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等待著馬歇爾，他的身上寄託著太多的期望。」約翰·梅爾比在他的日記上如此寫道，還有兩天杜魯門那傑出的新使者即將到來，他將去避免中國的一場內戰，假如有人能做到的話。
每個人都在這裡急得團團轉，不知道在忙些什麼……知道這個大人物要親自來大家都怕得要死……一種高潮後跌到低谷的跡象開始顯現出來，我有一種越來越強的感覺，整個這一切都是在壓力和恐慌之下憑空想象出來的。這裡的許多人現在都後悔了，但除了必須去面對之外，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大多數人都同意，他的就任只會損害他的盛名，而不會有任何好結果。
梅爾比沒有說為什麼許多人對馬歇爾使命的形成感到遺憾，但最有可能的是這種遺憾出自於對美國的擔憂，投入自己的資源和自己的聲望冒極大風險去追求非常明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在中國的美國人和在美國國內的美國人之間存在著一條分界線，前者對沖突雙方之間強烈的不可調和性有著現實的體會，而後者始終秉持著政治妥協和權力鬥爭制度化的非暴力的堅定信念，雙方都完全忽視了中國的傳統。但或許馬歇爾本人居高臨下的形象、他的高度、他的戰無不勝的經歷能凌駕於這一切之上。「他是一個謙虛的人，完全沒有虛榮心。」馬歇爾的一名高階助手在第一次看到他後的家信中如此寫道。他是一個會在戰爭期間拒絕接受任何獎勵或勳章的人，覺得當士兵們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時候去接受獎勵是不合時宜的。「我這一輩子見過了太多計程車兵，」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在參加馬歇爾於參謀長任上退休的儀式時對他說，「而您，先生，是我所見過的最優秀的戰士。」
梅爾比是12月底在重慶時第一次見到馬歇爾的，感覺馬歇爾給他留下了「一個很好的直接印象」，儘管他沒有想象中那麼高大。曾經組織軍隊和後勤並指揮了打敗軸心國的戰役的馬歇爾，以從不干涉他所任命的指揮官在戰場上指揮作戰和從不試圖從遠處干預戰場決策而聞名於世。隨著梅爾比的逐步瞭解，他對馬歇爾有了一個「不斷加深的印象，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戰士，而且在真正做到謙遜和寵辱不驚這個意義上確實是一個偉大人物」，然而他也並不能真正理解在中國進行外交斡旋這個任務甚至會比打贏一場全球戰爭更令人沮喪，更充滿意料之外的障礙。根據梅爾比的觀察，馬歇爾畢竟是個「其視野和經歷都受到職業軍人身份限制」的人。
每個人都在期待著馬歇爾。當他的飛機於1945年12月20日在上海降落時，中美兩國的儀仗隊都在場迎接。阿爾伯特·魏德邁，美國在中國的軍事指揮官，用一輛黑色別克轎車護送他到華懋飯店。這家飯店宏偉灰暗的大廈坐落在上海著名的外灘，十六年前，諾埃爾·科沃德在這裡寫下了他的劇作《私生活》。華懋飯店是公共租界的地產大王伊拉克猶太人維克多·沙遜（victorsassoon）建造的，是能夠展示外國人管理下的那部分上海的場所，從那可以俯瞰寬闊的黃浦江，江上擁擠著帆船、舢板、輪船，現在還加上了美國的海軍艦艇。此時，馬歇爾所在的這座城市幾乎等同於在美國的軍事佔領之下：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引人注目地展示著他們的存在。他們在城裡著名的賽馬場踢足球、打棒球，晚上又醉酒尋歡，去探索《時代》雜誌微妙地稱為「荒淫享樂的城市生活」。上海和其他城市都是他們的樂園。
馬歇爾的一些隨從外出觀看這種美國佔領下的情景。他們在深夜時返回軍艦的途中，看到一些海軍陸戰隊員在舉行黃包車賽車比賽作為消遣。他們僱了些苦力，而這些軍人則坐在黃包車的乘客位置上。比賽沿著寬闊的南京路和靜安寺路或上海的其他主要馬路進行，這還不算太出格。馬歇爾手下一名成員報告說：「更糟糕的是他們試圖以某種方式驅趕苦力，通常是用皮帶抽打苦力的後背。」
