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來到吉林的亨利·e·m·詹姆斯發現這個城市的西邊「全年多半時間都在水下。居民划船往來，類同威尼斯」。
詹姆斯和榮赫鵬在這趟將近五千公里的旅途中，承受了蚊蟲叮咬，躲過了猛虎吞食，逃離了強盜刀槍，忍住了天寒地凍，跋涉過破爛道路與兇險河道。穿越滿洲的八個月裡，他們遇見了森林樵夫、淘金工人、大豆農民、佛家和尚和淘人參的。所有人都已經遷徙到新近開放的聚集地，頗有點中國人大量湧入加州參與淘金熱的氣勢。從1850年到該世紀末，吉林省的人口翻了十倍。
詹姆斯和榮赫鵬繼續北上，一路常見拉著棺材的騾車，往相反方向行進。「裡面裝的都是客死滿洲的拓荒者，」榮赫鵬寫道，「被帶回他們的家鄉。」每個棺材上都放著一個籠子，籠子裡蹲著一隻公雞。「生者希望公雞的鳴叫，能讓逝者亡魂不滅，隨著隊伍翻越長城。否則亡魂會四處飄蕩，忘卻肉身，導致身體歸鄉入土，魂魄卻不知所屬。」
不久以後，東北就要從一個荒涼的帝國邊關，變成國際鐵路交會點。如果上述描寫拍成一部電影，場景到這裡就該漸漸淡出了。一片黑暗中，能聽到騾子拉著吱吱呀呀的木車，走過那些泥濘的凹槽。北風呼嘯而過，吹彎了地裡及肩的高粱。草垛間大約還藏匿著戴面具的土匪。金髮碧眼的西方人經過忙不迭躲開的中國人身邊。公雞在棺材上響亮地鳴叫，提醒亡魂保持清醒。
我和弗朗西斯在吉林市的一條主幹道上閒逛。路兩旁的商店在中國隨處可見：鞋城，肯德基，襪子世界，韓國辣醬湯餐廳，手機大賣場，麻辣哈哈鴨脖王，又一家肯德基，裡奇波士和格威特等牌子的專賣店。接著就出現了此處獨有的東西：一棟在1930年吉林大火中倖存下來的建築。吉林所有的木結構房屋都在那場大火中化為灰燼。那棟建築就佇立在松花江邊，是一座灰磚修築的教堂，由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於1926年修建，哥特式的尖頂與周圍那些死氣沉沉背面貼著白色方形瓷磚的辦公樓格格不入。就算大多數吉林人只是來這裡搔首弄姿地拍照，教堂裡每天仍舉行彌撒。
我們沿著濱江的人行道漫步，沿途經過乒乓球桌，籃球場和比較輕鬆的鍛鍊工具。在上面轉來轉去的都是些老太太。「他們應該把這些老人的鍛鍊場所標記在城市地圖上，」弗朗西斯說，「這些地方都是重要地標，來這裡肯定能問到路。」
然而地圖上只能看到一片水，水上畫著鴨子。我們往實地一看，嘿，還真有鴨子。
「這些都是假的吧？」我說。「這裡本來是皇家船廠的所在地。所以廣場上才有船的雕塑。」
「這些鴨子的位置也很準確呢，」弗朗西斯又低頭核對了一下地圖，「更新得還真及時。」
地圖上還用有些難以辨認的字標出了河對岸叫做聖母洞的一處所在。我們倆都沒聽過。但在一片鮮花盛開的榆樹之間，我們看到一個白色的尖頂微微冒頭。
我們叫了輛計程車，過了橋，司機把我們放在一條凹陷的水泥路路口。「我沒法從這條路開到河邊兒去，」司機說，「回來的時候絕對上不來。你們走過去唄。」站在一個製造鋁合金門窗的小工廠門前，我有點猶豫，等著也許躲在暗處的看門狗先出手。但弗朗西斯指著一個鏽跡斑斑的藍色小牌子：退休之家。「這兒不會有狗的，不然老人們會抱怨狗叫太吵的，」她依循著人之常情猜測。
我們往低處走，穿過空空的房子，沒有狗。路的盡頭是一扇高高的鐵門，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天主教吉林神哲學院。往裡瞟一眼，好像也空無一人。學校旁有公安局豎的標誌：嚴禁燒烤。勿丟垃圾。保護聖母洞環境衛生。
道路變窄，只得一條小小通道，轉過一角，見小山山體上不到四米高的一個洞，裝飾著黃色塑膠菊花的花環。聖壇是一塊中間有凹陷的花崗岩石板，上面一個壁龕，裡面是聖母馬利亞的塑像。神像面對著六條簡單樸實的木長凳。洞裡有泉水叮咚作響。
「這個還挺稀奇的，」弗朗西斯說，「東北連佛教洞穴都沒有。沒有佛，居然有馬利亞。」
