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我的生活模式發生了永久的變化。這是我的《貢貝的黑猩猩》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間接結果。為了寫出這本書，我花了許多工夫掌握了生物學家通常在大學期間就學過的大量知識——比如荷爾蒙對侵略行為的影響、社會生物學理論等課程。我學得很苦，但很值得。在我的知識面沒有擴大之前，我在與「科班」的科學家談話時，心裡總感到惴惴不安。20世紀60和70年代關於「《地理雜誌》封面女郎」的尖刻言辭使我很生氣，我想其程度也許比我自己承認的還厲害。可是這本書出版後的反應還不錯，我的自信心也大大增強。
為了慶祝這本書的出版，芝加哥科學院院長保羅·赫爾特納建議開一次新聞釋出會，主題是：理解黑猩猩。所有在非洲從事黑猩猩研究的生物學家都受到了邀請，此外還請了一些對被捉黑猩猩進行非入侵性研究的科學家。這是一次令人驚歎的會議，在黑猩猩研究方面的知名人物幾乎全都來了。會議開了4天，而它的影響卻遠不止這幾天。它在我內心引起的巨大變化，也許類似於大數的保羅在前往大馬色的路上所描述的情況，那次體驗之後，他從一名異教徒皈依了耶穌，成為他最虔誠、最堅定的信徒。我到達芝加哥的時候，仍然是一名科學研究工作者，正打算寫《貢貝的黑猩猩》的第二卷。可是在我離開的時候，我卻暗暗決定將工作轉向環境保護和教育。不知怎麼的，我總覺得第二卷也許是寫不出來了——在我還比較活躍、精力還比較充沛的時候，是肯定寫不出來了。
大會的內容以科學為主，但也有一次討論會涉及到環境保護。我想，當大家意識到整個非洲的黑猩猩數量在減少的時候，無不感到震驚。20世紀初，在非洲25個國家的黑猩猩數量肯定在200多萬，可是到了20世紀後半葉他們的數量已下降到不足150萬，數量超過5千以上的國家只有5個。即使在這幾個堡壘裡，由於人類人口增長的需要，黑猩猩的領地還在無情地逐漸縮小。樹木遭到砍伐，為的是蓋住房、做燃料、制木炭，也為了擴大耕地。伐木和採礦活動已經深入到原始森林，而黑猩猩易感染的疾病也傳給了人類。人們沿公路兩側安家，他們砍伐了更多的樹木來種植莊稼，設定陷阱來捕捉動物。黑猩猩數量在不斷減少，種群也日益縮小，許多群體由於太小，近親繁殖已經無法避免——他們長期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西非和中非一些國家，黑猩猩被作為食物遭到獵殺。這種事情並非今天才有，可是以前的獵人只獵殺夠村民吃的肉食，而現在的獵殺已經成了商業性的。打獵的人來自城鎮，他們乘坐運木材的車進入最後尚存的一些森林，見到什麼就打什麼。他們把肉燻烤或曬乾後裝上卡車，開回城裡。這是一種商業性的買賣——野味交易。它滿足了許多想品嚐野生動物肉的人的偏好。（過了許多年之後，人們才知道黑猩猩身上攜帶了多種艾滋病病毒。獵殺和屠宰黑猩猩以取其肉的人，很可能就這樣把這類病毒傳給了人類。）
此外還有活動物的交易。即使在人們不吃黑猩猩的地方，母猩猩也常常遭到獵殺，為的是捕捉小猩猩，然後把他們賣給人當寵物，或者賣給國際娛樂業，或者賣給醫學研究機構。
另一次討論會的主題是關於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醫學研究實驗室中黑猩猩的狀況。我對聽到的情況感到震驚，併產生了一種衝動，想做點什麼。
