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先生又說了漢語：「再見。」再見。
一天清晨在哈爾濱，天氣很好，我在高遠的藍天下，走過哈爾濱製藥集團老幹部活動中心和同一個公司的房地產集團辦公室。這是非常典型的21世紀東北漫步，路上看不到任何舊時代遺留的真東西，但又能尋找到蛛絲馬跡：酒店翻修做舊的黃銅門前有楔石，寫著1903。重新粉刷過外牆的猶太會堂；聖索菲亞大教堂綠色的洋蔥頂。「哈藥集團歡迎您來到哈爾濱！」教堂前廣場上巨大的廣告牌十分醒目。教堂的外牆是紅磚砌成的，仔細辨認，上面還依稀留著「文化大革命」時期用明黃油漆刷上的反帝國主義口號。
然而，破壞又重建的歷史迴圈往復，如今，哈爾濱曾經是「世界舞臺」的過去並不是需要藏著掖著的醜事，而是城市宣傳的重點。兩個街區外就是全世界唯一的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一名導遊領著一群中學生，經過一個個展室。每個展室都代表了哈爾濱的友好城市，一共二十七個。「我市政府與這些城市建立的友誼，宣揚了和平穩定與相互理解。」導遊又在背誦課文了。孩子們盯著來自英國桑德蘭的鍍銀勺子，智利蓬塔阿雷納斯的郵票，日本旭川的清酒和以色列吉夫阿塔伊姆的一本《光明篇》。「忘記歷史等於背叛。」導遊如是總結。
孩子們你推我攘地走過展覽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一邊摸著胡桃木牆板。從牆板的材質能尋找到這棟大樓過去的蹤跡。一個世紀前，哈爾濱還是國際鐵路樞紐，而這裡是丹麥領事館的所在地。一會兒學生們又駐足觀察芬蘭羅凡涅米的小旅滑鼠本，聞聞來自拉脫維亞陶格夫匹爾斯的羊毛圍巾，接著看看乒乓球世界冠軍維爾納·施拉格穿過的運動服，他是奧地利維也納新城人民引以為豪的城市之子。
「那個地方到底在哪兒？」一個男孩打破沉默問道。「這些城市都在什麼國家？」在中國，展覽館很少有地圖，學生們困惑不已，有些焦躁和嘈雜。導遊無意中看見了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也正對著一些展品困惑不已，據說這些展品來自哈爾濱最近的新朋友，我的故鄉，明尼阿波利斯。「這是我們在美國的友好城市！」導遊興奮得快喊起來了。「這位肯定就是我們的美國朋友了！」等到大家滿含著崇拜和驚喜的歡呼逐漸退卻，我用中文解釋，自己並不是展覽的一部分。接著又轉身去看我的故鄉代表性的展品。那座我引以為豪的城市，有著名的沃克藝術中心，名揚全美的歌手「王子」，優雅美麗的天際線和寧靜的湖泊組成的市中心。明尼阿波利斯的市長辦公室選了一些東西作為城市代表前來展出。最醒目的是珠寶。接著學生們和我一起看了一個弓箭頭，射箭靶和百思買集團的標誌，還有黃金地鼠的標本，一盒盒金槍魚罐頭和貝蒂妙廚的天使蛋糕預拌粉。「那裡冬天很冷，和這裡一樣，」我補充說，試圖找些共同點，「冬天很長，很多人都愛喝酒。」導遊打斷了我，背起解說詞，說明尼阿波利斯有二十一所大學和三十個劇院。但孩子們的目光已經移向他處，盯上了旁邊的木偶，來自羅馬尼亞的普洛耶什蒂。
