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綏芬河，角色互換了。原來我才是他們一直在等的人。「我給報社打電話了，」講解員說，「他們要派個記者來。」
我們說他們肯定認錯人了，我們又不是什麼大人物。「不不不，他想見見您。我們這兒從來不來遊客，更別說美國遊客了。」
他怎麼知道我是美國人？可能是聽見我們說英語吧。應該經常看《老友記》。
記者來了，我開玩笑說，這個月的新聞一定很少，所以他才屈尊前來。他點點頭，臉上沒有笑容，只是叫我們再等一等。「攝影師在路上了。」
記者錄下了我們在博物館的一舉一動，也不知將來子孫後代會不會看到。我們又上了火車，返回哈爾濱。東北有一點讓我十分中意，那便是交通便捷，很適合旅行。火車來來往往，遍佈大小城市鄉村。鐵路線上散佈著火車站，就像星空中獵戶座的劍和腰帶，可以從西伯利亞邊境一直延伸到黃海。從來不需要坐長途大巴。
2001年，我就發誓再也不使用這種交通工具了。之前，在中國的西部腹地，我坐通宵的長途大巴，同時還在拉肚子。漫漫長夜中，不管我怎麼懇求，甚至到後來開口咒罵，司機都不願意停車讓我一解腹中之急。我縮回自己的鋪位，突然想起三個星期前下飛機的時候，忙亂中把飛機毯塞進了我的背包。真是不幸中的萬幸，這塊藍色的絨布成了我臨時的尿不溼。我住的是上鋪，那味道飄散出來，周圍的乘客都醒了，有個小嬰兒還哇哇大哭起來。「你的娃太臭啦！」一個男人衝孩子母親大喊。我把毯子捲成一個球，拉上褲子，把臭球放在腳邊，一動不動地躺著。坐飛機一定要拿毯子；坐什麼也別坐通宵大巴。
「這是我聽過的最噁心的故事，」弗朗西斯的評價伴隨著我們車廂裡此起彼伏的鼾聲。我們在一起很久了，彼此知根知底，很多故事都能背了。不過，火車穿梭在車站之間，深夜無眠，把我最糟糕的旅行經歷拿出來再講一遍很應景。弗朗西斯搖了搖頭，做了個鬼臉，突然大笑起來，「再講一遍唄」。
回到哈爾濱，我們來到市博物館，這裡過去是俄羅斯東正教教堂。在綠色的洋蔥頂下，我們經過一幅幅照片，高加索人正乘坐馬車，穿過這個城市精心修飾過的花園，後面跟著步行的中國僕從，拿著野餐需要的東西。有的照片上，1898年，泥濘的松花江兩岸入了鏡。正是那年，中東鐵路破土動工。照片的解說涵蓋不了多少內容，沒有告訴參觀者的是，1998年，中國政府取消了原本的計劃，有關該工程百年紀念的國際學術會議沒能在哈爾濱如期召開，因為會議上很可能會提出，是俄國人造就了這座城市。一名哈爾濱當地的歷史學家義憤填膺，指出他對取消會議的反對：「一個獨立而自信的國家，應當不怕承認歷史上外國人的積極貢獻。並非所有外國人都是侵略者和罪犯。」
博物館的解說言之鑿鑿，說首先在哈爾濱安營紮寨的是中國人。事實上，他們是東北土著。哈爾濱這個名字就來源於滿語，意思是曬漁網的地方。俄國的調查者最早到達此地，只找到一個廢棄的小釀酒廠，算是過去有人生活過的證據。
就像學者們常說的那樣，這裡還有很多東西有待發現，都是那些可以追溯到「無比遙遠的遠古」的過往，沒有什麼具體的事件，恰好說明民族主義者們「想在連綿的疆土上劈開堅不可摧和永久的界限，是無濟於事的」。哈爾濱博物館有一個展區叫做歷史興衰，都是一些照片，特意排了順序，殖民前，殖民中和殖民後。但故事遠不止這麼簡單：哈爾濱這個城市在這些時代中的變化，恰巧是東北在20世紀的第一個三十年變遷的縮影，那三十年，一頭是俄羅斯如火如荼地修建鐵路，另一頭是日軍的戰火洶湧而來。兩頭夾著的，是清朝的衰落與滅亡。
