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心目中的地獄：
我的靈魂已經收縮，
我已成了一個軀殼，
即便這是命中註定，
也要活到最後時刻。
有時候我也幻想著要成為烈士。關於斯大林，我們聽到了許多。我認為自己會去支援蘇聯的基督教徒，去組織秘密的宗教團體，去幫助信仰的火焰得以繼續燃燒。當然，共產黨會因我的信仰而注意到我。我把自己想象成因信仰而經受折磨的英雄，這使得我不再為現實中的我會如何表現而煩惱。這樣的遐想部分反映了我對待世上殘暴和罪惡、痛苦和磨難、勇氣、理想主義、信仰的態度。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我開始認真仔細地研讀《聖經》——而且幾乎無法相信我所讀到的東西。比如說，其中有些部分明顯不合邏輯。我的意思是，如果聖母生下耶穌的故事是真實可信的，那又何必用很長篇幅去追溯約瑟是不是他的父親呢？有什麼必要呢？沒有任何意思嘛。有些事情雖然無法證實，但我寧願相信它是真的，比如說上帝吧，我內心深知上帝確實存在，可是其他一些事我就無法相信，比如上帝在七天之中創造了世界，夏娃是由亞當的肋骨變化而來。我也無法相信聖餐儀式上的麵包和葡萄酒，真的是基督的肉和血。不過我相信，只要一個人相信這是真的，那麼在他看來那就是基督的肉和血。難道耶穌當真要人們這樣去理解他的話嗎？肯定不是——耶穌說的吃麵包和喝葡萄酒肯定只是一種象徵。所以我逐漸意識到，我所信仰的上帝和耶穌，有超出《聖經》之外的獨特的含義；在虔誠的信徒看來，這完全是異端邪說。我在一本書上看到，托馬斯·傑斐遜曾經得出這樣的結論：《聖經》不過是集多人記憶與思想大成之作，其中有些人的知識和智慧要遠遠勝過另一些人。於是，他就從四部福音當中摘錄了他認為最有價值、最有說服力的篇章，並用這個大大濃縮的版本來鼓勵自己。
雖然我對《聖經》有保留看法，但是我還是很喜歡看，特別是《舊約》中的一些精彩故事。外婆有一個功德箱，開啟它的蓋子，就可以看見裡面一個個小紙卷。只要用一隻專門的鑷子，取出一個小紙卷，開啟後就可以讀到《聖經》上的文字。那裡面最多不超過30張，不管誰去抽取，都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排解和安慰。其中對你提出挑戰和讓你採取行動的為數很少。所以我決定自己另外做一隻箱子。完成這件事的時間遠遠超過了我的想象。「如果你想做一件事情，那就儘可能把它做好。」這句話是誰說的，我不大清楚，不過它部分反映了我們的生活。我竭盡全力建造自己的聖經箱。為了使我所選擇的文字比較全面，我從頭到尾通讀了《舊約》和《新約》的全部內容，從中摘錄了我認為合適的文字。我把它們工工整整地謄寫在四分之一英寸寬、三四英寸長的紙上。寫好之後，我就把它們緊緊地搓成小卷，然後放進6只火柴盒裡，再用漿糊把火柴盒粘在一起，變成一個由6只抽屜組成的小櫃模樣的東西。每隻抽屜上裝一隻小銅環，一拉就開。每個抽屜裡有大約20段文字。最後，我用墨綠色的紙糊在外面，再在頂上貼一個小而精緻的耶穌誕生圖。
做盒子的事我記得很清楚。那主要是我夜深人靜的時候坐在床上做的，因為我想對家裡其他人保密，想給別人一個驚喜。盒子做成的時候，正趕上聖誕節。我把它當作聖誕禮物放進外婆床頭的長筒襪。在我和朱迪還沒有意識到聖誕老人其實並不存在之前，我們總是動手製作或者攢錢買一些小聖誕禮品，這樣家裡的每個人都能得到一份。那天一大早我們就給每個人端上一杯茶，接著把給他們的禮物很快放在他們的床頭。外婆拿到那個聖經盒之後愛不釋手，激動得流下了眼淚。只要令她感動的事情，她都會流淚。我們一家人都有這種情緒。我們稱之為「哭鼻子」——這是約克郡的土話，外婆小時候就這樣。
那個小盒子我們至今還儲存著，而且經常開啟它的小抽屜，從中抽一個小紙卷，讀一讀上面的內容。我喜歡一些意想不到的東西——因為你不知道抽出來的東西是安慰、鼓勵還是規勸。我那天早上抽出的是：「要站立思想上帝奇妙的作為。」（《約伯記》37∶14）我讓奧莉抽一個。她抽到的是：「五個麻雀不是賣二分銀子麼，但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忘記。」（《路加福音》12∶6）萬妮抽的是：「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啟示錄》22∶17）
