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她第一次踏上舊金山國際機場的土地，心想：「做個外國人，就是這種感覺啊。」弗朗西斯小心翼翼地走在機場的航站樓中，有點不太清楚該往哪兒去。這事在中國特別簡單，跟著人流走就好。但現在她必須先過移民局，拿到行李，打個電話，找到她的轉接班機。這一切都得一個人做。一切都那麼安靜，那麼井井有條。她聽不見自己的腳步聲，機場裡竟然還鋪著地毯？她看著一排噴泉將水柱射入空中。真是太奢侈了。北京也可以修一個啊，她心想。
她遇到的人都很耐心親切。海關人員專門牽了條比較友善的狗來聞她。有一條紅色通道和一條綠色通道，她不知該走哪一條。這個二十一歲的女孩頭一次走出國門。長長的隊伍中，一名白人男子給她指了路，並建議她對任何問題都給出否定回答。
她把護照遞給工作人員。證件照是在北京的大學讀英語系時拍的，看上去像個剪了短髮的流浪女，面帶菜色，營養不良。工作人員仔細看了看眼前這位長髮披肩豐滿美麗的女人，含沙射影地說這護照不是她的，看照片像個男人。她心裡頓時慌了，好一陣子才明白對方是在開玩笑。「哈？」她不太確定地回應。對方笑了起來。她膽子大了些：「哈哈哈。」
「歡迎來到美國。」
順利過了關，一個七十多歲，穿著考究，滿頭銀髮的男人問她能不能耽誤一分鐘。他站在一個寫有「言論自由」和「第一修正案」等字樣的平臺上，他說弗朗西斯應該給「×××國際組織」捐點錢，她聽了半天也沒聽清楚到底是什麼組織。於是，按照在北京遇到乞丐時的做法，她從錢包裡掏出一張，交到老人手裡。
「十美元？您真大方。謝謝您，小姐。」
她僵住了。是不是給太多了？可不可以讓他找？
這話她說不出口，只是問哪裡能找到公用電話。他指了個方向，那邊有一排電話。
真奇怪，周圍竟然沒有走來走去的大媽過來計時收費。電話也不在一輛放滿了香菸和橙汁的手推車上，就那麼一排冷冰冰亮閃閃的公用電話。
她沒有零錢。在她旁邊打電話的男人注意到這個手足無措的女子。哎，太丟臉了，怎麼打電話都不知道。「您能幫幫我嗎？」她問道。
「你得把硬幣放進這裡面，然後撥號。」
她攤開手，裡面只有一卷紙幣。
「十塊二十塊的，太多了，」他說，「五美分就夠了。來，你用我的電話卡打吧。電話號碼多少？我幫你撥。」
我父親在明尼阿波利斯接起了電話。他很激動，要去那邊的機場接她。「我們要搖著鈴鐺等你來喲！」
「不，別搖鈴鐺，我會不好意思的。」弗朗西斯請求。
他以為這孩子明白自己是在開玩笑。「還要吹喇叭，很多喇叭！大家都吹著喇叭來歡迎你！」
「別，求你了，別這樣。」她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那邊陷入了不確定的沉默之中。「等等，您是在開玩笑，是嗎？」打完電話，她邊走邊想明白了一件事，一件我告訴她時她還不信的事。我說，在中國的每一天，我都覺得，「在這些人眼裡，我就是個白痴」。
她買了包煙想緩解一下緊張，剛用打火機點燃，深深吸了一口，一個保安就走了過來。
「我明白，我明白，我出去抽。謝謝您。」看來美國也不是什麼都自由的嘛。這裡的「自由」別有深意。
她登上前往明尼阿波利斯的轉機，發現一個男人佔了自己的位子。弗朗西斯又看了看登機牌。她專門挑了靠窗的位子，好鳥瞰一下美國。現在一個亞洲男人坐在這個座位上。
「對不起，您好像坐錯位子了。」
男人旁邊，中間的座位上坐著一個壯碩魁梧的白人，戴著墨鏡轉向她：「對不起，您不能坐這兒。」
她一時不知道怎麼回答。這是美國的文化嗎？美國的飛機和中國火車上的硬座一樣，先到先得？
「不是我沒禮貌，但我真的沒搞懂。」
「我是移民局的，」白人說，「我在遣送他。你坐這兒吧。」他指著靠過道的位子。弗朗西斯看了一眼那個亞洲男子，他的左手和白人的右手銬在一起。
她連忙坐下，心驚肉跳。以前可從沒這麼接近過罪犯啊。萬一他想逃跑怎麼辦？萬一他想把飛機炸了怎麼辦？！她腦子裡迅速掠過動作片《空軍一號》裡那些緊張刺激的鏡頭。不過，眼前這個亞洲男人一臉聽天由命的表情。移民局的人反倒顯得緊張。飛機起飛了，空姐推著飲料走了過來。弗朗西斯想要一罐啤酒。空姐問她多大了，接著飛快地說了些啤酒的牌子。挺多選擇的，但她一個也沒聽清。「就要你說的第一種吧。」
