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和11月，從美國駐華外交渠道湧入的有關共產黨迅猛發展和國民政府麻煩不斷的報告越來越多，華盛頓的情緒也隨之變得越來越悲觀。10月初，來自西安美國領事館的情報說共產黨在黃河以北正變得「日漸活躍」。籠罩在美國決策者心頭的景象是共產黨軍隊在華北不可阻擋的滲透。新任臨時代辦沃爾特·羅伯遜（walterrobertson）是在赫爾利清洗了使館人員之後來到重慶的，他告訴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共產黨人已經控制了由張家口、北京和大同三地形成的三角地帶的大部分割槽域，這是一個具有高度戰略意義的人口稠密地區——張家口是通往蒙古的門戶，大同是通往東北的長城上的一個關隘，北京不僅是一個大城市，作為前帝國首都，還是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地方。此外，共產黨人正表現出「對美國的極度反感」，羅伯遜如此說道，他們越來越向蘇聯靠攏。蘇聯佔領了原先的日本武器庫並把「大部分戰利品移交給了共產黨人」，儘管他們在條約上承諾只援助中國的中央政府。
在抵達中國之前，羅伯遜在美國政府中的經歷是駐澳大利亞租借法案辦公室主任。後來，朝鮮戰爭結束後，他會成為美國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在這個位置上他被稱為蔣介石的頑固支援者。但當他在中國擔任臨時代辦時，他同赫爾利完全兩樣。他很有禮貌，行動很有理性，「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就像一位同事後來所描述的那樣；「禮貌之化身」，另一個同事則這樣評價他。毫無疑問，後來他仇恨共產黨而喜歡國民黨，但他在1945年寫的有關毛澤東和蘇聯的陰謀的報告看起來不是教條的，是有事實根據的。與赫爾利不同，羅伯遜寫的報告在很大程度上對應了其他人，如身在現場的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的報告。
10月也有一些好訊息。羅伯遜報告說海軍陸戰隊幫助國民政府接受了日本在北京的駐軍的投降，羅伯遜說，這能起到「減少自從戰爭結束以來不斷增長的共產黨的威脅」的作用。但幾個星期過去後，來自中國的大多數訊息都是令人震驚的。羅伯遜轉交了美國武官處的週報，這相當於有關共產黨人的進展和蘇聯的欺詐的一份不間斷記錄。11月初，羅伯遜報告說新四軍在撤出江蘇和浙江這兩個省份，這將「增強共產黨軍隊在北方的實力」。接下來的一週羅伯遜公佈了令人沮喪的訊息：「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威脅看來越來越大。」共產黨人正在襲擊鐵路沿線，並聲稱要繼續進攻，除非國民黨停止其部隊調動。與此同時，10月裡有關國共談判即將取得突破的樂觀情緒正在消退。羅伯遜說：「目前看來幾乎毫無希望能夠達成任何永久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
面對日益惡化的局勢，蔣介石催促魏德邁將軍派美國軍艦再運送兩個中國兵團經天津到北方去。魏德邁予以拒絕，回答說美國已經為國民政府運送了足夠兵力去接受日本投降了，他沒有得到授權去提供更多的幫助。魏德邁在電報中告訴馬歇爾，「持不同政見分子」，他這裡指的是共產黨，「而不是日本人才是造成目前嚴重麻煩的原因，因此調運增派的部隊不在我們的任務範圍內」。此外，魏德邁說道，他希望11月中旬能撤出海軍陸戰隊，蔣介石已經在東北有五個軍了，再幫助運輸更多政府軍部隊去那裡，就意味著延長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部署時間。
幾天後，魏德邁再次向馬歇爾報告說，蔣介石給他施加了「沉重的壓力」，讓他把中國軍隊運到東北，但是，魏德邁說，鑑於莫斯科難以令人信服的行為，「我們的政策一直認為這是中蘇兩國之間的事」。
