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貢貝的這幾個星期特別有意義。我發現體力和精神都得到了恢復，而且有了新的責任感。當我返回達累斯薩拉姆時，仍然對失去德里克感到傷心，因為他和我為時不長的婚姻中所共同享有的東西，現在都成了痛苦又甜蜜的回憶，不像以前那樣只有痛苦。大多數情況下，我那幢偌大的房子裡只有我和我收養的兩條無家可歸的狗：「塞倫達」和「辛德瑞拉」。狗能給人帶來很大的安慰。自「拉斯蒂」幫我形成對動物——以及對科學——的態度以來，狗在我生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回想起在貢貝走出陰影的那段時光，腦子裡漸漸醞釀了一首詩：《樹木和花草小天使》。
我記不得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聽見他們那銀鈴般的歌聲，
樹木和花草的小天使們。
幫我開啟被禁錮思想的是他們，
把我的靈魂拿去清洗的是他們。
哦！我歡迎他們，
我就像一箇中空的軀殼，
舒適地躺在芬芳的草地。
他們帶著憂傷的微笑，
給生鏽的思想鉸鏈上油。
清除靈魂上的蜘蛛網，
再把它晾掛到最高枝頭，
讓它貼近有淨化功能的太陽。
我慶幸它在高枝上飄動，
知更鳥唱起了甜美的歌聲，
讓靈魂在和諧中得到沐浴。
等靈魂被淨化得煥然一新，
他們又微笑著悄悄把它送回。
他們飄然飛去的一兩天內，
我就像個新生兒一般
天真好奇地看著這個世界。
現在，只要有憂傷或惱怒，
我就會找一塊安靜的地方，
青枝綠葉和泥土的氣息，
伴我靜靜坐著，等待他們
用銀鈴般的聲音呼喚我，
把我的靈魂再一次淨化。
那些樹木和花草小天使們。
沒有德里克和我一起談論世界上所發生的事情，家裡顯得非常安靜。我沒有用這些時間去幹家庭主婦的那些事情，而是潛心對在貢貝的20年科研成果進行科學分析，並把它們整理成文字。此外我還很關注時局。德里克和我都喜歡閱讀《經濟學家》和《新聞週刊》，我仍然保持了這個習慣。我有許多朋友都在外交界工作，我經常和他們在一起討論坦尚尼亞的政治。鄰國烏干達的戰爭餘波使坦尚尼亞大受其害。這是因為坦尚尼亞軍隊進入該國，支援了被趕下臺的密爾頓·奧博特總統的軍隊，使伊迪·阿明的血腥獨裁統治最終倒了臺。坦尚尼亞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經濟下降到最低點，食品嚴重短缺，窮人的貧困加劇。
戰爭結束的時候，坦尚尼亞到處都是軍人——這些歸國的英雄沒有工作，但卻有（或者說比較容易弄到）槍支彈藥。全國武裝搶劫案件大幅上升。我依然帶著狗在湖邊散步，但卻多了幾分新的恐懼。有一次，一個盜賊用罪惡的螺絲刀對著我的脖子，然後搶走了我的手錶——我早就應當知道不要戴手錶了。
儘管犯罪案件增加，但是與許多非洲國家相比，坦尚尼亞還算平靜。離貢貝國家公園不過幾英里的蒲隆地及其鄰國盧安達，胡圖族與少數民族圖西族對抗，這種摩擦隨時可能再次成為大規模流血衝突。從東邊麻煩較多的扎伊爾，不定期地會有難民渡過大湖到這邊來。在迦納發生了軍事政變。在查德也是麻煩不斷。在世界範圍內，冷戰仍在繼續。由於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武器和地雷被出售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使它們成了超級大國經濟遊戲的遊樂場地；而這樣的遊戲已經使成千上萬的人無家可歸，致死致殘。那一年，薩達特總統遇刺身亡。此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和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險些遇刺身亡；愛爾蘭共和軍開始了在英國的暴力活動；在斯里蘭卡、薩爾瓦多、印度、阿富汗、黎巴嫩相繼出現了動盪和暴力。幾年以後，英軍進駐福克蘭群島，甘地夫人遇刺身亡，美國轟炸利比亞。此外，令人極為震驚的是，伊拉克不僅在與伊朗的戰爭中使用了大量化學武器，而且用這種武器來對付它的本國人民，主要是庫爾德人。
似乎到處都有人在受苦受難。飢餓、疾病和無家可歸不只是限於發展中國家才有，即使在西方世界最繁華國家的都市中也有。在英國有一個地方（布里克斯頓）首次發生黑人青年系列暴亂事件。除了上面所說到的種種情況，還有我們這個寶貝星球上的空氣、土壤和水都正在受到嚴重的汙染，自然界——我們唯一的世界——正在遭到破壞。
