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克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我天天都感到度日如年，夜裡根本無法入睡。我一再地用「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這句話激勵自己。後來我晚上也不能離開了。有個護士發現我歪在椅子上睡，就給我搬來一張小床。德里克接受了大量的鎮靜劑，在藥物的作用下進入昏睡狀態。即使他像這樣度過一個夜晚，我還是睡不著。他最後說的那句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翻騰：「我以前還不知道會有這麼疼。」到了最後，我向醫生哀求說：「求求你，別讓他這麼活著。別讓他再受罪了。」他的最後一天是在昏迷中度過的。夜裡我躺在那裡，根本睡不著。我聽著他那刺耳的呼吸聲，知道他已經奄奄一息，也知道他至少已經沒有疼痛，已經平靜了。我爬到他的病床上，最後一次緊緊地摟著他。這是護士親眼看見的。
在德里克遭受磨難的日子裡，我對上帝的信念發生動搖。有一陣子，我確實覺得這個信念已經蕩然無存。從我們剛到德國的時候起，德里克跟我就一起祈禱，有時候長達個把小時。我們全身心地投入祈禱，希望癌細胞被摧毀。我在外面租用了一個小房間。房東老太太是個好人，具有同情心而且樂於助人。有時候她女兒和她的外孫會跟我一起到醫院來。我回到房東老太太家裡，喝上一杯茶，跟她聊聊，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又進行一番祈禱。可是似乎誰也聽不見。「上帝呀！上帝！你為什麼要拋棄我？」當然，這反映了我的情緒已經低落到了極點。我為德里克難過，自己也感到很傷心。我在他死後把這些全都寫了下來，為的是驅除內心的痛苦。我寫道：「疼痛日漸劇烈，夜晚已用注射代替了口服藥片。哦，太可怕了。真可怕。人間地獄呀。日復一日，我為自己深愛之人的痛苦而感到越來越痛苦。那樣的慘狀，那樣的痛苦。那樣的希望，那樣的祈禱，那樣不顧一切地尋求解脫辦法，因不成功而深深自責，不斷地祈禱。」
你看：因不成功而深深自責。多不符合邏輯！不過，處於這種情況下是不會有邏輯的。當然，我想責備某個人。我也生我自己的氣：我什麼辦法都試過了，可是全然無效。埃及的信念治療醫師。印度的精神治療者——他有一種治病的土，如果我能弄些來多好。我弄來了。用涼茶擦洗身體。醫生使用藥物療法和化學療法，還使用了一些可能很有效果的技術。可是沒有用，什麼用也沒有。病情反而惡化了。我很傷心，很痛苦，也很生氣，生上帝的氣，生命運的氣——命運竟然如此不公正。所以，在德里剋死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對上帝是牴觸的，整個世界似乎都很淒涼，而且由於人們把死亡當成忌諱的話題，世界就顯得更加淒涼。如果人們跟死者的親屬談起他們死去的親人，他們擔心會勾起悲痛的情感。如果死者的親人哭起來，他們怎麼辦？他們怎麼受得了？這種感情我是深有體會的，而且我現在知道那樣做是很不對的，因為它加重了親屬的孤獨感。我意識到我自己應當主動地去和朋友們接近。結果角色的作用奇怪地顛倒了，變成我去安慰他們，告訴他們去談談德里克，那對我的精神恢復不僅無害，反而有益。
德里克去世之後，我去白樺山莊住了一陣子，而後返回坦尚尼亞。德里克的遺願是進行火化，然後將骨灰灑進他生前所熱愛的大海，灑在印度洋裡他最喜歡的一處海域——我們常在那裡一起潛入水下，不無驚歎地欣賞著鬼斧神工的珊瑚世界。我實在很難受，尤其是到了希思羅機場，他們把盛著他骨灰的盒子遞給我的時候。一個活生生的人現在就剩下盒子裡這一點點東西了。我雙手接過骨灰盒，心如刀絞，在他過世已近20年後的今天，當時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後來我把這粉末狀的骨灰拋灑出去，讓它隨風飄去。那是我親愛的丈夫那經過熾熱的烈焰淨化的血肉之軀。天下著雨，很冷，我感到呼吸困難。骨灰飄落在海面上，很快就將被水下珊瑚世界的生機勃勃的生命所吸收。
一個星期之後，我返回貢貝。我離開那裡已經好幾個月了。在那裡工作的人聽到德里克的訊息無不感到悲傷，可以理解，這其中也包含了他們對自己未來的擔憂。我希望這古老的森林能治癒我的心靈，能給我以力量，希望跟黑猩猩的接觸能減輕我內心的痛苦，因為他們對於生活所帶給他們的都能接受。
