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貢貝後不久，就觀察到黑猩猩之間經常表現出友好和關愛行為，我對此很感興趣，也感到很高興。在一個群落中所觀察到的相安共處的行為要大大多於侵略行為。在一個黑猩猩小群體中，有時候確實幾個小時甚至一整天都看不到一點侵略行為。當然，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些黑猩猩也會表現出暴力和殘酷。可是同一群體的成員之間的打鬥最多也只有幾秒鐘，而且難得有成員受傷。在大多數情況下，同一群落成員之間的關係是和平友好的。我們經常看到他們相互表達關心、幫助、同情、利他精神，而且無疑還有某種形式的愛。
黑猩猩通過大量身體動作來表達自己。別後重逢的朋友會相互擁抱和親吻。他們突然感到恐懼或者興奮的時候，會伸出手去相互撫摸——有時候他們會極力尋求接觸，擁抱對方，張開嘴吻對方，拍拍對方或者握握對方的手。相互梳理毛髮是最重要的親善行為，友誼會因此而得到維繫，不良關係會因此而得到改善。相互梳理可以使成年黑猩猩長時間地處於友好和放鬆的行為狀態。這樣的梳理有可能長達一個多小時，他們用手指去觸控對方身體的每一個部位。梳理可用以使緊張或者不安的夥伴得以平靜。母猩猩經常用這種方法撫慰不安寧或者情緒低落的小猩猩。黑猩猩在玩耍的時候，有大量的身體接觸，他們相互呵癢，或者像摔跤似的抱起來在地上打滾。這種歡樂的遊戲常常伴有響亮的咯咯笑聲，就連群體中的成年成員有時也不得不加入其中。
在貢貝呆了幾年之後，我們對複雜的黑猩猩社會中相互之間的社會關係有了更多的瞭解。我們發現，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特別牢固而且持久，這不僅是母親與子女之間，而且子女與子女之間也是如此。我從對「弗洛」及其一家的長期觀察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我發現她不僅奮不顧身地去保護自己的未成年子女「弗林特」和「菲菲」，而且會幫助她已成年的孩子「菲根」和「菲本」。「弗林特」出生的時候，「菲菲」的精力很快就轉移到小弟弟身上。等允許她跟小弟弟玩的時候，她立即就跟他一起玩耍，替他梳理毛髮，還帶著他到處跑。她的確成了母親的好幫手。最後我意識到，所有未成年猩猩對自己家庭新添的成員都非常好奇和興奮，這種同胞親情可以維繫許多年。在從成長到成年的過程中，兄弟之間會成為好朋友，成為盟友，在社會衝突中或者受到其他猩猩攻擊的時候會相互給以保護。
這樣的同胞親情具有幾方面的適應性。有一次，9歲的「波姆」領著她的弟弟在林中小徑上行走，突然她看見前面路上盤著一條大蛇。她發出輕輕的報警聲後就很快爬到樹上。可是她3歲的弟弟「普羅夫」當時行走還不穩，沒有理會她的警告。也許他不明白那聲音的含義，抑或是他沒有聽見。他離那條蛇越來越近，這時「波姆」毛髮倒豎，大驚失色，嚇得張開了嘴巴。她似乎再也忍不住了，趕緊從樹上下去，一把拉起「普羅夫」爬到樹上。
在孤兒「梅爾」與他未成年的保護者「斯平德爾」之間有一段極為感人的故事。「梅爾」3歲零9個月的時候死了母親。他沒有哥哥或者姐姐來收養他。使我們感到驚訝的是，12歲的「斯平德爾」收養了他（我們原先以為他會死掉的）。雖然貢貝的所有黑猩猩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斯平德爾」顯然並不是「梅爾」的近親。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變得難分難捨，形影不離。走路的時候，「斯平德爾」總是等著「梅爾」；他還讓「梅爾」騎在他背上。「梅爾」害怕的時候或者天下雨的時候，他甚至像母猩猩帶幼仔那樣，允許「梅爾」摟著他的腹部。更了不起的是，如果在興奮的社交場合，「梅爾」離那些大雄猩猩太近，「斯平德爾」就會趕緊過去把他拉開，因為在那種時候有些規矩會被置之腦後。雖然這往往意味著他自己感到受不了。這種密切的關係持續了整整一年。「斯平德爾」救了「梅爾」一命，這是毫無疑問的。「斯平德爾」為什麼要那樣做呢？為什麼要給自己添麻煩，去照顧一個跟自己沒有親緣關係、弱小多病的小猩猩呢？這也許是我們永遠也無法知道的。「梅爾」的母親死於一場流行疾病，「斯平德爾」年邁的母親也死於那場流行病。如果想想這一點，也許還有點意思。一個12歲的雄猩猩雖然已經完全可以自衛，但仍將在母親身邊呆很長時間，特別是當他和成年雄猩猩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或者在打鬥中受了傷害之後。會不會是喪母在「斯平德爾」的生活中留下空白的原因呢？是不是跟一個依附於他的小猩猩在一起有助於填補這個空白呢？是不是因為「斯平德爾」產生了類似我們所說的惻隱之心呢？也許是兼而有之。