我認為，我喜歡看《聖經》的原因之一，是因為它的許多章節中那詩一般優美的語言——現代的版本中許多優美的語言已經不復存在。我喜歡詩歌，讀過許多詩作。我是個興趣廣泛的人，可是我當時對弗朗西斯·湯普森、濟慈、莎士比亞、彌爾頓、羅伯特·勃朗寧和艾爾弗雷德·諾伊斯的作品卻情有獨鍾。還有像魯伯特·布魯克和威爾弗雷德·歐文謳歌戰爭的詩作。我還喜歡沃爾特·德拉·梅爾的作品。由於我們買不起新書，我常常在舊書店裡一泡就是好幾個鐘頭，在詩歌作品的書架上瀏覽。我喜歡那些柔革面圖書的手感，只要錢夠了，凡能找到的我就買。我所買的這種裝幀的書——都是我所崇拜的詩人的書——在我房間裡有整整一排（如今這些書都放在白樺山莊的起居室裡）。有多少個夜晚，我手捧這些詩歌一直讀到深夜——有時候寫我自己的詩，因為我當年曾夢想有朝一日成為英國的桂冠詩人。我早年所寫的那些詩歌主題多樣，有一些是出於消遣，可是有很多都凝注了我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對宗教精神主題的興趣，像《野鴨》就是其中一例。
野鴨
一隻野鴨從太陽前飛過，
從我的眼前直接飛過。
它展開堅強有力的雙翼，
振翅朝大海方向飛去。
我看見它那明亮的眼睛，
因為它飛得離我很近；
映襯著落日餘暉的異彩，
它的羽毛是那樣絢麗。
它的翅膀奏出美妙樂曲，
我聽出那是飛翔之音。
美妙動聽的樂曲打破了
夜幕降臨之前的寧靜。
我感受到它胸中的激情，
因為它飛得離我很近。
我的胸中也奔湧激盪著，
由歡樂而產生的同情。
美麗的沙丘；美麗的夕陽；
還有那隻野鴨——和我。
在蒼穹之下，有一種精神
正在永無休止地傳播。
顯而易見，我開始感到自己是受制於某種偉大而統一的力量。我會因為有些事情非常高興，會激動得熱淚盈眶——「我心中奔湧著歡樂的痛苦。」我不知道這樣的心境因何而產生：抑或是特別美麗的夕陽；抑或是立於樹下時，見太陽衝破雲層，聽鳥兒在啁啾；抑或是置身某個古代教堂的靜謐氣氛之中。遇到這種情況，我就會強烈地感到自己受到某種巨大精神力量的支配——上帝的力量。在人生道路上，我逐漸學會怎樣從這種力量中汲取力量。這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在必要時，它能使我從垂頭喪氣中重新振作，使我疲憊的身體再次充滿活力。
這時候，立志當詩人和烈士的我很快就要畢業離開學校了。我下一步怎麼辦？我們家是沒錢供我上大學的。要想拿獎學金，外語必須很好（而我的外語不好，現在仍然不好）。儘管我的考試成績很好，上大學卻不是我的選擇。我的一個姑媽和姑父曾經邀請萬妮和我去德國小住，因為德國戰敗後，我姑父邁克爾在英控佔領區的行政當局工作。我想萬妮希望我去德國能明白一個道理：儘管兩次世界大戰後，英國人對德國充滿仇恨，許多德國平民百姓還是善良仁愛的。
到德國後，我們去了科隆。這座城市也像德國其他許多城市一樣，在戰爭中遭到盟國的猛烈轟炸，已成一片瓦礫。看到這片廢墟，我心裡很不是滋味。可是我突然發現，斷壁殘垣中屹立著完好無損的科隆大教堂的尖頂。我覺得它象徵著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由於一個人的稱霸野心，整個歐洲被推入戰爭的血海，這座一度非常美麗的城市因此橫遭浩劫，這不能不令人想到人間的罪惡。這景象使我終生難忘。這種強烈的象徵與我在伯恩茅斯所聆聽到的那些佈道詞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回到英國後，萬妮勸我接受秘書工作培訓，因為她覺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當秘書的工作。可是我仍然想旅行，想到某個遙遠的地方去，去研究動物。