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到荒地村三舅那片正在成熟的稻田之前，我沿著一條分岔的鐵路線，尋訪了四個歷史遺蹟。嗯，勉強可以稱得上是遺蹟吧。那是東北還是「世界舞臺」時留下的。第一站，是個人煙稀少的鬼鎮；第二站，是個人跡罕至的鬼村；第三站，是個早已廢棄的鬼博物館；而第四站，是去見一個男人，他發誓說，自己和一個外星人發生過性關係。
先去鬼鎮，哈爾濱西面三百二十公里的地方。我在齊齊哈爾下了車。齊齊哈爾這個名字，大概是這個城市最棒的部分了，富有韻律，特別好聽。齊齊哈爾火車站還是日佔時期日本人修建的，用了巧克力色的整塊巨石。而現在，這裡的牆上還刷著紅色大字，用「毛澤東思想萬歲！」這句響亮的口號迎來送往，在全中國也屬絕唱。
清朝時，齊齊哈爾是軍事要塞，還是重要的穆斯林社群所在地。這裡有三百年曆史的清真寺，孤零零地站立在市中心嶄新的寬闊大道之間。當時清政府不允許俄國人把鐵路修到已有的城市附近，因此中東鐵路修在離齊齊哈爾市三十二公里的地方。往返需要乘坐一輛窄軌列車。現在窄軌列車當然已經消失，從市區到那時候的老火車站，要坐大巴，沿著水泥和土路上深深淺淺的車轍，顛簸一個小時，來到一個名叫昂昂溪的小鎮。
昂昂溪火車站還在，看上去如同黑海地區的鄉間宅邸：窄而長的窗戶，山形的屋頂，被漆成淺橙色的外牆。這裡沒有密集的客流來來往往，也沒有火車時不時鳴笛進站。除了樹上的蟬聲和別處一樣聒噪，其他一切都是安寧的靜止的。街對面的土路不斷延伸，經過磚砌的村舍，木質的門廊上有美麗的雕花。這些五十年以上歷史的房子，基本都漆成黃色和藍綠色，不約而同頂著腐朽的屋頂。破碎的窗戶周圍野草叢生。
野生的玉米稈長滿了過去的人行道。在曾經迴盪著馬蹄聲和車輪聲的主路上，四個年邁的中國老太太蹲在水窪旁。她們面前都鋪著毯子，上面擺著一些菜，蔫蔫的黃瓜和乾癟的蠶豆之類。和蔬菜的賣相一樣，老太太們看起來也相當憔悴萎靡。「你來找歷史？」其中一個跟我說，「你來得也忒晚了！」
事實上，我來得剛剛好。俄國鐵道俱樂部的舊址門居然是開著的。從外面看，這是個粉色的鋸齒形要塞。走進去，會看到一張張桌上散落著撲克牌，椅子也被推得亂七八糟，彷彿大家都棄了牌，匆匆忙忙趕火車回國了。站在這鴉雀無聲的房間裡，我背上突然不由自主生出一股寒意。我大聲問有人在嗎，問題撞到厚厚的牆壁，又彈了回來，回聲變成唯一的答案。
現在，每天會在這個車站停靠的客運列車，只有三趟。其他大多是貨車，運石油或原木。售票處只有一個工作人員，給我指了指車站門口掛著的中文標牌，上面寫明，車站於1903年建成，有「整條鐵路線上現存最完好的木質天橋」。天橋上落滿了東北的皚皚白雪。即使是今天，旅客從暖烘烘的熱鬧火車上看到眼前這荒涼頹敗的景象，下車前可能也要猶豫好一會兒吧。怪不得這條線上的車站要漆成那麼鮮亮的顏色。
1930年，哈佛畢業生梁思永在這裡下了車，獨自一人。鐵道工作人員在這裡發現一個墳塋，有一些石雕，用他們的話說，「看上去挺老的」。梁思永在這裡進行了當時中國為數不多的科學挖掘行動，發現了七千年前的史前古器物。那時他年僅二十六歲。
這個考古挖掘現場有專屬的小博物館，在城外八公里左右的地方，旁邊的道路筆直地穿過綿延荒蕪的土地。我在第一個展廳遇到一位導遊，他的語氣裡帶著職業性的熱情，站在真人大小的遠古亞洲獵人模型面前介紹道：「這個聚落是北方捕魚和狩獵文化的搖籃。」導遊聽起來像在背誦課文。「住在這裡的原始人類，用非凡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創造了燦爛的文化。他們為中華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些原始人類應該完全沒有中華或中國的概念。