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在這兒的時候是最高興的了。後來除了通過司法考試那次，從來也沒那麼高興過。」弗朗西斯坐在三舅家的炕上說。「我們當時一無所有。但從沒意識到這個事實，所以也不在乎。我們是一家人。」
她這次北上是要幫我在荒地村租個房子。三舅在炕底下的火盆裡塞滿了當年秋收剩下的幹稻草。我們把裹在身上的冬衣一件件脫下來，跟剝皮似的。全村這些平房都靠燒稻草取暖，一個個高高的草堆比房子還高。
弗朗西斯興奮地嘮嗑。我眼前浮現出小時候的她，穿著一件手織的白裙子，滿院子跑著趕雞。「好啊，小雞們！」她大喊著，大笑著。「好啊，小豬們！」在她小小的意識裡，荒地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這個院子，這個家，就是她的世界。
弗朗西斯回憶起更遙遠的前塵往事，覺得自己來到這裡是個意外。這裡不是指的她從小長大的，地面用土填平，牆上用泥糊著，房頂上堆著稻草的三舅家，而是說這個世界，她的降生。1962年的一天，弗朗西斯的母親在這間房裡醒來。通過考試，她被東北地區最好的師範學院錄取，但報到註冊的那天，卻被自己的媽媽鎖在房間裡。媽媽言之鑿鑿，女孩子去當老師太難了。那時候政府已經喊了整整十年的口號，號召人民擯棄保守傳統的思想。回憶這段的時候弗朗西斯的媽媽也坐在炕上，說自己沒啥可惜的。她們那一代正經歷新舊中國的交替，和大多數同輩的婦女一樣，這位母親渾身上下彷彿寫滿了自制和忍耐。很快她在荒地村外找到一份工作，成了一名郵局職員。
弗朗西斯的父親來自遙遠的西南省份四川，家鄉是長江上一個整日雲山霧罩的小港口城市，宜賓。十六歲時，他參加瞭解放軍，被訓練成一名「赤腳醫生」，也就是那些深入中國鄉村地區進行基礎衛生服務和接種疫苗的醫務人員。部隊把他派往東北。那時他想，那裡是北大荒啊，心裡的失望只能努力掩藏起來。然而，到了目的地之後，這片美麗的土地著實讓他驚豔：連綿的丘陵之間遍佈小小的平原，無盡的綠林連線著廣袤的山野。但對於這裡的寒冷，他始終水土不服，直到現在也沒有習慣。大半輩子了，他一直覺得這是他的天敵。日本人可怕嗎？蘇聯人可怕嗎？他們都被人民的軍隊趕走啦。寒冷卻每年捲土重來。部隊沒有把他派往離家近一點的南方。
媽媽郵局的同事說自己認識一個當兵的，沒有物件。她發誓說從沒見過長這麼精神的小夥子。於是安排了一次相親。看到爸爸的第一眼，媽媽就想，還真沒見過長這麼精神的男人呢。稜角分明的瘦臉盤，濃密的黑頭髮，臉上永遠掛著憨厚的笑，看上去特善良，特開心，一點也不尖酸刻薄，咄咄逼人。不過，也許其他地方的男人就長這樣，她又沒去過。
他們的約會內容，就是圍著郵局一小圈一小圈地散步，聊天。他們發現兩人都在十一歲那年沒了父親。這似乎說明了兩人的緣分。
爸爸的派遣令下來了，結果被送往一個更荒涼的地方：內蒙古草原。兩人開始鴻雁傳書。他每年有一次休假機會。於是寫信問，假期能不能去看她。她回信說，「我不反對」。
老兩口的結婚時間越長，關於兩人如何相識相戀的故事就越簡短。我丈母孃總是說到這兒就乾脆收尾，「然後呢我倆就結婚了」。