在馬歇爾到達中國時，因日本戰敗所引發的興奮已經被酸楚的、憤憤不平的、悲觀的情緒所取代。抗戰結束後國家已陷入內戰之中這個現實正在到來。國民政府的軍隊和共產黨的軍隊正在從西邊的陝西到東邊的山東之間許多地區展開激烈的戰鬥。破壞抗戰勝利的興奮心情的並不僅僅是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分裂。在非共產黨組織之間也存在著深刻的爭議，特別是在國民黨和幾個代表商人、知識分子及學生的民主黨派之間，這些黨派是隨著戰時對政治活動的限制被解除而誕生的。在許多方面，蔣介石仍被看作帶領國家經歷過多年抗戰的英雄而受到尊敬。他在中國是最出名的人物，他的畫像無處不在，他的講話在親國民黨的報刊上被正式報道，而且他有一個富有魅力的妻子，當她訪問華盛頓時能在白宮下榻。但是，對執政黨的幻滅也開始蔓延開來，並且在許多人的心中都有以下這種感覺：戰後美國在中國的存在是強加於人的新帝國主義，那些用皮帶抽打黃包車伕的海軍陸戰隊員就是一個例證。
1945年11月下旬，昆明爆發了學生示威，那裡的幾所大學仍然還留在它們戰時流亡的地方。在戰爭期間，昆明一直是陳納德的飛虎隊的總部並在雲南軍閥龍雲的政治控制之下。因此，比起大多數中國的淪陷區，昆明一直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地方，較少受到國民黨戰時的限制。此地也是一個罕見的成功抵抗了日軍並實施了反攻的中心，因為中國軍隊在陳納德的戰機那不可或缺的支援下，把日軍從怒江峽谷趕回了緬甸。在一場著名的戰鬥中，龍雲在一位中國將軍陣亡之後親自指揮部隊反敗為勝，並重新集結中國軍隊防止敵人橫渡怒江，否則那將是一場大災難。但隨著戰爭的結束，蔣介石派他自己的軍隊到昆明，經過幾天的流血衝突後，他們接管了城市，龍雲則被打發到重慶去做一件毫無意義的工作。
此刻國民黨軍隊完全控制了昆明，他們強制執行委員長的命令，阻止了在雲南大學中央禮堂召開的一次會議，從而導致了一個由教師成員出面演講的露天集會。大會被軍隊向人群頭頂上方鳴槍示警而打斷，但學生們已經表達了他們的要求，其中之一便是要求美國軍隊撤離中國。示威主要是針對國民黨政府，它所堅持的一黨統治、它的腐敗，以及它的秘密警察的恐怖活動。在中國，學生示威遊行有著特定的含義，其歷史意義可追溯到1915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的強烈抗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五四運動」。據報道，在昆明的示威遊行中，因為當局試圖強行恢復秩序，有學生遭警察突襲而被殺害或受傷，但示威活動一直持續到1946年，給馬歇爾的談判提供了一種反對意見的背景聲音，這也是作為中央政府的國民政府喪失民心的一個標誌。
「在那裡發生的謀殺和暴行是令人震驚的。」梅爾比在他的日記中如此寫道，他指的是12月初在昆明發生的事件——儘管梅爾比本人並不在昆明，也不是很清楚、很具體地瞭解那裡正在發生的謀殺案。「很多國民黨人是真的嚇壞了，但這樣的情況仍然在繼續。」
如果中國的局勢是不確定的、模糊的，那麼美國的政策也充滿了模糊性和不一致性。在到中國就任之前，馬歇爾出席了一次星期天上午的會議，在座的有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及其顧問，包括迪安·艾奇遜，他當時是美國國務院的二號人物，以及範宣德。魏德邁從中國彙報了蔣介石的持續要求，期望美國幫助運送更多的部隊到華北和東北，很明顯，這些部隊在那裡將被用來阻止共產黨人的擴張。因為這個要求違背了美國不捲入中國「自相殘殺的衝突」的政策，問題自然就出現了：美國應該同意這一要求嗎？如果同意的話，蔣介石組建聯合政府的動機就會減少，因此不急於做出答覆似乎是適當的。但馬歇爾想知道，如果是蔣介石而不是共產黨阻礙了所期待的協議的話，美國的政策會是什麼。
在這個問題上分歧很深。範宣德強烈地反對進一步援助蔣介石，如果蔣對馬歇爾的使命構成障礙的話。給蔣介石更多的武器將導致內戰，而共產黨很可能贏得這場戰爭。如果發生這種情況，範宣德認為，其後果對美國來說不會是災難性的。他認為，鑑於中國的廣袤和嚮往獨立的力量，中國不會成為蘇聯的衛星國。假如共產黨真的贏了——那又怎麼樣呢？中國已經遭受到如此嚴重的破壞，到處是一片廢墟，亟須基本的重建和改造，其所有精力都會被國內的緊迫需求所佔用。因此，如果蔣介石拒絕政治解決，美國應該拒絕運送他的軍隊，即使這意味著共產黨人將奪得因日本軍隊撤離而空出的地區的控制權。中國的分裂儘管不是好事，但也不會是災難性的，而且，不管怎麼說，最終還得是中國人自己，而不是美國人來決定他們的命運。範宣德的觀點清晰地表述了對外關係的更深層看法，即要認識到按照自己的規範來塑造世界時美國的力量是有侷限性的，以及要接受不那麼完美的結局的必要性。
範宣德的論點沒有任何吸引力，這是由迫在眉睫的冷戰所註定的。伯恩斯在與馬歇爾和總統共同出席的那個星期天上午的會議上親口做了闡述。伯恩斯認為，如果美國未能幫助蔣介石，蘇聯人將推遲他們承諾的從東北撤軍，在那裡他們會幫助中國共產黨人鞏固他們在華北的根據地，包括河北、陝西和山東。最終，那幾十萬仍然在華北的日本人將被迫向共產黨投降。蘇聯人將會以與他們已經在主宰的東歐同樣的方式來主宰中國，成立一個恭順的共產黨政府以取代在納粹佔領期間成立的通敵政府。