一塊牌子上用中文介紹了這個聖母洞，始於1920年，也是那個修灰色哥特式教堂的法國天主教傳教士的作品。1938年，東北一共有將近四百座天主教教堂和一千兩百名法國牧師。同一時期，以愛爾蘭和蘇格蘭長老會教徒為主的清教傳教士也在這裡建立了教會醫院，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當時一位傳教士解釋說，之所以要讓懂醫術的人來傳教，是因為「醫生有巨大的優勢，在消除身體病痛的同時，能得到開啟對方精神信仰之門的鑰匙」。這道理到現在也沒變）。也許是因為這些傳教士在接受醫術上的培訓時養成了耐心記筆記的良好習慣，他們在行醫傳教的同時也筆耕不輟，寫下了很多他們對東北的印象。
這些又薄又脆的書在美國圖書館卷帙浩繁的書架上毫不起眼，躲在角落裡積灰。書上前一次的借還日期是用手寫的，要追溯到一個世紀前。書裡的內容令我深深著迷：讓人驚訝的是，大多數傳教士並未言必稱上帝，他們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作為外國人孤身待在東北的感受和見聞，很多文字都表現出歡樂幸福之情。
有個女醫生叫伊莎貝爾·米切爾，我真想和她一起吃餃子。她高大強壯，淺色的瞳仁，蜷曲的褐色頭髮規規矩矩地紮在頭上。這位米切爾醫生出生於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1905年，二十二歲的她來到吉林市。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也許會哭泣，但並非出於痛苦和憂傷，因為我的心被深深的，深深的喜樂填滿。我終於來到了這片土地，這個我命中註定的避風港。」她來的時候正是隆冬，懷疑自己是不是再也看不到綠草紅花。到了春天，她寫道，東北的顏色就是「泥土與藍」：藍色指的是男人穿的棉衣和「清澈如洗的天空」。她面臨的困窘顯然比我要多得多，但筆下的字句卻讓我想起做和平隊志願者時的情形，努力適應無處不在的好奇目光，期待家書的問候與關懷，慢慢地學習中文。「每天，」她寫道，「我都越來越感覺到，得到允許來到此處，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米切爾醫生總會審視自己的工作是否對當地情況有所改變。後來，她下定決心，不要再詢問這樣做的意義。「在這裡，就是意義。」
二十六歲那年，伊莎貝爾·米切爾患了白喉，不幸芳魂歸西。她被埋葬在吉林的俄國公墓。現在這裡已經變成一個購物中心，找不到她墓冢的蛛絲馬跡。
弗朗西斯和我都對聖母洞的存在而驚訝。介紹上說，「文化大革命」時，馬利亞聖像被毀，紅衛兵在洞裡寫了反基督教的「大字報」。1986年，當地的天主教教徒捐了錢，重建此處，「作為一個反省與祈禱的安靜所在」。洞頂有個小禮拜堂，祈願者的願望潦草地寫在牆上，黑色墨水在白牆上顯得格外清晰。如今，這個禮拜堂已經關閉，訪客唯有毛茸茸的蜘蛛。它們編織著錯綜複雜的網，透過空隙還能看到教徒們給馬利亞的許願，比如：
我希望能掙很多錢。
我希望長高一點。
我希望學習好點。
我希望找個好工作。
我希望媽媽給我買個帶mp5播放器的手機。
「這些人還以為馬利亞是聖誕老人呢，」弗蘭西斯說。
我心想，既然人們要的不是健康和安全，而是最新款手機，那這個地方大概就應該發展得正好了吧？也有些願望比較走心：
我希望母親能好好聽我說話，也希望我能好好聽她說話。我們不能再吵架了。
我希望我女兒脾氣好點。
我希望我父親別再賭博。
我希望找個三十歲左右的好老公。
在我看來，這些話竟有撫慰人心的作用，很有人間的煙火氣。在這個聖骨箱裡，沒有骸骨，而是裝著人們的願望。一個壁龕的整面牆都被一封寫得密密麻麻的信填滿了，弗朗西斯讀著讀著就靠緊了我。信的開頭是這樣的：「我想你，我多麼想念你。你知道嗎？你想我嗎？現在你都不跟我說話了。我們真的要這樣結束嗎？我真的不想就這樣結束。真的不想。生命多麼短暫。」
我摟緊了弗朗西斯。就像那位早逝的伊莎貝爾·米切爾醫生寫的，在這裡，就是意義。
thegreatgame，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的政治術語，特指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爭奪中亞控制之戰略衝突。——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