除了看詩歌和哲學方面的書籍，我繼續看一些有關動物的書。非洲仍然是我心馳神往的地方。我意識到萬妮說得對——接受秘書培訓可以使我有機會去非洲。於是我去了倫敦。我當時19歲，用現代的標準來看，是非常天真的19歲。生活在倫敦是一種奇妙——非常單純——的經歷。有時候我會一連幾小時泡在藝術博物館，尤其是泰特畫廊裡。有時候我會去聽古典音樂會。在吃午飯的那段時間裡，我經常去自然歷史博物館。我結交了一些青年男子，跟他們談情說愛，他們還帶我去吃飯，去看戲。當年的小夥子請姑娘出去，如果要姑娘自己掏錢，他會覺得很沒面子。這倒是件大好事，因為我的手頭很不寬裕。這就是說，如果有人請我去吃飯，我自己就不必花錢了——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頂多也就是一塊香腸麵包卷而已。如果晚上不外出，我的晚餐常常是四分之一磅的水煮大白菜（最便宜的蔬菜），加上一隻蘋果，或者一塊企鵝牌餅乾。
儘管倫敦的生活豐富多彩，儘管在藝術畫廊和博物館裡能學到許多東西，我還是想受到正規教育。我的同學當中有很多人上了大學，我覺得自己有點比不上人家，我也夢想能上大學。所以我就參加了倫敦經濟學院開設的免費夜校課程。我選修了新聞和英國文學。英國文學講授的是迪倫·托馬斯和t.s.艾略特的詩歌欣賞。我還參加了每週一次的神智學。我對這門課上講到的佛教中的「業」和「轉世」的概念很感興趣，因為我還在冥思苦想著那場可怕的戰爭。如果「業」真的在起作用，那麼希特勒和納粹就會以未來的某種生命形式來償還他們所造下的罪孽，而那些在戰場上喋血的和那些在集中營被折磨致死的人們，也許會因前世的苦難而得到回報，比如在來世過上比較好的生活，抑或進入某個天堂或者樂園。我從來就不相信，上帝只給脆弱的人類一次機會——不會因為我們在世的時候是失敗者，就把我們送進地獄。畢竟，在永恆這個背景下，人的一生是極為短暫的。所以說，「業」和「轉世」在我看來是符合邏輯的。
給我們講授神智學的女教師有很強的個人魅力。大多數男青年學生都一廂情願地愛上了她。我也覺得她很了不起。她能把一個小小的想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她經常強調不要陷入被她稱為「迴圈思維」的套路，這樣我們才能比較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周圍所發生的事情。她解釋說，迴圈思維就是那種總在頭腦裡反覆出現的思維過程。想讓自己的思想一片空白，一無所思，也許是最艱難的任務。我對上帝和宇宙的信念不斷改變，所以那些課程中所學的許多東西對我大有幫助。我在那段時間寫了不少詩歌，下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古老的智慧
夜風輕輕搖松樹
白雲飄飄黑天幕，
出去吧我的孩子，出去
尋覓你的靈魂，永久的我。
腳下沙沙青草響
天上高高繁星掛，
在你的上方，很近的地方
在你身上找到，永久的我。
是的，孩子，到外面的世界去吧，
慢慢地、靜靜地理解這個世界，
你的靈魂就是這個宇宙
它會知道，永久的我。
下課後，我們有些人就去一家咖啡館，坐下來慢慢探討。我從這些晚間課程中學到很多人生的哲理。參加這個班的人五花八門，代表了社會的各個階層。在課堂上有個「蚯蚓女郎」經常站起來發表一些妙論。她提到了蚯蚓，說這種小東西雖然只是在蠕動，卻能給土壤增加空氣，能讓生活在土壤裡的生命得以延續。多虧了這位「蚯蚓女郎」，蚯蚓才一次又一次地進了課堂。有個非常有趣的荷蘭人，過去曾經是荷蘭地下游擊隊的成員。他比我年長許多，可我卻愛上了他。我們的關係差點到了非常密切的地步。可是他是個有妻室的人，而且當時的道德觀念與現在也大不一樣。
我對神智學極感興趣，可我對耶穌深深的愛依然如故。我記得當時有個從秘書培訓學校出來的姑娘走到我面前說：「你臉上常常掛著微笑，你似乎總像有個美妙的秘密。」這話不假——我覺得我和耶穌有良好的個人關係。但這是個人的私事，我不想跟別人談。
