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宣德被派到瑞士工作了幾年，後來又去了摩洛哥，但他在麥卡錫政治迫害中也受到攻擊，僅憑捕風捉影且顯然站不住腳的證據就指責他為共產黨員。他被迫於1952年從國務院辭職。費正清也被麥卡錫之流指責為不忠，並經歷了一段極其緊張而艱難的時期，當時他和其他中國問題專家，其中最知名的有歐文·拉鐵摩爾，都經受了美國國會的調查。但是，與美國國務院官員不同的是，費正清因他在哈佛大學擁有歷史學教授職位而受到保護，在那裡他培育了幾代學者、記者和外交官，包括本書的作者，給他們傳授了有關中國的知識。
毫無疑問，不論是在誰的手上失去，中國崛起成為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與蘇聯密切結盟並幫助亞洲其他地區的革命運動，是美國的一個巨大失敗。毛澤東本人因美國的失敗而幾乎欣喜若狂。在1949年8月《白皮書》釋出後僅一天，毛澤東在他的一次著名演說中，引用了艾奇遜自己的話來諷刺美國的立場。他指出，艾奇遜承認蔣介石無法挽救，是因為他的政府「意志消沉，失去民心」。毛澤東問道，那麼，既然美國明白中國人不再需要他，為什麼還要給國民黨提供幫助？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毛澤東稱，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它的目標之一就是「把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蔣介石和一場「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爭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但美國失敗了，毛澤東說，因為「中國人民的覺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和民眾組織力量已經空前地強大起來了」。毛澤東還強調了他稱為的「蘇聯這個空前強大的和平堡壘聳立在歐亞兩洲之間」，他說，這就阻止了美國「大規模地直接地武裝進攻中國」。
毛澤東那充滿勝利歡欣的講話可以用兩種方式來解讀。其一是把它看作一個宣告，共產黨中國和帝國主義美國因它們的敵對本性決定了必須是死敵。其二是把它作為一種變相的希望，希望美國在中國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希望美國拒絕在內戰中支援國民黨，因為如果美國這樣做的話，正常的或至少非對抗性的關係本來是有可能的。但是，事實上，在做出敵視共產黨這個抉擇後，美國使得毛澤東別無選擇，就像他在1949年另一次講話中所說的那樣，只能向蘇聯方面「一邊倒」，這就導致了長達二十五年的互不信任和敵意。
是否有可能存在不同結果呢？對於這個困難問題，半個多世紀以來作家、政治家和學者給出了激烈的、相互衝突的答案。在辯論的一側始終有一方辯稱，如果美國行動更堅定，更加有先見之明，美國是可以從共產黨人的猛烈攻擊中挽救蔣介石的，中國也就會慢慢地朝親西方的民主方向演變。假如美國提供給國民黨更多的幫助；假如美國當時在中國的戰略目標更加明晰；假如美國不給國民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停止在日本佔領期間消滅共產黨的戰鬥；假如美國在1946年年初蔣介石初步取得了幾乎是成功的攻勢期間運送更多的國民黨師團去東北；假如史迪威和中國通們沒有在蔣介石遭受毛澤東和共產黨重拳打擊之際去玷汙他的聲譽——那麼共產黨的勝利是有可能被防止的。
抗日戰爭期間曾經有幾個人提出了這種觀點，最突出的也許是與羅斯福總統關係緊密的表兄弟約瑟夫·艾爾索普，戰後他成為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報紙專欄作家。正如我們所知，艾爾索普告訴每一個願意聽他說話的人，只有「白痴」才看不到共產黨會成為蘇聯的馬前卒，反對蔣介石集中力量於未來同共產黨的鬥爭的願望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艾爾索普認為，美國應該做好準備在戰後調遣大批自己的軍隊到中國去，從而確保國民黨能夠建立其統治。
艾爾索普還認為，美國人民一旦明白了所涉及的戰略利益，就將支援在中國對共產黨發動戰爭。然而，戰爭一結束就要求美國軍隊返回家園的大量呼聲表明艾爾索普完全錯了。極有可能的是，假如聽從了他的建議，美國會發現自己陷入像二十年之後在越南所經歷的那種困境——把自己束縛在亞洲大陸上無法打贏的一場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之中。共產黨太根深蒂固、太強大，獲得的蘇聯支援太穩定，隨著冷戰正在世界各地展開，蘇聯人將非常高興地看到美國人在中國流血和死亡。而且，正如艾奇遜所正確地表述的那樣，在克服國民黨政府的缺陷這個問題上，美國根本就無法有所作為。中國人民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與此相反的選項是要求美國不再支援國民黨，從而不會招致毛澤東的憤怒。這就是中國通們的觀點，而且這個觀點要比艾爾索普的觀點更好。不幸的是，像戴維斯和謝偉思這樣的人物，儘管都是很聰明、很敬業的公職人員，但他們1944年和1945年在延安與毛澤東和他的支援者頻繁接觸時，對共產黨太過天真以至於目眩神迷。他們對毛澤東的偏愛並沒有改變美國的政策方向。儘管對國民黨的幻滅和對共產黨的英雄描繪大量出現在書籍和文章中，美國在介入中國的「自相殘殺的衝突」中時仍然站在蔣介石，而不是共產黨一邊。
