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知道，人類的同情心、利他精神和仁愛都深深植根於我們遙遠的過去。愛有許多形式，可是我們常常把這個詞用得很濫。我們愛自己的朋友、家庭、寵物，還有自己的國家。我們愛自然、風暴、大海。我們愛上帝。無論我們愛的是什麼，愛得越深，一旦我們所愛的人或者東西失去之後，我們的悲痛也越深。我們的悲痛程度不是取決於我們所喜愛的物體的性質，而是取決於我們對它所愛的深度。一個孤獨的、跟自己所喜愛的貓或狗生活在一起的人，會因自己的寵物死亡而悲痛欲絕，其悲痛程度要遠遠超過因一個親戚（甚至父母親）去世所引發的悲痛。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為他與他們之間的關係中不存在真正的愛。
由於人類有死亡的概念，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有生就會有死，知道自己有一天也會走到生命的盡頭。幾乎可以肯定，我們是具有這種知識的唯一生靈。黑猩猩能理解生和死的區別。在脊髓灰質炎流行的時候，「奧莉」那剛滿週歲的幼仔因患此病而幾乎癱瘓——他只會呼吸和喊叫。他似乎能感覺到疼痛，因為每次他母親一動他就尖叫。她溫柔地抱著他，仔細地把他那瘦弱的四肢放好，防止碰斷它們。那情景實在令人感動。後來，在她與她女兒「吉爾卡」一次長時間的相互梳理過程中，那幼仔死了。「奧莉」對待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且極具戲劇性。隨後三天，她仍然帶著他四處活動。可是她帶的已經不是她的幼仔，而只是個物體罷了。她提著他的腿，把他搭在背上，還頭朝下地把他往地上放。她以前也失去過幼仔。她知道。可是，年輕母親「曼迪」在第一個幼仔死後的3天裡，一直把死孩子當活的對待。等到屍體開始發臭，並招惹蒼蠅的時候，她對死孩子才不那麼無微不至。看起來黑猩猩似乎要有所體驗才能明白死亡是不可逆轉的。如果「曼迪」的下一個幼仔又得了病，她會不會害怕他會死去呢？她會不會記得疾病會使她的幼仔身體逐漸虛弱，以至最後死亡呢？也許吧。黑猩猩的行為繼續使我們感到吃驚，因為他們不斷表現出我們原以為只有人類才具備的某些特徵。但我認為他們還不具備死亡的概念。他們也不會有死而復生的概念，對此我更加深信不疑。
我本人從來沒有懼怕過死亡，因為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們死後，我們的精神或者靈魂會繼續活下去。我只是想避開死亡的過程。我想大概我們都是如此，因為這個過程往往和疾病與痛苦相關——在現代醫院裡，死亡還與各種使人失去尊嚴的治療聯絡在一起，因為生命是靠各種管子和輸液來維持的。這是活著的死。我想我們大家都希望能死得比較突然，希望在我們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走得快一些，因為這不僅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那些愛著我們的人。（而且還節省許多錢。死亡的開銷有時候大得驚人！）
在西方社會，死亡不是人們議論很多的話題。人口中65歲以上的人數比例在上升，可是我們仍然在強調要年輕，要保持青春。生了病的人很快就被送去由陌生人護理——而且往往不只是對病人有好處，還因為親屬不願意捲入對他們疾病的護理。在危重病人面前，我們感到很不自在，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們從感情上不知道如何對待他們的病痛。不過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它使我們感到自身的脆弱。現在，人們很少把遺體放在客廳裡讓親友向死者作最後的告別。人們覺得這樣太令人傷感，而且讓人害怕。既然我們活著，死亡就應當置於我們看不見的地方。所以我們就創造了一個奇特的人為環境，在那裡熟悉死亡的只有關懷室的人員、醫生、護士、護理人員和殯葬人員。