1898年起，哈爾濱的俄國人基本上把這裡當做租界在管理和建設。嚴格說來，這是違法的。因為政府只和他們簽訂了鐵路租約，允許他們以治外法權建設和管理一個控制區，而不是整個城市。然而，俄國人提出抗議，說鐵路需要的不僅僅是鐵軌，於是鋪築了從車站延伸出來的條條大道，安了路燈，在道路兩旁修了辦公樓、賓館、商店和餐館，成為莫斯科商人們的落腳休閒之地。還有其他的住客，一開始是逃避沙皇大屠殺的俄國猶太人，後來是躲布林什維克的俄國白黨。哈爾濱的猶太社群一度有三萬人，建了兩個猶太會堂，一個圖書館，還有自己的銀行和二十份期刊，其中一份叫做《西巴週刊》（西伯利亞—巴勒斯坦）。不少猶太人在這裡度過餘生，埋骨於社群公墓，其中就有第二十任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奧爾默特的祖父，祖父的雙親分別從俄國與烏克蘭逃到哈爾濱，在異國他鄉相知相戀。
2004年，哈爾濱政府重建了一座猶太會堂，大大的圓頂，帶小尖塔的柱廊，以此作為猶太曆史研究中心的場地。不過該市猶太社群的最後一批居民已經於1985年移居國外。2013年，哈爾濱宣佈，修復另一座更為古老的猶太會堂，作為一個鐵路招待所。
一直到不久前，聖索菲亞俄國東正教教堂都還是被磚牆圍了起來，裡面儲藏著很多有待賣出的傢俱。1970年代，一名記者踏足此地，發現這個洋蔥頂的十層大教堂「窗子也破了，欄杆也生鏽了，大門上有板條封門，兩頭都釘了釘子」。紅磚牆上用黃色油漆刷滿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醒目標語。但到了90年代，經濟改革的大潮席捲而來，沒有效益的國有企業紛紛倒閉，東北各個城市都在尋找新的收入來源，旅遊業就是其中之一。哈爾濱的冰燈節也從此興盛起來。於是聖索菲亞教堂突然成了哈爾濱歷史遺產中的無價之寶。政府用了包括長時間電視廣播宣傳等很多辦法公開集資，募得一百二十萬美元，用於教堂的翻修，改建成一個博物館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對哈爾濱人來說，聖索菲亞教堂也和猶太會堂一樣，是漂亮的名勝古蹟，不是實現信仰，拜神敬天的地方。以此為背景，拍張照，挺好看；累了坐在這裡休息一下，感覺不錯。不過在中國，坐也只能坐地上或臺階上。公共場所一般禁止放置凳子椅子什麼的，免得有人非法集會（或者打盹睡覺賴著不走）。今天，教堂外通常是一幅歲月靜好的景象，掩蓋了哈爾濱曾經作為「火藥桶」的歷史，再也看不到那些狂熱分子，隨時準備出拳打人或扣動扳機。聖索菲亞教堂裡面有殖民時代展區，展覽的結尾一塊牌子上寫道，歷史隨風而去，但很多事情都難以忘懷。然而，在這裡，很多事情都被忘懷了。
鐵路吸引了漢族人來這裡做生意和定居，當然也有外國人，讓哈爾濱成為「世界的十字路口」。那時的哈爾濱，作為一個貿易中心的地位，相當於古時候的西安之於絲綢之路。由於其位置在松花江彎道處，又被譽為「天鵝頸上的明珠」。不過，在20世紀早期，這裡曾被稱為「傳染病陷阱」，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1903年，英國親華派辛博森（筆名普特南·威爾）發現，夜晚點亮路燈後，哈爾濱完全變了樣子。去劇院的路上，他經過一條街，兩個裸體的男人躺在路邊，頭蓋骨都被打癟了，處處都是「踉踉蹌蹌的醉漢，滿嘴伏特加味，一被路邊的溝槽或石頭絆倒，就罵罵咧咧，極其難聽」。他經過觀察發現，對於一個俄羅斯人來說，「哈爾濱的生活實在不能叫做生活，因為這裡很難選擇安穩平淡地過日子，輕易就會墮落放縱」。賭博沙龍里的派對通宵達旦，而「自殺是家常便飯，也能給生活加點料」。
「這周有兩個人自殺，」一個男人小聲說，「誰會是第三個？」
「希望別是你自己吧。」
「不會的，」男人冷冷地說，「我已經死過一次了。」
