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說得清冬天到底什麼時候結束，也說不清東福米業對荒地的規劃是什麼。4月末的每天，都有陰冷的綿綿小雨。三舅說，今年是他有生之年遇過最晚的播種年。換了往年，5月前，稻種子早就撒完了。然而，現在犁耙碾過的稻田裡，仍然有冰稜。接著，一夜之間，雨停了，銀白消退，黑土地露出原貌。只有遠處的山丘上冒出一點綠意。
紅旗路上，我遇到個不認識我的工人，他問了常規問題，我回答說，我是美國人，身高一米八六，屬鼠。接著他自我介紹說來自土城子，來修剪道路兩旁的水曲柳。經歷了一個冬天的狂風呼嘯之後，這些行道樹的樹枝全都歪向一邊。這是個形單影隻的修剪工，陪伴他的只有一把鋸子和一架木梯。他說是東福米業僱他來美化道路的。三天後，他把分佈在道路兩旁綿延三公里的樹全都修剪完了。路上豎起了一塊新牌子，指著公司的辦公地點，上書「新農業，新農村，新農民」。和辦公地點同一個方向的還有公司名下的神農溫泉，這名字來源於神話傳說中的上古部落聯盟首領，完成了中國古代農業系統的構建。
三姨站在路旁，她種的虞美人花莖抽得高高的，但還沒有開花。她哼哼一聲：「一個民營企業，居然在修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度假村還用神仙來命名。」
但我很喜歡溫泉的名字，聽起來比紅旗好，也好過第七工人休閒區等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冗長名字。1960年代，荒地曾經一度改名叫九臺公社。
「你瞧著吧，」三姨說，「過不了多久，東福米業就啥事兒都要管了。說不定還要把這兒的名字都改了呢。」
「改成什麼？」
「誰知道啊！」
傳說中的神農氏，也是針灸和中藥的創始人。他的身體是透明的，所以親自嘗百草，看它們在肚子中的反應，以辨別可食與否和藥物作用。一次神農嘗百草時中毒了，生命垂危，順手從身旁灌木叢中扯下幾片樹葉嚼爛吞下去，於是有了意外發現：茶。傳說還有另一種記載，說茶樹的樹枝著了火，燒焦的茶樹葉掉進了神農氏煮著開水的大鍋裡。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也喜歡其中蘊藏的一些含義。就算是一條叫做紅旗的路邊，一個溫泉的名字，也能看出中國農村對傳統民俗的一種儲存。城市裡，這些傳統大多湮沒無聞，被悄無聲息地遺忘。我在北京的那些學生，沒有一個聽說過古老城牆上狐仙的傳說，或者北京的格局是勇殺孽龍的神仙化身。在某種程度上，近些年的農村也開始漸漸朝這個趨勢發展了。三姨家周圍那些紅磚房外牆上有一些褪色的字，是1980年漆上去的，說該村是一道紅色防線。往西邊看，是中國新生農場生鏽的鐵門。這個地方誕生於1970年代，如今早被廢棄了。只有一座過去倉庫剩下的磚牆，上面有幾扇窗戶，好幾扇都沒有了玻璃，彷彿一個畫框，框住了一片片稻田。
三姨坐在炕上，從一摞十字繡雜誌下面扯出過年時東福米業送給村裡每戶人家的大掛曆。「不就是廣告嘛，」她說，「公司想讓農民把地和房子都籤給他們，搬到新樓房裡去。」
掛曆上印著古詩《憫農》，提醒大家珍惜農民的辛勤勞動，如今，中國的父母們仍然用這首詩來催促孩子吃完碗裡的飯：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而，詩的配圖卻是東福米業打穀機和拋光機的照片。在一幅照片裡，農民們坐在一起，聽一個人講課。「這公司挺愛提建議的，」三姨解釋道。掛曆上一頁就是一個月，每個月都有一條建議，有些還講究對仗和押韻，比如：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就算念起來順口，聽起來也像是在催促什麼。三姨說，她打死也不搬。
我來到神農溫泉的門口，保安滿臉堆笑。「沒人走著來這兒的，」他說，「您的車呢？」
這條筆直的車道長四百米左右，路上有個大廣告牌，上面是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此地視察時摸著一罐大荒地大米的照片。接著經過一大片休耕的田野和一個溫室，來到滿族宮廷院落區。在這裡，度假的人們可以換上絲質睡袍，戴著清朝時期格格阿哥的冠冕，站在滿洲式帶院落的房屋裡，擺出各種姿勢拍照。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樣。我一下子明白了，為什麼我那位滿族的室友和周圍的鄰居從沒來過這兒。
