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之外，房子挺「完美的」。
我又不知不覺陷入了在中國處理得最糟糕的局面：要拒絕一個建議，又不能讓提建議的人丟臉。要是那人是個領導，拒絕的風險就更高。我不想給家人和自己找麻煩。在鄉下，說話要字斟句酌，否則要是有人記了你的仇，怨氣可是越來越重的。我心裡一慌，跟村長說了大實話：
「我想租個普通的平房，和那些農民住的一樣。還有這個房子太破了，好多地方得修。我不想花錢修別人的房子。而且這個還可能要拆呢。」
「有道理。」村長說。
接著我做了更蠢的事，問他這是誰的房子。
三舅說我「腦袋讓門擠了」。「帶你去，不就是去他的房子嗎。」三舅說。「他這人精明著吶，生意做得好著吶。他在東福米業有關係。跟辦那個公司的一個人的妹妹結了婚。他妹妹在小學教英語。」我心裡暗暗提醒自己，要去一趟這位老師的班，幫她上堂課，好跟村長緩和下關係。
三舅聽說村裡還有空房，在派出所後面。他沒敲門，直接拉開高高的錫板門，走進一個院子，數百隻蠟燭燭光閃爍，環繞著十幾座佛陀金像。
「屋主的丈夫拋棄她走了，所以她做了尼姑。」三舅解釋。「她馬上要去一個廟裡了。她說歡迎你住在這兒，但是蠟燭不能滅。也因為這個，房租很低的。」如果我願意做點燭童子，尼姑收的房租相當於每月二十美元。在吉林市，一套面積只有一半的公寓，房租是這個的十倍。
「但是你要到處跑的……」弗朗西斯提醒我。
「就算蠟燭滅了，誰知道呢？」
「人人都知道，」三舅說。村裡哪怕芝麻大點事也是人盡皆知。「一傳十，十傳百」這種最初的社交網路，是無線的，甚至和現在的網際網路一樣，片刻間走遍千里。
1947年一本名為《鄉土中國》的書中，一位著名的中國社會學家回憶他在農田裡長大，上學時被佈置寫日記的經歷。書裡寫到小時候的日記，第一篇寫自己「晨起，上課，遊戲，睡覺」。後面每篇都寫「同上」。就連一個小孩子都覺得鄉村生活枯燥無味，記日記甚至回憶，都是多餘。「秦亡漢興，沒有關係，鄉土社會中不怕忘，而且忘得舒服。……在都市中生活，一天到晚接觸著陌生面孔的人才需要在袋裡藏著本姓名錄、通訊簿。在鄉土社會中黏著相片的身份證，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個村子裡可以有一打以上的‘王大哥’，絕不會因之認錯了人。」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村裡的人們沒法自由外出尋找工作，再加上一個村莊在地理上相對的孤立狀態，鄰里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互幫互助相互依靠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自然地延展下，就形成對外來者的不信任。很多外國人來中國都會有這種感受，陌生人會對著他們大喊「老外」。那感覺，就像一個水球爆炸，涼水當頭澆下來。
在村子裡，就連中國人也會有這種感覺。走在街上，弗朗西斯發現來來往往的陌生人並未對我倆出現在荒地表現出好奇，他們的臉上只是寫滿了問號：我們認識這倆人嗎？於是就會出現通常的寒暄：誰家滴哈？等我們報出個他們很熟悉的姓，問話的人明顯鬆了口氣。姓一報，有了歸屬，我們就不是陌生人了。
我很想知道荒地這個村名是怎麼來的，還想知道村子的起源。街上的報刊亭裡賣很多雜誌，封面上有科比·布萊恩特，還有日本漫畫期刊。沒有一本關於當地歷史的書。這不算什麼怪事。就連吉林省那麼多大大小小的書店和新的市立圖書館裡找到的書，也只是簡單從意識形態的層面來複述封建時期的吉林，日佔時期的吉林和解放後的吉林。我特地將搜尋範圍擴大到同時期的東北地區，也沒什麼收穫。