馬歇爾完全同意伯恩斯的觀點，並幫助找出理由來向杜魯門總統證實。為了給中國衝突雙方某種激勵以便能相互做出讓步，他說，在是否給蔣介石提供更多援助這個問題上應該不要給出明確答案。美國的政策中應該有一種故意含糊不清的元素。但如果蔣介石「未能做出合理的讓步」，馬歇爾說，把他在會議上的立場做了一個總結，「那麼隨之而來的悲劇性後果將是一個分裂的中國，以及蘇聯人很可能重新在東北接管權力，這兩者的綜合效應將導致我們在太平洋戰爭中的主要目的遭受失敗或損害」。這個觀點將所有反對意見一掃而空，它表明：在已經做出那麼多犧牲之後，在珍珠港事件與巴丹死亡行軍、硫磺島、塞班、珊瑚島、翻越喜馬拉雅山的空運，以及原子彈之後，在太平洋戰區超過10萬名美軍死亡和25萬人受傷之後，在超過2.1萬名美國軍人關押在日軍戰俘營遭受恐怖拘禁之後，最終的結果卻是比日本控制下的中國更加糟糕——取而代之的是斯大林控制下的中國。杜魯門被說服了，伯恩斯也接受了。馬歇爾得到正式指示，如一個歷史學家所總結的那樣：「要儘量促使雙方做出合理讓步以便達成停戰協議。……如果中共拒絕這樣做，他得到授權可運送政府軍到相關地區。但是，如果蔣委員長拒絕這樣做……他不會被拋棄。」
換句話說，不管蔣介石怎麼做，美國都將提供船隻和飛機幫助他的部隊進入戰鬥狀態，儘管他在那一時刻到來之前並不知道這一點。馬歇爾的目標將是實現中國的和平的政治解決，因此運送更多的政府軍是不必要的。但不可否認，如果一切努力都失敗了，美國最終的立場會是繼續援助蔣介石，而這種幫助將構成站在國民黨一邊捲入中國的「自相殘殺」。
馬歇爾使命的成功是至關重要的。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但也有出自個性的原因，馬歇爾拒絕輕信任何在他到任之前的悲觀預測。他的參謀長，陪同他去中國的亨利·a.拜羅德上校在華盛頓時告訴他，他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時年輕的馬歇爾曾被派駐中國，艾薩克·紐厄爾（isaacnewell）當時擔任駐華美軍司令，他也寫信給馬歇爾，稱「你已經……接受了一個難題，其難度同你剛剛解決的那個不相上下」。
當馬歇爾於1945年聖誕節前夕抵達上海時，迎接他的也有類似的告誡意見。在華懋飯店剛安定下來還沒幾分鐘，他把魏德邁召到他的套房。「我告訴馬歇爾將軍，」魏德邁後來回憶道，「他絕不可能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做出一項可行的安排，因為仍然掌握著大部分權力的國民黨是鐵了心不會放棄一丁點兒權力的，而共產黨這邊同樣也是鐵了心要奪取所有權力，在蘇聯的幫助下。」
馬歇爾對這一現實的預測給出了嚴厲的回答：「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你要幫助我。」
戰爭結束時，馬歇爾已滿65歲。他出身於一個古老的弗吉尼亞家族——他的祖先中有一位是美國的第一任大法官，約翰·馬歇爾。他上了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在擊敗反對美國殖民統治的菲律賓游擊隊暴動的戰爭中曾擔任連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美國歐洲遠征軍指揮官約翰·j.潘興的門生。戰後三年裡，馬歇爾一直指揮著第15步兵團，在世紀之交義和團反抗時，這支傳奇部隊被部署到中國。就是在那個時候，他遇到了約瑟夫·史迪威，後者當時是第15步兵團的一個營長，自那以後，兩人一直保持著緊密的相互支援的關係。在德國於1939年入侵波蘭的當天，羅斯福總統任命馬歇爾為陸軍參謀長，之後的六年裡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直到1945年他接受了到中國調解的使命。