他們只不過在不停敲打石頭，希望能取一點火星罷了。但導遊繼續深情地說道：「昂昂溪原始人以堅強不屈、永不放棄和先鋒開拓的精神，創造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遙遠的歷史時刻提醒著我們，也要為祖國的富強貢獻一分力量。」這個考古遺址也是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就連原始人也能和國家的富強扯上關係。
博物館的另一個展室關門了。一個講解員為我開了門，開啟燈，扭頭走了。透過玻璃展示櫃，我看到一件手織的毛開衫，一把刮鬍刀和一塊硯石。一開始，我吃了一驚，以為原始人真的有非凡的智慧和勤勞的雙手。過了一會兒才看到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年輕人一頭黑髮梳得油光鋥亮，戴著眼鏡，領子上了漿，戴著領帶。原來這是梁思永的紀念廳，他是「中國考古學之父」。
研究北京城市規劃的那幾年，我深入瞭解了他的哥哥梁思成，被稱為「中國建築學之父」。我採訪過樑思成的兒子，也讀了很多關於他父親的資料。兩兄弟的父親曾是清朝著名的革命者，逼迫慈禧太后進行現代化改革，最後功敗垂成。但那時我從來沒聽說過樑思永這個名字。
我慢慢看著他多年來的照片，還有在昂昂溪挖掘的工作照。接著看到一個玻璃櫃，標示牌寫著，「梁思永專著與工作日誌」。裡面有一摞厚厚的紙。最上面一頁列印著十分工整的英文標題，expeditionjournal（《遠征日誌》）。
我突然熱淚盈眶。此時此地，我的心境也許和1930年的梁思永類似，長途跋涉來到這裡，第一次挖掘就有驚天大發現。我已經讀了很多西方旅人在東北的遊記，那麼中國旅人在這裡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講解員正用手機玩著紙牌遊戲。她可沒我這麼激動。她說她不認識英文，所以從來沒翻開第一頁，看看這到底是真書還是宜家樣板間的那種道具書。不過她也沒有展示櫃的鑰匙。「我的鑰匙只能開大門。我根本不知道誰能開那些展櫃。」她踩著高跟鞋嗒嗒嗒地走遠了，我被孤獨地遺忘在荒野之中，就在昂昂溪人煙稀少的鬼鎮邊。
梁思永日誌的手稿在一萬多公里之外的哈佛大學的一間珍本藏書室裡。這本書是全英文的，如果留在中國，十有八九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燒燬，就像他那位著名的建築師哥哥的那些手稿。梁思永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去世了，1954年死於心臟病，享年五十歲。
這本工作日誌讀來比較親切，沒有那麼學術。他以獨特的視角，描寫了日本佔領前夕的東北：梁思永從北京出發乘坐火車，中間經常開到岔路上，給軍用列車讓路。這本日誌寫於1930年，描述了兩個月之內發生的事情，文字涉及俄國、日本、中華民國和一路上那些起起落落的軍閥。
當時的經濟也是支離破碎。梁思永寫自己到哈爾濱採購生活必需品，「各種各樣種類繁多的紙幣和鈔票讓我困惑又震驚。除了大洋和日元，還有哈爾濱元、黑龍江元、銀票」，另外還有兩種。「每種都有自己的匯率，用不同錢幣的商店匯率也都不一樣！另外，我提到的後面四種錢幣在省外沒法用。」
