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喬治·馬歇爾人還在美國，中國的事情就開始土崩瓦解了。4月時，他匆忙趕回重慶，幾周之內他給杜魯門的報告中早先的那種樂觀就已無影無蹤。「前景不容樂觀，」在4月6日給總統的信中他寫道，「我發現在滿洲問題上國民政府和共產黨之間已經徹底決裂了，敵對行動在不斷加強，並向南蔓延威脅到中國內地。」
國民黨已經著手力圖通過把軍隊調入東北來擊敗共產黨，儘管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功，但以馬歇爾的軍事專家的觀點來看，他們現在還處於「一個嚴重薄弱和危險的軍事地位，對此共產黨有充分認識並相應地抓住了這個有利時機」。馬歇爾記得上一年12月在白宮會議上做出的決定，即便蔣介石的行為造成了和談的破裂，也要繼續支援他，但這並沒有減輕他對停火未能守住而感到的沮喪。同樣令人洩氣的是，隨著共產黨人變得越來越強大，他們對美國也變得更加敵視了。1946年7月美國的一份情報分析報告得出結論，在馬歇爾於1945年年底抵達中國和在1946年春季爆發新的敵對行動之間，中共對美國的態度的變化是從「剋制的希望到公開的對抗」。除非有一個越來越不大可能的「妥協安排」，馬歇爾說，否則「華北將陷入徹底的混亂之中，戰事將不可避免地四處蔓延」。
究竟是什麼地方出了錯？
最初，馬歇爾認為問題出自國民政府和他稱為「勢不兩立」的一個派系，後者是一群不想失去自己特權和地位的將軍與一群國民黨內部所謂的cc派分子，其得名於陳立夫和陳果夫兩兄弟，此二人從1911年大革命起就與蔣介石相識。蔣介石許多最重要的盟友——他的參謀長何應欽和他的秘密警察頭子戴笠——都是二十年代初黃埔軍校的學生，而蔣介石當時是學校的校長。但陳立夫和陳果夫在蔣介石的人生中出現得更早，那時是1911年大革命前夕，蔣剛從日本一所軍校畢業返回中國，並加入了力圖推翻清朝的革命軍。時任當地革命領袖和上海都督的陳奇美，成了蔣介石的靠山。陳氏兄弟是陳奇美的年輕侄子，在蔣介石的庇護下他倆在國民黨隊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多年後，他們成了國民黨內部堅決反共的右派那強大和無可爭議的領導者。
馬歇爾相信蔣介石本人不僅廉潔，也願意致力於政治協商會議正在制定的政治自由化，但他無法控制國民黨內部決心要搞破壞的極右派。有足夠的證據可以充分證實這一觀點。就在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進行時，民主同盟組織了大規模會議，有多達2000人參加，來討論當前的事件，顯示了正在發生的民主的產生過程，這是令人欽佩的。但是，這些會議被一夥「有組織的流氓」所破壞，一名美國外交官向華盛頓彙報這些事件時用了這個詞，這些破壞活動是陳氏兄弟所指使的——或至少是這麼懷疑的，儘管沒有確切證據。那些破壞場景極其可惡，匿名的打手衝入和平的討論會場，毆打了著名的自由派人士。1946年1月下旬，中國民主同盟在秘密警察搜查了其一名代表的家後宣佈將抵制政治協商會議以後的會議，儘管後來的事實表明，他們並沒有把這種威脅堅持到底。
在歷史所記載的野蠻的歹徒行徑中，這些事件相對較小，但也留下了它們的印記。有兩樁發生在那幾個月中的暗殺事件將永遠載入史冊，但這種暗殺事件實在太多了，以至於很難用一個數字來對應地概括一個恐怖統治。就連隨時準備宣傳右派違法行為的共產黨報刊也沒有報道1946年春天，當政治協商會議正在進行時，又發生的新的政治逮捕。