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找不到相關史料還別有緣故。在獨生子女時代出生的一代又一代作家們，需要找個收入穩定的工作，好孝敬父母，供養子女。他們可不敢冒險，泡在一個地方，為了寫一本可能永遠無法出版的書而傾盡時間和精力。事實上，關於中國的農村，我讀到的最好的「回憶錄」，是一本厚厚的學術著作，作者以自己位於華中地區的故鄉為例，闡述了那裡經濟政策的變化。書裡，他寫道，從1980年代開始的多年來，很多中國農村都用他們的檔案作為燃料，生火做飯。在大家眼裡，這些資料微不足道，沒什麼儲存價值（這位作者目前在得克薩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
荒地村政府小小的辦事處就在紅旗路的主路口。一位慈眉善目的職員推了推眼鏡，認真地看著記錄。她告訴我，這一片的人口是一千四百五十九。「717女，742男。」她以不同年級將四百五十個孩子分開。他們分別在兩個小學和一箇中學就讀。我想看看這裡的地方誌，在北京，就算最小的片區也查得到這個，裡面有詳細的當地歷史和各種風俗民情。女職員告訴我荒地沒有。「你就瞅瞅外面兒那塊兒大石頭吧，」她提議，「上邊兒有訊息的。」
我在紅旗路邊蹲了下來，腰彎得不能再彎。那塊刻有荒地村的石板背面簡單地寫著：1956年，荒地建村。
我很喜歡這位美國老師。他是我見過的最高的人。我覺得他的鬍子太性感了。他的頭髮很酷。但我最喜歡的還是他的英文名字。梅英東聽起來一點也不像女生的名字。要是我先看到這個名字，肯定會知道這是個很酷的男人。我一定要對您說謝謝，關老師。謝謝您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能和美國人說話。
學生學昌
我跟弗朗西斯在skype上聊天，把這封信讀給已經回香港繼續工作的她聽。她哈哈大笑說：「要是在美國，這就是你有罪的呈堂證供啊。」
但我真的很無辜。一傳十，十傳百，說一個英語為母語的美國老師來了，不久我就收到一條簡訊，是個姓關的老師發來的，邀請我定期去荒地十二中上外教課。在北京的時候，我就在衚衕裡的一所小學做志願教員，通過這種方式能夠非常自然地融入鄰里生活。在小地方，你的工作就是你的身份，代表你在社群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對我來說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三舅卻覺得只有冤大頭才免費工作。這想法和我做和平隊志願者時得到的很多反饋如出一轍。很多中國人都不理解，美國是個多麼奇怪的國家啊，把年輕人送到國外，和陌生人一起工作；為什麼不老老實實待在美國養家餬口呢？
我來到學校門口。面前橫著一道電子摺疊門。之前在中國某個地方發生了針對學生的持刀襲擊，於是全國的學校就統一安裝了這道安全防禦措施。四十二歲的荒地人關老師來到校門口，對保安證明了我的身份。保安坐在暖烘烘的門房裡給我開了門，說：「我知道你是誰家的，聽說你最近到處轉。」
關老師領著我來到一間教室，裡面坐滿了十三歲左右的中學生，還來了很多老師。講臺上的課本翻到當天的課文，「makinganintroduction」（介紹）。
lucy：hi，whoareyou？（你是誰？）
robot：hi，i'marobot.gladtomeetyou.（嗨，我是一個機器人。很高興見到你。）
lucy：gladtomeetyou，too.let'sbefriends.（我也很高興見到你。我們做朋友吧。）
robot：allright.（好啊。）
lucy：icansing.canyou？（我會唱歌，你會嗎？）