過去，人們都死在自己的家裡，臨死前一家人都圍在四周。外婆是親眼看著她自己的母親去世的。當時呆在病榻邊的是她和一個護士，她們是看著老人嚥氣的。我永遠也忘不了外婆對我說的話：「我們倆都看見她嘴裡冒出一股白氣，稍稍懸停後就消失了。我們知道那是她的靈魂離開她的軀體。」
德里剋死的時候，我在他身邊，但我沒有看見他的靈魂離開。我確實聽到他臨終之前那沉重的呼吸聲。他去世前的3個月，我一直在他身邊。當時的每一天都是我一生中最難受、最殘酷的——看著自己所愛的人因患癌症而慢慢地、痛苦地死去。我以前一直認為這種事是我無法應付的。可是事到臨頭，我也別無選擇。我不得不看著他日漸虛弱，看著他在受苦，看著他離開人世。許多讀到這本書的人，將會理解這種折磨人的體驗。那些還沒有讀到的人，將來完全可能會有這種可怕的體驗。
1979年9月，德里克經預約去達累斯薩拉姆看了醫生，當時他已經出現過幾次嚴重的腹痛。我至今也不知道他當時是否已懷疑自己得了癌症。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對診斷結果將是什麼會那麼肯定。他剛剛離開家，我就忍不住痛哭起來。我覺得自己彷彿是在讀小說的時候受了感動。我一頭撲倒在床上，哭得像個淚人兒。「上帝啊，千萬可別是癌啊！上帝，千萬可別是癌啊！」我一遍又一遍地念叨著。我哭到後來已精疲力竭。實際上，我是白哭了一場，因為他回來告訴我，他們發現腹部有個腫瘤。
打那以後，事情就很快發生了變化。過了不到一個星期，我們就起程飛往英國。我們預請了英國一名最好的外科會診醫師替他看看。那位醫生給了我們不少鼓勵。他對他進行了診查，研究了x光片以及各種化驗結果，然後作出了判斷。
「是的，你身上是有一個腫瘤。」他說道。「在結腸部位。不過，手術很簡單。病人完全康復的比例非常高。我認為你沒有任何擔心的必要。」
所以，我暗暗對自己說，哭了半天，原來是一場虛驚。我們在伯恩茅斯的白樺山莊非常愉快地度過了幾天。我們的情緒特別好，相信一切都會重新好起來的。
可是事情並沒有好起來。一點也沒有好起來。我們再度回到倫敦。這一次他被推進了手術室。「別呆在這兒。」他們對我說。「過3個鐘頭再來。」
我的心情非常緊張。我到大街上轉了3個小時，打發時光。回到醫院後，我就在候診室裡等著。我等啊等啊，後來有個好心的護士把頭伸進來對我說：「比我們預期的時間要長些。」我繼續等待。如果我有時間，我真想把醫院候診室重新設計一下。在這種四壁空空、毫無生氣的候診室裡，有成千上萬的人曾經像我這樣等待，等待著可能重新改變他們的生活或者打碎他們生活夢想的訊息。
德里克終於被推出來了。他跟所有動過大手術的人一樣，臉色蒼白如紙，身上插著各種各樣的管子。我真不願意看見我所熱愛的丈夫變成了這副模樣。很快他們又給他注射了麻醉劑，把他推走了。
當時已經快晚上9點。最後，手術大夫出來見了我。他跟我的談話是我後半生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他說他要跟我單獨談談，並把我帶進一間放了兩張病床的空病房。我記得房間裡沒有燈光，出於某些原因，醫生沒有把燈開啟。他轉過身，背對著從半開的門裡透進的微弱光線，對我說：「嗯，恐怕我當時判斷有誤。已經沒有希望了。他的癌細胞已經轉移，擴散到整個腹腔。這樣的話，他還能活上3個月。可是我們還不能告訴他，因為我們不想給病人雪上加霜。」
我驚呆了。我想我只是愣愣地看著他。他對我說：「如果我跟你同路，我就帶你一段了。不過你還比較堅強。我知道你可以對付。叫輛車吧，好嗎？」說著他在我肩上拍了拍，然後走出黑乎乎的病房，不見了身影。
這太殘酷了。我坐在那裡過了似乎有好幾個鐘頭。一位好心的護士端來一杯咖啡，可是我喝不下去。我剛才聽到的是德里克不久就要去世的訊息，而且已經沒有希望了。就在一個星期之前，就是這個外科醫生滿臉微笑地告訴我們，一切都會好起來的，我們應當好好度個週末。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我感到麻木，由於害怕而渾身難受，而且什麼也不願意想。
