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的世界被攪得天翻地覆的時候，我遇上了德里克·布賴森——在此後的幾年當中，他成了我在愛情和事業上的新夥伴。他是坦尚尼亞國家公園的主任、達累斯薩拉姆的議會議員。他對自己所入籍的國家非常熱愛，也非常忠誠，多年來一直是黑非洲自由選舉中的唯一白人議員。要不是結識了他，我相信我們的研究工作就會因1975年5月在貢貝發生的那起綁架事件而夭折。他性格剛毅，他的誠實近乎殘酷無情，但卻具有令人捧腹的幽默感。他還是個理想主義者，具有為取得積極成果而工作的毅力和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英國皇家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可是參戰才一兩個月他的飛機就被擊落了。飛機墜毀時，他的脊柱受到嚴重損傷，醫生說他一輩子也不能走路了。他當時才19歲。他決心證明醫生的預言不對，硬是憑自己的意志，藉助一根柺杖學著走步。他只有一條腿有力氣向前邁步，另一條腿要靠大腿根用力才能向前挪。他還學會了開車，不過他要搬動左腿才能使腳從離合器踏板上移動到剎車踏板上。
能夠行走之後，德里克到劍橋大學去學習，後來獲得農業學士學位。他沒有接受在英國的一份「舒適安逸地坐在扶手椅裡享受」的農業工作。他告訴我那是一份「適合殘疾人」的工作。他去了肯亞，在那裡幹了兩年農活。後來他向英國政府申請並獲得了乞力馬扎羅山腳下的一個小麥種植農場。他在那兒工作了兩年之後，結識了富有魅力的政治領袖朱利葉斯·尼雷爾，此後便投身於爭取坦尚尼亞獨立的鬥爭之中。他的後半生一直是坦尚尼亞政治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在內閣中任過多種要職，包括農業部長和衛生部長。
在我結識他之前不久，他剛剛被尼雷爾總統任命為國家公園的主任。他定期到各個國家公園視察，有時候，格拉布和我還一起坐上他那架塞斯納公司生產的四座小飛機。有一回我們坐他的飛機一起旅行，差點把命都丟了——不知怎麼的，也許是一種世事無定的感覺導致了我們的結合。在飛行了將近1個小時之後，儀表板下面突然冒出一縷輕煙，就像從菸灰缸裡沒有完全掐滅的菸頭上冒出的煙一樣。當時我們正處於飛往魯阿哈國家公園的途中，還要飛45分鐘才能到達。我們的下方是延綿起伏、林木覆蓋的山石地。德里克檢查了儀表，除了有這點菸，一切似乎都很正常。除了這點菸！顯然，謝天謝地，最好還是不要有煙。然而，當時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聽天由命，祈禱上蒼保佑了。我們都想對這點菸不予理會，可是我發現自己的眼睛總也離不開那一絲青煙。所幸的是，它沒有冒火，可是那45分鐘真長得太難熬了。
我們終於飛臨國家公園上方。護林人的營地和供來客居住的招待所已經進入我們的視線，我們看見魯阿哈河畔灌木叢中的簡易跑道。儀表板下還沒有冒火。就在我們準備著陸的時候，有一群長頸鹿突然從跑道上橫穿而過。我們的飛行員將機頭拉起。然而就在這時候，他卻失去了勇氣。經過長時間的帶煙飛行，這最後一分鐘的耽擱使他慌了手腳。他不是讓飛機盤旋飛行後再次對準跑道著陸，而是讓它在河邊的灌木叢中進行緊急迫降。我正忙著給格拉布繫上安全帶，卻聽見德里克說：「你不是想在這個地方降落吧？不行！」最後那個詞簡直是大聲喊出來的。可是已經來不及了。
飛機以比正常降落快出一倍的速度觸及地面。承蒙上帝的恩寵，一隻機翼撞在一棵樹上，飛機橫向滑行，否則直衝向前，極有可能起火燃燒。飛機完全失控，在灌木叢中磕磕碰碰地向前衝，很久很久才停下來。
飛行員開啟他一側的機門，大聲說道：「快下去，飛機就要起火了！」說著他連發動機都沒關，就拋開乘客獨自離開了飛機。
「快下去，格拉布！」我對他說道。「跟著那個人！」格拉布機靈極了，完全按照我說的去做。跑出一段距離之後，他還轉過身來看著我們。
德里克跳不下去。他那一側的機門只能開啟一條縫。那邊飛機輪子變了形，機身整個傾斜，另一側機翼高高翹起，堆放在後面的行李全都倒在前排座位的後面，所以他的座位無法向後推，身體自然也就無法移動了。我拼命把行李向外扔。
「是你的錢包丟了，還是怎麼的？」德里克嘴角掛著調皮的微笑。我瞪了他一眼。「別擔心，它現在起不了火。」他想讓我放心。到這時候了還有那種絕妙的、淡淡的英國式幽默感。
