法返回他們戰前的家園。這個國家有著迫切的經濟需求，必須立即加以滿足。煤炭必須從唐山附近的礦山用火車運到港口——魏德邁把守護這些煤炭稱為「軍事需要」——否則在即將到來的冬季會沒有燃料供應給像上海之類的地方的發電廠和工廠，如果經濟崩潰的話，他警告說，將會出現大量餓死人的現象。
共產黨人早已在全力同國民黨激烈爭奪地盤，攻擊鐵路線也是他們乾的。艾奇遜同意魏德邁的看法，也認為海軍陸戰隊是必不可少的，他寫道：「存在問題的港口都位於最可能發生麻煩的地方……因此，美國軍隊的存在將加強國民政府的地位，有助於從—開始就防止發生任何騷亂情況，這也是蔣委員長所希望的。」這口吻聽起來根本不像是要置身於中國的內戰之外。
9月，杜魯門總統成功地提出了一項處理外交矛盾的傑作。他說，應蔣介石提供援助的請求，美國將提供飛機、艦艇和對中國地面部隊的支援。他說，提供這些援助將不會使美國在中國即將來臨的內戰中支援其中一方，這是美國一廂情願的做法的最佳例子。在他對華政策的宣告中，杜魯門援引了美國的民主理想，指定美國的援助不能被「轉而」用於同中共打內戰或「支援不民主的制度」——這個要求聽起來不錯，但忽視了一個麻煩的事實，蔣介石政府正是一個不民主的機構。從那時起，美國的特使們就多次警告蔣介石，美國不希望中國打內戰，如果內戰爆發，美國就會停止援助。
毫不奇怪的是，共產黨會把美國的立場視為不友好。在1945年的秋天，當美國的空運正在進行著並且海軍陸戰隊也在執行他們的任務時，美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的交往陷入了一種緊張和小規模的對抗中。8月15日，約翰·伯奇上尉成為第一個被亞洲共產黨軍隊殺害的美國人，也是後來成千上萬被殺的人之中的第一個。
伯奇的名字多年後被一個極右政治運動所採用。但如前所述，他當時是戰略情報局的一名軍官。他曾受到史迪威的稱讚，被戴維斯所推崇，並由國防部宣佈是「我們組織內的傑出的情報人員之一」。保羅·弗瑞曼，另一個戰略情報局軍官，在長沙郊外他那小小的總部裡遇見過伯奇，發現後者是個「25歲左右瘦瘦的年輕人，爽朗，充滿熱情，性格很有吸引力」。珍珠港事件之前伯奇曾在中國生活了兩年，當時美國在抗日戰爭中還是中立國，他親眼見證了日軍無數的暴行，使他成為「堅定的抗日分子」。他「在工作中極其認真，知識淵博」，弗瑞曼後來寫道。伯奇出生於佐治亞州的梅肯，有著虔誠的宗教信仰，如弗瑞曼所述，他認為「這是上帝的戰爭，在我們這邊都是好的，日本那邊都是壞的」。
伯奇主要是替專門為陳納德的第14航空隊蒐集情報的空軍和地面部隊資源及技術人員局工作，為此他在敵後建立了十幾個監聽站。日本投降後，伯奇奉命去山東省偵察第14航空隊能使用的機場，以便接回關押在那個地區的日本集中營中的美軍戰俘。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他的使命是複雜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在山東這個地區，共產黨人歷盡艱辛才在敵後建立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山東省的戰略重要性並不在於它的大小和中心位置，而是由於它的兩個主要港口——南部的青島和北部的煙臺——控制了通往中國大部分海岸線的通道，尤其是東北地區。1945年年初，中共曾經提議，美國人可以使用江蘇省北部的一個港口，就在山東以南，以此換取朱德要求的2000萬美元，以作為一種行賄資金幫助他從偽軍那裡得到武器。
山東在戰時的情況說明了共產黨人和日本人之間不言而喻的休戰狀態，雙方都不想把自己的力量消耗在實質上的巨大軍事僵局中。共產黨人也設法與汪偽政權進行秘密合作，因為其主要敵人都是作為中央政府的國民政府。共產黨能夠牽制相當大部分的國民黨軍隊，這對偽政府和日本人都是有利的。在山東的這一秘密互利關係中，有個關鍵人物，他就是一個名叫郝鵬舉（haopengju）的前國民黨軍官，此人投靠了偽政權，當上了華東地區警備司令。