到11月中旬時，來自武官處的報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令人震驚和悲觀。「僵局的形成似乎已經到了一個關鍵階段……因為在拿出一個解決方案上至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衝突正在全線展開，中國大部分地區已經處於內戰狀態。」共產黨人在進攻太原，在河北山西交界處出現了「激戰」，八路軍正在繼續破壞東北的鐵路線，力求防止政府軍調往東北。大約在同一時間，駐天津的美國領事通知華盛頓，中國北方正常的鐵路服務「實際上已經不復存在」，因為共產黨人正在「搶劫火車、埋設地雷、拆除鐵軌、燒燬枕木並大規模毀壞路基」。11月18日羅伯遜的報告中給出這樣的結論：華北和華中地區的內戰「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潮」。一週後，他寫道，儘管國民政府在把共產黨趕出河北省和東北之間的沿海通道山海關的戰鬥中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共產黨佔領了蘇聯軍隊撤離後的真空地帶，憑藉已經到位的一支估計有10萬人馬的軍隊，他們現在似乎已「根深蒂固」了。美國駐華外交官的最後希望是蔣介石計劃在12月初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共產黨人曾表示他們將參加此次會議，這個大會至少可能帶來內戰的中止。但後來共產黨人宣佈他們絕不會出席這個大會，於是大會被取消了。羅伯遜說，此次大會的取消是「這個陰沉的一週中最黑暗的一面」。
魏德邁是美國在華的關鍵人物，重要性遠遠超過了羅伯遜或其他任何人，馬歇爾、參謀長聯席會議和戰爭部長都會向他徵求意見，此時魏德邁處於悲觀、焦慮不安的狀態。幾個月前在華盛頓時，他像赫爾利一樣，駁回了有關共產主義危險的說法，自信地說可以相對容易地處理這個問題。現在，他所擔憂的不僅是國民政府的軟弱，而且還有不現實的美國政策。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國務院的立場是：是的，美國給國民政府的援助會像普遍認為的那樣，導致給蔣介石的「間接幫助或支援」，但這並不等於對中國事務的干涉。11月23日，與蔣介石重申要求更多美國援助的「緊急呼籲」的同一天，魏德邁給馬歇爾拍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指出了這種說法的自欺欺人之處。他不懷疑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必要性。他寫道，撤出海軍陸戰隊就是給共產黨人那「令人厭惡的宣傳戰和恐嚇行為」提供了「一個全面的勝利。」但是，支援國民政府「將肯定使美軍捲入這場自相殘殺的爭鬥中去。在這一點上不容犯錯。……如果美國的政策是要幫助中國統一併置滿洲地區於國民政府統治之下的話，我們就需要明確瞭解這種後果」。
魏德邁發自中國的報告極少提供值得樂觀的理由。他告訴馬歇爾，蔣介石「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在共產黨人反對的情況下去佔領滿洲地區」，甚至他要收復長江和長城之間的華北地區都沒有把握。「這片地區十分廣闊、交通有限，人們是否忠誠也值得懷疑，」魏德邁告訴馬歇爾，「共產黨游擊隊和破壞者可以並且可能……騷擾和限制中央政府軍隊的調動。」
對於蘇聯，魏德邁非常現實，他說蘇聯與蔣介石的代表維持著一種「外表的合作秀」，但「看來絕對是在為中共創造有利條件去逐步佔領華北和滿洲的重點地區」。在魏德邁眼裡，蔣介石的問題主要不是軍事問題。他喜歡蔣介石，他發現蔣非常「真誠」和「無私」，但是蔣被一幫「只對自我擴張感興趣的寡廉鮮恥之徒」所包圍。魏德邁說，聽中國政治家說話感覺他們就像持不同意見的中國知識分子中的一員，「在行動上卻是通過欺詐和陰謀來實現自己發財致富的目標」，而委員長在腐敗問題面前卻表現得「不知所措和無能為力」。
魏德邁接著給馬歇爾提出建議——似乎忘記了對給共產黨送去一場偉大「勝利」的擔憂——他指出最好的出路，將是完全從中擺脫出來，從而「排除捲入中國內部事務的可能」。魏德邁進一步建議稱，或許將東北置於新成立的聯合國的保護之下會是一個解決辦法，同時，國民政府能集中精力去收回對華北的控制權，魏德邁預測道，即使這樣去做，也需要花費幾個月或者幾年的辛苦努力。無論哪種方式，魏德邁明確地表示，美國都將面臨一個基本選擇：要麼退出，要麼深深捲入中國那不間斷的內亂之中，並且去冒隨之而來的各種風險，包括與蘇聯直接對抗的可能性。