中國特別喜歡把友誼掛在嘴邊，尤其熱衷這種友好城市之類的官方行為。不管誰來這兒參觀，都會聽到各種工作人員不斷念叨「為了我們的友誼」，心裡會特別煩躁，迫不及待地往出口走，不想再聽我們的友誼這次又要出什麼么蛾子（還不如晚上安安靜靜在家裡讀本書呢）。在和平隊工作期間，我曾經遇到過一次反對帝國主義的宣傳活動，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們被粉飾成了中美友誼志願者。那兩年，我遇到很多要求，讓我做這做那，去參加英語角，去卡拉ok唱卡朋特的歌，去吃火鍋，去吸海洛因……人人都告訴我那是為了我們的友誼。當一句話大眾到連癮君子都能隨意引用，那一定失去了原本的意義。
為了吸引中外遊客，哈爾濱復活了原先那些特別上鏡的背景。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周圍綠樹環繞，像是繁忙喧嚷的鬧市中一片安謐的淨土。兩層樓高的建築，檸檬色的外牆，看上去彷彿這棟建築在聖彼得堡上了車，在哈爾濱下了車，決定在這座城市結束旅程，安身立命。
展覽館內，孩子們排隊經過各種展品。地板光潔如新，反射著頂上枝形吊燈的光，都能做地燈用了。大大的窗戶，配著厚重的紅色幔帳，就是電影裡面經常著火的那種。大理石的臺階也修成電影裡那種感覺，旋轉上升，彷彿隨時隨地都會有盛裝的美人從上面搖曳生姿地走下來。這棟大樓歷史悠久了，在俄佔時期、民國時期、軍閥時期、日佔時期都有使用，一直持續到共產黨領導的現在。我很想問一個女生，會不會覺得我們可能在這裡遭遇幽靈。不過導遊讓我們別說話，唸經似地嘮叨「不要交頭接耳，不要亂扔垃圾，不要隨地吐痰。禁止拍照，不要玩手機。保持安靜」。
我們參觀了一些來自加拿大埃德蒙頓的硬幣。還有一件連帽衫，上面的價籤都沒剪，是加拿大麥科文大學的校足球隊服（格里芬們加油哦！）。法國阿拉斯的展區有一把搖椅和一封市長讓—馬裡·范里倫伯格的親筆信。親筆信字型流暢美觀，讓同樣也寫了親筆信的紐西蘭南塔拉納基市長羅斯·頓洛普相形見絀。上一次我看到這樣糟糕的書寫，還是偶得一本八年級學生的數學筆記。不過我還是仔細看了看頓洛普市長那些鬼畫符一樣的字，字母i上那個小點弄得跟畫了顆心似的。從信裡的介紹，我瞭解到，南塔拉納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乳製品工廠。而且那裡的人民都知道，哈爾濱國際友好城市展覽館，能夠「幫助哈爾濱市民多多瞭解那些國際友人的風俗、文化、地標建築和地理位置」。一個疲倦不堪的參觀者，讀到這些東西只會翻白眼。然而，展室裡是那麼安靜，甚至能聽到孩子們肚子餓得咕咕叫的聲音。加上沒有人因此而鬨笑，就顯得更加安靜了。
友好城市運動發源於歐洲，也稱城市結誼，可以追溯到9世紀。那時法國勒芒率先和德國帕德博恩結為友好城市。1931年，美國俄亥俄州的托萊多邀請了西班牙的同名城市，開啟了北美友好城市的先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城市結誼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一些是為了促進相互間的諒解和睦，一些是為了冷戰時期政治鼓吹的需求。1956年，艾森豪威爾治下的美國政府牽頭成立了國際友好城市協會，現在是一個非營利性機構，辦公地點在華盛頓特區。
