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飯，」他說，「今晚就我倆。其他人都去——」這裡他就要說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麼親戚，反正我得畫個詳細的圖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國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樹，每個分枝上的稱呼都能表明你來自哪一邊，排行老幾。英語裡我們就籠統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國，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長的哥哥的老婆）。一個人的表親，也要分各種各樣，可能是二表弟（媽媽妹妹的二兒子）。三舅，就是媽媽那邊排行老三的叔叔。
我知道他姓什麼，但一直叫他三舅。這個六十六歲的男人有著紅潤的雙頰，彷彿不會變老，身體反而越來越硬朗了，就像紅旗路兩旁的水曲柳。他還用牙齒撬開啤酒瓶蓋，隨隨便便就扛起二十幾公斤的種子，徒手在地裡除草，深深彎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煙牌子是長白山，得名於這個省和朝鮮交界處的那座山，峰頂終年積雪。顧名思義，就是永遠白色的山。不過，抽著以這座山命名的煙，只能看到青黑的菸圈。
「你們那邊兒該過聖誕節了，是不？」
「還有兩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婦兒不在，」他好像下了什麼決心似的說，「咱倆好好喝兩瓶兒。」
三舅給兩個飯碗倒滿了「雪花」啤酒（一般來說，農民家裡唯一的杯子都是用來喝茶的）。把自己碗裡的一飲而盡之後，他又從一個塑膠罐子裡倒了點烈酒，自顧自地大聲啜飲。他沒給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荒地村。那時候我孤身一人，是為《國家地理》採寫東北歷史的。我從省會長春出發，坐一輛滿是腳臭味的大巴往東行進了兩小時。司機停在兩車道的路邊，看著擋風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問我：「你真在這兒下，確定？」
大巴開走以後，我獨自站在零下的天氣裡，後悔自己莽撞衝動的決定。沒有計程車能讓我逃離，也沒有餃子館或店鋪什麼的好進去等。甚至連一星半盞的路燈都沒有。只有一塊大概牛犢子那麼高的花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漢字標明，我進入了荒地村的地界。
我凍得上牙齒和下牙齒直打架，在滿天繁星的陪伴下沿著紅旗路北上。白雪覆蓋的田野上，北斗七星彷彿觸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靜，只能聽到我粗重的喘息。燒稻草秸稈的味道從不知誰家的煙囪裡飄出來。三舅拿著一個手電筒，等在路邊。他把我領到自己家裡，桌上擺滿熱氣騰騰的飯菜，房間裡坐著很多人，他們都向我舉杯歡迎。
「我搬到這兒來怎麼樣？」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熱的我問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說。「誰不想住那個地兒啊。沒人願意搬到這兒來。」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沒有再提。
晚飯後，三舅和我並排躺在炕上。我們倆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著搬來東北住的夢。
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區，和好幾個中國家庭分享一個四合院。那裡沒有暖氣，沒有熱水，也沒有廁所。北京正在拆遷舊城中心傳統的老胡同，在衚衕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進去實地體驗一番，不想像遊客、外國學生和記者（不過，我倒是依次都擁有過這些身份）一樣走馬觀花，看一眼就過了。兩年來，我在衚衕裡的小學教英語，還帶了一些老年學生，這讓我每天有點事情幹，也在社群裡得到了認可。衚衕裡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麼美好和浪漫，貧窮從來都不是什麼值得展示的事情。在《再會，老北京》一書中，我詳細描寫了這個社群厚重的歷史和日常的生活。我在衚衕裡見證的很多東西，都和東北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比如系在家養鴿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頭頂的天空憂傷地迴旋；比如名字裡帶有「旗」字的衚衕，是滿洲的軍隊劃分單位；比如裁縫店裡手縫的旗袍；再比如我一個老鄰居的電視裡每天從早到晚咿咿呀呀唱著的京劇。
那些年，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備用居住地。在現代中國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閃閃發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辦奧運會的城市！那些擁堵不堪、階級分明、過度擁擠的城市！大多數外國駐華記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國的作家也一直將寫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識分子上。有一些現代中國學者認為，美國作家賽珍珠1931年出版的小說《大地》，應該歸入中國文學一欄，填補這方面的空白。
我也寫了很多關於中國城市變遷的東西，而現在關心的，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從農村來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數量，我眼前就出現大片荒蕪的土地，農民們毅然決然甩掉手裡的鐮刀，跳上一輛路過的大巴，絕塵而去，再不回頭。我想象著空空如也的房間，電視開著，閃著微弱的光；門口走過的奶牛哞哞直叫，聽起來那麼悲傷，她們的乳房裡脹滿了奶水，擠奶的人卻不見蹤影。