***
這是美國第一次在其與亞洲的關係中面臨一個今後它將非常熟悉的兩難境地。它認為，拒絕幫助一個友好的政府是不能接受的，但提供這種幫助所帶來的潛在成本也是不能接受的。就像在後來類似的情況下，每一個建議都會導致針對其自身的反建議。派遣更多的海軍陸戰隊員？國務院負責亞洲事務的範宣德擔心這可能會給蘇聯一個不從東北撤軍的藉口，而它現在已承諾12月初撤回它的軍隊。（最終，俄國人直至1946年4月才全部撤出它的部隊。）撤出海軍陸戰隊並退出中國？美國戰時在亞洲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幫助建立一個友好、統一、獨立的中國，為實現這個目標它已經在生命和資金上做出了巨大的投入。如果現在退出，就是前功盡棄。
此刻，可能只有期待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來發出最強有力的堅持到底的呼籲了。然而，這項使命卻落在中國科的一位外交官員的頭上（赫爾利認為其中大部分人員都是陰謀反對他的）。此人名叫莊萊德，是又一位工作十分勤奮的來自俄克拉荷馬的職業外交官，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裡他一直在西安當領事，但現在已經回到美國任中國事務司司長。戰時他一直被同事們認為比大多數中國通在政治上更加保守，但這在當時並沒妨礙他加入那些職業外交官的共識：美國應該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讓他去進行政治改革，美國不應該不顧一切把自己和蔣介石綁在一起，以及如果軍事上有必要，美國應該與共產黨人合作。
現在情況不同了。威脅蔣介石生存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人和他們的蘇聯支援者，莊萊德認為，這一點是不能容忍的。他寫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迴盪著一種道德上的義憤，一種深沉的焦慮，即如果美國不能當機立斷，那就會把大半個中國拱手讓給共產黨政權，這樣的結果將不只是不利於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還將是可恥的。莊萊德寫道，中共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來維護對華北的控制」，同時「迫不及待地企圖奪取對滿洲地區的控制權」，並且在這些方面得到了「蘇聯的幫助和教唆」，譬如以大連是一個自由港這種站不住腳的藉口來阻止政府軍在大連登陸。美國如何面對這些公然違反條約的行為，莊萊德寫道：「（將）對中國、對遠東、對世界的未來產生巨大影響。」中國共產黨控制華北和東北將意味著對中國事務的「外國干涉」，即蘇聯的干涉，由此可能產生的後果，莊萊德斷言，將無異於「第三次世界大戰」。
最大的危險是，亞太地區戰後的殘局將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後果，即一個被日本控制的中國，被另一個不能接受的後果，即「一個被蘇聯左右的中國」所取代。防止中國永久分裂，應該是美國的最高利益，應優先於如政治改革或避免「自相殘殺」等其他利益。美國可以選擇簡單的退出，但如果這樣做，或者如果提供「給中國的只是三心二意的援助」，那將「摧毀我們所尋求實現的一切」。莊萊德總結說，美國需要「堅決、有效地採取行動幫助國民政府，以實現在中國已經收復的地區，包括滿洲地區，恢復秩序」。
這個陳述很具說服力，而且還預示著未來將有更多這類有關在亞洲其他國家採取堅決、有效行動的宣告，就像約翰·f.肯尼迪在1961年所說的，美國已經做好準備，願意「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援任何朋友、反對任何敵人，以確保成功和自由的生存」。莊萊德的上司範宣德把這項宣告轉交給了伯恩斯，但也有很多人提出的論點是站在另一邊的，尤其是範宣德自己。