辛博森寫道，此行令他「頗有感慨又略為悲傷。哈爾濱是滿洲的中心……敵人不惜一切代價要來這裡。終有一天，全國必將掀起憤怒、敵對和貪婪的高潮，將這原本美好的國家狠狠撕碎，試問那時，誰將是主宰？」他衷心希望，戰火不起，硝煙散去，雙方的對抗只存在於數字上就好：三萬俄國人與二十五萬中國人在哈爾濱共生共存就好。「所謂的俄國滿洲只是個神話，是俄羅斯人虛張聲勢，吹的一個大牛，」他寫道，「那是1900年的殘渣，是外國侵略佔領中國的遺蹟。就算不使用任何武力，中國人獨有的聰慧靈巧，也能迫使俄國將邊界退回阿穆爾（河）。」
然而，真正迫使俄國退走的是日本人。他們從東北南端的旅順港出發，步步逼近北邊的哈爾濱。1901年，西方八國聯軍佔領北京，打破了義和團對外國大使館的圍攻。從那之後，俄國就在哈爾濱駐軍。駐軍人數很多，十七萬七千人；駐軍時間不短，一直持續到別國部隊撤離很久之後。1903年，辛博森來到吉林市，目之所及，四處飄揚著俄國的三色旗；俄國部隊在街道上逡巡行進，還負責管理電報局。辛博森預測說，俄國佔領東北，會讓沙皇把戰線拉得太長，抽空他的國庫。
日本人就沒那麼樂觀了：他們懷疑俄國開始了對東北的永久佔領，於是和沙皇公開談判，要將朝鮮納入日本的被保護國範圍。1904年2月，談判失敗後，日本軍艦突襲旅順港的俄國太平洋艦隊。在海軍遭受重創的情況下，尼古拉斯二世下令排程波羅的海艦隊。而這個艦隊要趕來增援，需要航行整整八個月。
剛剛以「不忘緬因號！」這類標題成功跟蹤報道了美西戰爭的赫斯特報業開始以輿論攻勢警告大家小心「黃禍」。傑克·倫敦，當時暢銷書《野性的呼喚》的作者，成為赫斯特報業的戰地記者。倫敦英勇地騎在馬背上，堅持報道。但他很快意識到，日本人和俄國人都不歡迎他，嚴格限制了他在戰場上的進出，根本做不了什麼實質性的報道。倫敦應和著西方世界的預測，寫道：「要是俄國內部沒有革命起義，外部力量也不進行干涉，我認為日本沒有獲勝的希望。」
日俄戰爭的戰場基本是在雙方都沒有參戰的朝鮮和中國東北。這場戰爭中使用的機關槍，挖的戰壕和造成的大規模傷亡人數，彷彿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人間地獄的預示。在爭奪東北城市奉天（今瀋陽）的戰鬥中，俄軍有三十三萬人，對抗日軍的二十八萬人。三個星期後，俄軍傷亡九萬人，而日軍是七點五萬人，日軍獲勝。決勝之戰發生在5月，沙皇從波羅的海調遣的艦隊終於參戰了。短短數小時內，就被日本海軍的堅船利炮悉數擊沉。
傑克·倫敦的假設變成了現實：尼古拉斯二世的確面臨著國內的革命。1905年1月22日，俄國工人在聖彼得堡的冬宮外罷工，被沙皇軍隊無情開槍射殺，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海軍的將領和水手發生暴亂。一位路透社的戰地記者在東北與奉天大戰的倖存者同乘一輛火車，他寫道：「車上擠滿了預備役軍人，大多是已婚男士。他們充滿牴觸情緒，討厭遠離家鄉和親人。還有的則已接受了俄國革命黨的理念。」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不得民心」，開戰前一位無精打采的俄國軍官十分悲觀地談起了日本，「他們又要給我們一個教訓了，讓我們瞧瞧什麼叫真正的獲勝」。
1905年8月，中國要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出面調停，避免日俄戰爭蔓延到長城以南。日俄外交官之間的談判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港市樸次茅斯海軍造船廠中的一艘船上進行。雙方最後簽訂條約，俄國無條件承認朝鮮受日本的保護和控制，將東北的管轄權還給中國，割讓中東鐵路的一部分。日本將掌控大部分從哈爾濱南下到旅順港的鐵路，還獲得了旅順港的租賃權。俄國的火車是燒木頭的，日本的發動機燒的是煤。他們需要開採煤礦，還需要在已經被日本改名為「南滿鐵路」的沿線建立一系列與鐵路有關的生意。1910年，日本控制了朝鮮全境，對中國東北虎視眈眈。