兩個年輕人墜入愛河時往來的那些書信已經不見蹤影。不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紅衛兵抄家給抄走了。他們家沒有經歷過這種中國故事。爸爸是貧農出身的解放軍，對黨忠心耿耿，在那個動盪年代裡基本平安無事。那些用鋼筆蘸著墨水匆忙寫在薄薄的紙上，貼著「工業新中國火車拖拉機」主題郵票的信，就是……丟了而已。為此感到遺憾的，只有兒女們，爸媽簡單地告訴他們：找得回來的就是過去；找不回來的，就當沒做過罷了。
不過，結婚的早幾年他們生兒育女，從孩子們的名字，也能對那些日子父母的經歷略知一二。長子名為晉，是山西省的簡稱。因為他出生時爸爸就在那兒當兵。長女名為海波，是北方沿海省份山東的一個小港口。次子叫哲，內蒙古草原上的一個小城鎮。所有孩子都是在爸爸年假後的九個月呱呱墜地的。出生時爸爸都不在場，不過他說，母雞下蛋，公雞又不看。
之後部隊分配給他一個崗位，在吉林的省會長春。那時候農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異比今天更明顯。有了城市戶口，就意味著能住上更好的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便捷的交通，甚至能吃得更好。年輕的夫婦明白，應該抓緊這個機會離開農村。長春是個大城市，東北鐵路重鎮，中國汽車和電影工業的重要根據地，還有好幾個大學，包括媽媽沒能去上的那所。
不過問題來了：政府認為，農村家庭最好還是待在農村，因此媽媽的戶口轉不到長春去。她再次被剝奪了去那裡生活的權利。軍隊裡的一個人建議他倆，可以退而求其次，搬到荒地村西南邊兩百二十五公里的一個二線城市遼源。兩人都沒去過，不過好歹是個城市。於是舉家搬到那裡，住進了樓房，用上了暖氣和自來水。他倆的父母可從沒享受過這種現代化的設施。
媽媽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工廠做廣播員，為大家宣讀新聞和通知，從某種意義上也算是實現了教師夢。爸爸進入公共醫療系統。1976年，在多年響應「多生孩子」的號召後，城市居民迎來了新政策：計劃生育。政策要求每對夫婦最多生養兩個孩子。自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中國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九億。
上次生孩子已經是八年前了，媽媽突然宣佈：我又懷上了。
但這次沒法生，新政策不允許，在體制內工作的爸爸更不能違反規定。1976年7月，他們準備去把孩子打掉。
就在那個月，里氏7.8級的唐山大地震重創中國北方，約二十五萬人不幸喪生。華北大地的城裡人為了躲餘震，都從樓房裡搬了出來，住在臨時搭建的帳篷中。等一切重新就緒，媽媽回到家，已經來不及人工流產了。她暗暗鬆了口氣。
孩子是要生的，但說好了抱給別人養。媽媽仔細地從申請收養的人裡篩選，最後選了一名不能生育的年輕女人。然而，孩子降生了，不哭不鬧卻乖覺可喜，活潑愛動，又怎麼捨得把親骨肉拱手讓人？她給孩子取名丹，說一輩子也不離開她。爸爸叫女兒小多餘。他們決定把孩子交給外公外婆，讓她回荒地村。反正進城之前，其他孩子也是在那兒上的學。
在中國家庭裡，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可不是重要節假日才去探望和問候的生活點綴。外公外婆欣然答應撫養小孫女，那真是責無旁貸。但他們不叫她小多餘，而是小公主。