蔣介石因馬歇爾與史迪威的友誼而感到不安，這位中國領袖最討厭的美國人就是史迪威了，但是當馬歇爾到中國後的第二天，在南京與蔣介石第一次會面時兩人都謹慎地迴避了這個話題。馬歇爾再次向委員長確認杜魯門總統的政策包括「清除中國的自主軍隊，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這顯然是蔣介石、最想聽到的。馬歇爾說，他的目標，也是杜魯門的目標，是要「通過和平手段，找到一個解決中國內部問題的方案」，儘管這並沒有引起蔣介石的反對，但它不完全是蔣的目標。蔣介石的目標是藉助他所擁有的一切手段來阻止共產黨人威脅他的統治，如果使用武力是他最好的選擇，他是會隨時準備採用的。按照馬歇爾的轉述，蔣介石告訴馬歇爾說，「蘇俄和中共之間肯定有著明確聯絡」，後者依賴於前者，前者在東北給了中共武器裝備並且在大連、葫蘆島、營口等地非常「不友好也不合作」。蔣介石肯定蘇聯的目的是「要在東北建立一箇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政權。他說東北的蘇聯軍事指揮官故意拖延蘇軍從東北撤出，以此作為幫助共產黨人的一種手段」。
馬歇爾以他那美國人的方式以及以一個將成功取決於說服別人妥協意願的談判者方式，選擇在這個早期階段把國共衝突歸咎於雙方的誤解，或者，如他所說，歸咎於一個「在敵對雙方之間的恐懼、不信任和猜疑的障礙」。他似乎認為蔣介石誇大了中共與莫斯科之間關係的重要性，這種關係更多的是戰術需要，而不是一種深刻的意識形態上的承諾的反映。實際上，蔣介石對共產黨人的看法比馬歇爾更接近現實。中國的衝突不是由於溝通不暢，而是由於存在著兩個政黨，這兩個政黨都在尋求無可匹敵的權力並代表著不可相容的社會和政治意願。
在他們南京會面後的第二天，馬歇爾和蔣介石一起飛往重慶。重慶雖然不再是國家的首都，但仍然有許多政府機關和使館留在那裡，周恩來還住在共產黨那有些破舊的辦事處裡，並且與馬歇爾的談判也將在此進行，或至少在這裡開始。梅爾比寫道：「所有大小官員都到機場來迎接美國人和中國總司令的到來。」警察試圖把共產黨人趕走，迫使美國人出手干預以阻止這種行為，梅爾比回憶道，這就是造成當時心情「一點兒都不愉快」的一個原因。
重慶此時已經進入嚴酷的冬季，多霧、多雨、寒冷。烏雲在江河上方翻滾。前一天，梅爾比沿著兩旁都是商販攤位的滑溜泥濘的小巷趕去周恩來的辦事處替馬歇爾來訪做前期工作。在美方到達重慶後的第二天，美國總統的新特使會見了周恩來，據馬歇爾說，周恩來「強調了他們對於停止敵對行動並建立一個聯合政府的願望」。周恩來前一天也去過機場，在機場他告訴馬歇爾，他非常欽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觀點以及華盛頓的民族獨立精神——這是一個不那麼微妙的讓對方放心的說辭，即共產黨人同樣追求獨立，而不會屈從於蘇聯。馬歇爾理解周恩來做出的合作保證後面的保留條件，那就是中共從來沒有表示過加入與國民黨的聯合政府的意願，如果他們不得不放棄對自己的武裝力量的控制權，並且如蔣介石所堅持的一個國家、一支軍隊的話。
中國共產黨人決定對馬歇爾的使命表示歡迎，這一點，從目前來看，是與他們的整體戰略保持一致的。1945年12月初，毛澤東給前線幹部發出了指令，不要在冬季打仗，而是要在東北壯大自己的力量以便以後與國民黨決一勝負。他這樣做的部分原因在於斯大林，因為斯大林總提防著美國軍事幹預的可能性，要毛澤東這樣做。1946年1月，馬歇爾的使命才展開短短幾個星期，斯大林就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忠告，永遠不要低估美國的實力，因此要小心別去激怒美國，使它站在蔣介石一邊在中國實施大規模干預。在1945年12月於莫斯科舉行的外長會議上，按伯恩斯所說，斯大林已經「做出保證會支援國民政府並願意履行這項義務」。斯大林否認了在東北給予中國共產黨的援助。他認為中共軟弱、無關緊要而不予考慮，伯恩斯也許是出於一廂情願，輕易地就上了這些欺騙性保證的當。「我的估計是」，伯恩斯總結道，斯大林「不會刻意做任何事情來破壞我們統一中國的努力」。
誠然，如喬治·凱南1946年1月初在莫斯科寫給伯恩斯的信中所說，蘇聯不會做出任何明顯的努力去破壞馬歇爾的使命。在凱南眼中，蘇聯是「一支擴張主義的力量」，受到「革命傳統、民族主義野心，以及好動的本性」的驅使。凱南補充說，莫斯科不希望有一箇中立的中國，「因為在克里姆林宮看來，‘不同我站在一起的人就是反對我的人’」。凱南還就斯大林習慣性的欺騙提出警告。蘇聯的體制，按照其政府和共產黨之間的理論劃分，允許黨去執行被政府「虔誠地發誓要拋棄」的政策——就像斯大林對伯恩斯所做的那樣，說蘇聯政府沒有給予中共任何援助，而蘇聯共產黨所做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凱南所說的革命傳統會引導克里姆林宮希望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取得成功，但如果他們太軟弱，那麼一個順從的國民黨控制的中國也將是可以接受的結果。因此，為了在中國擁有一個順從的政權，蘇聯將維持一種令人困惑的兩面討好的政策。