莊萊德的分析是建立在對美國實際利益的認識之上的。不過，根本的問題是美國人想要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裡。美國人的信念可以追溯到美國的大革命，就是走向自由民主的進步是至高無上的美國利益，因為其本身是善的，是被壓迫人民的一盞明燈，而且因為最和平最安全的世界將是民主在其中佔主導地位的世界。莊萊德的備忘錄中迴響著後來肯尼迪就職演說中的那種激動人心的理想主義。它也具有非常吸引美國人的威爾遜總統似的特色，即在世界事務中支援正義一方。鑑於後來在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飢餓、文革中的瘋狂，以及其他所有這類現象——莊萊德呼籲採取的預防性立場為其獲得了值得回顧的吸引力。然而，當時在中國該做何種選擇是完全不清楚的。蔣介石領導之下的國民黨有著嚴重的缺陷；恰恰是共產黨人在打著民主和公民權利的戰士的旗號，這就是為什麼不僅在中國，而且在美國和西歐，都有如此眾多標榜自己是進步人士的人被吸引到他們身邊去。如果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有過真正的民主的話，這個問題就會更加清晰。但站在以後的立場上來看，關於國民黨對中國來說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的說法就沒有任何疑義嗎？
範宣德認為，莊萊德的宣言中缺失了大量資訊，尤其是沒有仔細審查成本和成功的可能性。把為自由而戰說得天花亂墜固然不錯，但決策者需要評估宏偉的理想主義目標是否真正可以實現。正如約翰·戴維斯之後所說的：
莊萊德的立場……在當時和後來的美國政府的大多數決策中都是很典型的。某種情況中的力量現實，即使能被理解，也往往會服從於「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因為先例、承諾、道德衝動、情緒，以及包容一切的「國家安全」而應該去做的事情。於是，政策的成本因素就這樣常常被忽視了。
作為對莊萊德意見的部分反應，範宣德表明了一個根本性的觀點：所期望的行動並不總是有效的行動。他就中國問題提出了三個選擇：第一，退出；第二，繼續現行的政策；第三，擴大使命。雖然沒有說得那麼直接，但他似乎傾向於第一個，因為，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使有我們的援助，蔣介石能夠通過軍事手段給華北和滿洲帶來持久的穩定這種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一項已經失敗的事業中再去消耗美國人的生命、資源和聲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第二天，伯恩斯在同羅伯特·帕特森和詹姆斯·福萊斯特會面時大聲讀了範宣德的備忘錄，這兩人分別是戰爭部長和海軍部長。帕特森特別贊成忽視範宣德的觀點，同時也忽略魏德邁的觀點。根據戴維斯的描述，帕特森是個「很起勁的」人。他就是那個把共產黨攻擊海軍陸戰隊視同為「輕喜劇」而毫不在意的人。他深信有關共產黨力量的報告是「誇大其詞」。在這次會議上，他對福萊斯特說，他剛剛與亨利·盧斯交談過，盧斯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強力親蔣的社論，文中他的基本觀點是美國在道義上有義務給予蔣委員長全力支援，盧斯說他從帕特森口中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回應。
福萊斯特沒有過多地去考慮在亞洲大地上實現美國目標將要遇到的障礙。他所考慮的是在國內方面的心情：希望美國士兵能安全返回家園，不要被派去為一個本身就是腐敗和不民主的政府執行代價高昂的任務。揮舞著寫有「立刻撤軍」標語牌的示威者們正在馬路上游行。全國各地的社論中都在提出同樣的要求。而盧斯的回答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的命運和我們自己的命運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莊萊德曾經說要忽視諸如中國國民黨的嚴厲政策等這類細節，但是公眾並沒有忽視它們。實際上，公眾之中已被撕開了一條深深的裂縫，從中演化出了在緩慢惡化的蔣介石的聲譽和對共產黨人的更浪漫的看法。「中國的土地改革運動被稱為‘共產主義’是有點令人困惑的，」埃德加·斯諾，毛澤東這個民主主義者的最著名支援者，5月在《星期六晚郵報》上寫道，「共產主義在中國是一件打了折扣的事情。」在一本名為《亞洲的解決方案》的新書中，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他曾是蔣介石的政治顧問）寫道：「共產黨的政治結構比國民黨的政治結構更接近民主。」他繼續寫道，蔣介石可以是一個「聯合人物」，他「不必擔心失去他在政府中的權威，在這個政府中與共產黨的黨派差異可以通過民主程式進行協調」。