開頭兩天我的確傷心不已，尤其到了晚上，我獨守在屋裡——德里克、格拉布和我在這裡共享過天倫之樂。這裡原來頗有人氣，現在卻陰森森的。到了第三天上午，發生了一件事。我非常難受地坐著，兩眼望著湖面不斷變化的顏色，獨自喝完咖啡後，準備去找黑猩猩。我爬上斜坡，朝餵食站走去的時候，發現自己突然笑了：我現在走的這段小道，腿腳不方便的德里克曾覺得很難走，走得很累。可是現在只剩下我這個凡人還在這酷熱中奮力攀登——他已經輕鬆了，解脫了。他正在笑我呢，所以我也大聲笑起來。
那天晚上所發生的事更令人感到奇怪。我躺在我們曾經共享的大床上，耳邊傳來湖浪拍岸的聲音、蟋蟀的叫聲和夜間其他熟悉的聲音。我並沒有指望很快就能睡著，可是睡意卻來得很快。夜裡，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我醒了。我是醒了嗎？不管怎麼說，德里克在那裡。他面帶微笑，栩栩如生。他在跟我說話。他似乎說了很長時間。他跟我說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一些我應當知道的事情，以及應當做的事情。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我的身體突然變僵了似的，我感到血液在奔流，耳朵嗡嗡直響。血液嘩嘩地、嘩嘩地、嘩嘩地在我僵直的身體裡流淌。我慢慢地放鬆下來。「嗯，不管怎麼說吧。」等我能說話的時候，我說了，也許說的聲音還很大。「至少我知道你真的在這兒。」幾乎就在這時候，剛才的感覺又恢復了。我的身體又僵直起來，那嘩嘩聲再度響起。記得當時我心裡在想：我肯定是要死了。不過我一點也不害怕。等一切都停下來之後，我什麼也記不得了——只記得德里克來過，他給我帶來一些訊息，而且我很高興。僅此而已。沒有什麼格言之類的東西。幾乎在同時，我又沉沉地睡去。
後來我回到伯恩茅斯，給一位有神視能力的人寫了封信。她在以前曾經給了我外婆很大的幫助。她已經退休，而且也為自己丈夫的死而悲痛不已。但是她答應跟我通電話。我跟她說了所發生的事情之後，她先是一陣沉默，接著她說：「我丈夫死的時候，我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不管怎麼說，如果下次再發生這樣的事情，千萬不要下床。」
我跟她說，我覺得自己想下也下不了。她告訴我，她很想把所聽到的記錄下來，所以就強迫自己下床去取紙和鉛筆。她一下床就暈倒了，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地板上，動彈不得。所以我很想知道她覺得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告訴我，那是一種身體外的體驗。她還說，我已經到了意識的另一個平面上——到了德里克的平面上。那嘩嘩聲是由精神迴歸到人類通常的意識平面所造成的。她認為她那麼一動對她的生命或者神志是危險的。
不過，這只是她個人的見解。不管那天夜裡發生了什麼，到第二天早上，我知道那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夢。我起床之後感到渾身乏力——但是心情好了些，比較能夠應付了。我以前一直相信軀體死亡之後還有一種「存在」。我也一直認為思想和思想的溝通可以跨越空間的距離。德里剋死後所發生的事情使我在想，思想和思想的交流也許還可以跨越時間。我覺得沒有必要向任何人來證明這一點：有類似感覺的人不少，可是，我們所受的西方教育還不足以說服那些不相信有精神存在這一事實的人。科學要求有客觀事實依據——證據；精神體驗是主觀的，信念即由此而生。我的信念給了我內心世界的平靜，使我自己的生活有了意義，這已經足夠。可是我也非常願意把自己的體驗與那些願意聽我說的人們分享。讓我舉兩個例子。這兩件事情都發生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裡。兩件事情所涉及的都是孩子。一個是當時在英國的我的兒子格拉布，另一個是當時住在達累斯薩拉姆的一個叫露露的小女孩。
德里克患病期間，13歲的格拉布是伯恩茅斯附近一所寄宿補習學校的寄宿生（是他自己的選擇）。他絲毫不知德里克不久於人世。可是，在德里克去世的那天夜裡，格拉布從一個他記得很清楚的夢中醒來。他夢見奧莉到學校去找他，對他說：「格拉布，我有個不幸的訊息告訴你。昨天夜裡德里剋死了。」他接著又睡著了。可是他再次因為一個內容相同的夢醒了，還是奧莉，重複的還是那個訊息。等第三次做了這樣的夢之後，他變得很沮喪，再也睡不著了。他去找了學校的女舍監，跟她說他做了好幾個噩夢，不過他沒有告訴她是什麼噩夢。