毛澤東的估計也是如此。他知道斯大林將幫助中共，此時斯大林也正在東北幫助中共擴大它的勢力，但至少在眼下，蘇聯要遵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繼續在表面上表現出支援國民政府在東北重建控制權的計劃。即使毛澤東想違抗蘇聯領導人的告誡，在軍力平衡上他也做不到。到1945年年底時，國民政府已經把一些最好的接受了美式訓練和裝備的部隊——所謂的阿爾法部隊——部署在葫蘆島和瀋陽之間，並且正在向承德、熱河和張家口的共產黨根據地推進。「隨著中央政府向熱河開進並在河南和江蘇集結軍隊，共產黨人的地位正在惡化」，美國武官在1946年1月5日報告稱，共產黨遭遇到「供應困難、傷亡慘重、天氣極冷和武器不足」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馬歇爾使命給了共產黨人一個機會去繼續展開政治攻勢。讓他們分享國家權力成了壓在蔣介石心頭的一塊巨石，因為共產黨人知道，這是美國人所要求的，同樣也是中國的公眾輿論所想要的。共產黨人知道馬歇爾希望他們放棄自己的獨立軍隊，但他們可以對這個要求採取拖延的辦法，爭取時間，同時通過招募新兵來增強自己的實力。與此同時，同國民黨一樣，共產黨也會投入戰鬥，如果他們的利益要求這樣做的話，即便是當他們的出類拔萃的使者周恩來正在誠心誠意地參加馬歇爾的使命。換句話說，目前這個局勢是鬥爭和談判同時進行的最完美時刻。
馬歇爾在重慶的一所住宅裡剛安頓下來，就馬上與國民黨和共產黨代表一起展開了一系列密集的磋商。蔣介石派來參加這些會議的代表是張群，一名陸軍將軍，同蔣總司令相識時兩人都還是青少年。代表共產黨的則是周恩來。三人在當前非常緊急的情況下舉行了幾次時間相當長的會議。看起來，雙方都想要制止已經在中國多個地區爆發了的內戰，馬歇爾也證明了自己是個完美的調解人——耐心、務實、注重細節，並能顯示出對雙方都公平相待。
給國共雙方帶來分歧的問題不是是否同意停火。雙方都希望停火，至少停一段時間，特別是在另一方佔有優勢的地區。困難的問題是，停戰之後什麼樣的部隊調動可以得到允許，從而使任何一方都不能夠利用停戰來為未來的敵對行動搶佔先機。一般情況下，各方都同意應該只允許極少數的部隊調動。已經參戰的部隊應該守在他們自己的陣地上，直到以後有可能達成一項協議，根據該協議所有中國軍隊將被整編入一支唯一的國家軍隊——原則上雙方也都接受這個想法。
如果國民政府不被允許去接管由前日本傀儡政權偽滿洲國所包括的東北省份，並因此需要在美國的幫助下把部隊調往那裡，這樣的協議是不會被接受的。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允許它這樣做是天經地義的。即使是蘇聯也在中蘇條約的條款裡承諾要協助中央政府，而且只有中央政府，去這樣做。然而，東北也正是共產黨勢力較強，已經有部隊滲透並佔領了日軍武器庫的地方。但是，共產黨在這一點上顯示出不同尋常的熱切的妥協姿態，接受了被談判者稱為停火後不能在東北調動軍隊的「例外」。換句話說就是，中央政府將被允許把部隊運送至東北並在東北境內調動，從而在蘇聯人撤出之後恢復中國的主權。中共則被要求將他們的軍隊保留在現有的位置上。
即使是有了這樣的共識，這也是好幾天經幾次馬拉松式的談判後才取得的，但在其他事項上的談判幾乎都談崩了。分歧集中在兩個城鎮上，一個是赤峰，位於現在的內蒙古東部，另一個是多倫，赤峰往西約125英里。這兩地在當時都屬位於北京北部和東北部被稱為熱河的省份的管轄；現在，熱河已併入遼寧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國民黨人聲稱他們曾與蘇聯達成協議，蘇軍撤走後由他們來接管這兩個鐵路樞紐所在的小鎮。周恩來堅持認為蘇聯已經離開了這兩個地方，而且這兩地都已經被八路軍佔領。國民黨軍隊正朝這兩地進逼，他說，這使得衝突幾乎難以避免，既然最終軍隊都會改編整合，政府就沒有理由「現在就用武力來加速接管這些地方」。隨著爭論持續到第二天，即1月9日，周恩來說，我們已經同意把東北作為一個例外，「但我們不能同意這一個」。
談判到了最後關頭。這天就是被長期拖延和期待已久的政治協商會議（pcc）的第一次會議。將有代表各個黨派的38名代表出席會議——8個代表國民黨、7個代表共產黨、9個代表民主同盟、5個代表青年黨、9個代表黨外人士。突然間，這個多年前就已經被提名但從未謀過面的群體，將被授予決定中國未來政治形式的使命。但是，如果內戰仍在激烈地進行著，政治協商會議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這將是一個悲劇」，馬歇爾說，呼籲中止在1月9日召開的會議，因為繼續召開將毫無意義，「只會使這個會議在最後一刻功虧一簣」。