拿到秘書文憑後，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我姨娘的診所。奧莉是個理療醫生。她的工作物件幾乎全是兒童，是一些因患小兒麻痺症或因事故而造成肢體癱瘓的兒童，或者是一些中樞神經癱瘓、肌肉畸形退化，或者其他悲劇造成癱瘓的兒童。我的工作就是把醫生對患者病例的意見記錄下來，然後用打字機打出來。自那以後，我對因疾病或事故而傷殘的人一直非常同情。我的第一個真正的男朋友就是可怕的撞車事故的受害者，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從踝骨到腰部都打著石膏。我的第二個丈夫德里克·布賴森的雙腿就是半癱瘓，是他的飛機在戰爭中被德國人炮火擊落所造成的。
在那個診所度過的幾個月，以及埃裡克舅舅讓我在手術室看他工作的情景，使我對人類心理和身體恢復能力大有了解，同時也為自己極其健康的身體感到欣慰。我知道自己很幸運，可是我從來沒有把這當成是理所當然的。
離開診所之後，我到牛津謀到一份工作。我在那兒瞭解到大學本科生的生活——至少我在沒有任何學習壓力的情況下，對大學生活的樂趣有了很大體驗。後來我到倫敦找了一份很有趣的工作，就是為一家制片廠的紀錄片挑選音樂配音。那家電影廠很小，可是我卻有機會學到了電影製作幾乎各個方面的知識。接著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56年12月18日（星期三）早晨，我收到瑪麗·克勞德·曼奇一封來信。在學校時，她是我的好朋友，我們大家都叫她克洛。我有好一陣子沒有接到她的信了，當我看到信是從非洲寄出的時候，不免有些驚訝。我至今還記得貼在信封上的肯亞郵票。其中一張郵票的圖案是一隻大象，另一張上是兩隻長頸鹿。她在信上說，她的父母剛剛在肯亞購買了一座農場，還問我想不想到她們那裡去玩玩。怎麼不想呢！
可是我首先得掙一筆錢作路費，而且得是來回票。那裡的當局不讓持單程票的人入境，除非有人能為他在那裡提供擔保。不管怎麼說，萬妮無論如何是不會讓我持單程票去的。這意味著一大筆錢。我當時的工作雖然很有趣，可是工資並不高。戰後的英國，許多工作的工資都不高。接到那封信的當天，我就提交了辭呈報告，返回伯恩茅斯。在那裡我可以住在家裡，這樣可以省一筆開支。我到一家餐廳去當了服務員。我把拿到的工資和小費全都積攢起來，一個子兒也不亂花。每到週末，我就把掙來的錢藏到白樺山莊起居室的地毯下面（外婆總是把零錢放在那裡）。過了5個月，有一天晚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為了不讓外面人看見，我們把窗簾拉上，然後開始數我積攢的錢。加上在倫敦工作時省下的，我的錢已經夠了。我可以去非洲了——我的生活將發生永久性的變化。
「第二里」（thesecondmile），源自《聖經》。意為「過分的善行，或超過本分要求的慈善或仁慈行為」。——譯者
拿撒勒，在今巴勒斯坦。——譯者
客西馬尼園（thegardenofgethsemane），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座花園，基督教《聖經》中耶穌蒙難的地方，後被用於比喻使人飽受精神折磨的地方。——譯者
埃莉諾·羅斯福夫人（eleanorroosevelt，1884—1962），是美國第32任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夫人，社會活動家。——譯者
托馬斯·傑斐遜（thomasjefferson，1743—1826），是美國第3任總統，美國《獨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民主共和黨建立者。——譯者
「業」是梵文佛教名詞karma的意譯，音譯則為「羯磨」。一般把業分為身業（行動）、語業（言語）和意業（思想活動），認為業發生後不會消除，將引起今世或來世的善惡報應。——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