根據該協會對自己使命的闡述，在「後邪惡帝國」時代，這些友好城市關係，是為了「從各個城市做起，建立全球合作，宣揚文化理解，促進經濟發展」。換言之，就是為了我們的友誼。美國的城市通常有很多友好城市，但協會的網站上比較不贊成這種「濫交」。「多於一個友好城市的情況，只能在城市社群認為有必要和有足夠資源去支撐多個友好關係的前提下發生。」這話令我腦海中浮現一個私人廣告，抬頭是急尋城市交友：單身、有魅力、性格多樣的大都市尋找國外伴侶；希望建立長期聯絡，互相往來，互通有無；注重規模，鄉鎮勿擾，謝謝。
中國的第一對友好城市是1980年結成的，上海與舊金山。從那時候起，是否有友好城市和友好城市的多少，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認定一樣，在中國成為衡量城市發展程度的標準之一。中國的都市紛紛對外國城市丟擲橄欖枝，熱情相邀，建立友誼（還讓他們和臺灣的友好城市分手：美國莫比爾就拋棄了高雄，與菏澤和天津在一起了）。北京有四十七個友好城市，簡直給人一種世界大同的錯覺。其中伊斯蘭堡和特拉維夫竟然同時在列。有的友好城市結對是憑直覺，完全興之所至：拉薩和蒙大拿州的博爾德；充滿工業氣息的武漢和曾經的世界鋼都匹茲堡；吉林省的小城市蛟河與同樣名不見經傳的加州福爾松。以上例子都還算是互相之間比較匹配，有相似之處的城市互相結盟，而葫蘆島，這個已經破舊不堪的東北港市，竟然跟魅力四射的拉斯維加斯攀親，就需要無限的勇氣和足夠厚的臉皮了。這個港市已經在積極輸入賭城的文化，每年都要舉行國際泳裝文化節。
我們這個小小的旅遊團邁著疲憊的步伐，來到樓上，經過一頂猶太男子戴的圓頂小帽，這個展品旨在說明哈爾濱曾經擁有遠東最大的猶太社群。我們盯著一個生鏽的熨斗，證明「哈爾濱繁榮發展，成為一個開放包容的現代城市」。沒有什麼東西能跟附近的猶太會堂、聖索菲亞大教堂、修復的鵝卵石大街或頹敗的原俄國人聚居地聯絡起來。沒有任何說明提到沙皇、中國皇帝、軍閥以及他們所統領的軍隊，都曾為了哈爾濱揮師殺敵，大開殺戒。沒有提到這裡曾經是說著四十五種語言的五十三國人民趨之若鶩的居住地和避難所。
映入我們眼簾的，只有五花八門的展品，來自泰國清邁（手工掛毯）、菲律賓卡加延德奧羅（一個鴕鳥蛋）、英國桑德蘭（一張喬治·華盛頓的照片，他的父母是那裡人）。澳大利亞格里菲斯也送了一顆蛋，是鴯鶓蛋，還有袋鼠皮和黃尾袋鼠牌的酒（不過現在只看到空空的酒瓶）。日本旭川的清酒瓶也是空的，俄羅斯斯維爾德洛夫斯克送的伏特加也不知道被誰喝乾了。孩子們盯著玻璃櫃裡陳列的一個飛去來器，很是好奇。展廳裡鴉雀無聲，光線昏暗。我們參觀著空空如也的啤酒瓶和鎖起來的武器。角落裡是羅瓦涅米的展區，有一堆給聖誕老人的信，沒有開封。
「羅瓦涅米最受歡迎的居民就是聖誕老人，」導遊的背誦打破了沉默，「每年都有成千上萬世界各地的遊客去參觀在北極圈的聖誕老人村。」那些去不了的人，就會寫信去，比如這位香港九龍界限街139號的馬克斯·李小朋友。結果他的信沒人看，被原封不動送到哈爾濱來展覽了。
導遊把我們帶到樓下，進行了一番總結：哈爾濱，國際化的大都市，代表了友誼、發展、現代化和最重要的友誼。孩子們都盯著我笑了。我心想，這總比被叫老外好。展覽館的閉館時間要到了，孩子們走過明尼阿波利斯的展區，那些展品恰好佐證了一些批評家的觀點，他們說友好城市運動不過是相互做生意和增加貿易往來好聽點的說法而已。但我放下了這種屬於外來者的嘲諷心理，按照導遊的要求，用帶著明尼蘇達口音的普通話，熱情介紹了那盒皮爾斯伯裡·芳菲蒂的布朗尼蛋糕預拌粉如何反映了密西西比河上米爾城人民的生活。