動物園裡的黑猩猩一般都關在封閉的空間裡，四周環以注水的壕溝，或部分由注水壕溝隔開。由於黑猩猩不會游泳，所以經常發生溺水死亡的不幸事件。受害者的一個或者幾個夥伴總是面對極大的困難想進行營救。有關這類英勇營救行為或者營救嘗試的故事不少。有一次，一個成年雄猩猩在試圖營救一隻溺水小猩猩時喪生，而那隻小猩猩並不是他的孩子。
研究進化的生物學家們認為，幫助自家成員的行為不是真正的利他主義行為。他們認為，你和你親戚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所以你的行為只是為了確保那些可貴的基因儘可能多地得以儲存。雖然你在幫助行動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你那得救的母親、兄弟姊妹或者孩子將確保你的基因在後代中得以儲存。所以，你的行為基本上還應被看成是自私的。那麼如果被你所救的物件跟你沒有親緣關係呢？這被解釋為「互動利他主義」——現在幫助你的同伴為的是希望他將來能幫助你。這種社會生物學理論雖然有助於理解進化過程的基本機制，但用作解釋人類——或者黑猩猩——行為的唯一理論往往有陷入簡化論的危險。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的生物本性和本能，我們千萬年來畢竟一直是處於文化進化的過程之中。有時候，我們所做的事跟任何想儲存基因的希望都毫不相干。甚至理查德·道金斯在接受《倫敦時代雜誌》採訪的時候也這樣說：「如果我們看見有人傷心落淚，我們大多數人會走過去，用一隻胳膊摟住他們，設法安慰他們。這樣的事情我會以無法抑制的衝動去做……所以說，我們知道我們可以超越自己達爾文主義的過去。」當被問及這怎麼可能的時候，他笑了笑說他不知道。可是我逐步意識到，這裡有一個簡單而且不言自明的解釋。
在母親與孩子、在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中，關愛、互助和安慰的模式是經過千百年的演化而產生的。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模式對家庭成員的利益顯然有莫大的好處，而從進化的角度來看也是如此。所以這些行為就越來越牢固地植根於黑猩猩（以及其他高階社會化動物）的遺傳物質中。我們可以預料，經常與熟悉的夥伴在一起的個體——他與他們一起玩耍、梳理、行走、覓食，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係——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會把他們當成自己家裡的榮譽成員。那麼，顯然，他對這些榮譽成員所表現出的情緒低落或者請求，很可能會作出像對與自己有親緣關係的家庭成員一樣的反應。換句話說，一個親密、非血緣關係的夥伴受到的對待有可能像有親緣關係家庭成員一樣。
在許多人類文化中，同情心和自我犧牲精神得到高度評價。如果我們知道某個人（尤其是自己的好友或者親戚）在受苦，我們也會感到難受。只有做點什麼，幫幫他（或者試圖幫幫他）才能減輕我們的難受程度。我們也可能會感到有必要幫助那些我們並不認識的人。一旦我們聽到有關地震災民、難民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人在受苦受難，我們就會給他們送錢、送衣物或者醫療器械。我們這樣做，是不是為了讓別人為我們的善行鼓掌？是不是因為我們看到飢腸轆轆的兒童或者無家可歸的難民之後產生了同情心，感到心裡不是滋味，感到愧疚，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如此富有，而他們卻如此貧寒？
如果我們行善事只是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或者只是為了減輕我們內心的愧疚，那是不是可以說，我們的行為歸根結底是自私的？有些人會提出這樣的觀點——而且某些情況下可能的確如此。但是我認為，接受這種歸納主義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是危險的，因為它在給人類所有真正非常崇高的東西上抹黑。歷史上有很多非常激勵人的勇敢和自我犧牲的故事。天哪！我們會對那些從未見過面的人所遭受的苦難感到傷心難受，這一事實本身就為我們說明了一切。我們聽說有個孩子在一次事故中大腦受到了損傷，或者一對年邁夫婦的畢生積蓄被竊賊偷去，或者一隻家養的狗被偷去賣給醫療研究實驗室，等追查到那兒已為時過晚這類事情，我們會產生移情，會感到非常難受，這確實是很了不起的，令人感到溫暖在心。