儘管如此，右派分子所實施的反民主行為發生在一個微妙的時刻，當時許多政治活動家正在蔣介石身上尋找誠信的跡象。很多人還記得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由戴笠的藍衣社實行的白色恐怖，那時蔣介石政權的許多反對者都被處決或投入監獄。在其他國家發生的更系統的反自由暴行這個事實也沒能夠提升國民黨的誠信聲譽，而此時最需要的就是信任。這些事件給了反國民黨的宣傳者一個機會，來把國民政府描繪為「法西斯」，從此，共產黨報紙開始頻繁地使用這個詞。
1945年12月下旬，原戰時新聞局的負責人費正清，給國務院提出警告，稱前兩年「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蔣總司令最終被拋棄」，而拋棄他的正是美國應該最想培養的那些受過美國教育的中國人。費正清說，「自由派人士說，他們在蔣政權之上看不到希望」，因此1946年2月和3月對這些人的恐嚇行徑只能強化這種感覺。
也許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蔣介石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的講話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星期，但所承諾的釋放政治犯並沒有實現，或者，至少是這個政權的許多反對者聲稱蔣沒有做到。延安廣播電臺強烈地連續不斷地抱怨這一點。1946年1月，親共作家郭沫若遭到警察毆打。在重慶，有人組織了反蘇集會，美國外交官相信這是cc派操縱的，親共產黨的《新華日報》和民主同盟的《民主日報》的辦公室被洗劫一空。這些流氓行徑激起共產黨憤怒的宣傳攻勢。梅爾比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暴力跡象越來越多，自從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以來，每天晚上都有大規模群眾集會，公開討論問題。每次一開會，戴笠的警察就會成群結隊地來起鬨，並投擲石塊，一次比一次多。有關政治犯的話題得到越來越多的特別關注。上週一，政府答應七天後釋放全部政治犯，但是有關很多人被殺的傳言在四處流傳。而在此地肆虐的瘧疾，被當作死亡的原因。
「馬歇爾，」梅爾比著重提到，因這些無法調解的行動而「變得非常生氣——也許還有些洩氣」。
發生在1946年最初幾個月裡的鎮壓和右派的流氓行為往往被引證為蔣介石國內地位衰落的里程碑。但是，並非所有這些事件，當然也不是其中最大的事件，即發生在全國城市裡的反蘇示威遊行，是流氓行為。相反，這些事件似乎是針對蘇聯在東北的行為的愛國反應。蘇聯人曾答應在1946年2月1日前撤離中國東北，但他們沒有這樣做。2月11日，在雅爾塔會談一週年之際，全世界的報紙透露出斯大林和羅斯福之間達成的秘密協議的細節，根據這項協議，蘇聯人在中國東北獲得特殊的新殖民主義特權。這無疑激起了許多逐漸相信外國奪走中國主權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的中國人的極大憤怒。三十一年前的1915年，憤怒的、被喚起愛國激情的中國學生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抗議日本對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這些要求包括的內容有對南滿鐵路的控制權和大連港及旅順港的租期延長——幾乎與雅爾塔會議上給蘇聯的特權完全相等。「二十一條」中包括了在東北建立日本的「主導地位」這個措辭；在《雅爾塔協定》裡，蘇聯的「突出利益」得到了保證。這並不奇怪，特別是鑑於這種比較，非共產黨中國人會做出如此強烈和不利的反應。