從小，我就習慣了瘋狂地盼望最新一期的《國家地理》。我喜歡裡面的地圖，拿來貼在臥室的牆壁上。如果你生在明尼阿波利斯，周圍是一望無際的大陸，四面八方幾乎都是等距離的土地，很自然地就會去想，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和平隊裡很多志願者來自中西部，並不符合美國的人口比例，我想這也是原因之一。參加和平隊，是一張走出大陸的票。
而在這個陽光明媚的美好清晨，我在我們的友好城市哈爾濱經歷和目睹著下面的一切：聖索菲亞廣場，我坐在一條綠色的木長凳上，旁邊是一叢叢黃色的金盞菊，黑色蝴蝶環繞在周圍。一個小女孩在喂鴿子；一個小男孩在吹泡泡；來來往往的女人們撐著陽傘；一對路過的情侶穿著憤怒的小鳥情侶裝。空氣中迴盪著公交車的喇叭聲和大嗓門的東北口音：哎呀媽呀，嗯呃。餃子店的僱員們站成整齊的一排排，做午飯後的廣播體操，聆聽經理激情滿懷的訓話。蜻蜓飛到金盞菊叢中，發出嗡嗡的響聲。一個女人靠在老教堂的牆上，拍了好多照片。一個男人大搖大擺地走過，手包夾在腋下，好像那是他隨時要抽出的武器。他後面還跟著一個男人，兩手都拿著一個棕色的用細繩封好的檔案袋。一輛餐車上飄來熱狗和爆米花的香味。旅行在外，一切看起來都可能是新鮮的，平時司空見慣的東西也會變得有趣。哈爾濱整座城市彷彿是一場大型展覽，這裡的遊客也是展品（特別適用於中國）。一位老爺爺抱著寶貝小孫子，快步走向金盞菊叢，扒開他的開襠褲，抱著孩子就開始給花兒們「澆水」。我看著他們，他們看著我。我們的表情一模一樣。友好市民嘛。
我上次和伐木工人孟照國見面，還是在荒地村以北一百二十多公里的紅旗林場。林場周圍是僅存的一片橡樹、樺木和水曲柳，曾經的覆蓋面積是懷俄明州的兩倍。那次，孟照國事先跟我打了招呼，說了地址，我在那條鄉村小路的最後一間房子裡找到了他。現在，他叫我去哈爾濱商業大學，走到校園裡的最後一棟樓。「要是找不到我，隨便問個人就行，」他說。人人都知道這人曾被外星人綁架過。
我站在哈爾濱商業大學門口，感覺我又來到了另一座鬼城。校園是某個工程的一部分，哈爾濱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要在這一片修建哈爾濱新的市中心，規劃區域和紐約差不多大。不過現在工程止步不前，人們就是不想搬到松花江這邊來。而有些爛尾樓的建築工地，重新長滿了青紗帳和一排排豆子。大學的主樓很空，只有一群學生大喊著英語短語，手裡拿的課本是著名的《瘋狂英語》。我感覺這套教材教的不是如何用英語交流，而是如何用英語咆哮。我走在移植過來的高大松樹之間，學生們的吼叫齊刷刷地傳來：「it'sbetterthannothing（聊勝於無）！youcan'tpleaseeveryone（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timewilltell（日久見人心）！」
走到學校那一頭，我就看到笑容滿面的孟照國。「在這兒工作我特別高興，」他說，「校園很安靜。我負責在鍋爐房燒開水。」這工作比伐木好多了，他說。過去的他幹了小半輩子伐木工。現在曾經的林場只剩下10％的樹，被保護起來，作為龍山國家森林公園的一部分。紅旗林場原來的工人，要麼離開另謀生路，要麼留在那兒繼續種豆子。