我問自己：未來還有希望嗎？看來我們的自私貪婪——我們對權力、土地和財富的強烈慾望——正在戰勝我們對和平的渴望。在自由世界戰勝納粹德國之後，我體會到的幸福感早就漸漸消失。我發現自己在思考：雨果和我是不是應當讓孩子生在這樣一個毫無希望的醜惡世界上。
大概就在那段時間裡，我的老朋友休·考德威爾送了我一本《人類的命運》。那是法國一位由醫生成為哲學家的勒孔特·迪努瓦於1937年寫成的。他認為我們人類緩慢地歷盡千難萬阻，來到這個星球上，並生存下來，現在正經歷一個獲取道德特徵的過程，從而使我們的侵略性和好戰性越來越少，相互關心和同情心越來越多。他認為這將是我們的最終命運，是人類存在的理由。這是多麼有魅力的思想啊！對於我們的生理結構的進化，我還是很熟悉的，因為我畢竟為路易斯·利基工作過。他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研究我們祖先的化石。在貢貝的日子裡，我仔細考慮了文化進化的問題。這個發展過程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人類所獨有的，從黑猩猩身上可以明顯看出，他們也開始走上這樣的發展道路。現在，迪努瓦又在探討道德進化的問題了。我對此特別感興趣。我思考了他的論點，發現自己被他的許多觀點所打動。我開始從新的視角來看待我們所面臨的幾乎毫無希望的形勢。
在人類可能發生進化的典型環境中，隨處都能獲得食物和溫暖。當然，人類發展的早期，世界並不是個樂園——人類從一開始就時常遇到飢餓、病痛和傷痛。就像黑猩猩一樣。在早期像猿又像人的直立人四周，有許多張牙舞爪的、可怕的捕食動物，其中許多動物奔跑和爬樹的本領大大超過了我們的祖先。可是，大腦不斷髮達的直立人生存下來了。由於數量增加，有一部分直立人就有必要離開最佳生活環境，到條件比較差的地方去生存。那些大腦比較發達、比較靈光的就比那些不太聰明的佔有優勢。於是，生存能力比較強的就存活下來，並把他們的基因遺傳下來。漸漸地，他們發明了越來越複雜的工具，而且讓自然屈從他們意志的能力也越來越強。在這一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祖先還有了口頭語言。這便是在人類獨特的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里程碑。
正是因為有了語言，我們的祖先才第一次做到了把不在眼前的物體或事件告訴他人，包括他們的孩子。現在有些智慧型動物大腦也比較發達，而且具有精確的交際系統，可是就我們所知，他們不可能做得像我們一樣。我們可以教會黑猩猩和其他一些猿類學會識別美國手勢語。他們已經學會了300多個詞彙，他們相互之間以及和訓練人員之間可以在新的環境中運用這些詞彙。可是，在他們的進化過程中，他們卻沒有發展到像人類一樣可以談論不在眼前的事物，瞭解發生在遙遠過去的事件，為遙遠的未來制訂計劃，更不用說對某個思想進行探討，在他們中間進行磋商，以致大家能夠共享整個群體的集體智慧。口頭語言使得我們的祖先能夠表達敬畏的感情，而這樣的感情又會導致宗教信仰，最後發展成有組織的崇拜活動。
我認為，黑猩猩具有類似敬畏的感情。在卡孔貝谷有一處壯觀的瀑布。水流穿過柔和的綠色空氣，從大約80英尺高的河床斷層處飛瀉而下，發出雷鳴般的巨大聲響。也不知用了多少年的時間，水在岩石上衝刷出一道垂直的槽。蕨類植物在瀑布下瀉所生成的風中不停地搖擺，懸垂的藤蔓長滿了瀑布兩側。在我心目中，這是個神奇的地方，是個神聖的地方。有時候黑猩猩們會過來，沿著河床慢慢地、有節奏地移動。他們撿起大石塊或者大樹枝扔進去。他們跳起來吊在那些藤蔓上，在水珠飛濺的風中來回悠盪，直到那細細的藤蔓似乎要斷或者快要從上面生根的地方被拉出來為止。
這樣了不起的「舞蹈」他們一跳就是十來分鐘。為什麼呢？難道不是黑猩猩對某種敬畏情感作出的反應？這情感因水的神秘力量而產生；這水似乎有生命，總是奔流不息，可又從不離開，似乎完全相同，卻又根本不同。也許就是這種類似的敬畏，導致泛靈論宗教的誕生吧？泛靈論崇拜指的是對自然力的崇拜，對無法控制的自然奇特現象的崇拜。只有當我們的史前祖先在語言上有了發展，他們才能討論內心的情感，才能創造共享的宗教。
口頭語言也使得我們石器時代的祖先得以形成共同的行為道德規範。黑猩猩表現出的行為很像人類道德出現之前的行為——比如，為了救一個弱者，某個級別較高的黑猩猩會出面阻止一場打鬥——可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在他們的社會里，「有力量」就「正確」，處於從屬地位的猩猩，無論對錯都必須屈從。然而人類發展了複雜的符合道德和倫理的行為規範。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文化中，他們都是這麼做的，雖然各個國家的人對好與壞的解釋未必一樣。