25年來我一直在實現著自己的夢想。我感到自豪的是，能在幽靜的森林裡研究我們這個時代最令人著迷的動物。現在，由於我在專業方面的信心增強了，專業知識增加了，我要幫助處境困難的黑猩猩，這一時刻已經到來。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改變這種狀況我是無能為力的。我還認為自己所獲得的文憑還不足以從學術上與搞醫學研究的那些科學家探討。那些政客們又憑什麼要聽我發表高見呢？可是現在，我花了大量心血寫成《貢貝的黑猩猩》之後，我的自信心增強了。為了那些在實驗室、馬戲團和處於其他惡劣囚禁狀態的黑猩猩，我到研究實驗室去拜訪了那裡的科學家和工作人員，和他們一起探討問題。我正式到非洲各國政府去遊說。此外我還發起一場場運動，進行院外遊說活動，不間斷地搞系列講座。
我的努力將使我與這條路結下不解之緣。在此後的幾年中，我在任何一個地方所呆的時間都沒有超過3個星期。在「窩裡棲息」的時間一年只有兩三次，而且我也只有靠這點時間來寫書。我在貢貝的寶貴時間越來越少，後來變成每年只能去有限的幾次，每次只呆一兩個星期。如果我當時就知道後來會出現上述的情況，我會怎麼做呢？走上這樣一條艱難的道路之後，我能不能做到很堅強，能不能非常投入呢？我在大會上所聽到的情況使我感動，也使我震驚。我相信對上述問題我會給出肯定的答覆。我不必作什麼選擇，因為我的生命似乎被一種難以抵禦的強大力量所控制。我發現自己就像聖保羅一樣，無法「用腳踢刺」。
為了幫助黑猩猩，我把準備好的「理解黑猩猩」展覽帶到有黑猩猩的非洲國家去展出，而這也是「野生動物意識周活動」的中心內容。在可能的情況下，我拜會了一些國家的首腦、環境和野生動植物保護部的部長以及其他政府官員，此外還與環保組織、研究或保護黑猩猩的個人取得聯絡。我說服熱衷於這一事業的人在自己的國家組織「野生動物意識周活動」。每到一個地方，我都要訪問學校、發表演講、進行募捐，儘可能在媒體上露面。我們成功地舉辦過活動的國家有：烏干達、蒲隆地、剛果（布）、安哥拉、獅子山、尚比亞。當然在坦尚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和基戈馬也舉辦過多次。此外在扎伊爾、南非和肯亞，我們還啟動了環保專案。
正是在這些訪問中，我親自了解到數以百計的猩猩孤兒所遭受的可怕痛苦。他們出生在與貢貝類似的環境中——可是他們的母親遭到殺害——因為人們想得到猩猩肉或者是為了竊奪他們的寶貝兒女，然後拿到動物市場上去賣。我的關注後來導致黑猩猩禁獵區的建立。那裡有被政府官員從市場或者路邊沒收的黑猩猩，也有被人作為寵物買去後交給我們的黑猩猩。一隻黑猩猩長到6歲的時候就跟成年男子一樣強壯，即使是那些養在家裡，與人同桌而餐、與孩子在一起玩耍、與家人一起出訪的也是如此。到這時候，把他們養在家裡當寵物就不大安全了。他們要成為黑猩猩，要做黑猩猩的事情：他們對約束開始反感，可能會狠狠地咬人一口，因而成了潛在的危險。
有很多人勸我不要去管那些失去母親的小猩猩。那樣需要很大的花費，在他們長長的一生中（有的可以活60年），我們都得照顧他們，不能再讓他們返回野生狀態下生活。他們對我說，要用寶貴的經費來拯救野生黑猩猩和他們的生活環境。還有一些人認為我應當幫助非洲人，而不「僅僅是」動物。可是對於我來說，不存在什麼兩難的選擇問題。對那些小黑猩猩孤兒伸出的雙手、哀求的目光、因營養不良而瘦得可憐的身體，我不能視而不見。於是我們開始了建立幾個禁獵區的計劃。每個禁獵區都成了自然保護教育計劃（尤其是對孩子們進行教育）的重點。此外，我們採取了類似在貢貝的做法，使當地人介入其中，儘可能多僱傭他們，從他們那裡購買水果和蔬菜，從而也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有機會觀察黑猩猩之間令人著迷的社會交往活動，對當地的村民來說大多是第一次。旅遊觀光的人也非常感興趣。在肯亞和烏干達的禁獵區最終實現了自給自足。