儘管羅斯福總統在談判全程中都沒有出現，還是因為對促進簽訂《樸次茅斯條約》的貢獻，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從私人通訊記錄看，他至少從1901年就開始關注和跟進東北的各種事件。他當時諷刺馬克·吐溫和「我們所有自以為是的傻瓜」，說他們居然為「扶清滅洋」的義和團叛軍辯護，稱之為愛國者。羅斯福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對俄國染指東北的讚賞之情溢於言表：「你應該瞭解，以破壞野蠻為代價，讓文明的力量佔據一席之地，我一向認為這對人類文明大有裨益。正如俄國佔領突厥斯坦是後者之福；中國也自然會從俄國的管轄中獲益。」
然而到1903年，羅斯福對國務卿約翰·海伊大發雷霆，說俄國「虛與委蛇」，想要壟斷滿洲的貿易。「我們的立場比較窘迫，我們無法公開對抗俄國，以向世界開放滿洲市場。我痛恨眼前的境地，不但不能魚死網破，還要假意支援。」
1904年，羅斯福寄出了一封信，信封上鄭重其事地寫道，「私人信件——千萬注意不可被外人看到」。羅斯福在信中向一名英國外交官解釋美國應該調停解決東北爭端的原因。「我希望看到中國的統一，也非常高興地歡迎來自日本的任何一方，只要他們願意帶領中國，沿著日本走過的道路不斷進步。因為我相信，如果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繁榮富強，穩定安全，這對全球來說，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羅斯福希望維持在華「門戶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並在日本與美國共有的開疆擴土的野心中尋求一個平衡。儘管從未在中國設立租界，1898年，美國已經成為太平洋上不可忽視的力量，先拿下了夏威夷，並在贏得美西戰爭後，控制了關島和菲律賓。
「我對日本人很感興趣，挺喜歡他們的，」羅斯福的信中繼續寫道，「我很清楚，要是他們獲勝，那有可能意味著未來美日兩國會有所齟齬；但我希望而且相信，還不至於走到那一步。無論如何，俄國在過去三年來的所作所為已經很明白地顯示了，一旦其獲勝，就會讓整個中國北方成為我們無法染指的區域，並絕對會將我們趕出一切俄國控制的土地。因此，單純從國家利益考慮，我們不能因為未來可能的損失，就不顧眼前必然的損失。」
1904年9月，在長島牡蠣灣度假的羅斯福寫信給國務卿約翰·海伊，說他「萬分高興」，因為中國官員自願接受日軍進入旅順港，承認其管轄權；同時也表明了他們對東北那個脆弱的征服者的蔑視。「對於那件事情我也一樣高興，」羅斯福又寫道。那件事情指的是日軍從旅順港登陸時，一名婦女站在碼頭上歡迎他們的新聞。這還是現代歷史上的頭一遭，一支亞洲軍隊大敗歐洲勁旅。「說真的，」那名婦女說，「我想英國領事館今天應該沒多少人有心思打網球了吧。」
「哈爾濱陷入無政府狀態，」1908年，《紐約時報》在頭版顯著位置如是說，「俄國士兵絲毫不盡守衛職責；天黑後少有居民敢外出；日本人蜂擁而入滿洲，各種行為令外國居民憤怒。」報道中稱，該地區的「美國領事館支援中國人反抗俄國和日本的侵害」。
羅斯福新近指派了兩人來到東北，其中一位是美國駐奉天總領事司戴德，那時候奉天已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後來創立了《新共和》雜誌的司戴德一臉貴族相，稀疏的頭髮梳向一邊，高高的額頭，寬面大耳，眉宇間神采斐然。他的副領事是個人高馬大卻長著娃娃臉的大學畢業生，尼爾森·費爾柴爾德，他坐火車走遍了哈爾濱。「這是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地方，」他在一封家信中寫道，「晚上在街上行走，手裡的槍需隨時上膛。」