如果美國更早拋棄蔣介石並在中國國內鬥爭中保持中立，就像毛澤東在1949年8月的講話中似乎模稜兩可地暗示的那樣，這麼多年的對立是否能夠被避免呢？多年來，對於這個問題輿論的洪潮給出了答覆：「是的」。特別是在隨之而來的越南戰爭中，許多學者、記者、外交政策專家和普通百姓一直認為，美國不僅反對亞洲的革命力量，而且還去支援右翼獨裁者，從蔣介石開始，從而犯下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正是這個根本性的錯誤導致了革命政黨在世界範圍內風生水起——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還是越南共產黨或者，之後伊朗的伊斯蘭主義者——並都把美國視為敵人。從這種觀點來看，中美對抗是被誤導的美國決策的產物，其本身也反映出在美國的辯論中未能聆聽那些更明智的聲音。
這個觀點應用到世界其他地區時可能是正確的，但用在中國這個特定情況中，就很難具有說服力了。一方面，在中國實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就如同一項龐大的軍事幹預一樣，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在容易產生強烈意見分歧的事件中，民主國家往往會採取一種中間立場。大規模的干預將會遭到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的反對，因為做出巨大的努力去拯救一個遙遠的且並不怎麼民主的政權顯然難以使他們相信是正當的。
然而，同樣是這些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也會確信，當一個長期存在的盟友面臨著可怕的挑戰時完全聽任其自生自滅，這將是可恥的，過於狹隘利己的，也是與一個超級大國的地位不相稱的。到1945年年末，很明顯，斯大林公然違背了他與國民政府之間的條約義務，把東北交付於毛澤東手中，此時如果袖手旁觀、不出手相助就會違背美國人的公平感。現在回想起來，很容易看出，當時所做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而蔣介石也因此失去了中國大陸。但是，當時這一切都是很不明朗的。當華盛頓做出幫助蔣介石的決定時，他似乎有足夠的資源可以在中國打一場勝仗，如果不是在東北的話，在長城以南也會是穩操勝券的。
塑造中國和中國未來關係的主導力量不是美國的選擇，而是蘇聯和毛澤東的本質和行動。那些年裡的轉折點不是在華盛頓做出的一些決定，或是赫爾利的新聞釋出會，或是把美國海軍陸戰隊派到北京、天津和上海，而是蘇聯在1945年8月出兵中國東北。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勉強接受與國民黨的政治交易的進一步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儘管美國為調解雙方做出了不懈的共同努力。一旦斯大林派出100多萬士兵佔領東北，中國的內戰就在所難免，因為毛澤東明白，國民政府不再具有消滅他的軍事能力。當然，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國總統在雅爾塔與斯大林會晤時，懇請蘇聯派兵進攻中國東北，而且蘇聯的進攻也得到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資支援。但是，正如埃夫里爾·哈里曼和喬治·凱南當時就看穿的那樣，不論美國是否要求他出兵，斯大林肯定要派出他十一個軍的兵力，由無情的羅季翁·馬利諾夫斯基率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是「喪失」在蔣介石手中，但更主要的是斯大林和毛澤東贏得了勝利。
決定未來中美關係的不是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援，而是毛澤東與斯大林在意識形態上的親近以及他對蘇聯幫助的需求。毛澤東所需要的來自強大的和更近的俄國人的支援和善意，遠遠超過了他所需要的來自矛盾的和遙遠的美國的支援和善意。冷戰已經開始了。蘇美之間的敵意也已是一個既成事實，即使毛澤東不想這麼做，他也不能忽視斯大林的要求而只能「倒向一邊」，在以斯大林為主的世界裡中立是不被允許的。
但毛澤東並不想採取一箇中間立場。毛澤東不是塔列朗，總是在尋求權力平衡。他是一個有遠見的革命家，在布林什維克革命所帶來的衝擊波式的影響下，他也深深地浸透在這種以激進和暴力的方式改造世界的全球文化中。毛澤東的性格、信仰和抱負以及他領導的運動，而絕不是在華盛頓所做出的一些決定，在引導著中國的歷史。如果換一個人物，情況也許會不同。一個不那麼注重意識形態的人物，會與地球上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爭取早日和解。這樣的一個人物可能會一直努力，就像當時剛剛獨立的印度那樣，從與兩個超級大國的關係中受益。他可以像多年以後的納爾遜·曼德拉那樣，選擇與以前的敵人「一笑泯恩仇」。但斯大林主義為毛澤東提供了他擁有領導權的路徑，而且階級鬥爭也一直是他的信條。「騎牆是不行的，」毛澤東在1949年夏說道，當時國民黨正在節節敗退而他正準備接管政權，「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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