早上，奧莉到學校去找他。萬妮當時在德國，是前一天到的，因為她突然感到有必要看一看德里克。奧莉把格拉布帶到室外的花園裡，說有不幸的訊息要告訴他。「我知道了。」格拉布說。「德里剋死了，對吧。」奧莉大吃一驚——後來他把夢中的情形跟她說了一遍。
露露當年跟格拉布年齡相仿，是個患先天愚型的女孩。德里克和我是她父母親的好友，是她家的常客。德里克去世後，我返回達累斯薩拉姆後就住在他們家的，因為我實在無法忍受自己那幢空房子。德里克生前對露露很好，所以露露很喜歡他。在他死的那天夜裡，露露於半夜醒來，跑到她的保姆瑪麗睡的地方去。
「瑪麗，」她急切地說，「請醒醒。那個人來過。他很喜歡我。他總是帶著微笑。」瑪麗睡眼惺忪地告訴露露，說她剛才是做夢，叫她快回去睡覺。可是露露執意不肯。「請你來一下，瑪麗。我想讓你看看。他在微笑。」最後瑪麗坐起來，顯得無可奈何。
「露露，告訴我，你說的是誰。這個向你微笑的人是誰？」
「我記不得他的名字。」她說道。「他跟簡一起來，走路拄柺杖。他喜歡我，真的喜歡我。」
兩個孩子，在世界上兩個不同的地方。他們都是德里克非常喜歡的孩子。持懷疑論的歸納主義科學家可以一言以蔽之，把這些簡單地解釋為偶然巧合的夢、幻覺，或者是由痛苦、緊張、失敗而引起的心理反應。可是我從來也無法把這樣的體驗如此簡而化之——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在我的朋友們的生活中，這樣的事情太多了，而且都是科學所無法解釋的。科學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具來解剖精神。
在戰爭年代，人們每天都有親人死去，其中也有很多精神體驗方面的例子。萬妮有預感的本領（雖然她對此從來不談），肯定有所體驗。我在前文中談到過，德國飛機轟炸了我們度假的小村莊，而正是她對危險的預感救了我們的性命。另一次事情發生在戰爭剛開始不久。當時她正在洗澡，突然她喊了一聲，喊聲既響亮又急促：「雷克斯！」雷克斯是我父親的弟弟。她痛苦地抽泣起來，淚水順著面頰直往下淌。當時正在休假的父親趕緊跑進來，看看究竟是怎麼回事情。「究竟怎麼了？」他問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嗚咽著說。「我只知道是雷克斯。」後來她才知道，她當時大聲叫喊的時候，正是雷克斯在羅得西亞上空被擊落的時候。雨果的母親也有過類似的體驗。那是戰爭期間她丈夫的艦艇中了魚雷的時候。她當時在英國，而那艘艦艇遠在數千英里之外。那是在夜裡，她從睡夢中驚醒，聽見頭頂上方德國飛機的嗡嗡聲和大炮的隆隆聲，嚇得魂不守舍。她頓時哭起來，知道她丈夫身臨險境了。漸漸地，她意識到一切都恢復了平靜。其實並沒有飛機，也沒有大炮聲，就連空襲警報聲也沒有。可是正是那天夜裡，她丈夫在海戰中犧牲了。
我的外婆對自己即將辭世是提前意識到的。她總是說，她不願意成為家裡人的負擔。到了97歲高齡的時候，她患了支氣管肺炎。有一度她自己一個人連床都下不了。她很不喜歡這樣。後來她漸漸地好了，可是她並不高興，因為她發現家裡人要花很多時間來照顧她。有一天晚上，萬妮上樓去跟她說晚安的時候，看見她正在讀放在床邊的我外公的信。外婆靠在枕頭上，仔細地用緞帶把「博克塞」那些珍貴的信件紮起來。（她總是喊他「博克塞」，可是我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她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微笑。
「呃，親愛的，我想你最好在今天夜裡籌劃一下我的後事。」
她也向奧莉告了別。第二天早上，她已經仙逝了，那微笑依然掛在她的臉上。她已經到她的「博克塞」那裡去了。在那些信件上有一張紙條，要求讓她帶這些信件去進行她那漫長的旅行。
德里剋死後的半年左右時間裡，我時常感到他的存在。我深信，以精神狀態存在的他是聽不見也看不見的——抑或他也無法感受到他生前所喜愛的東西——蔚藍的大海、滾滾的浪濤、優美的芭蕾，還有那些在樹上戲耍的年輕黑猩猩悠盪的優雅動作。我強烈地感覺到，如果我全神貫注地去看、去聽，集中精力去注意每一個細節，他對自己所喜愛的東西就能多一點陶醉——通過我的眼睛，通過我的耳朵。也許這是異想天開，但這使我感到好受些，因為我想到他在身邊，我覺得可以為他做些什麼。後來，過了一段時間，他彷彿知道我還好，我這些日子已經增添了足夠的力量，我發現他來得也越來越少了。我知道他也該到別處去了，所以我也就不再喊他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