1993年，美國的人口普查不再把農民的數量算在統計範圍內：這項人口統計已經「失去了資料上的意義」，只有不到2％的美國人居住在農場。但中國呢，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億人，還住在荒地這樣的鄉村。不過這個數字正在直線下降：2000年以來，中國有四分之一的鄉村已經悄然消失，有的是因為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有的則是為了滿足全國城市化的目標，重新劃分行政區域，將周邊的小村莊納入新的管轄範圍。荒地村離吉林市三十二公里，需要搭乘一個多小時的公車才能到達，不過最近還是被划進了該市的範圍，名字倒是沒變，居民則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檔案上是這樣。
我很清楚，在東北，能夠對中國的過去一探究竟。但沒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這個國家的未來。
到2011年，中國「解構」馬克思主義社會的年頭，遠超建設這樣一個社會的時間。荒地迎來一個前無古人的新經濟階段：成為一個企業城。
這裡最大的公司叫做東福米業，始於2000年，村裡的兩個合夥人和鄰居一樣，種了短粒黏粳米。這類米普遍用於製作壽司，中國人則用來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規的鄰居們不同，東福米業的創始人做了很多試驗，試種了不同的種子，種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機作物。
到第三次收成的時候，政府各部門開始在官方宴會上使用這種大荒地牌稻米。2007年，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視察了荒地村和東福米業的總部。一張他在檢視產品的巨幅照片掛在公司新開的溫泉度假村入口。每到週末，這裡就會迎來穩定的客流量。城裡人紛紛來此一日遊，沿著紅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溫泉度假村的門票是一百二十元，相當於當地農民兩週的收入。
一開始，公司宣佈，會以高於市場價的價格向大家購買大米，並僱他們來操作日本進口的拋光機和包裝機，我的鄰居們都很高興。公司獲益，相當於整個村子都獲益了。過去七年來，和東福米業簽署土地出讓合同的農民數量翻了番。公司為他們提供種子，並保證每家收成之後至少能付給他們一萬五千五百元。
這個數字是中國農民平均年收入的兩倍。東福米業幾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不過包括三舅在內的幾家人還沒被說動。
村裡正在形成新的天際線。紅旗路的一頭，起重機正在轟鳴，一棟棟五層樓房已經有了雛形。東福米業為農民提供公寓，交換他們原有的居住面積。到手之後就會把老房子剷平，變成耕地。同意搬遷的人寥寥無幾：放棄了老房子，也就沒有了院子，沒有了雞籠，沒法自給自足，還沒法用這個副業去補貼家用。這樣很多人會遠離土地，不符合中國人篤信的接地氣的傳統。老人們擔心要爬到三樓、四樓甚至五樓，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離開土地，彷彿是在打賭，賭簽了協議之後米價不會飛速上漲。東福米業所承諾的付款實際上是對未來的承諾。這個價錢今天看上去不錯，明年可就說不定了。糧食的價格和房地產一樣，一路飆高。
公寓樓工程的廣告部用雷射噴繪了一塊五顏六色的廣告牌，上面有一條名為奉士河的潺潺流水，這個封建時代的名字跟集體所有的農牧社群顯得有點格格不入。廣告牌的邊緣全是美麗的荷花和挺拔的柳樹，上面的公寓樓有自來水和集中供暖系統。在這幅未來的美好畫卷中，人們帶著妻兒老小，或坐在長凳上，或漫步涼棚下。女人們穿著好看的連衣裙或短裙，男人和小孩穿著t恤和牛仔褲。他們的外貌與言行看起來一點也不像荒地人。至少不像現在的村民。
炕上太暖和了，熱得我脫了好幾件衣服。圓桌下塑膠板條箱裡拿出來的幾瓶雪花啤酒一下肚，三舅的雙頰也變得緋紅。我有點怕跑到天寒地凍的門外去上茅房。
三舅先去了。我注意到鬥櫃上有一本書，《農民學法用法300問》。裡面收錄了三百個農民關心的法律問題，並做出了回答。比如，村委會能從私人擁有的農田上獲利嗎？（不能）；村委會必須將賬目公開給民眾嗎？（是的）；打老婆和孩子是家務事，跟村裡沒關係，是嗎？（不是）；農民有權向國家政府請願嗎？（有）。我覺得再讀下去應該能遇到「冬天是不是氣溫變化很大」這樣的問題。不過三舅回來了，說「這書也沒啥用，那些事兒我都知道」。
他開啟電視，剛好7點，《新聞聯播》開始了。我們肩並肩坐在炕上。一位主播正在詳細介紹政府控制通貨膨脹的各項措施。每週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一提起錢的問題，三舅就會問我在美國汽油什麼價。「豬肉呢，豬肉多少錢？一瓶玉米油多少錢？」接下來的半個小時，我們細數了大蒜和小蔥的價格，學校的學費，以及房租。真是啥都漲價了，這是三舅的結論。
「米價也漲了，」我說，「這對你來說是好事。」
「種子也漲了，燃料也漲了，水也漲了，電也漲了。只有稅降了，挺好笑的哈。」
2006年，中國政府做了一件前無古人的事，免除了所有的農業稅。
固定電話響了。三舅拿起聽筒。我聽到的話如下：
（電話鈴）啊！
啊？
啊啊啊啊。
啊。（掛電話）
在東北，「啊」這個詞能代表很多意思，你好，再見，知道了，我同意，再來點兒，麻煩你和這事兒一兩句話說不清。三舅的注意力又回到《新聞聯播》。他跟我說，有人要來和咱們一塊兒喝酒。三舅說的這個親戚的輩分我不太明白，他放慢了語速，就跟我在黑板上向中學生解釋複雜句子似的。
「他是——我弟弟——的兒子。明白了？就是你——丈母孃——的兒子。你——媳婦兒——的媽——的兒子。清楚了嗎？」
「啊。」
對了，我來東北，並且在這麼多村莊裡選了荒地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呢？答案就在這一問一答之中。我承認，一開始並不是因為什麼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生活方式，這些都是隨著時間的增長才讓我好奇的。最根本的原因要簡單得多：一個妹子。
普法戰爭後法國於1871年割讓給德國的領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塊土地歸還法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佔領，後又歸還法國。——譯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軍攻佔菲律賓、巴丹島後，強迫美戰俘徒步行軍至俘虜營集中，沿途死者頗眾。——譯者
賽珍珠的一部英文小說，以同情的筆觸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勤勞樸實的中國農民的形象，描繪了他們的家庭生活，寫出了「農民靈魂的幾個側面」。這一作品出版後，跨越了東西文化間的鴻溝，有力改變了當時不少西方讀者眼中中國那種「歷史悠久而又軟弱落後的神秘國度」印象。——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