迪努瓦認為，我們是想在人類進化的時間框架中看到自己的道德進步過程。我們的生理形體在數百萬年裡發生了緩慢的進化。從第一個活的原生質細胞形成到舊石器時代第一批哺乳動物出現，其間經歷了數十億年。智人，或者叫現代人，在這個星球上的活動只有一兩百萬年。雖然人類的行為中歷來就有並將繼續會有大量明顯不道德的、往往非常邪惡的一面，可是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意識到什麼是錯的，什麼是需要改變的。
我仔細思考了迪努瓦的觀點，覺得自己能從新的視角來看待人類的道德行為——或者缺乏道德的行為。我們自私的本能壓倒了我們的關愛和利他主義，可是，用進化的標準來衡量，我們畢竟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有了很大的進步。例如，不到100年之前，在我的祖國英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窮人還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婦女、兒童，還有矮種馬，都被送到礦井裡去幹活。那裡幾乎漆黑一片，工作條件惡劣，工作時間長得不可思議，班次之間休息時間非常短，而且還吃不飽。到了冬天，住在破破爛爛的貧民窟裡的大人和孩子都沒有禦寒的衣服，他們光著腳，冷得渾身發抖。像肺結核和佝僂病之類的疾病是常見現象。奴隸制是一種被認可的勞動力形式。近期出版的一些書中談到了在天主教徒佔多數的愛爾蘭貧民窟中成長的孩子，看了那些觸目驚心的描寫，我們真不知道孩子們在那種惡劣環境下是怎麼活過來的。
我認為，到了20世紀80年代，英國的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從理論上說，每個人都能享受福利。在城市裡的某些地區，條件仍然很差，可是地方政府和社會福利工作者都在盡力去改善它。儘管福利國家還有不少缺陷，可是它的出發點是，從道德上關心那些無法關照自己或者自己家人的人們。許多慈善機構都在致力於改善少數群體的生活條件。奴役制度已經被廢止。當世人得知發展中國家在工業中利用奴役勞動的時候，公眾輿論對此大加譴責，有時候這至少能使工人們的工作條件得到改善。
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此外，由於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的領導，意識形態方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人類的尊嚴和人權問題成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的話題，甚至動物權利運動在世界上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和支援。在我們這個世界上，仍然存在著暴力、殘酷、壓迫和壓制行為。這些行為的本身導致了諸如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的建立。雖然在維護世界和平、防止種族屠殺方面，聯合國沒有發揮它的建立者們所希望的作用，但它的建立本身就是一個正確的重大步驟。在我看來，人類正在作出努力，幫助他們自己國界之外的人們。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不過我們正慢慢地走上正確的道路。