司戴德和費爾柴爾德找了個廢棄的佛寺做領事館。兩人都對中國的困境懷抱同情，這種感情在當時顯得很不一般。很多外國人的回憶錄在寫到那時居住在東北，都表示了「對變得太中國化的恐懼」。一位作者甚至寫道，自己想象著各種中國人的聲音在耳邊竊竊私語，縈繞不去，「你永遠逃不過我們的魔爪。你已經被自己的故土遺忘。每天你都離原來那個白人更遠了一些」。
然而，司戴德對日本的憎惡眾人皆知。他強烈要求美國更多地參與到東北事務中來。費爾柴爾德在另一封家書中說自己覺得東北十分美麗：「我一點也不奇怪，中國人希望如此秀麗的國土只屬於自己，憤恨外國勢力橫加干涉，強行修建鐵路，架設電纜。」費爾柴爾德來到東北的時間是1906年10月，儘管看到領事館溫度計的水銀柱直線下降，「直到全部所剩只有一顆小珠子，痛苦地在底部滾動」，他還是步行超過八公里，去獵取山雞，做感恩節大餐，並每日堅持學習中文。他告訴家人：「我很愛這個地方，至少能待上五六年。」
然而在那個冬天，《紐約時報》的頭版刊登了「領事飲彈自盡」的新聞。「據說，他的死完全出於意外。謹在此表達最沉痛的悼念。葬禮定於明日舉行。」後來費爾柴爾德的家書被私人集結出版，最後的部分來自司戴德，通知費爾柴爾德的父母，他們的愛子由於手槍走火，不幸去世。東北就此失去了一個仰慕者，畢竟他曾寫過，這片土地「如此豐饒，必不會長久頹敗」，等這裡的人民「找到更好的辦法，一定能夠創造奇蹟。有朝一日中國必然覺醒」。
費爾柴爾德那些身處華盛頓特區的上級們則更看重東北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日本之前支援美國攫取菲律賓和夏威夷，並且限制了日本人往美國移民。1908年，作為回報，美國正式承認日本在朝鮮和東北的利益。但這樣一來也削弱了美國的影響，使其更難干涉日本在這片區域的行動。
第二年，一名朝鮮民族主義者在哈爾濱刺殺了日本前首相。當時他任職統監，是朝鮮實際上的統治者。1909年10月，這位名為伊藤博文的貴族乘火車前往東北參加會議。在哈爾濱站等待他的那個朝鮮人名叫安重根，是個反抗分子，時年二十九歲。刺殺時一共開了六槍，其中三槍穿透伊藤的胸膛，令他搶救無效死亡。和五年後弗朗茲·斐迪南大公的遇刺不同，伊藤的遇刺並未挑起戰爭。俄國士兵將安重根交給日本人。他在庭審時說：「我刺殺伊藤博文不是個人恩怨。我是朝鮮志願軍的一名戰士。我刺殺他，是為了祖國的獨立與東洋的和平。」最終他被判有罪，執行了死刑。1910年，日本正式吞併朝鮮（一個世紀後，在哈爾濱火車站舉行的一個小型展覽上，安重根的照片也是展品之一。中國很少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像這樣指出日本的侵略遍及整個區域，而不僅僅針對中國）。
1911年，清王朝覆滅，中華民國建立。第二年末代皇帝溥儀被允許和平遜位，那時他只有六歲。之後，他沒有回祖輩的故土，而是偏居紫禁城北偏殿。十六歲時，他剪掉了自己頭上的辮子。
作為一個名義上的共和國，結束皇權統治的中國可謂四分五裂。首任民國總統孫中山有一個很著名的評價，說這個國家像「一盤散沙」。各個區域軍閥割據，其中不乏曾經為清朝軍隊效力的將領，比如東北的鐵腕人物張作霖，就曾企圖讓溥儀重回皇位，最後失敗。1917年，另一名軍閥把溥儀送上皇位，宣佈復辟，結果只持續了十二天，就被民國軍隊推翻。
