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警察半夜來到的時候，梅志和她的丈夫，中國最知名的文學評論家胡風，不忍心告訴他們的三個孩子他們兩人即將被捕。於是，他們說客人已經到了；他們把自己的兩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安頓上床，和他們親吻互道晚安。然後，他們就被帶走了。
梅志，散文、詩歌和兒童文學作家，六年後才被從監獄裡釋放出來。即便獲釋了，她仍被戴上了一頂「右派帽子」，這是中國的一種說法，意思是感染上了資產階級思想，於是她被迫在政治上接受再教育以便清除這種資產階級思想。胡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期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創始人之一和抗日愛國運動的一位領導者，其後整整二十五年幾乎都被湮沒在中國監獄系統裡。在此期間他拒絕承認自己的「罪行」，理由是，他後來說道，他根本就沒有犯過什麼罪。胡風的罪行是撰寫並傳播了一篇一面世即刻就變得臭名昭著的長文，文中他批評了中國的新領導者強加給藝術和文化的限制。這種冒犯行為導致毛澤東宣佈他為「反革命集團」的領袖，毛澤東還下指令稱：「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1979年，毛澤東逝世三年後，胡風被釋放出獄，又過了三年，他被正式平反。但他因長期遭受身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摧殘，最終陷入受折磨過度的精神失常，於1985年去世。
胡風是本書提到的幾個中國著名的學者、作家和專家之一，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他們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公開醒悟幫助了將公眾輿論的潮流扭轉為反對蔣介石並支援還不那麼知名的共產黨。他們分屬不同的信念派別。有些人，像胡風一樣，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另外一些則是受過西方教育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中的所有人，就像世界各地的其他知識分子一樣，都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接受其令人滿意的必然性，及其體現了除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敵人之外全人類進步渴望的主張。中國同其他地方——從古巴到捷克斯洛伐克——一樣，共產主義的吸引力都因其中央政府的腐敗、骯髒及無能而得到增強。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實際運作並不怎麼了解，但也在1949年共產黨人上臺執政時給予他們熱烈歡迎。
去做他們所做的事是有風險的。像左翼作家聯盟一樣，屬於一個親共的組織，或者只不過批評幾句蔣介石和國民黨，就要冒坐牢和酷刑的危險。然而，除了他們中少數幾個確實痛苦地遭受過苦難，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為自己的信仰獻身之外，大多數反對國民黨的持不同政見者都能夠保住自己的飯碗並做好自己的工作：出版小說、詩歌和散文，教學，以及如我們所知道的馬寅初的例子，在公開聚會上表達他們的意見。
正如我們所知，在1946年7月時，民主同盟的幾名成員因害怕刺殺了兩位民盟成員的右翼暴徒而到美國駐昆明領事館尋求臨時避難。其中就有費孝通，中國人類學的開拓者和農村研究的先驅，國內外都享有盛譽的著名學者。自燕京大學（後稱北京大學）畢業後，他在倫敦經濟學院師從人類學先驅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同他的很多同事一樣，他是通常與共產黨結盟的民主同盟的一個成員。在戰爭期間，他生活在流亡昆明的一所大學裡，在雲南省的鄉村從事研究。他甚至還到美國去生活了一年。他在中國的出版物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並享有相當的知名度。
1949年之後的幾年裡，毛澤東總體來說對非共產黨知識分子還是執行了一項他在戰爭年代和奪取權力的長期鬥爭中所採取的溫和政策。許多批評過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在新社會中被賦予了重要的職務。費孝通被任命為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以及享有聲望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個成員。
1956年，在後來被稱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中，費孝通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結果他被迫站在狂呼亂叫的人群面前承認自己的「反人民罪行」。後來，在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他被紅衛兵小將毆打，並被迫去打掃廁所。不同於許多其他受害者的是，費孝通活了下來，後來在北京大學任教，但他說自己已經失去了原本是最能出成果和最有用的二十三年。
其他人有著相似的遭遇。馬寅初，這位在1944年曾把蔣介石比喻為「真空管」的受過美國教育的經濟學家，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校長。儲安平，他在《客觀》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使得他在日本投降後的那些日子裡成為一個突出的人物，當上了《光明日報》的編輯。《光明日報》是一份主要讀者為知識分子的報紙。當馬寅初提出中國要實施人口控制規劃後，他失去了信任，因為當時毛澤東認為人口控制是帝國主義列強妄圖使第三世界保持軟弱可欺的一個陰謀。