我在沉思這些問題的時候，孟加拉國經濟學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不僅在思考大街上乞丐的不公正命運，而且在積極做一些實事，以減輕他們的痛苦。他是1974年孟加拉國發生嚴重饑荒時開始這樣做的。首都達卡的街道上人越來越多。他們用最後一點力氣走到首都來尋找吃的。他們或坐或躺在街上，「活像披著破衣爛衫的骷髏」。他們幾十個、幾十個地死去。這個經歷使當時在達卡一所大學講授經濟學的穆罕默德·尤努斯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他說他突然覺得自己應當離開學校，離開經濟學理論，到大街上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人們會慢慢地、令人痛心地因飢餓而死去。他到附近一個村莊去看了看，向一位製作竹凳的21歲女子蘇菲亞·德古姆瞭解情況。成千上萬的女人都有跟她類似的情況。她以相當於22美分的價格從中間商那裡買來竹子。每天，她都得把做成的竹凳賣給那個中間商來抵債。如果幹得比較順利，她一天只能有2美分的收入。她不能向放債的人借錢，因為利息太高。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們要想擺脫飢餓與貧困的惡性迴圈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她沒有任何途徑能弄到22美分，而這一點點錢就可以使她走上獨立的道路。
那個村子裡有42個人跟蘇菲亞的情況一樣。他們需要借的開工費用總共還不到27美元。穆罕默德·尤努斯從口袋裡掏出27美元借給他們。他想勸說孟加拉國銀行啟動一項計劃，為生活在貧困線上的人們提供貸款。可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那些窮人信譽不好。」——即使事實證明他們已經償還了那一點點貸款。
穆罕默德·尤努斯自己創辦一家銀行——這將給數百萬生活在貧困之中的赤貧者帶來新的希望和新的生活。農村銀行於1983年正式開業。15年之後，它的業務已經拓展到其他國家。它的貸款額較小，但總數已超過20億美元。若干年後，我見到了穆罕默德·尤努斯，並聆聽了他在世界各國領導人論壇上發表的講演。他很文靜，不愛出頭露面，但他思路敏捷，身上有一種了不起的氣質。他的確是我輩中的天才。而在我眼裡，他是個聖人。
這類事情說明，人類有行善的潛力，但是，在通向更有道德的未來的道路上，我們的進步幅度還不大，步子還不快，而迪努瓦的書則有助於說明其原因。真不知道我們人類還有沒有時間來走完這段歷程？看到人類破壞自然的速度，有頭腦、有理性的人無不感到驚訝。人類正在摧毀養育了自身數百萬年的自然環境。在近代，現代信仰和現代技術已經把古老的信仰和傳統掃地出門了。人口的增長對土地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有無數人，尤其在西方國家，已經或正在迅速忘卻人類在世間萬物中的正確地位和作用。大自然哺育和增強了我的精神。我逐漸真正地理解和尊重地球上令人著迷的各種生命形式及其相互依存關係。可是現在，大大小小的森林、草原、沼澤——所有動植物生存的自然環境——都在以驚人的速度消失。許多動植物物種也在不斷消失——每一個物種都是各具特色的，都是經過千百萬年緩慢進化才活到今天的。即使像北極和南極這樣的野生自然環境的堅固堡壘，也有被人類糟踐和破壞的跡象。
這些破壞多數是由貪婪、浪費的富裕社會造成的。無論怎麼看，他們都是在從發展中國家的窮人口中奪食，以維持其荒唐的、追求物質享受的奢華的生活水準。窮國越來越窮，那裡的嬰兒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在大幅度上升。發展中國家正在不斷沙漠化的土地上苦苦地耕種，汲取水位越來越低的地下水，而西方社會卻以鋼筋水泥覆蓋了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良田，砍伐了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熱帶雨林以開闢牧場或飼料種植場，為的是使他們那裡已經體重超標的公民能吃到肉食品，他們讓第三世界的農民為他們種植諸如咖啡和茶葉這類經濟作物，再以極低（低得不像話）的價格收購，供生存農業所使用的土地就更少了。
據我所知，有跡象表明，這樣的態度正在起變化。環境保護主義者強調指出，有必要採取斷然措施，以制止對自然環境的汙染和破壞，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而這些意見已開始得到政府方面的重視。確實，20世紀80年代，環境問題已躍居許多國家政治日程的首位，其原因則是多種多樣的：令人頭腦清醒的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事故；滴滴涕那出乎意料而且十分可怕的長期影響（它已滲透到世界生態環境之中）；對所謂溫室氣體累積作用與臭氧層將消失的預警。