1925年溥儀十九歲生日後不久，一位軍閥將他永久逐出了紫禁城。溥儀的祖先騎著駿馬，以征服者的姿態進入北京。而他離開的時候，則是一介布衣，坐在火車車廂的毛絨坐墊上，一路向東顛簸一百三十多公里，來到天津港。天津有好幾個外國租界，從建築風格上看十分明顯，喚起對遙遠故土的記憶：喬治王時代的英國建築，帕拉迪奧式義大利別墅，哥特式法國教堂。日本人在自己的天津租界給了溥儀一棟花園洋房。他搬了進去，默默等待著。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要過整整六年，才會被重新啟用，地點是東北。
清朝覆滅，接著是1917年俄國革命爆發，這讓東北尤其是哈爾濱，風雨飄搖，無人過問。催生中東鐵路的是一系列協議，而簽訂協議的雙方政府，都已永久成為歷史。布林什維克和俄國白黨在街頭展開血戰，爭奪鐵路辦公室的控制權；中國士兵也陷入哈爾濱鐵路橋上的交火，選擇和革命黨人並肩作戰。
後來，哈爾濱大量的俄國白黨別無選擇，只能跳上火車東逃。一個美國旅人記錄了這場大規模的逃亡，逃亡者包括「穿著簡潔但十分得體的公主們……穿著制服的老將軍們，兩邊的肩章散發著光芒；他們的臉上帶著高傲自大的神情，以為任憑誰都還會像過去一樣對他們俯首稱臣。然而，那些威權加身榮華富貴的歲月，一去不返了」。「根本無法計算，」旅人繼續寫道，「到底有多少俄國女孩，由於別無生計，只好出賣色相。她們遍佈滿洲里到海參崴的中東鐵路沿線。就像一路所見的無數煙囪，多年來，象徵著俄國的頹敗與痛苦。」
軍閥張作霖控制了東北。老照片裡的他看上去像個人畜無害的校長。瘦瘦的身板，溜肩，光頭，人中處耷拉著兩撇小鬍子。但他很早就開始了土匪生涯，據說第一票是年輕時殺掉了一個受傷的紅鬍子，然後冒充這個土匪頭子。後來，清廷將他那一夥人整編成一支官方軍隊，派他們追殺東北的小偷強盜。張作霖長袖善舞，左右逢源。清朝覆滅後，這位軍閥在東北大獲漁翁之利，彷彿坐在豐盛的筵席前大快朵頤。「餐桌」的轉盤在北京、俄國和日本之間不停旋轉，看到對自己最有利的那盤菜，張作霖就趕緊下筷。
因為張作霖，1920年，哈爾濱市第一次迎來了中國統治者。張作霖勒令將那些用斯拉夫字母寫成的商店招牌全部換成漢字；一座孔廟拔地而起；街道的名稱與標誌也重新進行了粉刷。東正街變成文化街；尼古拉斯街改名廟街，因為那裡有哈爾濱第一座佛祠（在列寧主義者的抗議下，著名的聖尼古拉斯神像免於被拆除的命運。）。哈爾濱的法定假日多了起來，包括中國的公休日、俄國東正教的復活節、辛亥革命紀念日和蘇聯成立日。
哈爾濱表面上一幅天下太平、各國和睦相處的大好局面，其實沒能起到融合的作用。悍匪強盜繼續作惡，不分物件與場合。哈爾濱下游有個農場，是一名美軍少校開的，僱用了很多中國饑民，給他們一口飽飯。這個農場也遭到盜匪襲擊。喪心病狂的賊子們殺掉少校和一箇中國農民，綁架了從北京協和醫院前來拜訪的一名美國眼科醫生。這位醫生後來寫了一本書，《與中國土匪同行的十週》。一開始，裡面提到他對朋友之死與其產業的覆滅傷心欲絕。然而，隨著被囚禁的日子一天天過去，章節的標題越來越顯出他對這些盜匪的同情，比如，「從崇高到荒謬」。他幫土匪們治療梅毒、沙眼和皮癬等疾病，以此來換取好感，保護自身安全。他在書中略帶諷刺地寫道：「他們沒有書籍或報紙可讀；他們不玩遊戲；他們不習慣寫信，也留不下什麼文字記錄；他們醒著的時候，也從不安靜地反省自己的一生。但他們會說話，每日喋喋不休。最主要的話題就是鴉片。」書的第二十四章標題是：我教土匪們英語並拒絕幫運鴉片到北京。裡面寫道，深夜，他被一些士兵叫醒，看到對方穿著軍服，卻不能確定是來救他的還是剛出虎穴，又入狼窩。這些士兵是張作霖的人，他得救了。
在哈爾濱，中國人和俄國人分得相當清楚，關係也很緊張。在一次為中俄技術學院籌款的晚宴上，一部較為誇張的戲劇展現了英國音樂廳裡的場景，半數聽音樂的高官顯貴都站起來離開了，一箇中國人說著洋涇浜英語：「哦，真是太精彩啦！」接著一個西方人說：「中國人說謊不打草稿。」
1926年的一場比賽中，俄國基督教青年會籃球隊以29—17的比分打敗一支中國的高中籃球隊。在場學生髮生暴亂。賽後的資料表上，統計了雙方的傷亡人數以及全城打破了多少扇窗戶。