只要當地的動物園裡有黑猩猩，我就要去看看對他們的飼養狀況。每每看了之後我都感到沮喪。那裡的黑猩猩都在捱餓，不過這也不奇怪，因為飼養員和他們的家人也吃不飽。我們只能拿出少量的錢，並發動當地外國移民來幫助進行部分改善，如對剛果（布）、烏干達和安哥拉的動物園的改善。
在美國和歐洲一些醫學研究實驗室，我看到的情況更加糟糕。雖然黑猩猩吃得很好，可是他們的環境沒有生氣，枯燥無味。再說，他們也沒有藉口開脫：政府和企業界向動物研究注入了數百億資金，那些負責的人應當能夠給黑猩猩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我永遠也不會忘記曾經看過的一些錄影。那是由爭取動物權利的活動人士從聯邦政府資助的實驗室sema公司裡偷拍的。芝加哥會議結束後不久，他們答應給我的錄影就寄來了。當時我在伯恩茅斯與家人一起過聖誕節。看了這些錄影後，我們都落了淚，驚得說不出話來。錄影上出現了關在小籠子裡的年幼猩猩，顯得沮喪與絕望。當然，我知道那些黑猩猩是用來做醫學研究試驗的，可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sema的條件竟是那樣惡劣，令人完全不能容忍，對黑猩猩的心理傷害是顯而易見的。我真想大聲疾呼，反對這樣的殘酷行為，可是我知道我不能以錄影為依據——我必須親眼看見這些情況才行。真的會那麼糟糕嗎？我請求他們讓我參觀一下實驗室，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們答應了，時間定在1987年3月。
我絕對非常害怕去參觀。隨著時間的逼近，我感到自己就像要生大病似的。那將是我第一次與那些身穿白大褂的科學家打交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對還是錯，反正我把他們看成了敵人。在即將動身的那天，我很高興地把萬妮給我的一張小卡片放進了衣袋。萬妮知道我很擔心，就在卡片上抄錄了溫斯頓·丘吉爾在戰爭中為鼓舞全國士氣而說的一句名言：「現在不是猶豫不前或者表現軟弱的時候——這是向我們發出召喚的偉大時刻。」「把自己武裝起來，做一個勇敢的人，做好應戰的準備。」sema公司在馬里蘭州的洛克維爾。從華盛頓市中心出發後，我們從英國大使館門前經過時——啊，外面立著的就是丘吉爾的著名銅像，他的手臂舉起，手指作出代表勝利的v字形。這真是個吉兆！
要想從頭到尾參觀一遍，我非要鼓足勇氣才行。即使我已把錄影片反覆看了多遍，對目睹那殘酷現實的心理準備依然不足。他們把我從灑滿陽光的戶外迎進半地下的過道，然後走進放實驗動物的昏暗地下室。我們走進一個放黑猩猩的房間。房間裡放了一隻只22英寸長、20英寸寬、24英寸高的籠子（這個尺寸是我後來知道的），每隻籠子裡放兩隻一至兩歲的小猩猩。每隻籠子都放在像微波爐大小的「嬰兒保育箱」裡，經過濾的無菌空氣才能進入這些小猩猩的監舍。每隻「保育箱」的小窗戶裡，都有兩隻小猩猩在望著我們。現在還沒有用他們做試驗，但他們已經在小牢籠裡被檢疫隔離了4個多月。他們至少可以相互為伴，但這樣的時間不會很長。工作人員告訴我，等到檢疫隔離期滿，就把他們拆散，分別單獨關進保育箱，然後使他們感染上肝炎或人體免疫缺損病毒（艾滋病病毒）或者其他病毒。
