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親身經歷綁架事件及其後的痛苦和悲傷的人都深受觸動。對綁架和贖金的事我早就知道了，可是親身的經歷並沒有改變我對人性中黑暗面的看法。不過，我們所觀察到的黑猩猩之間的殘殺卻有所不同：它使我永遠改變了對黑猩猩本性的看法。正如我在前文中提及的，在研究工作的頭10年裡，我一直認為貢貝的黑猩猩在大多數時候比人類要友好得多。我知道侵略性的襲擊可能會出現，有時甚至會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黑猩猩生性活潑，在多數情況下，群落內部的侵略行為主要不是激烈的打鬥，而是一般的吆喝和恐嚇——很多的「吵鬧和發怒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可是我們突然發現，黑猩猩竟然也會那樣殘忍——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在本性方面存在著陰暗面。
為了使自己適應新近出現的情況，我苦苦思索了幾個月。我常常於夜間醒來，腦子裡充滿暴力場面的畫面：「帕辛」把目光從「吉爾卡」的孩子那弱小身軀上移開，抬起頭來，嘴唇上血淋淋的；「魔鬼撒旦」用手舀起「斯尼夫」受傷的臉上流出的血，然後把它喝下去；「菲本」把「戈迪」的那條斷腿擰成了麻花；「比太太」躺在植被叢中，因傷勢過重正在慢慢死去，而她10歲的女兒在一邊輕輕地梳理著她的毛髮，給她以安慰，一邊驅趕著蒼蠅。
我把在貢貝觀察到的黑猩猩群落之間相互殘殺的第一手資料公佈於世的時候，我知道有些科學家會對我進行大肆批評。有些人批評說我的觀察不過是「胡編亂造」，不足為信。這種批評分明荒唐之極。卡哈馬群體遭到殘忍襲擊的情況，是我們在近距離上觀察到的，況且不是一次，而是五次！此外我們還有對鄰近群落的雌猩猩進行襲擊的大量記錄。有些科學家認為，貢貝黑猩猩之所以行為反常，是因為我們給猩猩提供香蕉的做法不對頭。這個批評是有效的。可是對群落外的雌猩猩進行攻擊的地點遠離香蕉供食站，全都在卡薩克拉群落所在領地的邊緣。卡哈馬群體的猩猩全部都主動地，而且顯然是永久性地離開了有香蕉供應的領地。沒有任何證據能說明，他們是因為想返回原先的領地才受到攻擊的。更重要的是，在非洲其他一些黑猩猩生活的森林中從事科學研究的人也觀察到類似的領地攻擊行為。
有的科學家即使接受了我們所公佈的科學考察資料資料，他們仍然認為公佈這些事實是錯誤的。他們認為我應當儘可能把這種侵略行為加以弱化。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強烈的抵制呢？這是我第一次體會到科學的政治，也就是由於政治、宗教或者社會方面的原因，在發表還是不發表的問題上所受到的壓力。我把黑猩猩之間的暴力行為告訴一個同行之後，他對我說：「你絕對不能發表，因為這將給那些不負責任的科學家和作家提供他們所需要的素材，以‘證明’他們所說的人類進行暴力衝突的傾向是天生的，所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遺憾而且可悲的是，這都是我們兇殘的猿人祖先的遺傳。」
侵略性的問題帶有如此濃厚的政治色彩，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事。這也不足為怪，因為在當時，侵略本性的問題仍然與我們剛剛經歷的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聯絡在一起。這場辯論的一方認為侵略是人的天性，存在於我們的基因密碼之中。另一方的人則認為，人初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就像一張白紙，在嬰幼兒時期所經歷的事情將會永遠被銘記，將會決定這個孩子成人後的行為。
我第一次參加關於先天天性和後天教育的大辯論，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召開的。使我感到非常驚訝的是，一些深受我尊敬的科學家竟然莊嚴地宣稱，他們認為所有的侵略行為都是後天學來的。所以他們提出，只要從我們的孩子們的生活中清除所有暴力和侵略的經驗、所有有關這方面的故事、所有民族主義、軍樂、競爭、懲罰，還有其他許多我現在已經想不起來的經驗，我們就能夠建立一個沒有侵略的烏托邦社會。這種觀點認為，像南非布須曼人和愛斯基摩人，畢竟因為沒有接觸到「進步」，所以他們那裡就根本沒有侵略和戰爭。顯然，人類的真正本性就完全是和平的。這種說法早就被證明是不對的了，可是許多人依然抱著「高尚的野蠻人」的說法不放。我在大會上發言，對黑猩猩之間為爭奪主宰權的爭鬥、黑猩猩群落之間的衝突以及其他侵略行為，提出了自己的評論。我的發言受到一半與會代表的歡迎，另一半代表則針對它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在辯論中有一位我以前非常崇敬的科學家以不偏不倚的態度發了言。在喝咖啡的時候，我問他：「你真的認為所有的侵略都是後天學來的嗎？我不明白，你是個人種學家，怎麼能有這個看法？」他回答說：「簡，我最好還是不談我的實際想法是什麼。」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件事。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下降了。