獨立的《大公報》的一篇社論宣稱，「既然中國已經付出了代價」，這裡指的是中國被要求為東北付出的代價，「我們希望她不會被要求付出更多的代價」。《紐約時報》從重慶報道稱，全市各家報紙，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之外，「還包括許多過去同情過共產黨的報紙，都不僅加入了對蘇聯政策的尖銳批評，而且還參與了一項迫使中國政府公開在東北事件背後隱藏的真相的運動」。2月22日，1萬名學生在重慶走上街頭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同時，在漢口、北京、成都、南京和青島也都舉行了示威遊行。也許正如有些人所懷疑的，是cc派號召學生採取行動的，但完全沒有理由去懷疑遊行參加者的誠意，就像完全沒有理由去懷疑1915年示威者的愛國主義一樣。重慶學生遊行時扛著的標語牌上寫著「蘇聯=德國+日本」和「斯大林=希特勒+裕仁」。上海的學生在蘇聯領事館前面高喊「滾出滿洲」。至少有一名示威者扛著一幅很大的斯大林畫像，畫像上橫著用中文寫了一個大字——「蛇」。就是在這些示威活動中，《新華日報》和《民主日報》的辦公室受到衝擊。
共產黨指責國民黨秘密警察攻擊這些報紙和自由派知識分子，但《解放日報》和延安廣播電臺對於學生要求蘇聯離開東北以及停止從東北掠奪工廠和發電廠卻沒有表現出同情。當學生們在遊行示威的時候，《新華日報》否認中國共產黨曾經從蘇聯那裡得到過任何幫助，聲稱共產黨的「地下戰士」十四年來在東北一直很活躍。張嘉璈的日記中記述了他在長春時參觀溥儀的康德皇宮的見聞，在這座雄偉的宮殿裡日本人安置了中國最後一位皇帝溥儀作為偽滿洲國的皇帝，而康德就是這位傀儡皇帝在位的年號。整個宮殿遭到蘇軍的搶劫，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被俄國士兵洗劫一空，甚至連燈泡都沒放過。張嘉璈寫道，宮裡的圖書館「散落著裝書和繪畫的箱子。……搶劫者搶走了卷軸、繪畫和書法作品」，固定在中國畫卷軸底部可以便利畫作更好懸掛的圓柱形木棍都被撕扯出來，亂扔在地上。
大約在張嘉璈參觀前皇帝的家的同一時間，一位名叫張莘夫的中國技術專家，國民政府的一個工礦處副處長，去視察撫順市附近的一個煤礦。他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復這座礦山的中國所有權，陪同他的有一個蘇聯同行，以及去接管煤礦的七名中國工程師和一小隊鐵路警察。當一行人到達時，蘇軍繳了鐵路警察的槍。他們告訴張莘夫，不會允許他的代表團接管這座煤礦，他們應該立即離開撫順。於是，中國人就登上一列火車返回長春。有一個排的蘇聯警衛坐在另一節車廂裡。當火車到達離撫順25公里的李石寨站時，張莘夫和隨行的七名工程師被人拖下火車，剝光衣服，最後被刺刀刺死了。
當這個事件的訊息傳回到國民政府後，中國的副參謀長向負責長春地區的蘇聯將軍葉菲姆·特羅岑科（yefimtrotsenko）中將表達抗議抱怨，後者回答說，這個事件是中方的錯誤，因為中方沒有在張莘夫到來之前通知蘇聯軍隊總司令部。中國軍官對他在這個問題上回避責任的態度明顯感到震驚，便指出張莘夫是在一個蘇聯官員陪同下前往的，而且坐在火車上的那一個排的蘇聯警衛在攻擊發生時也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加以阻止。特羅岑科將軍的答覆沒有被記錄下來，但張嘉璈很清楚這個事件的含義。這表明在「經濟合作問題被解決」之前，蘇聯是不會允許中國恢復對撫順煤礦的主權的。而且張嘉璈明白，「經濟合作」就意味著中國默許蘇聯的要求，幾乎就是把東北所有的大型工業都交由蘇聯和中國共同經營。
