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彿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每個女孩就主動被動、有意無意地開始了對「成為母親」的準備。從第一次月經初潮到懷孕的女孩期裡，我們的身體、心理和社會性都在醞釀母性期的到來。
我們不斷從外界獲取到「世上只有媽媽好」「母親對孩子的影響延續一生」「女人只有做過母親，才是一個完整的女人」「母愛是最無私的」等等資訊。我們甚至從女孩期以前，就在過家家的遊戲中反覆扮演著母親的角色。
這篇文章要談論的，就是被建構了的「母性」概念如何影響了女性的心理發展。h3被「制度化」了的「母性」/h3美國詩人、女權主義者艾德麗安·裡奇（adriennerich）在1976年提出了「制度化的母性」的概念。它指的是父權社會對母性賦予了一種期待。
母性，被建構為一種前話語的存在。也就是說，它被建構成了一種「無需討論」的預設狀態，一種絕對正義。這種建構的結果是，社會主流認為，作為一個女性，「有一天會成為母親」是一件不存在「選擇」的事，是女性身份天然具備、生而有之的重要方面。
具備女性的生理構造、受孕、在自己的身體裡養育胚胎、生產、撫育孩子，這些被天然地繫結在一起，形成一組不容置疑的固定搭配。這種固定搭配影響著我們對「血緣」的感受。舉例來說，我們都瞭解遺傳因素是由染色體承載的，但我們中很多人，仍然覺得代孕（在別人體內發育、生產）的孩子，「感覺上和（完全的）自己的孩子不一樣」。
父權社會對於「母性」的第二層建構，在於把「母親是子女的首要照料者」，以及「母性是始終把孩子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前的」，建構為前話語。儘管越來越多的家庭也出現了父親作為首要照料者的情形，我們還是會覺得「母親照顧孩子更多」是我們在看到一個陌生家庭時首先會做出的猜測。同樣，當我們聽到那些母親為了孩子放棄自己的利益的故事，我們會感動但是不會意外；而聽到那些母親剝奪了孩子的利益的故事，我們會感嘆「怎麼會有這樣的母親」。
社會對於母性的這兩重建構，都影響著女性是否成為母親的選擇，和如何去實踐「母親」這一身份的內容和標準。
裡奇說，制度化的母性，讓女性依靠天性和直覺，而不是智慧來做母親；要用無私，而不是自我實現的態度來做母親……只要產下的兒女是「合法的」，那麼母性就是「神聖的」。h3成為母親的過程：「主體之我」與「客體之我」之間的撕扯/h3成為母親的過程，必然包含著向一個或幾個他者讓渡自己的過程。這個轉變是猛烈而迅速的。
首先是身體。從懷孕開始，我們的身體就不再只屬於自己。我們一方面為自己補給養分，另一方面也為胚胎補給營養。我的「自我利益」從這一刻開始走下神壇。
社會對女性苛刻的形體標準，會從懷孕這個生命事件開始發生迅猛的改變：「要吃胖一點」「不要洗頭」「不要化妝」等等。即便是曾經對自己的外形最嚴苛的女性，也會因為體內的胚胎有所退讓。我們的身體真的變成了土壤，功能性是它首要的考慮。
但作為母親的女性，她們的主體性並不會由於另一個主體的出現就完全泯滅。當她不是一個母親時，她對自己的種種期待，也不會完全消失。女性依然會感到焦慮：我屬於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我的身體變得陌生了，我的人生目標被我孩子的人生目標替換了……
被制度化了的「母性」，一方面由於母性與女性身份的繫結，影響了女性對於母性的選擇權：母性是女性性徵的一部分，它和女性的身份緊密聯絡在一起。當一個女性成長到一定階段，到達法定可生育的年齡時，她需要選擇生子，來證明自己的完整性，如果一個女性始終不生子的話，她會被認為是不完整的。
在社會觀念中，是否生育對於一個女性來說，不是一種選擇。而這種不完整，讓女性感到失敗、無價值、焦慮。很多大齡女性對於婚姻的焦慮，其實是因為，在目前的主流觀念中，婚姻仍然是生育合法性的前提。人們說「結婚太晚了」的時候，其實是下意識地認為「對生育來說太晚了」。錯過生育年齡，比起晚婚，是女性更深層的恐懼。
另一方面，這種制度化的母性，會影響到一個女性養育孩子的過程。社會賦予了母親一個充滿愛的形象，認為母愛就是忘我而無私的。當一個女人在承擔母親的角色時，就應該每時每刻都在愉快地撫養孩子，用愛和包容去對待孩子，無時無刻不優先考慮孩子，在孩子面前展現出完美的形象——而這並不符合人類的本性和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實質，但已經被建構了的女性，卻因為無法達到這個標準而感到失敗、內疚、焦慮。
裡奇用自己的經歷來講述這種母性的制度化：她的孩子在長大後告訴她，「感覺你好像始終都認為，‘你應該愛我們’。但是，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個人可以時時刻刻、不間斷地愛著另一個人」。
美國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師巴巴拉·艾爾蒙德（barbaraalmond）出版了一部頗具爭議的著作《內在的怪物：母性的隱藏面》（themonsterwithin:thehiddensideofmotherhood），提出「母性既包含正面情感，也包含負面情感」的事實，但這在當代社會仍然不被接受，是一個不能夠被談論的罪惡，如同在房間裡隱藏著的怪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