為了開展考古挖掘，梁思永先要取得俄國鐵路局和中國省政府雙方的許可。不過，一封地頭蛇的介紹信免去了這些繁文縟節。梁思永對這位鐵腕人物的描述很符合我遇到的很多東北人。他在書裡寫道：「他是個很有代表性的樣本。圓乎乎的腦袋，國字臉，粗粗的脖子，寬厚的胸膛，簡而言之，是個三十出頭的壯實男人。他言行鋒利，飛揚跋扈，比較粗獷，甚至可說是粗俗。但他也是個直來直去的爽快人，以自己的方式和語言展現了一個精力充沛、辦事高效、吃苦耐勞的漢子形象。他是這片土地上典型的男人，雷厲風行，說到做到。這件事需要官方介入的程式不到十分鐘就解決了。我正式取得了挖掘許可。」
當然，當地的土匪既不會讀書識字，也不會講理。一群匪徒騎著馬，追趕著梁思永，直到他找到一個棲身之所，那個地方是「真正意義上的堡壘，牆有六到九米高，還有射擊用的槍孔。槍聲整夜不停息，響徹整個城鎮，像過年的鞭炮一樣」。
在整個遠征的過程中，睡眠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有時候是土匪火併，槍聲吵鬧；有時候是睡的炕太熱，讓梁思永感覺有火在炙烤著脊背；加之用作燃料的牛糞味道難聞，也令他作嘔。他經常會半夜驚醒，驅趕到處搜尋食物的老鼠。最難熬的是天寒地凍，「西北的大風實在力大無窮，能穿透我最厚實的大衣。我的鼻子彷彿凍僵了，連呼吸都困難。我的手指已經完全僵硬，都快不能做筆記和拍照片了」。
兩百頁的日誌裡收錄了八十四張親手拍攝和沖洗的照片，記錄了考古挖掘現場和他一路上遇到的人。照片裡只能看到梁思永的影子。他站在鏡頭後，拍下眼前所見。我想象他咧嘴而笑；而他拍下的人們也有著無拘無束的笑容，第一次見到相機並且被拍的人，很少能有這樣的表情。
寫到當時在東北西部大草原考察時，梁思永公開表示了對漢族「殖民」蒙古游牧民族的蔑視，他認為這種行為就好比日本入侵東北。「我覺得蒙古族—漢族和中國—日本之間的情況有相當類似之處，」他寫道，「事實上，過程中的方法和心理態度都如出一轍……漢族的入侵與滲透持續很久，來勢洶洶。蒙古人被認為是貧窮落後和不開化的民族。他們的土地也被看做是荒地，應該讓漢族人來佔領和開墾……官員對他們假意愛護，但只要時機合適，就會橫加干涉。商人對他們就是純粹的欺騙，利用他們的單純和善良。而蒙古人對漢族人的態度是憎恨和恐懼，最強烈的感情是不信任。他們以非常緩慢但明顯可以感覺到的速度，退居更為荒蕪的土地。」
到1930年，俄國人撤退得差不多了，因為日本勢力越來越大。梁思永坐在一節「十分乾淨和整潔」的三等車廂裡，行進在東北的偏遠地區，他記錄了這種力量的變化。「這裡隨處可見日本的影響，」他寫道，「一切都是以日本特有的方式在執行。從列車員的行為，到賣糖人的態度。」他經過一些新的火車站，發現高高的屋頂和大大的窗戶顯然不是這種極寒之地應有的建築，這說明「設計它們的日本建築師們忘了考慮這裡的地理特徵。我感覺彷彿在西伯利亞看到了西班牙的消夏別墅」。
在昂昂溪車站橙色牆壁前的小丘裡，連年的北風蝕出一條溝槽。梁思永在裡面發現了石片和碎陶片，還挖掘了一具骨架。第二天，他就發現了「一個從未被發現過的新石器時代墓葬。骨架相對完好，一切陪葬品原封不動」。
描述考古發現之餘，梁思永在日誌中還不時來點冷幽默。他坐在自己那輛超載的小車上，「彷彿聖誕老人要開始送禮物的旅程了」。他花了整整一天，「在沼澤地裡走了六千多步」，地裡的水「把我的腳凍得冰冷，最後刺骨地痛了起來」，還要對抗「雲一般襲來的蚊蠅」。他提到，缺乏排水系統和整個地形的平坦，是「加速滿洲鐵路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需要做太多工程方面的工作，堆疊土壤搭建路基和鋪設軌道十分容易。不管怎麼說，在這裡挖掘古人的遺蹟，實在不是件美差」。
往昂昂溪北邊再坐一小時的車，就能看到一個年代比較近的遺蹟，雖然凋敝，勉強還算有跡可循。這是東北最後一批母語是滿語的人，他們住在一個叫三家子的村子。村民們祖上分屬清朝軍隊編制「八旗」的不同陣營。17世紀，八旗將使曾被派往邊境，抵抗俄軍的入侵。