有一隻與外界隔絕的未成年雌性黑猩猩在裡面不斷搖晃。我們要藉助手電筒的光才能看清她。他們讓一位技術人員開啟籠子，把那隻猩猩拿出來。她像個布娃娃似的坐在技術員手臂上，無精打采，異常冷漠。他沒有對她說什麼。她沒有抬頭看他，更沒有想溝通的任何表示。她若不是用了藥，就是太絕望。他們說她的名字叫芭芘。
芭芘的那雙眼睛以及那天我看到的其他猩猩的眼睛，至今仍縈繞在我的腦際。他們目光呆滯，毫無生氣，就像極度絕望的人，就像我在非洲難民中所看到的那些失去父母和家園的孩子。黑猩猩的孩子跟人類的孩子非常相似，在許多方面都相似。他們用以表示情感的動作類似我們的兒童。他們的情感需要與我們的兒童也很相像——他們都需要友好的接觸、安慰、樂趣，都需要有機會嬉戲打鬧。他們都需要愛。
我從地下的實驗室裡出來的時候，既感到震驚，又覺得很難過。我被領到一張桌子旁邊入座，同桌的是sema公司和國立衛生研究所的人。我意識到大家都在以詢問的目光看著我。我還能說什麼呢？我經常會在腦子裡一片空白的時候迸出幾句話來。
「我想你們都知道我在下面時的感覺。」我說道。「諸位都是很正直、很有同情心的人。我想你們也會有同感。」他們幾乎無法提出異議。我談了在野生狀態下黑猩猩的生活，他們與家庭的密切關係，他們為期較長、無憂無慮的童年。我談了他們使用工具、喜歡舒適、具有雜食性的情況，還談到我們最近在研究黑猩猩大腦功能方面的見解。接著，我提出了召集研討會的設想。在這個研討會上，實驗室的生物醫學科學家、獸醫學家和技術人員可以和從事野外作業的科學家、生態學家以及動物福利倡導者們一起，探討採取什麼方法來改善實驗室裡黑猩猩的生存環境問題。
研討會是開了，會議形成的檔案闡述了我們認為實驗室黑猩猩的籠子尺寸、社交生活和精神激勵等方面絕對最起碼的要求。可是國立衛生研究所的人沒有參加，所以這個檔案基本上沒有受到作為調節機構的美國農業部的重視。不過，在此後的幾年中，這份檔案已經在後來幾次研討會上得以修訂（有一次在荷蘭）。在我們為改善實驗室動物生存條件的鬥爭中，這份檔案在許多方面都起著積極的作用，因為它所包含的不只是動物權利倡導者們的觀點，而且包括了在實驗室工作的科學家和其他工作人員的觀點。
我深信，利用動物活體進行研究的科學家，不論利用的是什麼動物，都有義務瞭解這些動物在自然狀態下的行為，並有義務知道他們的研究工作對他們的研究物件會有什麼影響。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為人類的利益（或者是希望中的利益）與動物所受到的痛苦之間找到平衡。
黑猩猩與我們人類的基因構造的差異只是略大於1%，而且他們的血液成分和免疫系統也與我們的非常相似。人類所有傳染性疾病，他們都有可能被感染或者傳染。所以他們才被用作「試驗品」來更多地瞭解諸如肝炎和艾滋病等人類疾病，並研究防病疫苗，尋找治病線索。這些「大猿猴」的大腦和中樞神經系統也和我們的極為相似，任何其他動物都無法與之相比，這也是我們要記住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如果黑猩猩與人類在生理上的相似意味著某種疾病模式在我們這兩個物種身上非常相似，而且會受到同一種預防或治療藥物的影響，難道得出下列推理不也是很合乎邏輯的嗎：黑猩猩與人類在中樞神經系統方面的相似性可能會相應地導致他們在認知能力方面的相似性？黑猩猩可能會有類似於與他們非常相像的人類靈長目動物的情感體驗？也會有類似的感知痛苦的能力？