盧斯決心同這些態度對抗，這場戰鬥的一部分是要重新整理他的那位中國英雄已經被玷汙的名聲。9月，他把蔣介石的肖像登在《時代》雜誌的封面上。僅僅一週前，丘吉爾也在封面上出現。盧斯的潛臺詞是在歐洲和亞洲在戰時有兩位偉大的勝利者，未來有兩位偉大的人物。封面上的蔣介石身穿未佩戴勳章的簡單軍服，英俊瀟灑，雙眼炯炯直視前方，他的儀表剛毅堅定，但又被一絲睿智的笑容軟化了幾分。「時年57歲的蔣介石，站在他自己和他的民族的歷史的一個頂峰上，」同時刊出的一篇文章不吝溢美之詞，「隨著戰爭的結束，一個重要的事實已經變得非常清晰：蔣委員長已經證實了那些為人們長期擁有的信念，即他的政府是牢牢嵌在人民廣泛的支援之中的，並且一旦得到和平，就能夠在中國實現有效的治理。」
這篇文章是有意要證實盧斯給蔣介石的寫照：一個明智的受人愛戴的形象。但他在此事上的執著卻使《時代》雜誌的編輯與他們自己的駐華明星記者發生了爭執。白修德拒絕撰寫盧斯想要的崇拜蔣介石的封面故事。白修德在給《時代》雜誌紐約總部的電報中抱怨說，盧斯想要的故事無非是一紙「老調頌詞」，不過是想「再次證明中國的這位嚴厲暴君是合法的」。
這些衝著盧斯所講的話，幾乎等同於戰鬥檄文，其結果是白修德被召回美國並丟掉了在《時代》雜誌的飯碗。在中國問題上的分歧毀掉了在不屈不撓的盧斯和富有才氣、鬥志旺盛的白修德之間父子般的關係。白修德曾經在他的重慶辦公室外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道，他所寫的東西和雜誌上登出來的東西如果有什麼相似的話純屬巧合。白修德甚至還反對過美國幫國民政府空運軍隊，他爭辯稱，在中國的美國軍官很可能會被共產黨游擊隊包圍，派他們到中國會讓美國捲入亞洲的內戰，反過來這又會把中共推入蘇聯的懷抱。
中國問題還引起了家庭內的爭吵。在每個人的眼裡，中國都是一頭不同的野獸。誠然，我們「對中國的幻想已經破滅了，因為中國連年不斷的內戰」，盧斯在《生活》雜誌上寫道。我們可以問問自己，「現在還有沒有一個被叫作中國的還在運轉的國家……美國可以而且應該去與其打交道？」盧斯給自己的問題的回答是一個響亮的肯定。「大多數美國人嚴重低估了中國這個簡單事實的重要性，即中國的合法政府在中國的土地上（未流亡）維持著自己作為至少擁有一半國土的唯一政府的地位，並且在另一半國土上也擁有很大一部分人的忠誠。」
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與盧斯的觀點沒有分歧。在他們於11月26日和伯恩斯舉行會談的前一天，帕特森和福萊斯特寫了一份備忘錄，完全不同意魏德邁對國民政府控制華北和東北的可能性所持的悲觀態度。帕特森和福萊斯特不願輕言放棄。對魏德邁的結論也還沒有進行詳細的審查。國務卿和戰爭部長沒有用軍事技術力量去影響相對強勢的國民政府，也沒有去影響蘇聯支援的共產黨。他們沒有談及中國國內對蔣介石的幻滅，也沒有談論中國傳統中那種帝王間禪讓天賦君權的可能性。他們沒有去討論為確保蔣介石在他與共產黨的權力爭奪中佔上風需要多少部隊和物資。福萊斯特和帕特森絕對不會同意美國可能拋棄長期盟友、自己則抽身而退這種想法。「不加慎重考慮就從任何既定目標撤退看來是不可取的。」他們在給伯恩斯的信中如此寫道。如果美國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支援政策，「世界輿論就會指責我們拋棄盟友」。
就在那一天，魏德邁又給馬歇爾發出了一封電報，重申了他那「深思熟慮的意見」，即沒有「美國和/或盟國的進一步援助」，蔣介石將無法得到華北和東北的控制權，就東北而言，還得加上「蘇俄的全心全意的合作」。在他與蔣介石的會談中，魏德邁說，中國領導人已經同意「暫時放棄收復東北」，轉而把重點放在華北。但即使這樣，魏德邁說，可能對他來說也困難太多。因為鐵路線太長，而且「共產黨人的破壞」太嚴重。魏德邁並不是說美國應該「抽身而退」，而僅僅是要明確表示，如果美國選擇幫助國民政府，那麼這種幫助將不得不是大量而長期的。「此外，」魏德邁警告說，「讓我既執行幫助中央政府軍隊的命令，同時又執行避免參與自相殘殺的內戰，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二天的會議一開始，伯恩斯唸了一遍帕特森和福萊斯特的信。之後，福萊斯特表示反對「現在就將海軍陸戰隊突然撤出華北」。針對可能會招致公眾反對的任何在中國的長期軍事承諾，他提供了一個解決方案：美國應該同俄國人好好談談，並「讓聯合國也參與進來」。但是，伯恩斯問道，美國究竟要俄國人去做什麼呢？是要他們在已經承諾撤離的日子，12月2日，之後還留在東北嗎？這個日子可是還剩下不到一個星期了。