robot：yes，ican.it'seasy.icanseeyou.andicanwork，too.（是的，我會。很簡單。我能看到你。我也能工作。）
lucy：that'sfine.（很好。）
相比之下，背那篇詢問紅龍蝦餐廳在哪裡的課文好像更有用。我模仿機器人的聲音，結果沒一個人笑，大家臉上反而露出困惑的表情。美國人就是這麼說英語的嗎？真希望學的是另一篇課文，或者至少我的機器人聲音能裝得好聽點兒。我把孩子們分成幾個討論小組。這篇簡單的課文中有個「不詳」的預兆：電腦文明將要控制人類。孩子們能想象某一天機器人和他們一起唱歌，一起工作嗎？能。我拋開課本，繼續發問：「要是機器人變成壞人了呢？你們怎麼辦？」
於是討論轉向了分析電影《變形金剛》中擎天柱這個角色，接著大家央求我早點下課，男生好帶我去打籃球。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學校操場，相比之下籃球場竟顯得有點小。場上積雪覆蓋，踩上去很舒服，簡直有點溫布林頓球場的味道了。十四個孩子爭一個球，比賽很快變成跟英式橄欖球一樣扭打爭搶的混亂局面。孩子們迅速甩掉帽子和手套，脫掉大衣，滿場飛奔，一直到滿頭大汗，白氣直冒。場邊站著一群女孩子，穿著亮粉色的及膝羽絨服，挨挨擠擠地站著，分享mp3的耳機，熱情滿懷地高唱著ladygaga的歌。
弗朗西斯的媽媽、姐姐和兩個哥哥上的都是二十二中。他們曾經學習過的那棟窄窄的平房現在變成了食堂和乒乓球室。兩個地界中間隔著三米高的煤堆。學校裡燒煤取暖，教室裡熱烘烘的，老師們經常開窗散熱。白窗簾輕輕搖曳著，亮晃晃的陽光照耀在上面。
荒地村已經被納入吉林市的管轄範圍，所以學校有市裡派來的老師，每天坐公車單程要花上一個小時。他們也找不到房子租。學校還得到市裡的資金，可以用於擴建。中學的舊教學樓對面是一所小學新修的三層教學樓。樓裡的樣子跟我見到的中國學校大同小異：暗幽幽的綠色油漆塗到齊腰高，接著一直到屋頂都漆成豆腐白。
牆上的通知欄在發問：「什麼是現代教育？」大廳兩邊掛著十幅鑲了邊框的宣傳海報，都是《論語》中的經典語句。順著這些海報來到標有「黨支部」字樣的門廳。說起來，黨支部還曾禁過孔老二的「異端學說」。現在政府又把這些當作教化世人的金玉良言。
不過，和我過去十五年來在中國見過的任何學校都不同的是，牆上沒有政治性的標語。沒有「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沒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也沒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學習‘三個代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或者建設小康社會的「續集」：建設和諧社會。也許所謂的現代教育，就是不要用這些大剌剌的教條來嚇唬小孩兒。
二十二中的牆上，滿眼都是孔子的諄諄教誨：「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課間休息後，關老師進了一間教室，後面的黑板上用粉筆寫了滿滿一黑板「冬季多發病」。她上了網，熟門熟路地進入一個檔案共享網站，搜尋《博物館奇妙夜》。短短幾秒，主演本·斯蒂勒的大頭照就一行行出現在螢幕上，還有中央公園西大道和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照片。我甚至能聽到萬里之外古董火車開過81街車站發出尖利的汽笛聲。電影有字幕，程度比較好的學生忙不迭地記下有用的對話，「hangononesec」（等一下），「yeah，iguessso」（是啊，我猜是這樣）之類。而我呢，則在一邊抄寫「冬季多發病」上面的漢字，比如凍瘡和手足口病。