孟先生穿著一件乾淨的白大褂，寬鬆的長褲和一雙休閒鞋。一頭黑色的短髮整齊地梳向一邊。他看上去瘦了些，但是更健康了。和那時候一樣，一臉真誠實在。但他很厭倦再講述所謂的孟照國事件。跟他聊天，就好像我想象中和一個曾經的豔星聊天，兩者都對自己的過去羞於啟齒。「有的學生跟我講，他們在電視上見過我，」他說，「我就說那是別人，只是長得像我。」
但正是這份「惡名」幫他搞定了工作。「一個朋友跟我講他們在招鍋爐工，我來面試的時候，老闆在新聞裡看過我。學校分了個房子，有暖氣的。我老婆和女兒也在學校工作。我兒子在哈爾濱上中學，學校不錯。他在學英語。他在這兒比在林子裡待著好。」
孟先生是我在東北見過的最富自我創造性的例子。在其他中國人的眼裡，東北人慷慨寬容、勤勞肯幹，有時候有點二。所以，全國第一個聲稱和外星人發生過關係的人來自東北，也不算什麼奇事。
之前去紅旗林場看孟先生的時候，他住著兩間房的木屋，每一根木頭都是他親手釘上去的。光禿禿的燈泡放著黃色的燈光，從天花板上垂下來。他沒有電話，那兒也沒有訊號。炕上的枕頭癟癟的，沒塞什麼東西。一頭的牆上貼著一幅褪色的世界地圖。「我很久以前就貼上去了，」他解釋說，「當時夢想著，多去點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另一面牆幾乎被一臺大螢幕的索尼電視完全覆蓋。「在這兒只能收到兩個臺，」他說，「所以真是浪費錢。但不是我買的。一個做生意的聽完我的故事，給我送來的。」還有個馬來西亞的遊客，給他帶了頭奶牛過來。「我賣了，」孟先生告訴我，「養奶牛是要花錢的。我在這麼個地方，要奶牛幹嗎？」
我們一起到屋外散步，踩在雪地上，聽著唰唰的響聲。面前的龍山連綿起伏，天光漸暗，紫煙升騰。孟照國說，1994年，就在一個很相似的晚上，他見到山峰後發出金屬一般的光束。「我以為是直升機墜毀了，所以就跑過去，打掃一下現場。」他來到谷口，遠遠地想看一下墜毀現場。突然，「轟！什麼東西正好擊中我的額頭，把我給打昏過去了」。
他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了，根本記不得自己是怎麼回家的。幾天後的一個晚上，他驚醒過來，發現自己飄浮在炕上。老婆就睡在他下面，而自己身邊是個三米高，有六根手指的外星女人，大腿上一層毛辮子，腿就纏繞在孟照國的腰間。孟先生和這個外星人做愛長達四十分鐘。「接著她就穿過牆，消失了。我飄回炕上。她給我留下了這個。」他脫掉褲子，露出一條五釐米左右的鋸齒狀傷痕。看起來更像是伐木時不小心被鋸子割到的，但他堅持說，只是碰巧看起來像而已。
第二天早晨他跟老婆講了晚上的事情。老婆沒覺得他是負心漢，他說。畢竟，那一刻他是很無助的，就在自己床上，被一個外星人劫持了。
我請他畫一畫那個外星人。他接過我的筆，從一卷草紙中扯下一片（「這說不定就是用我砍的樹做的」）。我驚訝地發現，這個外星人挺眼熟。看起來很像梁思永年輕時在林場附近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現場挖出來的大眼睛雕像。事實上，比那些雕像還要更眼熟一些。孟先生在外星人的大腿根部畫上一個小小的×，我靈光一閃，啊，原來他畫的是米其林輪胎先生，只不過全身長著毛。