福萊斯特：「不，但我們可以要求他們支援蔣介石政府。」
伯恩斯：可是，俄國人早已受條約約束只能支援國民政府，所以這就「很難搞清楚我們應該如何就這個問題去和蘇聯政府交涉」。
伯恩斯重複了中國駐美大使告訴他的話：蘇聯曾經承諾不允許任何共產黨武裝進入東北。
雖然伯恩斯明白要求蘇聯人去做他們堅持認為早已在做，而伯恩斯知道他們並沒有在做的事是毫無意義的，但他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危機。相反，他又回到了以前美國官員曾提議的與蔣介石打交道的相同模式。「考慮到各種因素，」他說，「也許明智的做法是試圖迫使中國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在相互妥協的基礎上坐到一起來，也許要告訴蔣介石委員長，除非他贊同這麼做，否則我們將停止援助他的政府。」他建議請赫爾利大使馬上返回中國以把這個資訊再次轉達給中國領導人。會議決定，海軍陸戰隊將暫時繼續留在中國，但究竟還要留多久似乎沒人知道。同時，美國將給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施加更大壓力，以促使他們達成協議並停止他們之間的戰鬥。
美國就是這樣發現自己已經在中國的內戰中越陷越深了，它既忽視了莊萊德的警告不要做事「三心二意」，也忽視了魏德邁的警告：除非承諾投入更多、時間更長，否則將不會起作用。最終形成的政策是一種比較中庸的措施，因為那兩個主要的選項，一個是放棄盟友，另一個是投入大量美國軍隊，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伯恩斯的「明智的做法」甚至都沒有核查一下如果國民黨和共產黨拒絕坐在一起美國該怎麼辦。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民主國家的一個趨勢，當處於一個迷惘困惑的時期時，它往往會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要儘量滿足持相反意見的選區但又不能去做出任何明確的或難以承受的承諾；同時，不管多麼渺茫，它還是要去培育這麼一種希望，即如果衝突雙方通過美國調解下的談判能解決他們的分歧，那麼整個問題就可能迎刃而解。
福萊斯特儘管在同伯恩斯的會議上似乎什麼也沒說，但他注意到在做出推遲海軍陸戰隊離開中國並給國共雙方施加壓力要求談判解決衝突的決定時那種近乎隨意的方式。他在日記裡這麼寫道，從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另一方面’這種官腔毛病的症狀是多麼普遍，在隨後的幾年裡，受到這種毛病摧殘的關於中國政策的檔案太多了」。
這一次赫爾利拒絕合作。26日，即在福萊斯特和帕特森舉行會議的前一天，他告訴伯恩斯說不想再回到中國去。他說自己正在考慮辭職。伯恩斯試圖說服他留下來，說他的國家需要他，蔣介石也堅持讓他當大使。11月27日，就在伯恩斯、福萊斯特和帕特森舉行會議的當天，赫爾利去白宮拜訪了杜魯門，杜魯門告訴他中國的局勢看來日趨嚴重，他需要馬上趕回去，最好第二天就走。
杜魯門以為赫爾利同意了，然後就去和他的政府成員共進午餐。席間，他接到了一個意外的訊息：赫爾利向新聞界發表了一個宣告，他最終打算辭職了。未禮節性地預先告知總統或國務卿他的這個決定，固執任性到底的赫爾利最終釋放出了他累積起來的憤怒，壓垮了他應該有的更好的判斷力。
在給記者的信中，赫爾利說出了他所認為的美國的中國問題的根源：不是蘇聯的陰謀，不是共產黨的攻擊性，也不是對蔣介石普遍的幻滅，他說，而是專業的美國外交官，儘管他做了努力解除了他們的職務，但他們還留在擁有權力和責任的位置上。不論在記者會上，還是在他的書面宣告上，赫爾利都沒有指出具體名字，只是提到「那些職業外交官，（他們）站在了中國共產主義武裝政黨和帝國主義國家集團的一邊，其政策是保持中國的分裂狀態」，但顯然他指的是那些曾對他的判斷提出質疑的在重慶和華盛頓的中國問題專家：謝偉思，在美亞案件中被判無罪後已被重新分配到東京擔任麥克阿瑟的顧問，伴隨他一起去東京的還有約翰·埃默森和喬治·艾奇遜，後者就是幾個月前寫給國務院的那封信的正式作者，信中稱赫爾利對中國情況的報告「不完整也不客觀」；約翰·戴維斯，赫爾利最討厭的人，他現在在莫斯科，是喬治·凱南的一個重要助手；還有範宣德，國務院東亞事務的負責人，赫爾利在他的信中抱怨說，他是「我的一個上司」。