他就是伯奇奉命去取得聯絡以便幫助其偵察潛在的空軍基地的那個人，但這不符合共產黨人的願望。共產黨人同郝鵬舉屬下四個師的很多指揮官都有著密切接觸。戰爭結束時，蔣介石命令郝鵬舉等待併入國民政府軍隊。共產黨人則想說服他去他們一方，所以他們不希望有任何美國人干涉這個計劃。當伯奇情報小組的4名美國人、7名中國人和2名朝鮮人經蘇北抵達山東時，他們被共產黨軍隊攔住了。隨後雙方進行了憤怒的談判。伯奇到那裡去並無意圖要干涉正在出現的國共之間在華東的爭權奪勢。他只是想勘察飛機場，所以他憤怒地要求共產黨人允許他繼續自己的使命。
共產黨的軍隊放了他和他的小組，接著第二次把他們攔了下來，第三次則是8月25日在一個叫黃口車站的地方。伯奇的副手，一個名叫董慶生（tungchin-sheng）的國民黨軍官，試圖說服共產黨人，稱美國人是朋友，扣押和解除他們的武裝會導致「共產黨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嚴重誤解」。伯奇拒絕解除他的小組的武裝。他要求面見共產黨的指揮官。他表現出憤怒甚至專橫的態度，這導致一些歷史學家認為他的死是他自己挑釁的後果。
當時整個小組曾一度試圖尋找當地的共產黨指揮官，伯奇抓住了一個傳令兵的衣領，使勁晃動，還問他：「你是土匪嗎？」那個指揮官，就是最初下令逮捕他們的那位軍人，此時命令他計程車兵解除伯奇和他的情報小組的武裝。根據董慶生上尉的敘述，他在這個事件中受了傷但倖存下來並給美國調查人員提供了證詞，伯奇被射中大腿，然後被抬到火車站附近的煤渣堆，最終用刺刀捅死。「屍體被發現時是裹在一張草蓆裡面，」情報小組中另一個倖存者w.j.米勒中尉後來向魏德邁彙報說，「他的手和腳都被捆住了。左大腿上有一個很大的傷口，右肩膀上有一個大洞，整個臉被毀得面目全非。」
伯奇的被殺，恰逢共產黨人對任何被認為是阻攔他們前進的人變得更加嚴厲的時刻。那四名「西班牙獵犬」小隊的美國士兵仍被關押著。幾周後，美國戰略情報局的另一支小隊也被陝西省的共產黨人逮捕並關押。很快，以山東為中心又發生了其他一些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共產黨人都用槍口來大聲表達反對美國的任何干預。
滿洲地區的面積大約是60萬平方英里，比法國、德國和波蘭三國面積的總和還大。它擁有現代工業經濟所需要的豐富資源，這就是為什麼俄國和日本在1905年為爭奪它而開戰，也是為什麼日本在1931年佔領它。滿洲地區的人口幾乎佔中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在黃海和巨大的渤海灣有著極好的終年不凍港——大連、旅順、營口、葫蘆島等。在南邊，它能威脅到與之非常接近的華北地區一些關鍵的戰略要地，尤其是北京，它距離滿洲地區最南部的遼寧僅有約100英里，而距長城僅50英里左右。最重要的在戰略上，它與蘇聯有著1000英里的邊境線，另外與蘇聯控制下的外蒙古也接壤，所以無論哪一方佔有這個地區，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俄國人提供的武器並且擁有廣闊的腹地作為無法攻克的避難所。
滿洲地區之前至少有兩次充當了征服或試圖征服全中國的基地，最近的一次是在1937年，當時日本人從他們控制的偽滿洲國派出師團向南進攻。三個半世紀前，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羸弱不堪，滿族首領努爾哈赤起兵反抗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派出他的軍隊穿過滿洲和中國內地之間群山中的關口。就像後來的日本人一樣，他們爬上了長城——面對強悍的入侵者長城從未發揮過非常有效的屏障作用——然後他們像洪水那樣湧向廣袤的華北平原，以及數以千計無防備的村莊。毛澤東在後來的一些重大戰役中也正是這樣做的。控制了滿洲地區並不是控制了中國，但它可以為任何反叛力量提供巨大的優勢。