每個夏日的早晨，小公主都會趴在外公背上到田裡去玩。全村的人都叫她小公主，都喜歡逗她，把她寵上了天。她是荒地村唯一的奶娃兒，其他農民的孩子最小都到了讀書寫字的年紀。他們和外婆一樣，給她織毛衣，做她最愛吃的菜，還給她講故事。有時是坐在水曲柳的濃蔭下，有時是在炕上。家裡有幾本圖畫書，教小孩子辨別水果、蔬菜和動物。但她根本不用從書上學，這些東西她每天都能看見。村裡沒電視，沒人買得起。也沒有鏡子。人人都跟小公主說，她很漂亮，特別漂亮。所以她相信自己是真的漂亮。外公經常把她放在豬圈旁的草垛裡。她爬到圍欄上，跟豬兒們說話，得到哼哼的回應。它們也說她是個小公主，她說，你們是豬哦。這是大大的讚揚。
春天，外婆一邊種稻子，一邊教她唱兒歌。輕快的調子讓小公主跟著唱起來。外婆的歌聲可溫柔了：「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來這裡。我問燕子你為啥來？」
「這裡的春天最美麗。」這是小燕子的回答。啊，這個小小的世界多麼美麗，多麼和諧。
「我一點兒也不想走，」弗朗西斯在三舅屋子裡說，「但我沒得選。我們家在遼源，也得去那兒上學。現在去那兒，開車兩個小時就到了。但當時得坐汽車再轉火車，要整整一天呢。」
城裡也唱歌。她在學校裡學的第一首歌是《社會主義好》。大家聲音洪亮，齊聲高喊，情不自禁地點著頭，這首歌強烈的節奏令人無法抗拒。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
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社會主義好！
小公主在荒地村的時候，曾經從一棵楊樹上摔下來，斷了胳膊。最近的醫生也在三十二公里以外的吉林市了。外婆把她抱上騾車，顛簸了整整一夜。胳膊沒能跟原裝一樣，有點彎，但不怎麼看得出來。不過弗朗西斯的檔案裡提到了這一點。城裡的老師皺著眉頭記了一筆。這個缺陷倒讓她如願以償，免於參加學校的韻律操隊和歌舞團。她不用跟著尖利刺耳的旋律轉動紅手帕，也不用舞著綢子扭秧歌。她連看這些表演都沒興趣。她知道，插秧的時候誰會像那樣扭來扭去。看那些跳舞的，臉上的笑也太假了。寒風中深深彎下腰，冰冷的田水沒過腳踝，是非常辛苦的勞作。
中學裡，她經常在「建設社會主義」這門課上打瞌睡，不過有老師誇她聰明。她的語文和英語是很棒的。1990年代的英語課本要求學生背誦如下對話：
a：whereistheredlobsterrestaurantlocated？（「紅龍蝦」餐廳位於何處？）
b：mayisuggestourspecialty：lambchopsgarnishedwithspringpeasandmashedpotatoes？（建議您嘗試我們的特色菜：羊排配青豆和土豆泥。）
a：lobsterwithmayonnaisesoundsinviting.（龍蝦配蛋黃醬聽上去不錯。）
b：permitmetopouryouaglassofchampagne.it'sonthehouse.（請允許我給您倒一杯香檳。免費贈送的。）
語文課本收錄的古典小說中，女性角色都散發著美的光輝。她們身輕如燕，冰肌玉骨，沉魚落雁，閉月羞花。然而，弗朗西斯是在農場長大的。她的皮膚和辛苦勞作的農民們一樣，黑黑的，沒有城裡人那麼白。她個子高，髮色淺，髮質脆，像小時候和小豬們一起躺過的稻草。她不太明白，為什麼中國女人美的標準變成了像外國人。她笑會露齒，大笑就更豪放，像個小子，拒絕用手捂嘴。她也不願意「像個女孩子」那樣好好站著，雙手老老實實放在兩側。照片裡那個女孩，兩手叉在屁股上，雙肘形成尖銳的角度，看起來像只風箏，想要遠走高飛。