這是聳人聽聞的訊息，轟動一時的特大新聞。《紐約時報》全文轉載了赫爾利的宣告，並在頭版另一篇文章中將其描述為「職業外交官對外交政策實施的強烈譴責」。在一篇社論中，《時代》雜誌鄭重其事地建議杜魯門政府調查這項指控並「給予國家一定的保證……高層所採納的政策確實被如實地貫徹下去」。但赫爾利還沒罷休。
在重慶的美國大使館中，這個訊息引起了「一片譁然，所有的障礙都消失了，大家把憋了很久的話都紛紛說了出來」，蘇聯問題專家約翰·梅爾比在他的日記裡如此寫道。赫爾利的指責現在已經暴露了「我們的內部爭論：我們在這裡究竟應該做什麼？以及對立觀點之間的極度怨憤」。國民黨人感到失望，但共產黨人非常高興。一直在譴責赫爾利為「美帝國主義分子」總代表的延安廣播電臺在廣播中說：「在重慶的中國內戰煽動者遺憾地辭職了，（但）中國人把它視為美國人民的勝利。」
幾天後，赫爾利在華盛頓全國新聞俱樂部的演講中指名道姓地指責他們，特別是艾奇遜和謝偉思，費心勞神地顛覆美國對華政策，妄圖把中國交到共產黨手中。然後，他又去了參議院，在兩天的作證過程中他再次指控艾奇遜和謝偉思密謀推翻蔣介石。「帕特·赫爾利出場時大吼一聲，揮動著雙拳，」《時代》雜誌描述了他露面時的樣子，「他的白鬍子往上翹，他的黑絲夾鼻眼鏡架在鼻子上晃晃悠悠。他在他的主要話題上展開猛烈抨擊。」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在答覆中被迫答應正式調查這些嚴重的指控，以確定它們是不是毫無根據，由此無意中增加了它們的清晰程度。美國外交官員們按照正常程式報告了他們的意見和分析——絕無不忠行為，他如此說道。但赫爾利那聳人聽聞的指控首次把在中國問題上對不忠和兩面派的責難帶入了公眾視野，並且以其惡毒的公訴方式在公眾視野中保持了幾十年。
杜魯門對赫爾利的突然辭職極度煩惱，他需要立刻找到另一位大使，當然他心目中也已經有了一個人選。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喬治·馬歇爾，此人剛剛回到在弗吉尼亞利斯堡的家中，期待著在結束了作為一個士兵和參謀長的忙碌生涯之後有個寧靜的退休生活。馬歇爾夫人想在他們到家後的第一頓晚餐前稍事休息，剛剛走完一半樓梯的時候，電話鈴響了。「將軍，我希望你能為我到中國去。」杜魯門如此說道。馬歇爾想等到晚飯後再把這個訊息告訴他的夫人，便說了一句，「好吧，總統先生」，就結束通話了電話。一個小時後，廣播新聞釋出了馬歇爾的新任命。「在你沒有休息之前，我不忍心告訴你。」馬歇爾告訴他的妻子。此處有一點不清楚的是，馬歇爾本人是否明白同杜魯門的簡短交談中的重要含義：他不僅僅是駐中國的大使，而且調解中國的兩大武裝政黨和制止剛發生的內戰這兩大任務現在了也已經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同時，局勢已經有所好轉。11月中旬，厭倦於蘇聯的欺騙並意圖喚起國際社會的關注，蔣介石下令談判小組離開長春。蘇聯最初的反應是加緊騷擾。共產黨控制的警察部隊的一名成員被打死了，於是全市大街小巷到處都貼滿了傳單指責國民黨，並要求驅逐國民政府代表團，然而卻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代表團已經接到蔣的撤離命令。整個代表團的總部是「風聲鶴唳」，國民政府談判團隊的經濟學家張嘉璈在日記中寫道，他的語氣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唐朝詩人。供水和電話線路都被切斷了。「感覺是即將要發生一個巨大的災難。」
同一天，國民黨代表團的160名成員乘坐飛機離開長春回北京，緊接著蘇聯就改變了它的基調。在此之前，斯大林給中共的主要戰術指導是，在東北中共可以採取調動自己軍隊和阻止政府軍隊的「行動」，但不能「講出來」；中共不能公開宣佈接管東北的意圖。一直以來，斯大林都還與蔣介石保持著正常的、排他的關係的表象，在重慶保留了大使館並且與延安沒有官方接觸。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通訊往來都是非正式的、秘密的，或者通過他在延安的代表，或者通過多年前共產國際提供的無線電發報機。