紅旗林場的生產基地有一家汽車修理廠，門口的招牌上就有輪胎先生，肥嘟嘟的大白臉，滿臉笑容地向來客招手。我想著那塊招牌，想著孟先生門口那一堆堆空空如也的五星牌啤酒板條箱和這荒無人煙的地方，想著東北的漫漫寒冬，以及無邊無際的空虛和孤獨。但孟先生講故事的時候，特別平靜，不著急，也不要討好誰，聽上去特別可信。我壓制了內心這番演繹。孟先生建議我們和孩子們一起到外面去，把我給他們帶的鞭炮放了。那天晚上，我迷迷糊糊地睡在他炕上，睡的很淺，生怕自己也被綁架了。
中國政府允許人們表達對外星生命的相信，這大概可以歸入天文學的範疇，也可以說是共產黨支援的科學社會主義。一本專注于飛碟學的期刊發行量是二十萬冊；中國ufo研究中心有五萬成員，每年都會召開會議。後來，和所有以信仰聚集起來的團體一樣，這個組織分裂成不同陣營，因為一些觀點上的分歧吵得不可開交。孟先生的故事通過手機簡訊和網際網路流傳開來，媒體的電話就打了過來。他在全國性的報紙和電視上都露了臉。他甚至成為維基百科上一個頁面的主題。這個頁面存在很大爭議，列出了他故事的不同版本，其中包括他被帶到外星人的母星，木星，並受到外星人「不斷地騷擾」。
「記者不斷想在我的故事裡找破綻，」在林場的時候，他告訴我，「一遍又一遍我講得都煩死了。說到底我就是個農民。」
但第二天早上他又給我講了故事的後續：外星人造訪他家炕頭的一個月後，他再一次驚醒，發現自己的身體飄浮著經過炕頭牆上的世界地圖。他飄啊飄，飄過雲端，進入一艘宇宙飛船，一群外星人圍著他，給他穿上一件人肉做的袍子。
「什麼袍子？」
「人肉做的袍子，」他重複了一遍，「他們說的是中國話，但是口音很重，所以一開始我也聽不懂。他們說他們都是逃難的。和我一樣，他們想逃離過去的生活。所以離開了快要消失的家。」
這個故事和無數遷徙到東北的人一樣。
孟先生要求見自己的外星情人，就是那個大腿內側編著毛辮子的女人。
「‘不能見，’他們說。但他們接著說的話給了我一點兒希望。‘六十年後，在遙遠的星球上，一箇中國農民的兒子將會誕生。’」
這簡直是神來之筆。孟先生將中國人的階級意識帶到了星際關係之中。這個故事幫助孟先生和他的老婆孩子離開了林場小路上最後一間房子，進入了省會城市的大學校園。我們在哈爾濱共進午餐，他又講了一遍這個故事。只有一個小小的細節變了：他說做愛時間是一個小時，不是四十分鐘。「我問那些外星人，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兒子，」他補充說，「他們說可以，但不能告訴我在哪裡。」
我開玩笑說，可能是在友好星球上。但孟先生沒有笑。「曾經，人類認為地球是方的，平的，」他說，「十年前，還沒人相信有手機這玩意兒。人啊，要是從來沒親眼見到什麼東西，自然就會懷疑那東西的存在，也不相信有人會過那樣的生活。我是第一個有勇氣站出來說‘我看到了’的人。」
「不過，你也知道，」孟先生邊說邊鄭重其事地點點頭，「在這兒，啥時候見不到點奇怪的事兒呢。」
中世紀猶太神秘教的經典，是猶太神秘主義對摩西五書的註疏。——譯者
格里芬是希臘神話中半獅半鷲的怪獸，也是麥科文大學的標誌。所以校隊隊員也被稱為格里芬。——譯者
伊斯蘭堡是巴基斯坦的首都，而特拉維夫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兩國之間的矛盾衝突由來已久。——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