我們人類一半是罪人，一半是聖人，具有從我們祖先那裡繼承來的兩種對立的傾向，忽而把我們拖向暴力，忽而又把我們拖向仁愛和同情。我們是不是要永遠被這樣拖來拖去，忽而變得殘暴，忽而又變得仁慈呢？我們有沒有能力控制這兩種傾向，而選擇我們所希望的方向呢？這些都是20世紀70年代早期一直困擾我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我對黑猩猩的觀察至少給了我一些啟示。
我意識到，黑猩猩雖然在想幹什麼的時候比我們人類要自由，但也不是不受任何束縛的。隨著年紀變大，他們往往也拋棄了已經被磨掉的小孩脾氣。不過有時候他們也會發瘋似的在灌木叢中胡亂奔跑，有時候會在擋住他路的旁觀者身上打兩下，不過那只是為了出出氣而已。在類似的情況下，人類可能會破口大罵或者氣得拍桌子。黑猩猩化解緊張局面的本領特別值得稱道。打鬥中的受害者儘管顯得非常害怕，但他（她）常常會走到侵略者面前，發出恐懼的尖叫或者嗚咽聲，作出表示屈服的手勢或者姿勢，比如彎腰在地上爬或者伸出手錶示懇求，彷彿是在懇求對方應允。侵略者一般都會作出反應——在懇求者身上碰一碰，拍一拍，甚至親一親，擁抱擁抱。受害者明顯放鬆下來，和諧的社會交往得以恢復。確實，黑猩猩在多數情況下的所作所為很符合我外婆最得意的口頭禪：他們不記隔夜仇。
在荷蘭一家動物園裡生活著一個黑猩猩群體，其中有一隻雌猩猩有令人驚歎的和解技能。每當兩隻成年雄猩猩發生衝突之後緊張地坐在那裡，相互避開對方的目光時，這時候整個群體裡就會出現明顯的騷動。這頭年老的雌猩猩就會先給其中一個梳理毛髮，在此過程中，她逐漸向他的對手靠攏——那個雄猩猩會隨著她慢慢挪動。這時她就丟開第一個，開始給他的對手作同樣的梳理。最後，兩隻雄猩猩已經離得非常近，近到可以同時給她梳理了。現在他們之間只隔著她，於是她悄悄地離開了他們。梳理使兩個雄猩猩都冷靜下來，誰也不必首先來打破僵局，於是他們也相互梳理起來。
我想，如果黑猩猩尚且能夠控制自己的侵略傾向，化解失控的危局，我們人類肯定也能。由此看來，也許我們的未來還是有希望的：我們的確有能力戰勝我們的基因遺傳。我們可以像嚴格的父母或者老師一樣，批評我們的侵略傾向，不給它以表現的機會，挫敗那些自私的基因（只要我們生理上或心理上沒有問題，再說對這些毛病的治療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我們的大腦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真的想控制我們的天性。
實際上，我們大多數人每天都在約束這些叛逆的基因。就像12歲的美國黑人男孩惠特森一樣，成功地化解了一樁可能升級為衝突的小事情。惠特森與一群孩子聚集到科羅拉多州開青少年高峰會。當時天剛下過雪——來自舊金山的惠特森有生以來沒有見過下雪。他做了個雪球，放在地上越滾越大。他在別人的幫助下，把這個又大又重、滾得很實的雪球用頭頂起來。他想看看頂著它徒步能走多遠。這時一個來自弗吉尼亞州的中產階級家庭的白人女孩從他後面走上來，把雪球從他頭上推了下去。當時我就在旁邊，我覺得她是開玩笑。雪球滾落到堅實的地面，碎成了許多塊。我離得很近，整個過程看得很清楚。我看見惠特森的面部表情，先是震驚，接著是害怕——而後無疑就成了憤怒。雖然他比那女孩小多了，可是他把手一揚，像是要抽她似的。這時候，她已看見自己莽撞行為的後果，感到大吃一驚，大聲說道：「哦，真對不起，我真不知道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實在實在對不起。」說著她跪在地上想修復那個四分五裂的雪球。一時之下，惠特森愣在那裡，慢慢地放下手臂，臉上的怒氣也隨之慢慢消失。接著他也跪在地上，和那女孩一起把雪球修復了。他戰勝了自己侵略性的衝動。我為他們兩個人感到驕傲。
我們並不非要服從自己的侵略性衝動不可，這的確是很幸運的。我們在不斷抑制自己的侵略衝動，不然整個社會就亂了套，就會出現暴亂和戰爭時期社會道德準則崩潰的情況——無政府主義的醜惡嘴臉就會在一片混亂中發出得意的微笑。