那天晚上，正如他後來在給杜魯門的報告中所說的，馬歇爾登門拜訪蔣介石。當他第二天早晨見到張群和周恩來時，他告訴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突破。他說，委員長已經「慷慨地同意在不涉及赤峰和多倫的情況下籤署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問題解決了。就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之前幾分鐘，這三個人宣佈停火協議達成了。
馬歇爾很高興。中國的各方已被證明遠遠比所有那些預言失敗指日可待的悲觀主義者更加好打交道。1月13日，蔣介石和毛澤東向部隊下達停止戰鬥、原地待命的指令，雙方都承認中央政府部隊在東北屬於「例外」。蔣介石隨後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發表了令美國人歡欣鼓舞的講話。多年來，美國一直在敦促他進行政治改革，放鬆他的控制，以及讓敵對政黨合法化並允許它們真正參與政府工作。美國人曾抨擊國民政府的專制，它的新聞審查，以及放手讓戴笠和他的秘密警察恫嚇、拷打和監禁那些持不同意見的人。魏德邁告訴馬歇爾說：「我試圖告訴蔣介石要實施政治自由化，鎮壓只會把知識分子、小商人和學生驅趕到反對派那裡去。」
現在，蔣介石正式宣佈他將做美國人想要他做的一切。這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一個重要的姿態。自由民主的理想被提出來作為國策，這在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蔣介石承諾，在十日之內，中國所有的公民權利將得到保證，新聞審查將予以終止，政黨將取得合法地位，而且，僅僅在七天之內，所有政治犯都會被釋放——除了親日漢奸之外。與此同時，隨著政治協商會議於1月10日開幕，中國正在邁出史無前例的另一步。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召開過把自由競爭的政黨召集在一起的集會。
政治協商會議在隨後的歲月中很少再引人注目，因為它的壽命很短，而且沒有持久的影響力，但在當時它具有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威望。它將為一個聯合政府搭建框架，包括一個多黨組成的新的國務院，大致相當於一個內閣，其中國民黨將獲得剛剛過半數的席位。然後，將召開一個國民大會制定新憲法，這份檔案有望以美國憲法為藍本如法炮製，建立起一個對行政權力加以制衡和限制的制度。總之，政治協商會議是要建立一項計劃，根據這項計劃國民黨會放棄對權力的壟斷。對於一個被享有無上權力的帝王統治了數千年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美國當年在全世界推銷的一張配方，由新聞自由和法治所支撐的自由競爭的政黨制度，這意味著在實踐中對警察權利的限制。這樣的建議是不可能出自蘇聯的，因為蘇聯排斥自由競爭的政黨的想法。毫無疑問，這部分是因為政治協商會議公佈的計劃中所承諾的民主性質受到了中國人民興奮的歡迎，也是因為在馬歇爾身上凝聚了大量的信任。在赫爾利所失敗的地方，他成功了，或者看起來成功了。
中國的談判雙方均表達了他們的感激之情，共產黨人尤其如此。1946年1月12日，停火協議生效及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兩天後，《解放日報》宣佈：「國共兩黨停戰命令的頒佈，受到全中國人民普遍熱烈的慶祝。全中國人民為此而掀起的狂歡，不亞於日本投降時所引起的狂歡。……開始了整個中國現代歷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發展的新階段——和平改革與和平建設的新階段。」周恩來此刻向馬歇爾保證說，共產黨已經準備好「與美國政府的目的進行合作」。社會主義是我們的目標，周恩來說，他重複了一年前與包瑞德同乘一架飛機時告訴後者的話。他說，中國共產黨人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但中國離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還差幾十年的距離，而且在此期間，「即將在中國開創的民主應遵循美國的模式。……我們的意思是獲得美國的民主和科學……自由企業和個性的發展」。