兩罐百威下肚，她又恢復了自信。她問身邊的白人喜不喜歡自己的工作。他說自己已經去過四十七個國家了。那去過中國嗎？
「哦，我去過北京很多次。你是那兒的？」
「我在那兒工作。但我是東北人。」
白人茫然地點點頭。
「你聽說過滿洲嗎？」
「我倒是看過《滿洲候選人》。」
弗朗西斯從沒聽說過這部電影。她看了一下手銬。「美國的警察怎麼對待罪犯？要是他們不招供，你們打不打他們？」
白人覺得這個問題很好笑。那個犯人則看著窗外。
到了明尼蘇達，我們到一家餐館吃飯，餐館的名字裡有熊貓二字。弗朗西斯說：「真倒胃口，這種動物最喜歡的就是在泥裡打滾，還會悶死自己的後代。」筷子包裝上的英文很蹩腳，她皺皺眉頭大聲讀了出來：「pleasetryyournicechinesefoodwithchopsticksthetraditionalandtypicalofchineseglorioushistoryandculture。」
開啟選單，她又皺起了眉頭。「蒜茸西蘭花要七美元？這是中國的五倍。不就是蔬菜嗎？大家這麼能花錢啊？」一餐吃畢，服務生拿賬單的同時，還送了一堆包著塑膠紙的籤語餅。這是一個日本人的發明，專供美國食客消遣，所以弗朗西斯還是頭一回見。餅乾吃起來像裹了糖衣的硬紙板，但比我們那道糖醋菜餚外裹的神秘的橙汁糖漿好吃多了。弗朗西斯掰開餅乾，取出裡面的中文「籤語」，覺得大都過分樂觀，而且美國味太濃。我們玩起了遊戲。我讀籤語，她改成地道的中文。
我讀道：「你是那種‘上下漂’的人。」
「中國人才不會這麼說呢，」她說，「中國人會說，‘你混得還行。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你現在的計劃就能成功了。」
「沒有計劃才是最好的計劃。」
「今年會帶給你很多好運。」
「盡善盡美，知足常樂。」
「你會踏上很多國家的土地。」
「父母在，不遠遊。」
「你天性不羈，自己會成就一番功名。」
「你是個女人，請恪守婦道，別白日做夢。」
一年前，1997年，我們倆在北京相遇，彼此都是一所國際學校的老師。這個學校位於首都的北部近郊，周圍環繞著蘋果園，兩側是西山的群峰。我給十幾歲的孩子教英語。弗朗西斯則在幼兒園教語文。第一次和她見面，我只覺得茫然。過去兩年來，我在中國西南農村地區做「和平隊」的志願者，在相關的培訓和定期的會議中，負責人都會禁止我們做三件事，從主到次分別為：
（1）參與政治
（2）騎摩托車
（3）和東道主國家人員（通俗點講就是本地人）約會
我是1995年來到中國的，是「和平隊」有史以來的第二批中國志願者。本來，我說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語，是想被派去拉丁美洲的。結果和平隊接連給了我幾個選擇，海參崴、土庫曼、馬拉維、吉里巴斯和斯里蘭卡。離我理想中的拉丁美洲國家越來越遠。我拒絕了蒙古之後，負責人劈頭蓋臉地指責我，「這不是你隨心所欲的地中海俱樂部，這是和平隊」。他最後給了我一個國家，告訴我要麼去，要麼就滾出和平隊。這個目的地就是中國。那個時候我連筷子都不會用，中文更是不懂隻言片語。
六個星期後，我身在四川師範大學的教室裡。和平隊的培訓師警告我們這些新人，第一批派到中國的志願者中，有一個人跟他派駐大學的中國學生結婚了。這個故事很快引起我們各種遐想，彷彿親身見證過那個荒唐的時刻。我把那個志願者想成加里·格蘭特的樣子，喝了口酒，又大驚失色地噴了出來，大吼：「結婚？！什麼，在哪個辦公室裡結的？我還以為她在幫我買火車票呢！」
不過和平隊發誓說此事千真萬確。大學開除了那個學生，志願者也被和平隊掃地出門。還有更多「聳人聽聞」的傳聞：中國警察把未婚的中國/外國夫婦從旅店的床上拖起來；頗有心機的女人勾搭老外就為拿到綠卡。這些故事都來自我培訓時期的室友，他是個海岸警衛隊的退伍老兵，脾氣不太好，花白的平頭，紅紅的圓鼻頭，肚臍眼上文了身，寫著「此處加油」。