中共拒絕抗議蘇聯人在東北的存在、他們的經濟要求，以及他們在撤軍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加解釋的拖延或從康德皇宮盜竊繪畫和書法作品的行為，這也許並不奇怪。毛澤東並不想冒犯斯大林。相反，共產黨人代之以將他們的憤怒集中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右派身上，並最終集中在援助國民政府的美國「帝國主義」身上——卻完全忽視了美國在1943年就放棄了它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並且與英國奪回香港一樣，在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帝國主義」行為是蘇聯的行為。
但是，正如我們所知，毛澤東的行動是在一個更大背景之下展開的。1946年2月可能是馬歇爾在華調停的最佳時機，但恰好此時冷戰也在形成，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的衝突已日趨明顯。2月11日，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發表了他的著名演說，認定「鐵幕」已在歐洲降落了下來。斯大林也發表了自己的演講予以回應，他宣稱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同一個月晚些時候，仍然還在莫斯科美國大使館的喬治·凱南，給國務院發出了他著名的「長電報」，為後來形成的遏制政策奠定了基礎。
3月，莫斯科讓中共領導人知道他們將從幾個東北大城市撤出，同時又告訴說根據中蘇條約，他們將不得不把這些地方轉交給國民政府的軍隊，但是中共應該準備採取行動。所以，八路軍立刻推進到東北的南部地區，佔領了那裡的一些中小型城市。
就在同一時間，在華美國外交官開始注意到共產人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在提交給馬歇爾的一篇很長的備忘錄中，曾在1944年作為迪克西使團成員訪問共產黨地區並報告了他們在當地大受歡迎的雷蒙德·盧登說，中國共產黨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蘇聯。例如，他們的報紙一直在重複蘇聯的官方立場，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和亞洲兩個戰場上的勝利主要是蘇聯的功勞，而美國和英國的貢獻甚至不再被提及。他接著說道，中國共產黨已經開始在宣傳中使用「法西斯」這個詞了，「法西斯在完全的俄國人的意義中指的是任何反對俄國的人，現在中國共產黨也有同樣的願望」。盧登尚不知道這些文字姿態是不是一種跡象，表明中國共產黨已不再主要是「民族主義的改革者」，而是成了「蘇聯在亞洲擴張的衛星勢力」。
盧登在他的懷疑中對形勢的變化跟得太緊以至於尚未固化成既成事實，但後來的歷史學家，尤其是盛慕真，發現1946年3月20日時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新戰略已經問世。這個戰略就是尋求將東北劃分為南北兩個區域，以長春市為分界點。「我黨方針是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長鐵路全線，」毛澤東說，「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佔長哈及中長鐵路。」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憤恨地向馬歇爾在華盛頓期間負責調解使命的阿爾萬·c.吉列姆（alvan）中將抱怨美國給國民政府的援助。3月30日，他警告說，如果「美國軍方繼續運送政府軍進入東北，我們將認為這樣的行動是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變化，並且在政府方面是缺乏誠意去實現在滿洲的真正停火」。
