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猩猩也能產生與某些原始的人類戰爭形式不無相似的敵對行為和領地行為。瞭解這一點既非常有趣，也令人寒心。我以前一直認為，戰爭是隻有人類才有的行為。對於類似戰爭行為的描述可以追溯到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之初。它似乎是人類群體一個幾乎帶普遍性的特徵。引起戰爭的原因是一些範圍非常廣泛的問題，包括由文化和知識所決定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至少從生態上來說，戰爭解決了勝利者獲得生存空間和充足資源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它還起到了降低人口水平，保護自然資源的作用。
此外，正如達爾文所指出的，史前的戰爭是群體之間的衝突，而不是個體之間的衝突，肯定對群體成員之間越來越複雜的合作關係的發展產生了相當大的選擇性壓力。交際能力變得非常重要：複雜的口頭語言的出現帶來極大的優越性。智力、勇氣和利他主義就會受到高度評價，因而，與群體中膽子較小、技能較差的成員相比，優秀的武士就會有較多的女人，生出較多的後代。這一過程將不斷升級，因為一個群體的智慧、合作和勇氣越突出，它的敵人所受到的壓力也越大。實際上，有人認為戰爭也許是進化中的主要壓力，而正是這種壓力使得人類的大腦和與人類親緣關係最近的類人猿的大腦之間出現如此巨大的差距。大腦不太發達的原始人類在戰爭中無法取勝，因而就被消滅了。
毫無疑問，早期人類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們發達的大腦。因為人類的大腦比起黑猩猩的大腦要大得多，所以化石考古學家多年來一直在尋找一種介乎半猿半人之間的骨骼化石，以便從化石方面為人與猿之間提供一個聯絡環節。實際上，這個所謂「失去的環節」肯定是由一系列業已消失的大腦形態組成的，而且每一個都要比先前一個更復雜。對於科學來說，這些大腦除了在有些頭蓋骨化石上留下過一些微弱的痕跡之外，的確是永遠失落了。
只要一想到戰爭，我們的腦海裡往往會出現一支龐大的軍隊在運動的情景：騎在馬上的、徒步行進的、駕駛裝甲吉普坦克的、開著戰鬥機和轟炸機的軍人面對著可怕的衝突。更為糟糕的情景是，按下一個鍵鈕，就可以在轉瞬之間消滅一個國家。人類的戰爭是在國家之間，或者一個國家的各個派別之間進行的——其中尤以革命和內戰最為慘烈。
貢貝黑猩猩之間的「四年戰爭」當然無法與人類的戰爭相提並論，可是它卻清楚地說明，這些猿類已經達到只有人類才能達到的戰爭的殘酷性。但畢竟人類歷史上大規模部署兵力和武器的能力也不是一夜之間就如此成熟的。人類的戰爭也像人類的所有文化進步一樣，經歷了許多個世紀的發展，從原始的、類似黑猩猩那樣的侵略行為發展到如今有組織的武裝衝突。現在仍然有一些土著人部落的戰爭形態跟貢貝黑猩猩的「四年戰爭」差不多——參加襲擊的群體悄悄潛入一個村莊，然後進行殺戮和搶劫。
人類的戰爭形式是文化的發展，但是，在人類早期祖先的戰爭形式出現之前，肯定有過許多其他形式的活動，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包括群體共同生活和狩獵技能、建立領地、使用武器以及合作制訂計劃的能力。此外還必然會產生對陌生人的恐懼和仇恨，其表現形式就是侵略性的攻擊。貢貝黑猩猩中顯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上述這種特徵。
黑猩猩的領地意識無疑是很強的。他們不僅保衛自己的林中領地不受來自相鄰群落的「外來者」的侵犯——不論是雄性還是雌性（不過青少年雌性不在此列）。他們每星期至少要對自己家園的邊界進行一次巡查，監視其鄰居的動向。他們不僅保衛自己的領地，有時還以弱小的鄰居為代價擴大自己的領地。貢貝「四年戰爭」的原因很可能是卡薩克拉雄猩猩產生的受挫感，因為他們不能進入原先屬於自己的領地，因為它已被分裂出去的群體所佔領。
有一點也很明顯，那就是，有些雄猩猩，特別是那些年輕雄猩猩，覺得群落內部的衝突很刺激。儘管「巡邏隊」的其他成員已經離開邊界返回，那些年輕猩猩有時卻冒險悄悄地逐漸深入，去觀察他們的「敵人」。這種帶危險性的好奇心也許是早期人類戰爭出現的重要原因。殺死成年同種成員的情況在哺乳動物中很少見，因為這類衝突對侵略者可能很危險。用文化的方式鼓勵人類的武士歷來是非常必要的：表彰他們的作用，譴責膽小者，對戰場上表現勇敢、殺敵有功者予以重賞等等。如果人類的男子天生就覺得侵略（尤其是對鄰居的侵略）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士兵的訓練就會容易得多。這似乎確實不假。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總動員的號角一吹響，我們家裡的男性成員全都報名參了軍。當時德里克還不夠當兵年齡，於是他就去了一個又一個飛行訓練中心，最後找到一個不死扣條條框框的地方當了兵。