我和德里克的弟媳帕姆·布賴森呆在一起。去她的家乘地鐵大約30分鐘。我從醫院出來的時候已經晚上10點多，天下著雨。我不想找計程車，也不想跟任何人說話。我不想對任何人承認這樣的事實。我只想永遠呆在這個幾近半夜的不現實的世界中。我像個夜遊症的患者，心不在焉地走到地鐵車站。我沿著臺階向下，心想早晨從這裡上來的時候，心中還充滿了希望。我站在空蕩蕩的月臺上，真希望這樣的事情不是發生在我的身上。後來車來了，我上去坐下來，呆呆地坐著。我不希望馬上就到站。也許如果我靜靜地多呆一會兒，我會發現那只是一場夢。我不敢去想醫生對我說的話。於是，我像個傻瓜似的被車帶到了一個很遠的地方，帶到了地鐵的終點站。接著我又像傻瓜一樣走到月臺的另一側，坐到下一班開往倫敦市中心的車裡。我想那是末班車了。一切都是那樣的虛幻。我走出地鐵後，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我心想，我很可能遭歹徒襲擊。我真願意自己遭到這樣的襲擊。我無法直面德里克。雨下大了。我心想，這樣可能得肺炎的。上帝呀，讓我得一場肺炎吧。
當然，我既沒有遭襲擊，也沒有得肺炎。隨後的幾個星期是我一生中最難熬的，而且要回避也不可能。許許多多的人都無法迴避這樣的熬煎，而且我親身體會到它是多麼痛苦。那天夜裡，帕姆開啟門的時候，急於想聽到有關手術的訊息。她看了我一眼，發現我渾身透溼，面如死灰，趕緊伸出手臂摟著我，讓我把溼衣服脫掉。可憐的帕姆剛死了丈夫，還在服喪期間。現在她又聽到了這個不幸的訊息。她給我倒了一大杯威士忌，讓我坐到火爐邊，強迫我吃了點東西，然後讓我服下一片安眠藥。我以前是從來不服安眠藥的。她對我說：「你必須睡覺，這樣明天才能對付得了。」
要是沒有帕姆，沒有她的同情，沒有那安眠藥，我肯定無法應付隨後幾天的噩夢。我每天睡覺前，都要誦讀外婆最喜歡的那句話：「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我整個白天都陪著德里克，晚上回到帕姆那溫暖的家裡去睡覺。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因為不讓德里克知道的唯一辦法就是不讓其他任何人知道。如果我回去的那天晚上沒有看見帕姆，我也不會主動告訴她。不過，不久等我精神上堅強一些之後，我打了個電話回家，把這個不幸的訊息告訴了他們。
萬妮像以往一樣，依然是我力量的源泉。她趕到倫敦後，我們安排了一個計劃。我們想尋求其他治療辦法。所以，等德里克手術後的體力稍有恢復，我們都假裝認為他很快就能康復。我約見了倫敦好幾個擅長順勢療法的醫師和專長於通過信念治病的醫師。可是他們都沒有給我任何希望。後來，萬妮從一位朋友那裡聽說小提琴演奏家耶胡迪·梅紐因的姐姐、鋼琴家黑普齊巴赫·梅紐因正在德國漢諾威附近一家診所裡治療癌症。趁她回倫敦過一兩個星期的機會，我去拜訪了她。我們給她的醫生打過電話，安排德里克去他那裡住院治療的事宜。把一切都安排妥當之後，我決定對德里克說明真相。現在開口告訴他要容易得多，因為我有了新的希望——他聽了也容易接受。我們離開那家醫院，並於次日飛往德國。
從我現在所知道的情況來看，我覺得當時這個決定是正確的——醫生說得對，癌的擴散是無法阻擋的。最糟糕的是，我們似乎與世隔絕了，因為會說英語的只有黑普齊巴赫、她的丈夫理查德和醫生。在這個陌生的新環境中，我和德里克形影不離，幾乎每時每刻都在一起。在他生命最後3個月的頭兩個月裡，我們還真相信他能夠康復。我們是絕對地相信。人們說：「真糟糕，你們還傻乎乎地抱那樣的希望。」我不這樣看，因為在那兩個月中，德里克的腦力顯得很充沛。他開始寫一部自傳，我替他打字。我們還在一起聽了許多古典音樂。他在英國和坦尚尼亞的朋友們紛紛打來電話。許多朋友還從英國坐飛機來看望他。當時坦尚尼亞駐德大使就經常來看望。我們和理查德、黑普齊巴赫談得最多，每天都要談幾個鐘頭。
那些談話都很有意義。理查德和黑普齊巴赫都相信人死之後會到另外一個世界去，而且會投胎轉世。我們在談論這些話題的時候非常認真，德里克開始相信這是真的。但是這並沒有給我們多少幫助，因為他的身體狀況開始惡化，疼痛不斷加劇，不用嗎啡就疼痛難忍。當時我已經意識到那個英國外科大夫說得對，但又不甘心去承認。每一天都像一場噩夢。當然，德里克肯定也意識到了，但是他不願意去正視它，至少是不願意去談它。理查德和黑普齊巴赫的情況也與我們的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