早在3月18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就表達了他對蔣介石目前的行動的看法。毛澤東寫道：「最近時期的一切事實證明，蔣介石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方針一時不會改變。」兩天後，毛澤東又給周恩來發了電報，告知他共產黨將不會再參加起草中國新憲法的國民大會。他已斷定，中國的革命只能在戰場上取得勝利。
在他那失望的表述中，毛澤東可能是真心的，但他似乎對冷戰加劇做出的反應遠比對蔣介石的反民主行為更加強烈。3月20日，在報告中國迅速變化的政治發展時，美國駐重慶大使館參贊羅伯特·史密斯告訴伯恩斯稱：「委員長已經表現出……一種值得稱讚的合作精神和妥協意願。」史密斯繼續說道，蔣介石「希望落實政治協商會議的方案，但不能有對他的權力的實質性挑戰」。同時，史密斯說：「共產黨人似乎在藉助目前對國民黨的猛烈抨擊從而為自己準備這樣的意外事件而提前推卸責任。」
這並不意味著就沒有以下的可能性，即國民黨強硬派在向一個更加民主的中國前進的道路上已經出軌了，但也並不意味著他們不想這樣做。原定5月召開的國民大會將起草憲法，國民黨想要控制這個大會。但是，在中國已經開始了一個獲得廣泛支援的政治程式，而國民黨已經失去了它在戰爭期間行使的那種不受約束的權力。通過由延安正在加強的宣傳攻勢所反映出的毛澤東的觀點，除了作為他迫不及待想實現自己權力的產物之外很難做出其他解釋。這些宣傳以非常壓抑的措辭提到了秘密警察的恐嚇，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監禁，對學生抗議活動的鎮壓，以及對記者的騷擾。毛澤東在1946年的前幾個月可以堅持選擇由馬歇爾使命所繪製的藍圖——選出國民大會，起草一部新憲法，並最終在選舉中競爭權力。這就是當他告訴馬歇爾「在中國啟動的民主應遵循美國模式」時，他向馬歇爾表明的意圖。
4月初，直到此時還一直隱忍未對蔣介石進行人身批評的《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對蔣介石進行辱罵攻擊的文章，這篇文章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被正式轉載。文章指責這位中國領導人煽動內戰，完全違背了他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做出的所有四項承諾——允許公民自由、所有政黨合法化、舉行地方選舉和釋放政治犯。
這種勢不兩立之中蘊藏著什麼陰謀呢？在歷史記錄中很難找到一個更加僵硬、短視自私、憤世嫉俗和腐敗的政治派別。如果說驅使毛澤東去奪權的是某種難以抑制的慾望的話，那麼對失去權力的恐懼就是與之水火不容的另一種動機。1946年7月，最糟糕的時刻出現了，民主同盟的兩個重要成員，李公樸和聞一多被昆明駐軍暗殺。也許是因為最近的學生示威，昆明駐軍發出了一道籠統的命令，必要時應處決那些傾向於在政治協商會議內支援共產黨的民盟成員。沒有證據表明是蔣介石批准了這些暗殺行動，確實，如陶涵所指出的那樣，鑑於這類鎮壓行動在公共關係上的代價，蔣介石几乎沒有理由聽任這樣的暗殺行為發生。美國新任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給華盛頓的報告中引述了他稱為「蓋世太保」的攻擊，指出「無情的恐怖主義在昆明甚囂塵上」。繼暗殺之後，另有幾個民盟成員，包括人類學家費孝通，他也許是最具國際知名度的知識分子，都到美國領事館躲避了一陣。在一次會晤中，司徒雷登就這些暗殺事件向蔣介石提出抗議，並警告他知識分子總體上正對他越來越不滿。蔣介石答應採取一些措施。