住在中國人治下哈爾濱的俄國人抱怨說，現在的日子緊巴巴的，他們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哈爾濱當得起東方小巴黎這個美稱，一名遊客寫道，因為這裡的物價和巴黎持平。俄國白黨現在沒有國籍，也沒有有效護照，如果他們想離開哈爾濱，尋找新生活，就必須花錢購買出境許可證。一個英國人被警察暴打一頓，他被指控造假，直到付了一大筆罰款，才被一名官員放了出來，並表示歉意，「我們很抱歉，還以為您是俄國人呢」。《哈潑斯雜誌》刊登的文章說哈爾濱是「世界上唯一黃種人統治的白人城市」。文章的標題令人震驚，「在那黃種人統治白種人的地方」。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坐的私家火車被炸，他受了重傷，隨即撒手人寰。計劃刺殺的是一名日本陸軍上校，企圖用更聽話的人代替張作霖。這位軍閥的兒子沒有公開譴責日本刺殺父親的行徑。他只是默默接管了東北，與中華民國政府達成和解，讓東北和全中國共命運。日本可能一開始還以為人稱少帥的張學良會像他父親一樣，可以被利誘和收買。在1929年一次手下高階將領們參加的晚宴上，他徹底打碎了日本人的美夢。少帥下令，將兩個親日派的軍官當場槍斃。
「俄國暴徒與華人在哈爾濱對戰，」1932年的《紐約時報》刊登了這樣的報道，「結冰的道路上，他們設了路障，毫不留情，五死二十二傷。」一名八歲的俄國流浪兒餓得發慌，偷了一個小蛋糕，結果被帶到中國警察局。一群俄國人圍在警局門口，要求放人。警方派人驅趕，俄國人隨即佔領了中國大街。這條哈爾濱的主要大街鋪著漂亮的鵝卵石，路兩旁是宏偉的酒店和琳琅滿目的商店。俄國姑娘們常在路旁叫賣丁香和鳶尾，旁邊還有中國貨郎販賣糖葫蘆。一名遊客寫道，中國大街上的購物者們全都「步伐輕快，彷彿隨時隨地都能起舞」。現在，俄國人毀壞各家商店的傢俱、店門和窗戶，設立了路障。《泰晤士報》的報道口吻十分緊張：「哈爾濱劍拔弩張，喧囂吵鬧，令人想起法國革命時那些瘋狂的歲月。」沙皇擁護者和蘇維埃主義者們頭一次肩並肩一致對外。中國警察用消防水管朝人群噴水，但在1月的嚴寒下，水凍住了，「更讓路障堅硬得如石頭一般」。接著警察們拿著來復槍威脅，結果引起俄國人的反攻。他們高舉大棒和拳頭。這一次較量以俄國人的獲勝告終。
今天，這條街已經改名為中央大街。仍然是鵝卵石的路面。街邊保留了舊時代新藝術派的商店，被粉刷成淡淡的草綠色和鮮麗的檸檬黃。路邊的標牌在中國來說也算是非常獨特，上面有中英雙語（但沒有俄語）介紹了不同建築的設計師和原來的用途。很多建築以前都是俄國猶太人開的百貨商店和餐館。很多店鋪依然在營業，只是招牌變成了東方餃子王、麥當勞或東北毛皮店。有家商店裡專賣俄羅斯套娃；有一家的窗戶上冒著熱氣，俄羅斯大列巴新鮮出爐。
這是一條步行街，也是哈爾濱的主要景點。街道一端是一家假日酒店，另一端是一家沃爾瑪，旁邊就是松花江南岸的斯大林公園。江畔步道上，常有老爺爺在放風箏。一個穿著布鞋，蹣跚散步的老頭臉上帶著微笑，給我看他手上透明塑膠袋裡的金魚。「我帶它出來散個步。」老人鄭重地說。
不遠的地方有個小擴音器，裡面反覆播放著「抵制日貨」。在俄國人修建的現代酒店門口，大學生們坐在一張桌子後面，散發傳單，號召大家保衛釣魚島。從中日第一次戰爭開始，兩國就為這個島的歸屬權爭吵不休。和學生們競相吸引行人注意的，還有鵝卵石路正對面的另一個攤位。揚聲器裡傳出的聲音十分尖利，請大家「堅決粉碎非法電子遊戲」。我看到桌子後面有一個童話般的鋪面，茂盛的藤蔓將店門半遮半掩。外牆鋪設了常青木板，嵌著玻璃窗，裡面有蕾絲窗簾。我悄悄走進店裡，關上厚重的木門，將揚聲器此起彼伏的尖叫關在店外。店裡飄著一股白菜小餡餅和咖啡混合的香味。黃色的牆面上掛著俄國人的黑白照片。原來是家咖啡店，叫做蘇菲婭。