我進入溼氣氤氳的溫室，綠意蔥蘢的棚架中鑽出一箇中年人。他一見到我就嘮叨說最近在擔心各種黴菌。最擔心的是白粉病，搞得他的有機黃瓜都有點兒蔫了。稻穀生長的季節，他經常失眠，想著防蟲和防鳥。特別是燕子。它們在沒打農藥的田地上肆虐，大快朵頤。這個時節壓力本該小點的，結果白粉病又來了。
這個足球場大的溫室是溫泉新近增加的景點，因為城裡來的度假者們喜歡自己採摘有機水果和蔬菜。「小孩兒都不知道怎麼摘，」這位園丁皺著眉頭說，「他們一看到西紅柿藤，就把整個都拉斷，根本不會輕輕地，一個一個地摘西紅柿。他們踢那些瓜，就跟踢足球似的。」
我看著棚架下的泥土：「這些土是荒地的嗎？」
他點點頭：「我們的黑土地啊，是最好的。」但他有點擔心這個最好的時限。最近對荒地的土壤進行測試，發現重金屬含量已經接近有機農作物規定的臨界點。「土壤還是沒問題的，但我老是擔心，」他說，「農民就這樣。我們就是擔心的命。」
「你說你是農民，不是園丁？」
他大笑。「在這個溫泉，他們都叫我園丁長。那些旅遊的人可不喜歡吃什麼老農民種出來的東西。」
我們邊走邊聊，繞著露天的溫泉，看水面在4月春寒料峭的空氣中冒著煙。先是一個寬闊的較淺的公共泳池，有一小片高爾夫球場那麼大，順著走下去，來到小一些的私人泡浴池。一溜藤編的躺椅，接著是個茅草屋頂的酒水飲料吧，還有間翠竹掩映的茶室。看上去和中國南部沿海那些高檔度假村毫無二致。
「是仿照一個日本的度假村建的，」園丁說。
孩子們高聲笑鬧，濺起水花，聲音迴盪在奧運會尺寸的室內游泳池上空。園丁先檢查了我們的鞋子乾不乾淨，接著跟我一起走過泳池滑溜溜的邊緣，進入洞穴一般的接待處。穿著浴袍和塑膠拖鞋的父母們正忙著招呼帶著游泳圈的孩子。他們從爸媽懷裡掙脫出來，到處跑，速度很快，結果就看到各種孩子不斷從周圍的櫃子和花盆邊彈射出來。接待處明碼標價，在水裡泡一天是一百二十元，最便宜的酒店房間每晚兩百八十八元，而最貴的房間價格翻倍。
「那種房間有麻將桌。」園丁說。
「游泳一次的錢差不多可以租個打穀機來弄一片地的稻子了。」我說。
「但是城裡人覺得便宜啊。」
「這對荒地的人有什麼好處？」
「東福米業賺了錢，就相當於村裡賺錢了，」他回答，「村裡人都不來，這不假，但是我們種那些糧食莊稼，也不都是我們吃嘛。我們賣給城裡，賣給全省，還賣給全國。我們這不是個鳥不拉屎的地兒了。」
園丁還問我，建一個地方，城裡孩子能來鍛鍊鍛鍊，吃點有機蔬菜，不是比天天去商場吃快餐要好得多嗎？
「當然好啦，但最好村裡的孩子也能用。」
「你想下水去玩一下嗎？」園丁說。「荒地的老師只要半價。」
我說怕把水弄髒，園丁點了點頭，又回到溫室，繼續擔心起白粉病。離開的時候，他突然追上來說：「拿點兒有機土豆！」我提著重重的一袋子從紅旗路上往家走，遠處，吊車正在往新的樓房上加蓋第五層，也是最後一層。
5月姍姍而來，節氣立夏降臨。冰雪融化，活水流淌在灌溉的溝渠，溝邊高大的白樺也開始吐出嫩綠的新芽。在荒地，其實比較應景的節氣名字應該是驚蛙。它們呱呱的聲音四下響成一片，聽久了，我就會想，中文裡會不會專門有個詞叫蛙歌。
三舅說沒這詞。他甚至對遍地蛙聲充耳不聞，就像城市居民對車流聲習以為常。「我不敢說對自然的世界一點感覺都沒有了，因為我是個農民，大家都知道，」他說，「但農民擔心自然，擔心我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千萬別來洪水、乾旱、蟲害之類的東西。就希望夏天安安靜靜地過去，什麼毛病也沒有。希望自然自己管好自己，別來禍害莊稼。」
在我眼裡，荒地的地形地貌和景緻非常自然，三舅卻知道這都是人工形成的。「以前這些全在水下，50年代才修起來的。」他大手一揮，包括了所有的田野。「你看到的這些全都是人工形成的。黑土地倒是原來就有，但是把沼澤和窪地都抽乾了水才露出來的。當時是人工犁地，先犁一遍，完事兒再犁一遍，接著施肥什麼的。你看，路是水泥的，電線是木頭的，那些房子是磚砌的，灌溉渠是水泥的，水泵房是鐵和磚混一塊兒的。」