可是，要使廣大公眾瞭解這類資訊，需要很長時間。即使在西方民主政府大談與個人自由相關的人權問題的時候，他們的公民都在不知不覺中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可怕的有毒物質——來自殺蟲劑、農業廢棄物、垃圾堆裡產生的有害物質、藥品生產中的合成化學物質、抗菌素的不負責任的誤用，包括在集約化飼養的動物身上的使用。（用遺傳工程生產的食物所具有的嚴重威脅還沒有襲擊毫無戒心的公眾。在食用其他動物——尤其是猴和猿類動物，或者把它們用作實驗室的醫學研究時，它們所攜帶的病毒和逆轉錄酶病毒就有跨越物種障礙侵襲人類的危險。）雖然這些科學和技術上的附帶產物並非蓄意的安排，但它們卻在悄悄接近人類。要使政府和工業界以及廣大公眾意識到這種可怕的事實，也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改變是要花錢的。然而，真相不可避免地會透露出來，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意識到他們自身所處的危險環境。蕾切爾·卡森在寫《寂靜的春天》的時候，只有她一個人在大聲疾呼。可是現在支援她的研究成果，驚呼危險將至的人已經越來越多。
人口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可是這個重要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卻很少被人提及。保羅·埃利希的《人口炸彈》遭到了很大的冷遇。這個話題被認為是「政治上太敏感」，因為任何對家庭規模的批評都被認為是干涉個人自決權。各國宗教領袖們聚首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討論我們所面臨的可怕的環境問題，並一致認為，要向自己的教友發出告誡資訊。可是他們的資訊中沒有談到人口問題，因為他們害怕激怒一些與會代表。於是，這個最為嚴重的問題——我認為它和西方社會的過度消費問題同樣嚴重——被故意忽略了。多麼愚蠢啊！世界上的自然資源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世界人口正在無情地迅速增長。因此，地球已經到了即將無法為越來越多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安身之處的地步，野生自然環境和大多數其他物種都將消失，複雜的生命網和世界生態多樣性將受到破壞。這樣，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是人類自身的滅亡。
我認為，還存在著一線希望，因為這些問題已經越來越多地引起公眾的注意，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我們已經犯了，而且正在繼續犯可怕的錯誤。這種認識是能夠最終實現重大變化的第一步。我認為問題在於：發達國家的人已經把能過上高水平的生活看成他們的權利。我認為，而且我歷來認為，我的兒童時代是非常幸運的。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長起來的。豪華生活被現在西方中產階級人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而在我小的時候卻簡直不可思議——除非是到開了天價的黑市上去。我懂得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生活本身的價值。我與同齡人一起進入了戰後時代，而那時候，自立是一種必要的素質。我們當時並不認為有一輛腳踏車、一臺電視機或者一臺洗衣機等等是我們的權利；這些都是要攢錢才能買來的東西。人們會因為擁有它們而感到自豪，因為這是他們用辛勤的汗水換來的。
當然，我知道為什麼經歷過戰爭和經濟危機的人，親手建設起美好和高水平生活的人，對於能為下一代提供他們自己所不曾有過的東西而感到自豪。我也知道為什麼他們的下一代會不可避免地把這些東西當成是理所當然的。這意味著新的價值觀念和新的期望也隨著新的生活水平一起悄悄地進入了我們的社會。所以在西方國家，尤其是在美國，那麼多年輕人追求物質的、有時甚至是貪婪和自私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