從分類的角度來看，我們還無法說黑猩猩所體驗的精神狀態是否十分類似我們給人類情緒所定義的歡樂、悲哀、恐懼、絕望等，但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幼小的黑猩猩肯定也像人類的嬰幼兒一樣，需要安慰，需要有人哄。黑猩猩不流眼淚，可是理解人類兒童行為的人在準確識別小黑猩猩的情感狀態方面是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因為我絕對相信：黑猩猩跟我們人類一樣，不僅會感受身體上的痛苦，也會感受心理上的痛苦。他們也會有悲哀、沮喪、厭煩的感受。我對動物實驗室的訪問使我不寒而慄。
我第一次見到成年雄黑猩猩「喬喬」是1988年。他在一隻5英尺×5英尺×7英尺的標準籠子裡至少被關了10年。他是屬於紐約大學靈長目實驗醫學與外科實驗室的。他和其他300來只黑猩猩是靠自己養活自己的：他們的身體被租給製藥公司進行藥物和疫苗試驗。特別是在當時，黑猩猩被看成是研究艾滋病的最佳試驗品。雖然他們沒有出現病入膏肓的艾滋病人那種症狀，逆轉錄酶病毒已經進入了他們的血液。「喬喬」免不了要接受一次新的抗艾滋病的病毒疫苗，然後接受注射到他體內的逆轉錄酶病毒的「挑戰」。
那是我第一次在實驗室裡看到成年黑猩猩。獸醫專家吉姆·馬奧尼向我作了介紹。「‘喬喬’很溫順。」他說著沿過道走去。在燈光昏暗、顯得很悽慘的地下室裡，過道兩側各有5只籠子。我跪在「喬喬」前面的地上，他從阻隔在我們之間的粗大鐵柵中把手儘量往外伸。他身陷囹圄之中，前後左右和上下都是鐵柵。他在這個小小的監舍裡至少已經呆了10年。這10年除了極端的無聊就是間歇的恐懼和痛苦。他的籠子裡除了一隻給他坐坐的舊車胎，其他什麼也沒有。他沒有機會跟他的同類交往。我審視著他的目光。那目光中沒有仇恨，只有感激，因為我停下來跟他說話，打破了他那可怕而又難熬的單調生活。他輕輕地撫摸著我那薄薄的橡皮手套前面微微突出的指甲。那雙手套是他們給我的，此外他們還給了我面罩和紙帽子。我把手伸進籠子，他的嘴裡發出嘖嘖聲，輕輕地撫摸著我手腕上的汗毛，然後把我的手套扒了下來。
「喬喬」的母親是在非洲被獵殺的。他還能記得那段生活嗎？我心裡納悶。他有時候是不是會夢見那一株株大樹、那吹得枝葉輕聲作響的微風、小鳥的鳴叫，還有母親那溫暖的懷抱？我想到了「灰鬍子戴維」以及貢貝的其他黑猩猩。我再次看了看還在撫摸我的「喬喬」，我的視線一下子模糊了。一天的時間怎樣度過，在什麼地方度過，跟誰一起度過，他都無權選擇。森林中柔軟的地面和樹上用枝葉搭起的舒適的窩，已經與他無緣。大自然的聲音也已經與他無緣：他聽不見小溪裡的潺潺流水聲，在暗綠褐色的森林中傳來的嘩嘩的瀑布聲，從林中穿過的風聲和枝葉發出的颯颯聲，也聽不見葉子上蠕動的小動物的窸窣聲，遠處的山丘上黑猩猩發出的清晰的叫喊聲。
「喬喬」很久很久之前就失去了這個世界。現在他呆在我們為他所選擇的世界之中。這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冷酷淒涼的鋼筋水泥的世界。他聽到的是咣噹咣噹的鐵門聲和關在地下室內的黑猩猩發出的震耳欲聾的叫聲。這是一些可怕的聲音。這是一個沒有窗戶的世界，沒有可看的東西，也沒有可玩的東西。沒有手指輕柔撫摸所產生的舒適快感，沒有朋友們早晨見面時的擁抱、親暱和問候，沒有可以展示雄性強健體魄的機會。「喬喬」並沒有犯罪，可是他卻被終身囚禁。我感到慚愧，因為我是人。「喬喬」從鐵柵裡伸出手，摸了摸我的面頰，摸了摸我流淌下來的淚水。他在手指上聞了聞，看了看我的眼睛，然後繼續撫摸我的手腕。我想象到聖方濟各彷彿也站在我們身邊，也在流淚。