毛澤東對此非常清楚。他的形象，尤其是在西方，是農民游擊隊的形象，擅長於用農村包圍城市，卻又不需要去贏取這些城市。然而，早在1945年春末召開的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中國共產黨需要工業、交通系統和生產財富的方式，以便抗衡國民政府對上海附近工業區的控制。「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充滿自信的毛澤東在七大結束時的一次會議上說，「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這個基礎是日本投降後幾個月裡在斯大林的幫助下逐漸奠定的，但共產黨人的運動大都在暗中進行，斯大林的幫助也是秘而不宣的。斯大林一再地保證說他將履行同中國國民政府簽署的協議，赫爾利和其他一些人愚蠢地相信了這些保證。足足有好幾個月，美國人都處於困惑和不確定的狀態，然後才恍然大悟斯大林的政策僅僅是口頭上信守同蔣介石達成的協議，實際上是盡一切可能在幫助中國共產黨，除了不去激起美國的強烈反應之外。
有著這樣的戰略，斯大林自然是勝券在握。如果共產黨人控制了華北，當然他也會幫助他們實現這個目標，那麼在他的邊境他就贏得了一個他自認為會是友好甚至恭順的政權。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將是最好的結果。然而，斯大林知道共產黨也許會失敗。如果國民政府佔了上風，斯大林可以聲稱自己在干預中國內部事務上是無辜的，同時保留他在雅爾塔會議上獲得的收益，在旅順港駐紮蘇聯軍艦，並維持同國民政府的友好關係，這個政府還依賴著他的善意。在這兩種情況中，斯大林都將成功地取代日本成為東北亞地區最強大的力量，徹底扭轉1905年俄國被擊敗和日本佔領滿洲地區造成的影響，還能在蘇聯西伯利亞和亞洲其他地區之間保持一個安全緩衝區。
如果他能夠從國民政府那裡得到這些，斯大林就沒有理由只是為了多得到些好處就冒風險去與有核武器的美國人為敵。所以，他盡最大的努力將風險降到最低，去實施一種特別靈活的甚至在當時看來有點自我矛盾的政策。他敦促中國共產黨人採取更加大膽的行動，但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又會抑制他們，並要求他們向國民政府做出讓步。之後，當局勢許可時，他會再次敦促中共採取更加好鬥的政策。斯大林熟練地操控著。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他從來沒有失去自己的影響力，即便有時候他的謹慎在毛澤東身上激起了陣陣受挫後的憤怒。同時，他與國民政府又保持著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關係，直到他幫助調動的軍隊迫使國民政府流落他鄉。
在確信蘇聯不會干涉之後，中共制定了一項咄咄逼人的戰略，以應對新的美國軍事存在。就在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登陸的那一天，《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社論準確地指出：「不管美國人的意圖是什麼，他們的登陸實際上會干涉中國的內政，並不可避免地協助國民黨反對共產黨和解放區的一億人民。」幾天後，這家報紙警告說，美國軍隊不應該進入「已經被解放的和沒有日本軍隊的地方」。共產黨的政策是對美國人講禮貌，甚至歡迎他們，「如果他們尊重我們的利益的話」。但如果他們試圖強行進入共產黨控制的地區，「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反對正式通知他們，並準備以武力抵抗」。