人類對死亡和痛苦有極大的好奇，這對我們來說已經不是新鮮事了。在中世紀的英格蘭，絞刑示眾是很常見的事。今天（1997年8月），在寫這一個章節的時候，我從報紙上看到這樣一條訊息：在德黑蘭西部處決一名強姦犯，結果圍觀的人群有上萬之多。他們看著那個人的脖子被套上繩索，然後被起重機吊起來，吊到他們的上方。由於只有出氣沒有進氣，他的腿越蹬越無力，身體扭動也逐漸停止。在觀看賽車的過程中，危險的拐彎處往往聚集的人最多。在障礙賽馬中，人們最喜歡看的是那些他們知道摔倒次數最多的馬。公路上發生惡性交通事故之後，會出現數英里長的塞車——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大家都放慢車速想看上一看。當然，這是因為這些事情異乎尋常，許多過著平平淡淡生活的人都需要一些刺激，所以在我們的電視、報紙和雜誌上，暴力才被認為是有新聞價值的東西。
在人類對付同類成員的戰爭或暴力行為中，有一個重要事實已經得到證明：文化的進化引起了偽物種形成的發展。簡單地說，偽物種形成就是，在某個特定群體的一代成員中，個體所獲得的行為被傳到下一代。經過一段時間，這就形成了一個群體的集體文化（習慣和傳統）。人類的偽物種形成（我主張用「文化物種形成」來表述）主要意味著一個群體（本群體）的成員不僅會把自己看成與其他群體（外群體）成員不同，而且對本群體和非本群體成員的行為方式也不同。文化物種形成的極端形式會導致對外群體成員的非人化，以至於把他們幾乎看成是異類。這就使得群體成員不受群體內執行的禁令和制裁手段的約束，使他們得以對「那些另類」採取在群體內無法容忍的行動。奴役和折磨是一個極端，而愚弄和放逐則是另一個極端。
從貢貝黑猩猩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物種形成的前兆。他們的群體意識很強；他們對「屬於」本群體的成員和非本群體成員加以明確區分。本群體雌猩猩的幼仔受到保護，而非本群體雌猩猩的幼仔則被殺死。這種群體意識非常微妙，它不是一般的生客恐怖心理。在發生分裂之前，卡哈馬群體的成員和他們的侵略者之間的關係密切而友善；有的甚至是一起長大，一起漫遊、覓食、玩耍，相互梳理毛髮，並在一起睡覺的夥伴。卡哈馬群體的分裂行為，似乎使他們自己喪失了被看成群體成員的「權利」——他們被當成了「陌生人」。對這些以前的朋友所發動的攻擊可以達到令人震驚的地步，就像我們人類的內戰一樣。那些攻擊大多數都是非常殘酷的，但在我看來，最殘酷的是對我的老朋友「歌利亞」的攻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歌利亞」會和南邊的一夥走到一起。他當時已經老態龍鍾，十分瘦弱，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他千方百計想躲藏起來。他們找到他的時候，他正躲在濃密的灌木叢中。他被拖出來的時候哇哇大叫。參加攻擊的5只成年雄猩猩，以前都跟他關係很好。一隻未成年猩猩乘機衝上來用小拳頭打他，嘴裡高興得吱吱哇哇亂叫。他們的攻擊持續了18分鐘，猛打猛咬，亂拖亂拽，把一條腿一擰再擰。他們近乎癲狂地離開之後，「老歌利亞」想掙扎著坐起來，但又倒在地上，渾身顫抖著。雖然我們找了他一個星期，但始終沒有發現他的蹤影。
卡薩克拉雄猩猩一再對卡哈馬猩猩發動攻擊，所使用的攻擊模式在群落內部打鬥中從未見過，但卻常見於黑猩猩對付大型獵物，使之失去抵抗能力、並將其肢解的過程中。卡哈馬群體那些倒霉的成員不僅遭到拳打腳踢，被踩在腳下，而且被打斷筋骨，撕開皮肉，四肢被擰了又擰，就像我們看到的「歌利亞」的遭遇一樣。在受到集團攻擊時，他們被往死裡打。其中有個攻擊者甚至喝了他的受害者身上的血。卡哈馬黑猩猩的確被當成了獵物來對待——他們被徹底「非黑猩猩化」了。
不幸的是，「文化物種形成」在全世界的人類社會中已經到了高度發達的水平。我們往往形成一個經過挑選的「本群體」，把那些與我們種族背景、社會經濟形態不同，政治上不一致、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排除在外。這便是戰爭、暴亂、團伙暴力以及其他各種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們發現人類組織本群體傾向的許多例子，把我們的城市、小鎮、村莊、學校或者鄰里中的一些人排除在外。孩子們會很快組成這樣的排他性群體，抱成一團，相互支援，使自己和其他人之間產生距離。組成這種群體的孩子可能會對「外面的人」非常殘酷，有些孩子因此而吃了很大的苦頭。威廉·戈爾丁的《蠅王》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小說，因為我們知道，在一定的（或者說在錯誤的）條件下，孩子們的行為可能會變得非常野蠻。在一些現代團伙可怕的演變過程中，「文化物種形成」已經變得非常明顯。像洛杉磯的克里普斯幫和血盟幫，已遍及世界，他們具有相同的膚色、文身圖案和其他有別於其他人的文化上的區別。他們只不過是人類「文化物種形成」所產生的醜惡事例之一。