「那會兒我一個女孩子，可討厭鏡子了。」弗朗西斯回憶。「城裡到處都是鏡子。家裡有，百貨商店裡有，每個學校進門的地方都有。」她想念鄉下，在那裡，她唯一的「鏡子」，是外婆笑意盈盈的慈祥雙眼。
就算到現在，弗朗西斯也是全村的寶貝兒。為了幫我租房子，她在1月的一個早晨到達。來的那輛公交車上，乘客們撥出的氣全在車窗上結成了霜，像籠罩著一層薄紗。弗朗西斯裹得嚴嚴實實，戴了帽子，圍了圍巾。結果一個上了年紀的乘客看了她兩眼，高興地喊出了她的名字。她二十年沒回來了，而荒地村道路上，童年的一幕幕再次重演。沒有擁抱，但大家都圍上來熱情攀談，彷彿她不過是進城辦了點事。六十六歲的三舅幾乎是滑著出門的，嘴裡喊著她的名字。
屋裡有一桌熱氣騰騰的飯菜和一群等著嘮嗑的親戚。弗朗西斯盤腿上炕，和他們嗑著瓜子，談起外婆的過去。大家大聲啜飲茉莉花茶，屋裡不時響起東北方言裡的語氣詞，比如「哎呀我的媽呀」和「嗯呃」。七大姑八大姨警告說，她必須馬上懷孕。混血兒都漂亮，她們說。不過一定得多吃蘋果，一個女的提醒她，不然孩子的皮膚可能會太黃。
弗朗西斯轉轉眼珠，向我傳遞了一個心照不宣的微笑。她的黑莓手機一直在響，報告她手上一個融資收購案的最新進展，涉及金額達三億美元。但她一直把手機揣在兜裡。在中國，律師不是什麼很有影響力的職業，所以沒人問起她的工作。一大家子在炕上把弗朗西斯團團圍住，不約而同地催她生孩子。三舅和我在旁邊房間看晚間新聞，女人們的笑鬧聲一陣陣傳來，「哎呀我的媽呀」不絕於耳。
連素不相識的陌生人都會問起我倆的關係。十三年了，很多問題我們都耳熟能詳，甚至能洞悉一個人的想法，彷彿看著這些問題在他腦海裡漸漸形成，就像那種泡泡形的圖框裡畫出來的漫畫。比如，跟外國人結婚？哪個國家的？拿美國護照，不錯啊！不過中國就找不到男人了？嗯，生孩子是挺好看的。混血兒都好看，而且聰明。又漂亮又聰明。不過孩子還是長得像你比較好。
這些問題都算好的，特別是跟西方男人主動跟我聊起的問題相比。一般都是這樣開頭，「你懂的」。我不懂。我也不想懂。我倆從沒在公共場合大吵大鬧，也沒穿過情侶衫，她家的親戚沒讓我買過電器，沒發生過1990年傑拉爾·德帕迪約主演電影《綠卡》裡的情節。我總是回答：「我倆不是那樣的，哥們兒。該吃吃該喝喝吧你。」
而跟這群家人就不太一樣。他們當然都是好意，但問題之多，讓人吃不消。他們會問弗朗西斯做城裡人是啥感覺。問美國教育如何改變了她的思想。問我們在哪裡養孩子（對了，我倆這時候應該馬上去生孩子，待在這兒閒聊簡直罪不可赦）。我們為什麼不搬回來？讓全村一起養！什麼，必須回香港繼續忙事業，這是啥意思？為什麼不像大家一樣，趕緊當媽？你怎麼解釋都沒用，他們對你在村外的世界一無所知。
天黑後，大家陸續告別，忙亂得發昏的弗朗西斯告訴我：「回了家，你就又變成一個孩子了，真神奇。我討厭這樣。但是很甜蜜。」現在的中國人一切都向前看，不顧一切往前衝，她說：「能回來看看你的根，一切都還沒變，挺好。」
第二天一早，我們冒著寒風，步行去看荒地村唯一的空房。2月，農曆新年和節氣立春不期而遇，但感覺上，春天還遙不可及。
不過我覺得，風景還是很美的。