對中共這項指導方針的第一個檢驗發生在北京附近，周恩來曾警告沃頓將軍那裡會有抵抗。10月5日，一支海軍陸戰隊偵察小隊在從天津到北京的路上發現了36個分散的路障，卡車大小的這類車輛無法通過。共產黨想要阻止從港口運送物資到以前的帝都，海軍陸戰隊已經在那裡建立了他們的營地，國民黨士兵也在乘飛機抵達。第二天，當海軍陸戰隊的工兵在一個步兵排的掩護下去清理道路時，四五十個共產黨士兵從周圍的樹林裡向他們開了火。3名海軍陸戰隊士兵受了傷，整個排被迫撤退。第二天，一個步兵連和一個坦克排開到現場，以岸邊一艘航母為基地的飛機也飛來保護，他們清除了路障，沒有發生進一步的事件。
同一天，美國海軍陸戰隊指揮官凱勒·e.羅基（kellere.rockey）少將，主持了天津地區所有日本軍隊的投降儀式，後者大約有5萬名官兵。受降儀式場面宏大，盛況空前——一支海軍陸戰隊樂隊，一支護旗隊，美國國旗和中華民國國旗在飄揚著，地點就在法式市政大樓前面。這棟大樓是該城最雄偉的歐式建築物，現在已改作第三兩棲軍的指揮部。用繩索圈出的受降場地外面擠滿了人，有些人從屋頂往下看。一組6名日本軍官走過海軍陸戰隊警衛跟前朝受降桌走去，在羅基少將面前象徵性地放下他們的佩劍。隨後，當他們被押送到在旁等候的汽車邊時，中國人紛紛發出憎惡的噓聲。
次日，羅基少將在海軍指揮官丹尼爾·e.巴比（daniele.barbey）海軍少將的陪伴下，登上了「凱托克廷」號指揮艦，沿山東北部海岸航行去執行佔領煙臺港的任務。美國人知道，共產黨人在戰爭結束後的那些日子裡已經從日本人手中奪取了煙臺。煙臺具有巨大的戰略重要性，因為無論誰佔有這個港口城市，都可以用它來運送部隊，通過大連港然後去東北，中間只需穿過渤海150英里的水面，即將到來的爭奪中國的第一仗就是在東北打響的。
幾天前的9月27日，在獲知美國計劃要派遣部隊到這個港口城市後，共產黨武裝部隊的參謀長葉劍英發了一封電報給魏德邁，告訴他既然附近沒有日本人，在該地區部署美軍將被共產黨視為干涉中國內政。儘管如此，「凱托克廷」號旗艦，在「路易斯維爾」號巡洋艦及其海軍陸戰隊特遣隊護衛下，於10月7日早上到達煙臺。巴比少將，這位來自俄勒岡，曾在新幾內亞、菲律賓和婆羅洲指揮過海軍陸戰隊作戰的兩棲戰專家，派出一名美國上校要求共產黨人離開，但會見了美國上校的共產黨官員客氣地拒絕這樣做。他複述了葉劍英告訴魏德邁的話。由於「中國軍隊得到了與敵人戰鬥多年並做出了巨大犧牲的本省人民的支援」，這裡一切都秩序井然。同時，葉劍英給魏德邁司令部又發出了第二次警告：如果美國部隊登陸，可能會出現麻煩，而責任將在美國一方。
在「凱托克廷」號上，巴比向魏德邁證實該地區確實沒有日本軍隊，這就意味著海軍陸戰隊任何形式的登陸都不能代表解放一個被日本人佔領的城市，而是「對中國內部事務的干涉」並招致「共產黨的痛恨」。在巴比的敦促下，美國最高指揮部決定放棄在煙臺登陸。共產黨贏得了一場勝利，其重要性不容忽視，至少有一位在現場的美國記者做出了報道。迪爾曼·德丁在《紐約時報》上寫道，美國已經給了國民黨政府——「現在的關係已經接近內戰」——大量的幫助，把政府軍隊運往北方並直接接管了天津、北京以及秦皇島。「有關煙臺的決策將畫出一條線，當前美國不會在涉及中國敵對黨派的問題上越過此線去支援蔣介石總司令。」
一切變化得太快了。僅僅幾個月前，當抗戰還在繼續進行時，美國軍官和中共政治局成員還在延安一起參加星期六晚上的舞會。在中國淪陷區的田野和村莊裡，友好的八路軍士兵們冒著生命危險，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去營救被擊落的美國空軍士兵。現在共產黨的政策，除了沒有真正的公開交火之外，卻使得美國人極不安全，以至於他們決定要離開。
而且，天津至北京公路上的交火和約翰·伯奇的被殺證明這裡已不再安全，即使這種危險在美國軍事領導人眼中似乎還不那麼嚴重。在與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和海軍部長詹姆斯·f.福萊斯特（jamesrrestal）會面的時候，新任戰爭部長羅伯特·p.帕特森（robertp.patterson）把這些與中共的摩擦事件看作某種「輕喜劇」，聲稱海軍陸戰隊可以從中國的一端到另一端而不會碰到「嚴重的阻礙」。