此後，在昆明或其他地方再沒有持異見的知識分子遭到暗殺的報道，所以也許是蔣介石確實下指令制止了這類鎮壓活動。著名的知識分子，如費孝通和我們之前在評論戰爭結束後的氣氛時提到的儲安平，繼續開展著他們的活動；同樣，馬寅初和其他一些傑出人物也毫不掩飾他們對國民黨的幻滅。國民黨的右翼勢力，在陳氏兄弟的指揮下，可能一直在施加壓力通過一部一旦被採納就會賦予總統近乎獨裁權力的憲法，但他們的這一努力沒有獲得成功，看來——至少在美國人眼裡——他們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支援。同時，儘管蔣介石的秘密警察仍然活動頻繁，共產黨的《新華日報》還繼續在重慶出現，轉載著《解放日報》斥責蔣介石的社論。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代表被國民黨秘密警察密切盯梢，但相對而言，他們還是未受干擾地住在他們那狹窄的小巷子裡。
在整個冬季和1946年的春季，馬歇爾為恢復停火併建立一個民主政府而始終堅持不懈地努力著。他主持了幾百次會議，所有會議的記錄加起來長達成百上千頁，如今全都完整地儲存在國務院的檔案室裡。但這些談判無非都只是代表著一種虛幻世界，彷彿是置身於一個與國家現實隔絕的蠶繭之中。所有這些會議的記錄無非都是些枯燥沉悶的、令人厭煩的、再三反覆的照本宣科，充滿相互指責和言不由衷的對己方和平意圖的宣稱，還有馬歇爾為結束爭鬥而提出的具體的、詳細的、可行的建議，所有這些都變得越來越像是各吹各的調。各方都仔細鑽研著擬議中的協議的微小細節，似乎這些協議都將生效並具有實際效力。然而實際上從未有過。
破壞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達成一項協議的可能性的，不是cc派或任何其他黨派，而是內戰的恢復。國民黨和共產黨互相指責對方。沒有一方會願意被看作毀掉和平機會的一方，但雙方在他們的行動中都有過錯。「雙方都一直對對方的不當行為和邪惡目的進行了大量指責。」馬歇爾對周恩來說道，並且「在觀點上完全相反」，他繼續說道。他的目的並不是要裁定主要過錯與次要過錯之區別。他只是希望使雙方都能越過相互指責的階段，朝恢復過去已經達成的協議而努力，但雙方都是一旦情況對自己有利，就開始攻擊對方。
馬歇爾的努力原本會持續到1947年，但實際上在1946年3月7日這一天就戛然而止。那天，在沒有給中國中央政府任何通知的情況下，大約裝滿了四十列火車的蘇聯軍隊撤離了瀋陽，同行的還有一支坦克、卡車和大炮車隊，以及自上年8月起就一直懸掛在紅軍司令部的斯大林的巨幅畫像。蘇聯的撤軍促發了搶佔地盤的爭奪戰，而這場爭奪戰要一直到四年後以共產黨獲勝的內戰本身結束之後才告終。
在蘇聯軍隊撤退的時候，根據美國的估計，大約有10萬人的共產黨軍隊聚集在瀋陽附近，但國民黨最精銳的部隊已經從秦皇島沿鐵路線北上，趕在共產黨前面，把共產黨的小部隊驅離出郊區並潮水般湧入市內。國民黨司令趙公武中將宣稱對共產黨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他聲稱已經將共產黨軍隊逐出瀋陽城外十幾英里。
這種躊躇滿志是有原因的。國民黨第52軍進入瀋陽標誌著自1931年日本侵華以來中央政府軍隊第一次進入東北的最大城市。除此之外，由美國訓練並裝備的政府軍表現不錯，如此有效地趕跑了共產黨，使得蔣介石頗有底氣地認為，如果他堅定地採取行動，他就可以用武力摧毀毛澤東的軍隊。但這完全與馬歇爾的迫切懇求背道而馳，馬歇爾警告他，他的部隊會因戰線拉得太長而變得過度分散。在這個世界上能有誰比喬治·c.馬歇爾懂得更多戰術和後勤物資供應的重要性呢？