「真正住在鄉下，可就看不到這些了。」弗朗西斯說。「你眼裡只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自己的家，自己的村。看著這些，你絕對不會想，‘啊，真美’。」
她打量了一陣東福米業的廣告牌和指向溫泉度假區的標示。「大家費老勁兒跑這兒來泡水？」她問三舅，三舅淡淡啊了一聲。「我小時候，」弗朗西斯說，「我們特別討厭在水邊走：田裡全是魚啊，青蛙啊，螞蟥啥的。」只有偶爾造訪的人，才會覺得鄉村多麼浪漫。
在中國農業銀行荒地分行的頂樓，能看到將近五百米的紅旗路被冰雪覆蓋，路兩旁有很多商店：種子店、餃子店、火鍋店、澡堂、診所、藥店、壽衣店，派出所和村政府辦公室。還有些特別勇敢的小販，裹著軍大衣，賣著一盒盒山楂糖雪球、柿餅和手臂長短的凍硬了的刀魚，一般都是當天早上從松花江撈上來的。鐵道附近有個小化肥廠，一間政府出資的糧倉和一塊生鏽的廣告牌，上面推銷著苦瓜啤酒。還有一個紅磚房，頂上一幅畫，主角是個渾身彷彿散發著聖光的農民，戴著草帽，耕耘在「幸福的土地」上。
在我眼裡，這一切都很迷人，是中國城市生活的擁擠、汙染和喧囂之外的片刻喘息。生活必需品近在咫尺；農業銀行的atm機甚至能接受美國的簽帳金融卡，直接按匯率吐出人民幣。
弗朗西斯說：「我們現在看這一切是挺迷人的。但住在這兒的人覺得這裡和城市天差地別。你永遠想要走出去，離開這裡，把家人也帶走，去城裡過好日子。」
我本來以為村裡是逐漸人去樓空，蕭條荒涼的狀態，結果荒地村相對來說還挺繁榮的。「有些人不種稻子，或者把地交給東福米業，但還是住這兒，反正不要錢，然後每天去吉林上班。」三舅說。「有的人已經同意搬到那個公司的新樓房，他們原來的房子很快就要拆了。」
弗朗西斯和我如果要在這兒買房子，是不合法的。只有農村戶口的居民才可以。這一法規令農村地區免於房地產炒作，但也把農民們綁在了村子裡，因為他們的房子賣不掉，所以也沒法搬走。不過，最近出臺了新規定，農民可以出租房子，甚至土地。
一天早上，我獨自走在紅旗路上，一輛豐田陸地巡洋艦開了過來。司機是個從沒見過的陌生人，他說：「嘿，老師，聽說你在找房子。」
他是村長。沒想到荒地村的領導不是穿著中山裝的乾癟老頭，而是個瘦高個的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穿著卡其褲和一件鼓鼓的「北面」夾克。他沿著田野間新開闢出來的一條土路，開往一些水泥平房的集中區。從遠處看，那些房子像矮矮的碉堡似的。
「你可以租個這個。」他邊說邊開啟一間車庫的門。「東福米業把這個修得很現代。把老房子讓出來的農民就能住進來。不過沒多少人答應。現在公司修的就是樓房了。」
「這些房子挺新的，會被拆嗎？」
「可能吧。」他說。這話在這兒相當於「當然了」。
他的聲音在這個混凝土組成的空殼中迴盪。與其說這是個住所，不如說是野獸派的雕塑。就連屋裡的炕也不是傳統的紅磚，而是混凝土澆築的，沒有上漆。地面、牆面和天花板都是鉛灰色，看上去沒有完工。
「還得鋪地板，再來點兒裝修什麼的。」村長說。「還要搬點傢俱過來，估計窗玻璃也得換。廁所需要修一修，不過是室內廁所，可以沖水的。你再安個熱水器，就能洗澡啦。廚房裡來兩個煤氣罐，弄個灶。這些燈也是壞的，你得修。啊，對了，」他邊說邊扯了扯身邊一扇門，門框已經鬆動了，「這個也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