通往村子的土路上，滿族計程車司機好心提醒我，那兒沒啥可看的。「一個特別落後的地方，」他說，「50年代才通了公路，那之前村子都是自給自足的，所以滿語才留存下來。他們和外界根本沒多少聯絡。」車窗外，牛羊在開闊的草原上吃草。放牧的男孩子坐在一棵柳樹下，盯著手機螢幕。
「‘文革’那前兒吧，我們聽說說滿語的人可能是蘇聯間諜，」司機說，「所以很多還會說滿語的就改說漢語了。只有老人還說滿語。但他們也快死光了。」從一些中國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結果來看，目前只有三個老人能說一口流利的滿語，他們都已經八十多了。
據預測，21世紀末，全世界六千八百種語言中，有一半將會滅絕。但沒有一種曾經擁有滿語的輝煌和普及，那曾經是清朝龐大疆域上的國語。是，普通話也保留了滿語中的一些通用語，官方檔案也有同時用滿漢兩種文字記載的。但在一千萬份清朝史料中，大概只有20％是滿文，除了少數專家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所云。
柏油路變成了土路，經過一間茅屋。我還是第一次在伍迪·蓋瑟瑞的民歌之外目睹這種茅屋。接下來的那些小屋基本都是用泥巴糊牆，茅草蓋頂。相比之下，荒地也算是繁華的新興城市了。司機停在村子入口處的標誌旁，標誌是滿漢雙語的，我只認得後一種：
三家子歡迎您！
這是一個滿語村。
來這裡為滿族文化尋根。
對我來說，中文不是問題，但滿語看上去就像天書。這是一種根據蒙古字母系統發展起來的語音類文字。在我這個門外漢的眼裡，只有一根根粗粗的黑線，一個個圓圈和黑點，看上去有點像豎起來的阿拉伯文。
「這上面的滿文和中文的意思一樣嗎？」
「我看不懂，」司機說，「學校沒教過滿語。」
但在這獨特的村子裡，滿語是學校的一門課程。三十四歲的村民石俊光就是從奶奶那裡學到這種語言的。他四處錄下村子裡老人們說的滿語，建立了一個口述檔案；之後爭取到官方的批准，每週在村裡的小學教幾個課時的滿語。
我曾經看到中國報紙將三家子村描述為「活化石」，但今天一看，村子根本就是死氣沉沉。正值暑假，小學空無一人。這個小學是我見過的最整潔的鄉村小學。小操場上還有很多樹蔭，這也是我從未在鄉村小學目睹過的景象。操場的外圍種了一圈柳樹，形成天然的護欄，讓這裡添了很多生機。公告欄上貼了一張宣傳海報，用滿漢雙語寫著「傳承滿族文化從我做起」。
一個偶遇的孩子給我指了教師宿舍的路。要經過一個前院，土地被悉心開墾過，種上了洋蔥。石俊光開了門。也不知他見到我這樣一副外國面孔有沒有吃驚，反正表面上是看不出來。他只是簡單問我，有沒有跟他談話的官方許可。
「情況有點複雜，」石先生看上去有點尷尬。
「村裡的政治？」我猜測。
「啊。」他點點頭。最近有些中國記者來訪，村領導不是很高興，因為記者沒有申請進入學校和觀摩滿語課程的許可。那些記者還跑去糾纏那些說滿語的老人，不停地叫他們上鏡說話。石先生說記者跟縣委和省委的宣傳部抱怨，說村民不配合。這件事最終怪到他頭上，村領導被上面批了，就把氣都撒到他身上。石先生覺得這是對自己試驗的一個打擊。
「我只不過想一直教孩子們滿語而已，」石先生用漢語說，「要是我不為維繫滿語盡一分力，村裡的孩子有一天就會怪大人沒把他們的文化保護好。我也是一個大人。」
到底該怎麼描述一種瀕死語言聽上去的感覺呢？在我聽來，滿語就像語速很快，唇齒摩擦更多的韓語。短暫的滿語教學結束後，我問石先生滿語的再見怎麼說。他發了個音，我重複一遍。他又重重說了兩遍，sirameachaki，sirameachaki。聽起來彷彿馬兒踏蹄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