到20世紀70年代末，我開始振作起來。我們對黑猩猩行為的瞭解表明，人類的侵略傾向的確深深地紮根於我們靈長目的遺傳因素之中。但我們的關愛和利他精神也同樣源出於此。看起來，與黑猩猩的侵略行為相比，我們的醜行要惡劣得多。而我們的利他主義和自我犧牲中所體現出來的英雄主義也比黑猩猩的偉大得多。我們已經知道，黑猩猩會對處於危險中的同伴的直接需要作出反應，儘管這對他們自己也有很大的危險。然而我認為，人類具有複雜的大腦功能，只有人類才能夠在充分意識到目前或者未來將付出什麼代價的情況下，作出自我犧牲的行動。
如果黑猩猩能夠理解去救同伴會有生命危險，他們還會不會選擇死亡，這我就不得而知了。看來，猿類不大可能理解死亡的概念：這樣他們就不可能作出為朋友犧牲自己生命的有意識的決定，儘管他們的幫助行為也許會帶來那樣的後果。我們人類肯定能作出這樣有意識的決定。只要看看報紙和電視，我們隨時都能發現許多自我犧牲的英勇事例。最近發生在英國的一個例子就是皮特·高斯。就在他即將贏得環球遊艇大賽，頂著一場可怕的風暴返回的時候，他聽見一個參賽夥伴的呼救訊號。他毫不猶豫地冒著生命危險把一名法國參賽選手從已經被風浪打得散了架的遊艇上救了出來，而且還犧牲了贏得令人羨慕的大獎的機會。有些最激勵人的英雄故事來自戰場。那些男人們和女人們冒著生命危險——或者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去營救一位受傷的戰友或者身處險境的戰友。在英國，維多利亞十字勳章是授予最勇敢者的勳章——很多人都是在死後被追授的。在被佔領土上的抵抗運動戰士一而再，再而三地執行對付敵人的秘密任務，儘管他們面臨著死亡的危險，或者痛苦的折磨和拷打。他們為了自己的信念，為了自己的祖國，不惜犧牲自己甚至自己的家庭。
在慘無人道的死亡集中營裡，自我犧牲的事例更是不勝列舉。奧斯威辛集中營裡曾發生過一件催人淚下的故事。一個波蘭人在面對死亡判決的時候哭著哀求不要讓他死，因為他還有兩個小孩。就在這時候，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牧師聖馬克西米利安·科爾比走上前去，表示願意替他去死。納粹把科爾比在飢餓地牢裡關了兩個星期，然後將其殺害。他的故事在暗無天日的集中營裡傳揚著，成了鼓舞依然被關押的人們的希望和愛的燈塔。
這樣的事情不僅僅發生在死亡集中營裡。奧斯卡·辛德勒曾經在波蘭僱傭和營救了無數的猶太人。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辛德勒名單》將使他那極為無私的行動百世流芳。在納粹佔領下的立陶宛，有兩位領事的英勇事蹟則不太為人們所知。荷蘭代理領事揚·茨瓦爾滕戴克在沒有任何授權的情況下，給將近2000名立陶宛猶太人簽發了通行證，幫他們逃離那個即將被納粹佔領的國家。這些檔案以荷蘭政府的名義允許他們進入荷蘭殖民地庫拉索島。茨瓦爾滕戴克本人也僥倖脫險。日本駐立陶宛領事杉原千畝直接對抗東京的上司，給幾千名猶太人發放了途經俄國去庫拉索島的簽證。他知道自己因此將承擔的風險，不但會丟面子，而且會丟官。但他是個武士，知道要幫助有困難的人。他說：「我大概只好違揹我們政府的意願了，如果我不這樣做，我就會違背上帝的意願。」他回到東京之後，的確受到了屈辱，後來在貧困中默默無聞地死去。但是，有大約8000名立陶宛猶太人得以逃生，否則他們都將死在集中營裡。這是那段大屠殺的歷史上第三大營救行動。據估計，1940年由於這兩個人的英勇行為而得救的猶太難民的後代，如今已經達到4萬人。
對於基督教徒來說，最重要的事件（包括耶穌的復活）就是耶穌深知自己會受到什麼樣的苦難，卻把自己交給了迫害他的人，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父啊……求你將這杯撤去。」他在客西馬尼園祈禱說。「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只要從你的意思。」他犧牲了自己，因為他相信自己的行為將拯救人類。
正是仁愛、同情和自我犧牲等無可否認的人類品質給了我對未來的希望。我們人類有時候確實很殘酷，很邪惡。這是任何人都否認不了的。我們糾集在一起相互對抗，我們用語言和行動相互折磨，我們不僅打鬥，我們還殺人。但是我們也可以做出最崇高、最慷慨、最英勇的行為。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納粹德國最大的死亡集中營，慘死在那裡的人估計約有400萬人。——譯者
庫拉索島（curaçao），系荷屬安的列斯群島中最大的島。——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