這無疑是事實。在中國沒有什麼軍隊，除了蘇聯紅軍，在火力和戰術上能與海軍陸戰隊媲美。然而，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任務還是緊張和艱難的。他們從等待遣返的日本人那裡獲知，那時日軍巡邏華北的公路和鐵路時經常遇到八路軍游擊隊的狙擊、伏擊、地雷和對軌道與訊號裝置的破壞。這個責任現在已落在美國人頭上了，他們坐在滿是灰塵的燒煤的火車上，或是乘著吉普車和卡車在泥濘的公路上巡邏。無論1萬英里外穿西裝打領帶的官僚會說什麼，海軍陸戰隊所面對的是想讓他們離開的棘手的本地武裝，中共領導下的游擊隊。一本海軍陸戰隊戰史記載道，從長城到瀋陽「每一英里鐵軌、每一座橋樑、每一個道岔都是共產黨攻擊的潛在目標」。在中國執行任務的整個期間，海軍陸戰隊遭遇了18次武裝衝突和幾次小規模襲擊，共有12人陣亡和42人負傷。
10月11日，海軍陸戰隊一個偵察連登上了青島碼頭，青島是從煙臺穿過山東半島位於其西南方的一個大港口城市。八路軍控制了青島附近內陸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沿海大部。國民政府還遠在他鄉。海軍陸戰隊接管了這個港口城市，並將離城10英里的機場置於其保護之下。在初次登陸後的兩天內，師長小萊繆爾·c.謝潑德少將，後來的海軍陸戰隊指揮官，收到了一封信。這封信來自山東的共產黨指揮官，信中提議雙方在「消滅剩下的日本軍隊和其他叛軍」的行動中進行合作，後者指的是汪偽政權的軍隊。他說共產黨正在準備進入青島，他期望不會遭到海軍陸戰隊的抵抗，他希望海軍陸戰隊不要介入迫在眉睫的與國民政府軍隊的「公開衝突」。
謝潑德回信說他在那裡並不想消滅任何人，共產黨想進入青島是不可取的，並且「海軍陸戰隊第6師絕不會幫助中國衝突中的任何一方」。此後不久，謝潑德與國民政府軍隊指揮官肩並肩站在一起，在青島賽馬場接受1萬多名日本官兵的正式投降，建這個賽馬場的時候，青島還是德國的殖民地。
在謝潑德和當地中共指揮官之間信件交往之後，殘餘的偽軍、等待遣返但仍擔負著守衛任務的日軍以及共產黨等各種武裝團體之間接連發生了許多衝突。儘管政府軍力量在不斷增強，青島仍然像海軍陸戰隊戰史所描繪的那樣，是「共產主義海洋中的一個小島」，只有海軍陸戰隊才使得這個在上海和天津之間的最大港口免於落入共產黨人之手。當然，這一事實在共產黨人眼中意味著——與謝潑德的保證相反——美國人在中國的內戰中支援了一方去打擊另一方。
這種緊張局勢也導致了北邊更遠處的武裝事件。11月中旬，德威特·佩克（dewittpeck），一位來自加利福尼亞貝克斯菲爾德的四星將軍，海軍陸戰隊第1師師長，乘坐火車途經古冶，這是一個村莊，位於唐山的煤田和秦皇島港口之間一條主幹線附近——魏德邁將軍曾經強調保護這條貨運線的軍事必要性。突然，佩克和與他同行的部隊，一隊海軍陸戰隊衛兵，受到藏在鐵路北邊500碼左右一個村莊裡的共產黨軍隊的襲擊。海軍陸戰隊的一個飛行中隊被叫來增援，在共產黨佔據的村莊上空模擬低空掃射——不想傷及平民——實施攻擊的共產黨便溜走了。當海軍陸戰隊第7師的一個連第二天到達現場來營救時，他們發現共產黨人在夜間已經把400碼長的軌道給破壞了。幾名中國鐵路工人被埋在路基上的地雷炸死了。
佩克轉乘一架飛機去秦皇島，在那裡他直接將整個東北移交給國民黨指揮官杜聿明將軍。雙方一致同意，派遣國民政府的部隊去清除鐵路沿線的共產黨游擊隊，並且為了讓這些部隊能夠放手完成使命，海軍陸戰隊將接管唐山和秦皇島之間全程135英里內所有長度超過100米的大橋的守衛任務。從海軍陸戰隊的角度來看，這項安排使他們不會在自相殘殺的戰爭中發揮直接作用；而從中共的角度來看，海軍陸戰隊正在幫助國民政府收復的失地，正是共產黨人憑藉其勇敢和犧牲已經在敵後奪取並在其控制下的地區。