周恩來很快去了一趟延安以便讓中共中央委員會審批他們在重慶做出的決定，在他返回重慶時，周恩來親自遞交了一封毛澤東寫給馬歇爾的信。「民主的大門現在被推開了，不管這道縫現在仍然是多麼窄。」這位主席在信中如此寫道。周恩來說他想轉達一則奇聞給馬歇爾聽，從中可以揭示共產黨人的態度。在延安有傳言說毛澤東很快將訪問莫斯科，周如此說道。毛澤東對此大笑，他說他還不打算休假，儘管休假會有利於他的健康。即使他真要去什麼地方休假的話，毛澤東說，他寧願去美國，因為在那裡他確信可以學到許多對中國有用的東西。
停火協議簽署幾個小時後，北京成立了負責監督停火協議的軍事調處執行部，馬歇爾向杜魯門報告稱，總共有125名軍官和350名工作人員，配備電臺、飛機、吉普車和卡車，所有這些都得由美國運輸機空運。「距離十分遙遠，」馬歇爾說，他概述了停戰視察工作後勤方面的困難，「面積巨大，通訊條件十分糟糕，甚至完全缺乏。」原駐重慶的代辦沃爾特·羅伯遜被派往北京任美方首席代表。來自印第安納州的32歲的西點軍校畢業生拜羅德上校，從馬歇爾使命成立以來一直參與其中，將出任參謀長。拜羅德後來回憶說：「我們實際上從第二天起就有一個團隊在那裡。」美國人用飛機把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小組接到北京，在那裡他們分別住在不同的酒店裡。軍調部的總部設在北京協和醫學院，這所醫院是由美國傳教士在1906年建立的，主要開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負責。學院共有二十棟莊重的磚樓，在日本人佔領期間大都被廢棄。
幾乎就在同時，雙方都開始抱怨另一方違反停火協議。周恩來於1月14日，即宣告停火一天之後，在重慶與馬歇爾交談，他抱怨說雖然蔣介石許願可以保持赤峰這個城市的現狀留待今後談判解決，但政府軍卻仍在向赤峰進兵。馬歇爾回答說，他從蔣介石那裡得到了他的親口保證，政府將遵守停火協議，如果他沒有遵守，那麼蔣會處於一種「難堪的境地」。馬歇爾說，最有可能的是這種持續的敵對行動是「處於低水平的小規模行動，可以由軍調部進行糾正」。
馬歇爾致電拜羅德，後者在北京與共產黨首席代表、長征老兵葉劍英見了面。經過了一兩天緊張的日子之後，各方首席代表同意第二天在該地區拋撒傳單宣佈停火。拜羅德派出一架美國飛機去赤峰檢視停戰小組是否可以在機場降落，據報道機場已嚴重受損，但飛機未能返回，與飛行員埃斯特爾·西姆斯（estelei.sims）中尉也失去了聯絡。第二天又派出了另一架飛機，這架飛機總算聯絡上了西姆斯，他報告說他和他的飛機都被俄國人扣留了，因為他沒有適當的身份證明，也沒有關於他的任務的書面命令。這是由於缺乏可以作為指導的過去經驗而倉促行事所付出的代價。
拜羅德想立即派出一個停戰小組去赤峰，但葉劍英拒絕了，稱該小組中的共產黨成員還沒有到達。1月16日，一架美國飛機被派到在共產黨人手中的張家口，把中共小組成員接到北京，美國和國民政府的小組成員都在北京等待著，但是當飛機接了十四個共產黨人返回的時候，發現他們竟然都不是停戰小組成員，而是葉劍英的一支由一個將軍和十三個衛兵組成的衛隊。令美國人惱火的是，共產黨人還帶來了一大堆宣傳小冊子準備在北京散發。「很明顯，葉將軍並不想讓停戰小組去赤峰或張家口。」羅伯遜和拜羅德於17日如此報告馬歇爾，他們推測這是因為共產黨在那兩個地方勢力很強。「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拖延都是由於葉將軍未能提供代表。」
但是，幾天之內，這個機制就運轉順暢了。拜羅德每天都發出停戰簡報，他告訴馬歇爾：「雙方都過度誇大了他們對違反協議行為的說法。」1月21日，兩名美國記者乘坐軍調部的飛機終於到達了赤峰。這是自五個月前蘇聯進入東北以來美國記者第一次來到東北境內。《紐約時報》的亨利·a.利伯曼（henryberman）善意地描述了這個「滿眼都是風化泥屋的田園般的城市」，現在由戴著修剪過的羊毛帽子、穿著羊皮大衣和毛氈靴子的友好的俄國士兵佔據著。他引用了一個蘇聯指揮官說的話：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大約在同一時間，周恩來在重慶告訴記者，戰鬥開始沉寂下來了。
整個氣氛都很好。蔣夫人出現在蘇聯佔領軍總部所在地長春，她帶來了3萬箱糖果送給蘇聯軍隊，以感謝他們在戰勝日本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戰鬥確實停止了，」多年後拜羅德說道，「商品和藥品開始流通。很多封鎖被解除了。」三人停戰監督小組也在進入前線。美國報紙援引軍調部一位官員的話說：「大家都不再懷疑雙方都希望和平，並在他們的權力範圍之內盡全力去實現它。」