馬寅初被清除出公共生活，受到了一系列荒謬的政治罪的指控，並承受著一種非人待遇；毛澤東逝世後，像費孝通一樣，他也被恢復了名譽，並能夠重新恢復他的學術生命。
馬寅初至少還避免了實際上的牢獄之災，其他許多人則難逃厄運。1957年，成千上萬的人被劃為「右派」，包括眾多受過西方教育並從國外回國幫助建設新中國的人。他們中許多人被送往勞教所去「改造」思想。許多人就死在了那裡。1958年，儲安平被打成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就在毛澤東於1949年10月1日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個月前，美國國務院公佈了一本長達1054頁的檔案彙編，其目的是要捍衛美國政府，回應有關美國須為現在是很明確的，即中國會「喪失」在共產黨手中而承擔責任的指控。這本著名卷宗的正式名稱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特別著重1944年到1949年時期》，但被普遍稱為《對華關係白皮書》（也簡稱《白皮書》）。1949年1月任國務卿的迪安·艾奇遜為此書寫了序言，他指出：中國落入共產主義陣營並不是因為美國的任何過錯；中國是被蔣介石政府「丟失」的，這個政府已經變得「意志消沉，失去民心」，無法挽救，儘管如《白皮書》上所表明的，美國多年來一直做出巨大的努力來防止這種情況發生。
然而，與杜魯門政府的希望和期待相反，《白皮書》並沒有解決爭端。最重要的是，它未能阻止錯誤和邪惡的指控的重演，這是赫爾利在1945年年末辭去駐華大使一職後發起的，其堅持認為是國務院中的一群親共產黨中國的專家破壞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損害了中國那合法的親美政府。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對美國國內所產生影響的關鍵特徵，從蔣介石的失敗所帶來的打擊中湧現出來一些右翼煽動者，他們策劃了可恥的迫害，把失敗歸咎於政府內部一些「陰謀者」的叛逆行為。
並非所有戰爭期間在中國服務的美國人都受到了指控並要承擔責任，但其中許多人確實慘遭厄運。曾作為中國戰區司令而指揮若定甚至頗為明智的魏德邁，也加入了對外交部門的中國問題專家橫加指責的行列，草率地怪罪他們破壞了美國的利益。魏德邁姍姍來遲的指控是很奇怪的。當他在中國期間，包括1945年年底和1946年年初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奪取東北控制權的競爭正如火如荼展開的那幾個決定性的月份裡，他寫了很多緊急報告發往華盛頓，但其中沒有一次他所持的立場是國務院的中國通涉嫌不忠。他後來才提出這些指控；里根總統在1985年給他頒發了總統自由勳章。
赫爾利在他突然辭去大使一職後回到他在俄克拉荷馬的家中並三次競選美國參議員，但都沒有成功。一直到他於1963年去世，他都對任何一個願意聽他說話的人堅持認為是中國通們對美國不忠才導致了災難。但主要挑起指控任務重擔的是來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他指責美國國務院的所謂共產黨人要對失去中國負責，要對其他方面給美國造成的損失負責，這竟然成就了他的一番事業。
即使是喬治·馬歇爾這樣備受推崇的風雲人物，人人都認為他是遠離任何懷疑的可能性的，竟然也承受了麥卡錫的指責。馬歇爾在中國始終堅持他徒勞無功的努力去調解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衝突，直到他於1947年最終離開中國，取代詹姆斯·伯恩斯出任國務卿為止。就在那個時候，他制訂了幫助歐洲的大規模經濟援助計劃，其後來被稱為馬歇爾計劃。1951年，麥卡錫出版了一本書，指責馬歇爾要為共產黨在中國接管政權負責。在一份從發表起就因荒謬誇張而一直臭名昭著的宣告中，他指控馬歇爾參與了「一個如此巨大的陰謀集團，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惡行，使得人類歷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險行為都相形見絀」。
馬歇爾幸運地經受了麥卡錫風暴而基本上毫髮無損。1953年，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但是，那些級別較低的中國問題專家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能夠在戰爭結束後恢復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但最終因中國的「喪失」而幾乎全都在劫難逃。
約翰·帕頓·戴維斯後來分別在蘇聯、德國和秘魯任職。在1948年時，他因1943年一架載著他和另外一群人的飛機墜毀在緬甸時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領導能力而被授予自由勳章。但在1954年，國務院忠誠審查委員會雖然沒有掌握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仍裁定他缺乏「判斷力、審慎，以及責任心」。他被國務院解僱，他的安保稽核也被剝奪。他去了秘魯首都利馬併成為當地一個成功的傢俱製造商，後於1999年去世。
謝偉思，在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期間擔任道葛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助手，後來在1952年同樣遭到解僱。1957年，聯邦最高法院為他恢復原職，不過，由於美亞事件中對他的指控仍然陰影纏身，他無法繼續做一名外交官。他辭了職，去了加利福尼亞，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的圖書館館長和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