這些小規模衝突不會醒目地出現在美國軍事史書上。然而，它們是發生在美國軍隊和一種新的敵人之間的第一次此類對抗，這種對抗將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變得越來越熟悉。在越南戰場上，以及在更後面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場上，這種對抗產生了一個新名詞，叫作「不對稱戰爭」。敵對的游擊隊突然在無名的村莊裡出現，開火襲擊，當美國戰鬥機出現在天空時，他們又消失得無影無蹤，這成為後來美國在亞洲的戰爭模式。在中國河北省鐵路沿線發生的這些衝突的背景是即將到來的冷戰。這些衝突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由它們所支援的第三方出面打的小規模代理戰爭，美蘇兩國為爭奪勢力範圍和權力的競爭已經開始了。
作為中蘇協議的一部分，一個表面上是監督蘇聯向中國移交控制權的談判委員會已經在長春市建立起來了，那裡也是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司令部的所在地。馬利諾夫斯基是一個手段強硬、作戰經驗豐富、戰功卓著、堅定可靠的共產黨軍官，一個「沒有一絲溫柔和憐憫」的人，出生於烏克蘭的一個貧困家庭。他在15歲時就加入了沙俄軍隊來逃避令人厭惡的童年生活，從那以後他就一直在戰鬥，參加了在他一生中所發生過的幾乎每一場沙俄和蘇維埃的武裝鬥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兩次負傷。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後的內戰中，他開始為蘇維埃而戰。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他作為一名志願兵參戰，當他返回家鄉時，被授予列寧勳章以表彰他的勇敢。1941年德國對蘇聯發動進攻後，他是生死攸關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中浴血奮戰的英雄，這一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次扭轉了不利於蘇聯的局勢。他因傑出的指揮才幹而獲得了蘇沃洛夫勳章，它是蘇聯軍隊中級別最高的勳章。
後來，在蘇聯軍隊向柏林進軍、一路上粉碎德國師團的征途中，馬利諾夫斯基在布達佩斯戰役、布林諾戰役和布拉迪斯拉發戰役中都是勝利者。歐洲戰爭結束時，他被調到亞洲，指揮蘇軍在中國東北擊潰了日軍。幾年後，他出任蘇聯國防部長；1960年他的肖像成為《時代》雜誌的封面圖片並被冠以「俄國新的強硬路線」這樣的標題。雜誌寫道，他「性格粗鄙」且「冷漠無情」；他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兒子」，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這樣稱讚他。他個頭不高、身材粗壯，不苟言笑的臉上帶有一種好鬥的堅定，他不是一個能被嚇倒的人，也不是一個會被共產黨詞彙裡稱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情緒所折磨的人。中國代表團很快就發現，他也是一個擅長用打官腔來推託和編造藉口的高手。
由熊式輝將軍率領的中國談判小組於8月12日到達長春。他們很快就有機會來計算出俄國人用來妨礙他們實現其目的的多種方式，他們的目的就是以國民政府的官兵來取代蘇聯人。但是，還有不少小的障礙。例如，中國人瞭解到蘇聯人下令暫停了中國銀行在滿洲地區的業務活動，所以談判小組很難支付它的開銷。有一次，俄國人因抱怨一些有關蘇聯國內政治的新聞報道，竟然搜查了國民黨在長春的辦事處，傳喚了全部工作人員進行審問，指責他們沒有得到蘇聯最高指揮部的許可就擅自分發宣傳品，把他們關了一夜，然後下令他們停止所有活動，包括派遣小組去滿洲地區各地調查情況。幾個星期來，蘇聯人一直抱怨他們所稱的在滿洲地區的「反蘇活動」，並且認為國民黨的代表應該對此負責。蘇聯人甚至拒絕讓中國人派代表到滿洲地區以西的熱河去購買製作制服用的皮革，藉口說去熱河的路途「太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