任何想使動物生活得到改善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一些人的批評，因為那些人認為在一個人類還在受苦受難的世界上，這樣的努力是明珠暗投了。我在美國旅行時所遇到的一位婦女就持這樣的看法。那天正巧是我過生日，當時有人為我開了一個使我頗感驚喜的小型生日宴會。明媚的陽光和春天的花朵使人的心裡發出微笑。突然女主持人有幾分擔心地走過來，指著一位剛剛到場、臉繃得緊緊的婦女對我說：「她有個女兒心臟有毛病。他們對她說，她女兒之所以能得救，就是因為在狗身上做了許多試驗。她屬於‘支援用動物做試驗的組織’。」我熟悉那個組織，事先得到提醒，我也很高興。我預期會有麻煩事出現。果然，那位婦女很快來到我面前，接著就劈頭蓋臉地數落我，說什麼如果要照我說的，她女兒早就死定了，還說我這樣的人使她感到噁心。她的惡意攻擊簡直像連珠炮，周圍的人感到很尷尬，都紛紛退避。最後，等我終於有機會說話的時候，我告訴她說，我母親的心臟上就移植了豬的瓣膜。那瓣膜是取自屠宰後供應市場的豬，可是手術程式卻是根據在實驗室豬身上所做的試驗。我還跟她說，「我也很喜歡豬，豬的智力跟狗差不多——而且往往有過之。我非常感謝那頭救了我母親命的豬，感謝那些為手術成功而受到痛苦的豬。所以我願意盡我的努力來改變豬的生活條件——包括實驗室裡的和農場上的。難道你不感謝那隻救了你女兒一命的狗嗎？我們要努力找到其他方法，目的是為使未來不再用狗——或者豬——來做試驗品，難道你不願意支援這樣的努力嗎？」
那位女士看著我，張口結舌了一陣，然後說道：「以前從來沒有人這樣說過。」她臉上的敵意和怒氣已全然消失。臨了她說道：「我會把你說的話告訴我們組織里的人。」
用動物做試驗是個極有爭議的問題。這種爭議在那些關心動物的人士看來毫不奇怪。為了科學事業，為了增進人類的健康、挽救垂危的生命、確保人類的安全，為了驗證研究人員的假設，為了教學的需要等各種目的，動物們受到的侵犯和驚嚇是數不清的，有時受到的是極端的痛苦。為了檢驗產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在田鼠、老鼠、豚鼠、貓、狗、猴子之類的動物身上做試驗，就把許許多多東西注射到它們體內，或者強迫它們吞下，或者滴進它們的眼睛裡。醫學院的學生在學習做外科手術的時候，就是以動物做試驗品，新的手術操作程式也要先在動物身上做試驗。為了試驗燒傷治療技術，就要讓動物身上出現大面積的一度燒傷。為了對吸菸、吸毒、攝入過量脂肪等等對人這種動物的影響有更多的瞭解，其他動物就被迫吸入大量的煙氣、吸食毒品或者讓它們攝入過量食物。為了瞭解生理系統，科學家們把電極插入動物的大腦，使它們變聾、變瞎，把它們殺掉，對它們進行解剖。為了瞭解它們的心理功能，研究人員對動物進行各種測試，如果它們出了錯，就會受到電擊、不給吃、不給喝等懲罰，或者受到其他殘酷的對待。簡而言之，在科學的名義之下對動物所採取的做法，從動物的觀點來看，就是純粹的折磨——如果幹這種事的人不是科學家，這種做法就是對動物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