我打了個噴嚏，關老師勸我生吃大蒜，喝點可樂熬姜。上次我在中國吃壞了肚子，去看醫生，他用醫生特有的潦草字跡給我開藥：西瓜，百事可樂。結果收效顯著，至少也沒壞處。所以放學以後，我跟著關老師，到店裡買了大蒜和生薑。
我倆可謂一見如故。她很健談，說起話來連珠炮似的停不住嘴。在二十二中度過第一天之後，我瞭解到，我眼中看上去完全是個漢族女子的關老師，其實是滿族人。她這個姓還算常見。關老師是土生土長的荒地村人，大學是在東北沿海城市大連上的，英語專業。去上大學的時候，她以為自己已經永遠走出這個鄉村了，沒想到在大連過街時被卡車撞了。車禍導致了骨折，也導致了意志消沉。在醫院住了整整一年後，交往多年的男友和她分了手，學的英語也丟了大半。她無法開始自己所暢想的那種獨立生活。
回到荒地村感覺是人生的失敗，但母親生了病，她別無選擇。這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了。「這兒每個人我都認識，」關老師說，話裡沒有吹噓的語氣，反而滿含憂傷，「我的很多學生去了很好的大學，有的甚至還做了老師。」
「這說明您教得好，」我說。
「不，這說明我老了。」
她身材矮胖，長長的黑髮，髮尾染了點金黃色。鼻樑上一副大大的粉色眼鏡，慈眉善目，但也能立刻變臉，展現為人師的威嚴。買大蒜的時候她也沒忘帶上這副佯怒的面孔。「得了吧！」賣大蒜的女人一說價錢，她立刻大聲打斷。在東北話裡，這三個字的殺傷力不亞於「賤人，你算了吧」。
關老師很愛說英語。單詞一個個往外蹦，輕快頓挫的節奏彷彿鮑勃·迪倫的歌。聽了很久之後，我終於意識到，關老師是在用說普通話的方式說英語，也有陰、陽、上、去四聲。聽在耳朵裡彷彿唱歌似的，非常獨特。我一點兒也不想糾正她的語音語調。
關老師說：「但你是促進我口語的好機會啊。」
「我想租個房子。你知道哪兒能租到嗎？」
「這事兒我幫你，我誰都認識。」
「我就想知道誰有房子租。」
這算是開啟了她那屬於中國人的話匣子。「我爸爸在我們那個房子裡自殺的。他也是個老師，‘文革’的時候跳了井。所以我才回來這兒，照顧我媽。她一個人過不下去。不過她也去世了。」她頓了頓，可我還沒來得及問問題，或表達遺憾，關老師就指了指那邊，用英語說：「魚的價格還不賴。」她建議我給三舅買點回去：她不僅認識他，還知道他愛吃這種魚。「這條不錯，這條也行。」
接著她繼續跟賣大蒜的人討價還價，混合著語氣強烈的當地方言和標準的普通話：
「嘎哈呀？」（幹啥呀？）
「多少錢？」
「扯啥呀？」（你開玩笑的吧？）
「得了吧！」
賣大蒜的女人眼中閃過刀光劍影，如同運動員就要上場拼殺一場重要的比賽。兩個女人你一言我一語，言辭激烈。最後，大蒜的價格講下來一半。關老師讓我多買點。
在紅旗路的岔路口，她登上回吉林市的公交車，說了再見以後又加了句，「我知道個房子，你能租」。
車燈閃爍，漸行漸遠，我手裡提著一個橙色的塑膠購物袋，裝著可樂、生薑、大蒜和六條魚，每條都銀光閃閃，凍得僵硬，可以當大刀砍了。在學校待了一天，我瞭解了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教誨；學會了在雪地上打籃球；聆聽了ladygaga《撲克臉》的歌詞；知道了在一個低年級中學生眼裡我的鬍子有多「性感」；觀摩了《博物館奇妙夜》對學習英語的幫助；學會了凍瘡和治感冒等漢字的寫法；還和一位姓關的老師，從素不相識，到非常熟悉。
然而那天我出發去學校時所希望瞭解的，卻沒有人能告訴我，那就是荒地村的歷史。我獨自走在寒風中，經過那塊石碑，上面依舊寫著：1956年，荒地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