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菲利普·伯曼問我，是否能為他當時正在編的《信念的勇氣》一書提供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可不好寫，但我盡了最大的努力。
12年之後，菲利普又來找我，問我願不願意跟他合作，把我那篇文章中的觀點展開來談。我對他說我沒有時間。可是他卻提出我們出一本訪談錄——以神學家與人類學家對話的形式出現。我只要提供答案部分就行了。
可是不知怎麼搞的，在編寫過程中，書的範圍和重點發生了變化。原先設想的範圍廣泛的訪談錄變成了帶有更多個人觀點的書，變成了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進行深入思考的「精神自傳」。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命題，而且我知道這意味著長時間的思考和寫作。
在初期階段，菲利普對我的採訪有時候是在美國，有時候在我英國的家裡，也有的時候在坦尚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或者貢貝。他還採訪了許多在我的生活中起過重要作用的人。接下來他就要著手對數英里長的磁帶進行整理和編排。
寫這樣一本書的確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又是一種挑戰。我對自己說，這也許是人生中的機會之一，是抓住它還是放棄它，全在於我們自己。
根據菲利普所提供的結構框架和他對訪談的闡述，我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如果我當時知道寫這本書要花多少時間，有時候要深深觸及自己的靈魂，進行那樣痛苦的思考，我想我就不會接受這樣的挑戰了。當時除了每年300來天在外講學，其餘所有時間我都在伯恩茅斯的家中寫這本書——那是我唯一可以潛心寫作的地方。為寫這本書，我起早貪黑，將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統統放在一邊。就這樣，所花的時間也比我預期的要長得多。謝謝你萬妮，你犧牲了那麼多我們原本可以在一起的時間。
在這本書裡的有些段落是我從其他書裡逐字逐句摘錄的。我盡力爭取用最佳方式通過語言來表達思想，或者描述特別有意義的體驗，有時候我所寫出的字句似乎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發揮。
現在這本書稿已經完成，照片也都已選定，書名也經商談確定。
可是這個旅程卻是永無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