在我眼裡，這裡的很多東西都充滿著田園意味，三舅卻覺得都挺工業化的。我在自己的中文詞庫裡不停尋找，想向他解釋，西方人現在不說farmer（農民）這個詞，而說grower（種植者），意思是種的農作物規模比較小。但在中文裡，farmer就是從事農業的人，也只有農民這個詞來囊括這個行業的人。中文的農民，英文通常翻譯成peasant，在我腦子裡，就是那種在工業化之前的封建時代，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犁地，沾一身泥的人。不過，在中國，農民這個詞聽起來並不古老。三舅什麼也不管，他才不在意被安上什麼樣的稱呼。「我們就是農民。其實也可以說是製造者。我們生產糧食。」
我們從他家出發，往南走了不到兩公里，來到一個岔路口，這條路通向吉林市。那兒有個水泥的平房，這是荒地的糧站。黑板上用粉筆寫著「出售永豐打穀機」，「出租一片地，年租金10000元」。
「我應該把這個租下來，」我說。
「你不能租，」三舅說，「不是這村裡的，都不能租。連三姨和三姨夫都不行，他們是城市戶口，所以也租不了，只能租給農民。」
「你幫我租吧。」
「啊，」他淡淡地應了一聲，意思是沒門兒。三舅以前把地租給過別人，結果後來上訪到北京，要找中央政府解決爭議。
中國的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屬於國家。城市居民可以買房賣房，房子的產權一般是七十年。相比之下，農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屬集體或地方政府所有。土地的租賃權可以續，一般是三十年。每戶人家平均分到的土地是六到十二畝，不久前，農民還不能將土地的租賃權轉讓出去。
分配到的土地面積會隨著家庭成員的數量而變化。生了孩子，或結了婚有新的家庭成員，當地政府就會再多分點地；要是死了人或離婚分居，土地面積也會相應減少。三舅家一共有九畝地，比一個橄欖球場稍大一些。
新近頒佈的規定允許農民將自己分配到的土地租出去，只要土地沒有休耕或者做工業用途。在荒地，很多家都把全部的土地租了出去，自己不耕地，都去開餐館或去吉林市上班。有些人家還要種地，所以只租一部分出去。
三舅以前把一塊地租給村裡一個急需用錢的熟人。當地政府批准了，但後來這塊地的稻米產量比預期高出很多，政府又想在下次種植前重新分配這塊地。「我和集體是簽了合同的，」三舅說，「他們沒想到那塊地這麼好。他們想把地拿回去，重新分配，我猜是分給當官的親戚。」
2010年，中國有65％的群體性事件都與農村土地有關。一般衝突雙方都是農民和開發商或當地政府。三舅翻了很多法律方面的書籍，還在聽廣播時打熱線電話諮詢了一位法律專家。這位教授專家建議他把這個看做合同爭議，別摻雜太多個人情緒。三舅帶著非常強烈的自我意識笑著說，這話讓他更生氣了。
「當然有個人情緒啦，」他攥緊拳頭對我說，「在村裡，啥事兒沒有個人情緒。」
不過，他還是到吉林市法院提交了訴狀，要求村裡遵守合同條款。法院在沒有宣判的情況下駁回了訴狀，三舅就此登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
到中央政府上訪很少有成功的，有些上訪者多年來拿著越來越厚的影印檔案，等著上面哪位來聽自己一訴「冤情」；有些則直接被警察趕跑，還一路跟著他們回了老家。不過，三舅算是走了大運。
「我就在那兒待了幾天，」他說，「就按照那些法律指南上說的。有一條很重要的條款我還記得特別清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縣級人民政府登記造冊，核發證書，確認所有權’。證書我都有。有個當官的看了這些檔案，幫我寫了個條子帶回來。」
那個條子相當於一封公函，對低一級的法院作出批示，北京方面已經明曉上訪人的訴求，建議「按照相關法律法規妥善處理此事」。實際上，這相當於在抱怨地方法院耽誤了中央政府的時間。
「吉林市法院馬上聽取了我的上訴，認為合同有效。我可以繼續耕那塊地。」
「所以你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