「事態發展良好。」2月4日馬歇爾寫信給杜魯門，總結了前幾個星期的事態發展。
3月初，馬歇爾開始了他的3000英里之行，穿過華北，親自去爭議地帶視察現場，三人停戰監督小組也在現場巡視，每個小組都由一個美國軍官負責。此行的高潮是延安，其他一些美國官員——包括謝偉思、戴維斯、赫爾利和包瑞德——都在他之前到過延安，並在那裡同毛澤東面對面地會談過。延安廣播電臺報道說：「成千上萬的人擠進現場想看一眼這位五星上將大使，共產黨方面把他看作當前中國和平的領導人。」馬歇爾寫信給杜魯門彙報了他與毛澤東的會晤，「我說話極其坦率」，意思是共產黨能夠得到真正的美國合作，包括給他們的軍隊提供武器和訓練，但條件是共產黨人必須誠心誠意地遵循和平的道路。馬歇爾說，毛澤東「沒有表現出不滿，並保證和我全面合作」。
馬歇爾報告說，在共產黨控制的地區他不管去哪裡，都受到了「非常熱情的像在城裡那麼喧鬧的」接待。這並不奇怪。在他們眼前的這位戰勝日本的大英雄，千里迢迢來到了就在幾個月前還被認為是土匪巢穴的遙遠偏僻的共產黨總部。這位在世的最偉大的美國人，杜魯門這樣稱呼他，把延安作為必須加以考慮的一個首都和施政要地給予了正式承認。他對延安的造訪是對共產黨新地位的一種肯定：他們正在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他們是軍調部和乘坐美國飛機飛遍中國廣大東北地區的停戰監督小組的正式成員。馬歇爾向杜魯門強調指出，在這些小組裡的美國軍官「已經完成一個驚人的任務」，這就是「去控制一個比賓夕法尼亞更大的地區，並使十八年來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的敵對雙方能對彼此有一個和平的理解」。
2月，馬歇爾使命又經歷了幾次馬拉松式的談判之後，國共雙方都同意縮小他們的軍隊的規模，軍力對比維持在大大有利於國民政府這方。總之，國民黨將擁有九十個師（一個滿員師幾乎有1.4萬名官兵），而共產黨僅有十八個師。大約十八個月之後，雙方的部隊將合併接受統一指揮。雙方都將取消自己的政治委員，因此軍隊將首次變成非政治的，在一個政府控制之下而不是一個政黨控制之下的武裝力量。最值得注意的或許是——所有這些條款似乎都值得注意——共產黨人同意將他們在東北的部隊減少到僅僅一個兵團，與馬歇爾剛開始主持談判時的三十個兵團相比，力量懸殊。國民黨將獲准擁有六個兵團。
這一切聽起來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共產黨人似乎完成了一項他們原本始終認為無異於自殺的行為：允許政府軍進入他們的勢力範圍並且放棄對自己的武裝部隊的控制權。2月12日，當馬歇爾主持的談判進入最後衝刺階段時，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說，「美國和蔣介石要以全國軍隊統一來消滅我們」。這個評論表明毛澤東仍然把軍事統一視為投降。「我們要統一而不被消滅，」他繼續說道，「全國軍隊統一，原則上我們只好贊成，實行步驟要看具體情況。」
這個陳述不夠明確，但毛澤東似乎是想讓他的政治局同事們放心，軍事談判主要是為了擺樣子的。就像1945年秋天與蔣介石會晤後他那「一紙空文」的評論，他覺得協議的實際意義微乎其微，因為怎麼實施掌握在他手中。在長春，蔣介石與蘇聯進行經濟談判的代表張嘉璈正在注視著已宣佈的停火和軍事整編協議的細節，他的反應是預言似的懷疑。「國民政府顯然假定因為東北是個‘例外’，就可以派兵去收復我們的主權。」他在日記中如此寫道。但是，國民政府似乎不明白的是，「由於蘇聯的秘密支援，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共軍隊在那裡的實力已經一天一天地壯大起來了」。此外，張嘉璈注意到，中國共產黨能夠很容易地通過東北與蘇俄漫長的邊境線獲得他們的援助；而國民政府的戰線拉得太長，並依賴於唯一一條鐵路線和兩個小港口。「每當我展望並思考未來，」張嘉璈寫道，「我會不寒而慄。」
但這只是在該問題上的一個稀有的陰鬱的想法，而且是一個私下的想法。就當前而言，氣氛還是很活躍的。2月9日，即在毛澤東告訴政治局軍事協議實際上又是一紙空文的三天之前，他對一名美國記者唱的是不同的調子。「總的來說，」他說道，「中國已步入民主階段。馬歇爾在結束內戰、促進和平、團結民主上做出的努力無疑是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