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我研究了黑猩猩的侵略行為和人類暴力之間的關係，我發現在世界範圍內，人類組織「本群體」和「外群體」時的許多弊端。在盧安達、蒲隆地、以色列、巴勒斯坦、柬埔寨、北愛爾蘭、安哥拉和索馬利亞，都存在著種族、政治和宗教方面的仇恨。因種族滅絕或者叫做種族清洗而喪生的人成千上萬——不，有上百萬。在德國，由於一個人的上臺，導致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為恐怖的大屠殺，其規模之大，其策劃之周密和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的確，當希特勒瘋狂的殺人計劃在公眾中傳開之後，整個自由世界都認為，這種慘絕人寰的行徑決不能再重演。
不同的宗教群體從一開始就想把自己的信念強加於他人，我每每想到這一點就感到特別震驚。歷史上由於宗教問題而引發的戰爭數不勝數。那些所謂的聖戰的結果總是當時的勝利者給那些異教徒造成無法估量的巨大痛苦。我上學的時候，歷史教科書上關於羅馬天主教西班牙宗教法庭的酷刑故事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
不過，偉大的宗教領袖們教導的核心確實是要求人們放棄暴力，去團結而不是排斥那些有不同信仰的人。雖然我沒有正規地研究過宗教，我讀過《聖經》，聽過佈道，特別是聽特雷弗的佈道。我所感悟到的是，耶穌對「本群體」的危害性非常敏感。他畢生都在尋求擴大自己的同情圈，把它擴大到包括所有種族、教派、社會階層的人，甚至包括為當時的人所痛恨的羅馬人：「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人禱告。」他還忠告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關於忍讓和容人的類似教導在東方的經典中當然也不乏其例。
我認為「文化物種形成」顯然對人類的道德和精神成長起了破壞作用。它妨礙了思想的自由，限制了我們的思維，把我們禁錮在我們所誕生的文化之中。只要我們把自己禁錮在這種文化的思想牢籠之中，我們的一些美好的想法，如人類家庭、地球村、團結各民族等等也只能是說說而已。不過，我們至少意識到應當怎樣生活，應當有什麼樣的關係，知道這一點，還是令人欣慰的。可是，如果我們不「身體力行」，那麼種族主義、偏執、狂熱以及仇恨、傲慢、欺侮顯然還會大行其道。（而且也的確如此）
「文化物種形成」顯然是世界和平的障礙。只要我們繼續把我們自身狹隘的群體成員資格看得比「地球村」重要，我們就只能使偏見與無知進一步蔓延。屬於某個小的群體自然是沒有害處的——對具有狩獵—採叢集體意識的我們來說，這的確是一種寬慰，它使我們有了值得信賴和絕對可信的圈內朋友。它還能使我們達到心理上的平靜。真正危險的是，我們在自己的群體和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群體之間劃一道明確界限，挖一條鴻溝，布一片雷區。
到20世紀70年代末，我逐漸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人類本性中的陰暗和邪惡面深深植根於我們的過去。我們在有些情況下的侵略行為是受了天性的強力驅使。這些情況與驅動貢貝黑猩猩的侵略行為是一樣的——忌妒、恐懼、復仇、爭奪食物、配偶或領地等等。此外我還知道，猿類在生氣的時候，體態和手勢都跟我們的十分相似——擺出傲慢姿態，把臉沉下來，動手打，動拳頭，用腳踢，又抓又撓，拽頭髮，跟在後面追趕等。他們還扔石塊和棍子。毫無疑問，如果黑猩猩有刀槍並且知道如何使用，他們也會像人類一樣去使用的。
可是，人類的侵略行為在某些方面是很獨特的。雖然黑猩猩似乎對給受害者造成的痛苦有所知曉，他們肯定沒有人類做得那樣殘忍。只有我們人類才能故意給活著的生靈造成身體上或者和心理上的傷害，儘管我們知道——甚至正是由於我們知道——那會造成什麼樣的痛苦。我得出的結論是，只有我們人類才那麼邪惡。正是我們的邪惡，使得我們在過去的千百年中想出那麼多折磨人的壞招，使千百萬活生生的人遭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痛苦。因此，我清楚地看到，黑猩猩最惡劣的侵略行為跟人類的邪惡相比，也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可是，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人類必須永遠做自身邪惡基因的奴隸？當然不是。跟任何其他動物相比，是不是隻要我們願意，我們就肯定能控制我們的生物本性？難道關愛和利他不也是我們人類從靈長目那裡繼承來的嗎？
我在想，不管怎麼樣，不知道我們對黑猩猩的研究，能不能告訴我們愛的根源來自何處。
威廉·戈爾丁（williamgolding，1911—1993），英國小說家，作品諷喻人性中固有的邪惡與理性的文明的矛盾，代表作為長篇小說《蠅王》。198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