雖然蔣介石佔領了瀋陽，但其他地方的局勢對他來說就很糟糕了。4月，當馬歇爾仍然在華盛頓因他的出色工作而得到讚譽時，蘇軍撤出了他們在東北的司令部所在地長春，他們提前通知了共產黨人撤離日期，並和以前一樣告訴他們要準備好採取行動。國民政府在市內有一支約7000人的部隊。俄國人撤出後的第二天——國民黨宣傳聲稱是半小時之後——2萬人的共產黨軍隊發起了攻擊。《紐約時報》的亨利·利伯曼同其他六七個美國記者一起在場，他報道了殘酷的逐街逐巷的爭奪戰和重大的人員傷亡。共產黨的八路軍支隊，像往常一樣換了個名字叫「民主聯軍」，是一部「紀律嚴明、訓練有素、組織良好、精心指揮的作戰機器」，利伯曼說他們的武器配備令人印象深刻，擁有日軍的火炮、機槍和步槍。利伯曼特別指出，共產黨否認是從俄國人手中得到這些武器的。大部分攻擊部隊是六個月前乘船從煙臺港到達東北的，就在前一年秋天，共產黨成功地阻止了美國人運送政府軍在煙臺登陸。
決定性的戰鬥發生在位於長春市中心的一棟五層高的銀行大樓內，那裡是政府軍總部。大約有1500人的國民黨軍隊駐守在樓裡，用利伯曼的話說，進行一場「阿拉摩般的防衛戰」抗擊著優勢兵力，猛烈的炮火把大樓變成了一個「地獄」。當政府軍最終試圖逃跑時，他們被火力封鎖在銀行旋轉門前，數百人被射殺在大樓前的廣場上。
到目前為止，攻佔長春是共產黨針對國民政府所取得的最大的軍事成功，它使得馬歇爾的斡旋、1月10日的停火協議、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以及所有計劃中的軍隊整編全都前功盡棄。「馬歇爾的努力功虧一簣」成了4月30日《紐約時報》的頭版標題。共產黨人為他們重新發動攻擊給出的正當理由是基於國民政府對停火協議的違反，特別是在熱河省向赤峰調動部隊。延安廣播電臺、《解放日報》和在重慶的《新華日報》源源不斷地發表了這方面的指責文字，不僅譴責國民黨違反停戰協定，而且指控右翼勢力破壞政治解決的圖謀。周恩來在與馬歇爾的長時間會談中也重複了這些指控，雖然戰火重燃，他仍繼續激烈抗議美國幫助運送國民政府部隊到東北之舉以及其他事項。
佔領長春正好發生在馬歇爾結束他的華盛頓逗留準備返回中國時，所以在邏輯上自然成為他與周恩來和國民政府代表恢復談判時的第一項議程，但奇怪的是，在他與周恩來4月23日舉行的第一次會談時，他對此緘口不提。與周恩來會談時他只是就新的停火給出了一項提議。相比之下，當他同一天晚些時候與國民政府代表，代替了張群的徐永昌將軍會談時，馬歇爾幾乎沒有隱瞞他對國民黨的惱怒，他說他們已在不經意間「教共產黨掌握了新的力量意識」。他列舉了國民政府的許多缺陷，從不提交部隊調動報告，到搜查共產黨人在北京的住宅，儘管在馬歇爾心目中最重要的是國民政府軍隊對赤峰的進攻。馬歇爾告訴徐永昌，「共產黨人現在所處的地位使得他們可以對政府提出過度的要求」，其意思是，本來憑藉更明智的政府政策是可以避免共產黨人佔領長春的，但現在他們似乎取得了以前從未有過的軍事優勢。
幾天後，馬歇爾給杜魯門寫了一篇很長的報告，在報告中他更加公正地評價了各方的責任。共產黨人在為他們奪取了長春而「興高采烈」，他寫道，「毫無疑問，他們的將軍們在主宰著談判桌上的代表」。在他們所獲得勝利的鼓舞下，他說，共產黨開始了一個反對美國運送政府軍到東北的宣傳攻勢。他說，周恩來「敦促我撤銷運輸支援來迫使蔣委員長住手」，但委員長自己的顧問和將軍卻告訴他要採取「一項他們沒有能力執行的武力政策，哪怕是有我們提供後勤保障，有海軍陸戰隊駐紮在華北港口青島、天津並沿鐵路線直達秦皇島港」。換句話說，馬歇爾得出的結論是：「前景不容樂觀，在我看來，除非達成一項妥協安排，否則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華北局勢一片混亂，戰火不可避免地四處蔓延。」