一位來自蘇聯的心理學家也是我永遠忘不了的。當然，我們當時正處於冷戰巔峰。他不敢擅自回答任何哪怕帶一點點政治傾向或者有一點點爭議的問題，而是要先去打電話請示他的上司才行。
我去貢貝的目的，既不是為了證明黑猩猩比人好或者比人壞，也不是為了給自己一個講臺來發表關於人類「真正」本性的咄咄逼人的講演。我為的是去學習，去觀察，去把觀察結果記錄下來；我只想把我的觀察結果和我的想法以儘可能清晰的方式坦誠地和其他人交流。當然我的態度很明確，無論事實是如何的不確定，我們還是應當予以正視，而不應當加以否認。
關於貢貝黑猩猩群落之間衝突的細節發表之後，的確有幾位作家引用了其中的資料，並提出這一勞永逸地證明了暴力是深深植根於我們基因之中的，是我們從我們靈長目祖先那裡繼承來的。他們得出結論說，人類是嗜血成性的，因此暴力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隨著1976年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原因》的出版，這種觀點的可信度就更強了。道金斯從社會生物學的角度研究了人類的動機，他認為我們的行為主要是由我們的基因所決定的。由於這些蛋白質微粒的主要「目的」就是自我繁殖，所以我們的所作所為大多是由遺傳生存的需要所決定的，是通過我們自身的成功繁衍或者通過我們親戚的成功繁衍而實現，因為他們和我們共享著一部分基因。這就意味著，為了確保我們的基因得以延續，我們可能幫助我們的親戚，尤其是與我們關係最近的那些親戚，如兄弟和姊妹。如果我們幫助的是非親戚呢？這其實不是因為人類有關愛之心，而是因為我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我們的基因）「希望」我們的善行能有所回報。我今天救了溺水的你，希望有一天你能救我，或者救我的親戚。我們天生就是自私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們基因的生存。道金斯在此後發表的一篇論文中進一步評論說，我們不應當希望有什麼上帝來幫助我們，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由「盲目、無情的冷淡」所主宰的宇宙之中。
道金斯的書之所以如此暢銷，我認為，部分原因是它向許多認為人類是自私殘酷的人提供了藉口。這是因為我們的基因。我們是無能為力的。與此同時，醫學研究揭示，許多心理障礙是由生理原因引起的。也許否認對自身醜行負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我回想起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講述的那些慘無人道的殘酷折磨。一個被人認為有文化和文明的國家，為什麼會做出這種大規模的屠殺和種族滅絕的行為呢？道金斯的理論能解釋這一點嗎？
我當時的結論認為，而且我現在依然認為，否認人類具有內在的侵略性和暴力傾向是沒有意義的。當我的小寶寶格拉布似乎會受到傷害的時候，我自己會不由自主地感到憤怒，這就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許多科學試驗表明，侵略性的行為模式至少是很容易模仿的。20世紀70年代初期，我在斯坦福大學擔任副教授的時候，心理學家羅伯特·賓多拉正在進行一項試驗，測試兒童對侵略性行為模式的模仿程度。他拿出一個假人，把它放在一群兩三歲的幼兒中間，然後對它又打又捶，又踢又踩。每個動作他都做得很慢，一招一式都要重複好幾次。後來在幾個不同的時間，他讓這些孩子有接近這個假人的機會，記錄下他們的反應。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他的小研究物件都想去打那個假人幾下，許多動作都是他演示過的。這為反對兒童看有暴力鏡頭的電視的觀點提供了很好的論據。（我倒希望進行一次類似的試驗，試驗中對假人施以親吻、擁抱、撫摸等動作。可是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試驗。）
貢貝黑猩猩的行為為許多理論提供了燃料，許多科學家對此進行了熱烈的爭論。用它——或者不用它——來佐證或者批駁自己提出的人類侵略性本質的理論。可是我在貢貝的工作為的是更好地理解黑猩猩的侵略性。我的問題是：在類似人類通向仇恨、罪惡和全面戰爭的道路上，黑猩猩已經走出了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