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我們很好地詮釋了「和平」和「部隊」。那時的我二十三歲，剛拿到英語教師資格證，迫不及待地想要做「各國文化的橋樑」，求知若渴地學習中文。他呢，五十多歲，隨身攜帶一本《朝鮮戰爭生存手冊》，關鍵的段落還有下劃線。比如「保持幽默感。美利堅是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民族。而中國共產黨這一類講究經驗和方法的人群一旦不能預知我們下一步的行動，就會變得焦慮，陣腳大亂。」
我把這位室友稱為「隊長」。他隨時隨地都留意著男志願者們本地化的跡象。在隊長眼裡，我和一名中國女學生打籃球是不明智的，可能會染上「黃熱病」。就在當年晚些時候，隊長被和平隊開除了。我以為原因是某堂課的開頭。他拿著粉筆，在黑板的一頭寫下卡爾·馬克思，另一頭寫下亞當·斯密。「這人的東西很有用，」他指著斯密的名字鄭重其事地宣稱，接著又指向馬克思，「這人的東西呢，全是狗屎。」但我想錯了，原因是他和一名「東道主國家人員」談了戀愛。是誰說來著，美利堅是世界上最出人意料的民族。
因此，1997年，我結束和平隊的工作，來到北京，腦子裡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想法：不跟中國人戀愛，不跟中國人約會。不過這條準則沒經歷過現實的檢驗。我的母親曾經不止一次向我傳達從外婆那兒傳下來的警告：別用吸塵器去清潔它的電源線；別在溼著腳的時候用吹風機；你要是做了可能也不會觸電，但幹嗎要冒這個險呢？我在四川偏遠地區那個孤零零的校園裡認識了一些學生，他們都成了我的中國家人。我希望在北京，也能建立起這種手足一般的情誼。
我在和平隊寄來的新聞郵件裡看到那所國際學校的招聘啟事，就申請了一下。當時我沒法上網，連手機也沒有，後和平隊時期的生活，就靠郵件保持和外界的聯絡。我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時間，在一臺手動打字機上弄了一份沒有錯誤的簡歷。接著和一個農民以及他的牛同乘一艘小船過了河，又在郵局裡耗了整整一下午。給郵票刷上魚皮膠，認真貼好；拿一支漏水的鋼筆一筆一畫地寫下北京那所學校的中文地址。有兩個郵筒，一個寫著本地，一個寫著令人有些蠢蠢欲動的外地二字，我把信封投了進去。
起薪是一萬五千美元一年，我之前在和平隊的年薪是一千兩百美元。這簡直有點天上掉餡餅的感覺。當然我每天必須從六年級教到十一年級，不過這絲毫不能影響我的興奮和愉悅。我要在中國待下去，繼續努力學習中文。來到國際學校的第一天，我就遇到了弗朗西斯。暑假的時候她出去徒步了，曬得皮膚黝黑。開員工大會的時候她遲到了，輕輕說了聲「不好意思」，聲音像音樂一樣動聽，還謙遜地笑了笑。
她的中文名字叫丹，她討厭這個名字；我也討厭老師硬塞給我的中文名字，梅英東。「聽起來像個女孩兒，」她說。一般人聽到我的名字都是這種反應，我總覺得挺對不起那個不知身在何處的女孩兒。「我更喜歡我的英文名字，弗朗西斯，」她說，「或者叫我的外號，瓜子。」嗯，向日葵的種子，挺像她長長瘦瘦的臉龐。
我們開始約會。兩人都比較謹慎，比如放學後送學生們回家，騎車去五道口淘便宜的光碟和卡帶，或者在北京語言學院的室外運動場打籃球。第一次打籃球的時候，她動作比我還快，但我不得不告訴她，你不能一直拿著球跑，要運球。後來我們發展到一起吃飯，但還是很謹慎：先是在麥當勞喝奶昔，然後去韓國館子吃煎餅。終於，在北京秋日的一個夜晚，空氣清新得近乎完美，兩人選了個餐館露天的位子，圍坐在熱氣騰騰的黃銅鍋前，筷子夾起羊肉片、豆腐和芥菜之類的綠葉蔬菜，扔進鍋裡。接著拿起冰在桌旁桶裡的燕京啤酒，一口肉，一口菜，對瓶吹。那是1997年，「車元前」時代。北京胡同里的市井生活欣欣向榮，人行道上綠樹濃蔭，空氣還比較清新。來中國兩年多了，儘管餐館服務員還是叫我老外，我卻頭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覺，那種身在異國的情緒消失了。也許是因為在我眼中，弗朗西斯也不是個外國人吧。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東西，尤其是她的美。她的美是公認的。從人們身邊走過，那優美的曲線能贏得不少回頭率。而我眼中的她，除了美，還思維敏捷，聰明睿智，風趣幽默。我從沒遇到過她這樣的人，走遍全世界都沒遇過。她一再堅持，我倆aa了那頓飯。接著互道晚安。