等德里克爬出座位，從另一側的門爬下飛機的時候，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員也趕到了。見我們都還活著，而且沒有受傷，他們都鬆了一口氣。他們都看見飛機下落的情景，以為我們都完了。我們得決定是等他們把蘭德越野車開過來，還是冒險涉水過河。那輛車停在上游那隻人工擺渡船旁邊，要等半個小時才能到。而魯阿哈河裡經常能看見體型碩大的鱷魚。是格拉布為我們下了決心：如果在飛機墜落的時候，是上帝救了我們，那麼他肯定不會讓我們敗給鱷魚吧？我同意他所說的。我們總算脫了險，而這時我才感到兩腿發軟，口渴難當。我們過河的時候沒有碰上鱷魚，這也許是天佑，但也可能是由於護林人在我們四周把水拍擊得嘩嘩直響的原因。
到了招待所，我們換上乾衣服，休息放鬆一下。現在已經脫險，我們意識到自己很幸運，開始回味剛才所受的一番驚嚇。在和德里克、格拉布坐著喝咖啡的時候，我想到了墜落時的情景。在飛機撞擊地面，然後在灌木叢中向前亂衝的時候，我心想這下是必死無疑了。記得當時我心裡在想：「這架飛機會撞得粉碎，起火燃燒的。」在整個過程當中，我根本沒有感到恐懼。一絲一毫都沒有。我想自己大腦裡的反射功能已經麻木。我只是暗暗對自己說：「此乃天意！」我們經常聽人說，在面臨死亡的時候，自己一生中的許多場景都會生動地在腦海中閃現。可是在我身上卻沒有出現這種情況。這實在有點遺憾。
黃昏時分涼爽宜人。我們驅車進入國家公園。我們發現一小群象在飲水。西下的太陽給藍桉樹抹上一層橙紅色。在死裡逃生之後的幸福時光裡，我們覺得非洲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美麗。德里克向我求婚的時候，我答應了。
我們結婚之後，我依然住在貢貝，當研究中心主任。到1975年，來貢貝的學生有時多達20名，有的研究黑猩猩，有的研究狒狒。我們那裡還有來自美國和歐洲不少大學的研究生，他們的學科領域很廣，主要是人類學、人種學和心理學。學生們住的是覆蓋著草的鋁框架結構的房子，都隱蔽在營地附近的森林裡。他們全都到湖邊上一座大房子裡來用餐，我和格拉布經常和他們在一起吃。德里克繼續生活在達累斯薩拉姆，但在對國家公園進行例行視察的時候，他也經常到貢貝來。在辦研究中心方面，他對我的幫助非常大。
5月份的一個夜晚，突然發生一樁恐怖事件。有40名武裝分子乘一艘小船從扎伊爾（現今的剛果）越過坦噶尼喀湖，襲擊了我們的營地。公園管理員伊塔·洛哈伊聽見叫喊聲，就起床看看是怎麼回事。他們把她抓住，用一支步槍頂著她的腦袋，命令她把他們帶到學生住的地方去。她拒絕了。也算是伊塔的運氣，襲擊者發現了4名學生。這個數字是他們在湖對岸所預料到的——兩間小屋，每間屋裡有兩張床。他們把伊塔押到湖邊放了。看見幾個受害者的手被緊緊地反綁著，她非常害怕，趕緊去找坦尚尼亞學生阿迪·利亞魯。他們脫掉白色的睡衣，潛入夜色之中，趕緊去通知其他學生。我的房子在湖邊上比較遠的地方，等那艘小船走了之後，我才聽說遭襲擊了。等確信襲擊者已經離開，大家才驚魂不定地集中在一起，討論該怎麼辦。失蹤的4名學生中，有3名美國人和1名荷蘭人。有人報告說湖面上傳來4聲槍響，我們擔心被綁架去的人已經遭到殺害。過了幾個星期，我們才得知他們的確切遭遇。
所有非坦尚尼亞人都必須離開貢貝，我們搬到了達累斯薩拉姆，擠進德里克那間供客人居住的小房子裡等候訊息。那段時間真有如一場噩夢。兩個星期之後，我們聽說綁架者把其中一名學生送到基戈馬，並索要一筆贖金，我們的心裡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至少我們知道其他3個人都還活著。綁架者提出的要求極其過分，不僅索要一大筆贖金，而且還提出向他們運送武器，此外還向坦尚尼亞政府提出了一些要求。德里克知道其中一些要求政府是不能答應或者不會答應的。後來，叛亂分子派兩名代表到達累斯薩拉姆，與美國和荷蘭的大使館談判。談判似乎無休止地拖著，搞得各方面的關係都非常緊張。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時間，我真不願意去回想。我們在達累斯薩拉姆，是在惶惶不安地等待，而被綁架的受害者想必是度日如年了。他們在翹首企盼，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得救，心想他們被從貢貝的樂土上劫持出來，可能就這樣死在對岸的森林裡。
那筆贖金最後還是支付了。現在已經弄清楚了：那筆錢給了洛朗·卡比拉領導的革命運動。這就是20年之後擊敗蒙博託、控制扎伊爾並將國名改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卡比拉。贖金於夜間在湖畔支付之後，叛亂分子違背了部分協議——他們只釋放了3個人質中的2個年輕女子。我當時深感失望，心想叛亂分子肯定會殺掉第3個人質以示警告。來自美國的那個權力很大的談判小組已經回國。謝天謝地，也不知道為什麼，過了一兩個星期，叛亂分子決定作出讓步，從湖上把那個人質送回了基戈馬。我們的心裡一塊石頭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