確實，前景不容樂觀，儘管在蔣介石走向失敗的道路上和共產黨走向勝利的道路上還註定有著一些重大的起伏和波折。蔣介石聽從了他的將軍們的建議，確實在長春失陷後採取了一些主動行為。他最強的第1軍從瀋陽沿鐵路到達四平街並於5月24日收復長春，隨後繼續向北朝還在共產黨手中的東北北部大城市哈爾濱挺進。6月初，馬歇爾拒絕了蔣介石運送更多國民黨部隊加入戰場的新請求，在他執著的懇求下，蔣介石同意了新的停火協議，這次停火持續了關鍵的三個星期。
是否因為就在蔣介石的部隊似乎剛好掌握了主動權的那一刻卻同意了停戰，從而導致蔣介石失去了他所有的可以一勞永逸地在戰場上打敗共產黨人的最佳時機，這始終只能是個猜測。馬歇爾並不這麼認為，而且有關這個爭論的砝碼似乎也偏向他這邊。共產黨的武器裝備遠不如擁有美式裝備的國民政府軍隊，儘管如此，如果戰線一拉長，時間就對他們有利，過去的情況始終印證了這一點。共產黨人享有與蘇聯之間的漫長的邊界，通過這條邊界斯大林可以給毛澤東提供武器並且在必要時給予庇護。而政府軍如馬歇爾所說的那樣，戰線拉得過長並過度分散，他們的補給線長得似乎無邊無際，動輒就會遭到陝西、河北兩省的共產黨游擊隊的騷擾。此外，當政府軍在東北展開攻擊時，共產黨也能夠在長城以南發動進攻贏取更大收益，尤其在山東，他們的隊伍就在青島郊外。
蔣介石似乎有過多次把共產黨人攥在手心的機會。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江西「圍剿」戰役之後，蔣介石曾迫使他們進行長征。然後，在1936年，他似乎馬上要徹底消滅長征後剩下的衣衫襤褸的紅軍時，日本的侵略和中華民族的需求阻止了他，為了抗拒外敵保衛祖國，他與自己國內的宿敵結盟。而此刻，再一次戰勝毛澤東的機會似乎又離他遠去了。
美國會在相當程度上從資金和武器兩方面幫助他，但這種幫助絕不會是無止境的。繼長春於4月暫時失陷後，蔣介石要求美國再幫助運送另外兩個軍的兵力到東北戰場。馬歇爾拒絕了，他在給杜魯門的解釋中說，美國已經運送了22.8萬名政府軍士兵，如運送更多軍隊「就等同於是在目前局勢下支援一場內戰」。馬歇爾不想這樣做，正如他所說的，「讓（中國政府）陷入困境」，但他也不想鼓勵蔣介石全力征服東北，他認為這會是一筆蝕本生意。與此同時，馬歇爾詳細介紹了他減少海軍陸戰隊兵力的計劃，截至這年夏天計劃從幾個北方港口和北京將5.5萬人的總兵力減少到2.8萬人，即使海軍陸戰隊還需要被用在給北京的行政總部以及給繼續派到華北各地的停戰監督小組提供交通和安全支援。馬歇爾還與周恩來商談了由美國來訓練共產黨軍隊的安排，這是打算在軍事整編計劃生效後予以實施的。
總之，馬歇爾仍在堅持他的努力，在中國內戰中維持一定程度上的公平公正，這是一種有偏向性的中立，美國以此來履行其對中國中央政府的義務，也不給評論蔣介石的美國評論家留下開空頭支票的口實。談判還在繼續，但主要是作為一種策略，國共雙方都藉此來竭力證明自己是和平的政黨，即使戰爭已再次吞噬了他們的國家。
同時，共產黨人的宣傳也可用於對他們所做出的決定進行追根溯源，這個決定就是放棄了對美國的友好意圖，並確定美國為中國的頭號敵人。
這種情況來得極快。1946年2月延安電臺還廣播了中美合作的感人故事，如來自山東濰縣有關為一個前一年5月被日本防空火力擊落的一架美國飛機的飛行員舉行追悼會的報道。廣播裡描繪了一幅動人的畫面，追悼會場擺滿了花圈，「解放區各界」都發出了唁電和悼詞。廣播中報道，濰縣的地方官員主持了追悼會，「並公開致辭，希望中美友誼萬古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