回到家時，我覺得這個公寓前所未有地空曠。
弗朗西斯對室友說她交了個新朋友。
我們兩個都沒有睡著。
我二十五，她二十。我最終還是想回美國去讀研究生。她對離開中國的想法不感冒。我們知道這段感情可能會有怎樣的結束。但一切沒有想的那麼糟糕。冬日的夜晚，我們在清華大學的池塘上滑冰；春天的週末，我們去萬里長城遠足。和平隊的朋友發來請帖，邀請我夏天去威斯康星州參加婚禮。我請弗朗西斯同去。
「我得回老家申請護照，」她說，「我的美國第一行就獻給你了，你必須把你的東北第一次獻給我。我想讓你見見我的父母。」
我們坐了一夜的火車，弗朗西斯的雙親早早就等在站臺上。這個東北小城市（中國標準的小城市）叫做遼源，有一百萬人口。這兩個人就是我對東北的第一印象，我立刻就喜歡上了他們。弗朗西斯跟他們打招呼：「媽！爸！」然後爽朗地笑起來。沒有擁抱，沒有親吻。他們在公共場合幹不出這種事。她的父親身材高大，滿臉皺紋，以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醫。他真誠地直視著我的眼睛，和很多中國人見陌生人的方式不一樣。她媽媽是個身材矮小圓乎乎的老太太，渾身上下寫滿了歡迎。她遞給我一大袋榛子。「你餓了吧！這是咱們市的特產！」她滿臉的笑容一刻也沒消退過。
「是啊，我很餓。」我撒了個謊，往嘴裡放了幾顆。「很好吃！」
「哦，你愛吃啊？我再給你買一袋去！在這兒等著！」
她剛要衝出去，弗朗西斯及時挽住了她的胳膊，說這一袋就夠我吃一個月了。四個人離開火車站。父母和女兒聊著瑣碎的事情，並沒有對我特別關注。這感覺真是棒極了。他們沒有誇我中文說得很好；沒有問我會不會用筷子，掙多少錢。他們沒有叫我梅英東，而是叫我麥爾，雖然諧音很像封建時代的「賣兒」，我還是比較喜歡這個名字。她爸爸也覺得這名字比較合適。我在離家數千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個新家。「‘賣兒’！快叫爸。」他拍拍我的肩膀，聲音洪亮。爸爸。
和很多中國家庭一樣，炒菜做飯是爸爸的事。他喜歡每天去逛菜場，繪聲繪色地描述那裡一幕幕真實而精彩的戲劇。我跟在他身邊，看他拿起某種瓜聞一聞，指著豬肉戳一戳，然後激烈地討價還價。「這裡買菜，一分一釐都要講，」他說。遼源位於河灣處，四周有連綿的山丘，看上去卻有些陰冷灰暗。最高的建築是一座冷卻水塔和林立的煙囪，周圍則是鋼筋混凝土的樓房，外牆的牆漆有些脫落。坑坑窪窪的街邊上，從虧損破產的國有企業下崗的工人們四處蹲著，叫賣西瓜籽和花生。
一個世紀前，中國正在經歷最後一個王朝。遼源（遼河的源頭）是皇家獵場「盛京圍場」的一部分，四周圍著柳編籬笆。這些富有浪漫色彩的名字早已被遺忘在歷史的煙雲中。從1931年日本佔領東北開始，遼源成為該地區第二大煤炭生產城市。市裡現存唯一的旅遊「景點」也來自那個時期：遼源礦工墓。那是個萬人坑，開闊的巨大土坑裡，全是挖出來的屍骨。煤應該早就挖完了，礦場也都關閉了。展覽館的出口處有塊宣傳板，上面有一句響亮的承諾：遼源明天會更好！這也不完全是空話：該城正在往燈具製造業轉型，並很有希望成為中國領先的襪業生產城市，還是蘋果mac電腦鋁合金框架的生產商之一。不過，1998年的遼源，看上去黯淡無光，死氣沉沉。怪不得弗朗西斯早早從高中畢了業，跑到北京學英語，然後接受了國際學校的工作。
晚飯的時候，她回憶了無比折騰的一天。跑了好幾個辦事處，填寫各種表格，影印各種證件。餐桌上有她媽媽、她奶奶、她兩個表妹和剛剛來的一個舅舅，一個阿姨。「他真的是我舅舅，」弗朗西斯對我耳語，「她跟我不是親戚，只是我中學的英語老師，想來見見你。」所以，我在這裡感受到的文化衝擊不是因為這個國家，而是這一大家子人。我的父母各自經歷了幾次婚姻（兩個人離婚很早），這麼多親戚坐在一起吃飯，簡直比桌上的開胃冷盤炸蟬蛹還要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