國民黨代表團撤出長春兩天後，斯大林照會蔣介石說，他將在東北「杜絕一切暴民行動」，並提議蘇聯紅軍可以推遲撤離，以便給這種努力提供協助。幾天後，俄國人告訴蔣介石，他們將保證政府軍在東北各主要城市的登陸，如瀋陽、長春等。同時，斯大林要求共產黨從這些城市撤出他們的軍隊並且不得在這些地區打擊政府軍——即使在這一時刻，蘇聯還加快了從大連和朝鮮的軍火庫裡給共產黨提供武器的速度。
在長春，一個蘇聯軍官召集當地報紙記者並告訴他們禁止反對國民政府。幾乎是一瞬間，批評國民黨的傳單就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支援國民黨和讚揚國際合作的招貼。馬利諾夫斯基發誓要阻止共產黨在國民政府確立了其權威的地區的活動。他禁止共產黨軍隊發行紙幣，並表示希望國民黨代表團返回長春。
俄國人繼續奉行他們通常的靈活政策，在幫助中國共產黨的同時，又避免任何會導致美國加快介入的行為，而毛澤東儘管對這種謹慎感到不耐煩和煩惱，但也能理解這一點。11月20日，延安給其東北局下達新指令，通知它共產黨的主要力量應把「中小城市和次要鐵路作為重點，背靠蘇聯、朝鮮、外蒙古和熱河，建立強大的根據地」，而不是試圖去佔領東北的大城市。當然，許多共產黨的中下層力量，成千上萬在戰爭期間轉移到解放區去的普通幹部，並不滿意於這一政策。他們被告知要「從全域性出發」，抗擊「美-蔣」，這是一個新創造出來的貶義縮略詞，指所謂的美國和蔣介石之間的聯盟。國民黨和中國革命者之間的爭權奪勢是一面鏡子，反映出蘇聯和美國之間，「新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反動派之間那即將到來的、更大規模的全球鬥爭，但作為一個策略問題，為了避免美國的干涉，蘇聯不得不「在表面上和中共劃清界限」。同樣，中共不得不「假裝自己與蘇聯沒有關係」，即使它本來就該「盡力使美國保持中立」。
其他方面的局勢也有所改善。在美國的幫助下，通過強迫八路軍從秦皇島周圍地區撤離，政府軍在東北取得了不少進展。一些大城市發生了學生示威，但這回換了方向，他們抗議共產黨親近蘇聯，而不是把國民政府作為反抗物件。1945年12月16日，蔣介石視察了北京。這是自從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以來中國的公認領袖第一次踏上這個城市的土地；在整個漫長的戰爭年代裡，中國那光榮的前帝國首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10萬學生聚集起來，在進入中國最雄偉的皇家遺蹟故宮前入口處的天安門廣場迎接委員長，他們發出了「雷鳴般的歡呼聲」，就像蔣介石的傳記作者陶涵所描述的那樣。成千上萬的人擠上前來撫摸他或只是看他一眼。他的一幅巨大的畫像被高高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畫像上的人物顯得嚴厲、專制，而不是他那慈祥的學者姿態。
之後，蔣介石從北京飛抵南京，他自己原先的首都，並定居在設於中央軍校內的官邸裡，他為所取得的「光榮的勝利」而感謝「我們的天父」，並沿路接受了在途中等候的成群結隊的市民給他的歡呼。
在主要的戰略問題，即蘇聯所起的作用上，蔣介石無疑是瞭解共產黨的兩面政策的，但他仍然對蘇聯態度上的明顯變化感到高興。他那能講俄語的兒子，在長春參與了同馬利諾夫斯基的談判，12月初時告訴他，蘇聯已經「幾乎同意了所有的政府提議，包括解除所有非政府武裝力量的武裝」。
中國中央政府的領導人會有可能相信這一點嗎，尤其是當俄國人同時在充實共產黨的軍火庫的時候？蔣介石一直希望通過外表顯得強大並證明中共沒有機會推翻他從而能誘導莫斯科與毛澤東保持距離。因此，蔣介石決定不去抗議蘇聯從東北把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前日本的工廠席捲而去。他也沒有做出努力去減少蘇聯在大連、旅順港和東北鐵路上得到的新殖民主義者的利益。他希望他能滿足莫斯科，說服俄國人他們的利益所在是支援他，而不是毛澤東。這在當時是一個合理的算計，但此後的事件很快表明，這是完全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