店主胡宏五十多了，一頭黑髮剪得短短的，頭上落著一些木屑。「我正在翻修新餐館呢，」他說，舉起一杯伏特加要跟我幹了。「我受過建築師培訓，但還是喜歡現場動手，做一些東西。坐在會議室裡，討好那些當官的，求他們批准我的設計也太憋屈了。那些人還不是本地的，而是從很遠的地方調過來的。簡直太可笑了。一遍又一遍地讓我改稿，不管多荒唐的建議都必須照辦。就說今天吧，我在橡木桌板上刻一朵玫瑰，挺辛苦的。一個建築檢查員來了，轉了一圈還算滿意，結果出去的時候在我桌前停下說，‘刻朵別的花嘛，菊花比玫瑰花好’。」胡先生說著突然哈哈大笑，「東北人就這副德行，眼前有啥，總要提點意見。」
他是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不過是混血，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俄羅斯人。「牆上這些照片裡都是我的先輩，」他說，「這兒本來是他們的房子。」立體聲音響裡小聲飄著柴可夫斯基的組曲，胡先生帶著我四處參觀，經過祖父傳下來的鐘，欣賞了一個笑容燦爛的短髮美女的照片。而笑容同樣的胡先生驕傲地指著照片說，「這是我媽媽」。「我開這個咖啡館就是為了紀念她，也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去世的。當時蘇聯和中國鬧掰了。我被送走了，」他頓了頓，「再來杯伏特加吧。」
他遞給我一張自制的報紙，報名叫《俄羅斯新聞》，旁邊是一張蒸汽火車的照片。「我每個月都弄這個。算是僑民通訊吧。我會在上面節選一些我母親20年代寫的日記。」胡先生說，這不僅僅是為了紀念母親，也是讓哈爾濱的歷史記憶保持鮮活。
「只要是在這城裡長大的本地人，誰也不例外，都是混血的，沒有血緣上的混，也有文化上的混，」他說，「可能年輕人或者遊客都不瞭解。就說這斯大林公園吧，就是中國僅存的，也許在俄羅斯都沒有了。為啥還叫這名字？大家根本不知道誰是斯大林，也不知道他做過啥。叫希特勒公園說不定也無所謂。但我們都知道，斯大林是俄國人，現在俄羅斯是我們的朋友。但俄羅斯並不一直都和中國友好，歷史也不是‘一開始那樣，但現在這樣了’這麼一句話可以簡單帶過的。」
曾經做過建築師的胡先生給我看了一篇雜誌文章，寫到他的設計，為了紀念「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拆毀的聖尼古拉斯教堂。現在，教堂舊址上修了個轉盤。「我們可以在轉盤上加一些洋蔥頂雕塑，至少能提醒人們，那座教堂曾經是哈爾濱最宏偉的建築。我不知道市領導會不會同意。」他說，領導們肯定會說，聖索菲亞大教堂已經翻修過了，作為博物館對公眾開放，儲存一個遺蹟，跟儲存很多遺蹟沒啥區別。
胡宏喜歡研究日本的建築，他說這讓自己成為「歷史的東北人」——身上有俄羅斯和日本「零件」的中國人。我說，中國人都要在自己前面加個民族定語。胡先生覺得沒必要。「我就是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都知道，這是個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國家。」
很多中國人的民族特徵並不明顯，只是默默存在於他們的身份證上。然而在東北，這些特徵清清楚楚，映在臉上，流在血液裡。
即我國的黑龍江。——譯者
該事件在歷史上被認為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線。——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