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稻子都可以洗日光浴了。」三舅在田裡邊忙活邊說。英語裡雖然都叫rice，但種在土裡時叫稻子，加工好了供我們吃的才叫大米。他用手指在田埂的土上寫下稻和米的漢字。「來，你來寫。」他耐心地看著我把兩個字都寫對，然後抬起膠靴，把剛才還寫過字的地方掃平，土掉進了水田裡。
夏日，每天的光照時長達十六小時。「除了蟲害，最危險的就是稻子長得太快，熟得不均勻，」三舅給我解釋，「要是長得太快，就把田裡的水都抽了，讓稻子幹個幾天。」傳統的農耕技術認為，在稻子生長期短暫抽乾田裡的水，可以讓根變得更堅韌。中國古人將此稱之為擱田或烤田。實際操作時，要一直讓土地幹著，幹得有些開裂了再進行其他活動。
三舅指著齊小腿的水。「這事兒老重要了，你懂不。水質啊，比種子和土還要重要。河水是最好的。人人都知道。」
「我不知道。」
「淤泥！」三舅有些誇張地強調。「河水有淤泥，有黏土。」後來我知道了，這些肥沃的土壤裡含有營養豐富的礦物質。在成書於西元1149年的中國古代農學專著《陳旉農書》中，作者就記載：「大抵秧田愛往來活水，怕冷漿死水。」西元8世紀時，一位詩人寫下詩句，三百年後，仍十分符合三舅與這片片稻田的此情此景：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
插秧適雲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
「這個時候啊，」三舅又開口了，「白天暖，晚上冷，剛好合適。一點兒溼氣也沒有。」
天氣正好適宜。高溫二十幾度，低溫十幾度。白天可以穿個短褲，套個兜帽衫，不過我周圍也沒見誰這麼穿。就連孩子們也都規規矩矩穿著長褲。暑假的時候，他們一般都待在家裡，看電視，打電玩，或者做作業。村裡星期一至五每天下午都有英語補習班。我會去幫忙。課間休息時，孩子們一個個地跟我五十米賽跑。他們細細的小長腿像風車般旋轉著，跑過院子裡的土路，攪起一團團雲般的塵土。
我從沒在稻田裡看到過孩子們的身影，種子店他們也不會去，東福米業的碾米機或米倉更是不會近身。三舅說，大夥兒都覺得這是應該的。父母們希望孩子能上學，將來做個白領。有的孩子長大後還是去讀了農學院，就在荒地和吉林市之間。但是，要是你沒有照顧牲畜或與土地打交道的實踐經驗，農場管理和種子生物學這種東西，學來又有什麼用呢？中國沒有4h俱樂部這樣的組織。農耕也不是那種做做學徒就能成為專家的技藝。三舅說，種田，是生來就有的本領，很難在後天學得來。
我的學生們喜歡看電視轉播的體育比賽和《中國好聲音》。根據我這些並不科學的樣本顯示，荒地的成年人比較喜歡看電視連續劇，特別是清朝宮廷戲和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的英雄事蹟。除了新聞上偶爾播放，我從未在電視螢幕上看到過農田的畫面。沒有《草原上的小屋》這樣的電影。學校的書架上，也沒有和約翰·斯坦貝克講述加州農場故事類似的中國著作。中國最經典最婦孺皆知的小說是《紅樓夢》，事無鉅細地描繪了一個貴族家庭的生活和興衰。裡面提到的佃戶，只是在每年的祭奠之前出出場，交個租子。書裡有個人物曾經頗帶蔑視地說：「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
美國文學最早的一部著作也和《紅樓夢》差不多同一時期。法國移民赫克託·聖約翰·克雷夫科爾在1782年出版了《一個美國農民的信》。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潘恩、珀西·比希·雪萊和塞繆爾·柯勒律治都曾對此書大加讚賞與頌揚。這本書被認為描繪了典型的美國夢。讀起來，就像一本浸透了更多汗水的《瓦爾登湖》：「與孩子一起耕作養活家人的父親，世界上比他更偉大的，恐怕只有身體力行，躬耕農畝，為天下做表率的中國皇帝了吧。」
在荒地，我重讀了賽珍珠的《大地》，不知道這本書我的學生會不會感興趣。同時，也是因為美國有些評論家說我目前的研究「和《大地》有點像」，我想給他們一個更好的答覆。當然，賽珍珠那本是一部小說，寫的是華中地區九十多年前的事了。
小說的開頭，年輕的農民王龍在娶親當日醒來。他撕掉小破屋的窗戶紙，伸了個胳膊出去看天氣如何，他感覺到「一陣柔和的微風從東方徐徐吹來，溼漉漉的」，覺得是個好兆頭。接著，就是結婚，生子，遭遇饑荒，娶了小妾，經歷洪水、戰爭、田裡遭了蝗蟲，其中充滿了慾望與貪婪。小說結尾，王龍在彌留之際囑咐早已自視為城裡人的兒子們：「我們從土地上來的……我們還必須回到土地上去……如果你們把地賣掉，那可就完了。」兒子們發誓說絕不會賣地。「但是隔著老人的頭頂，他們互相看了看，然後會心地笑了。」
這個結尾充滿了悲劇色彩。如果王龍活到了解放後，經歷一波波革命，很有可能會被戴上資產階級地主的帽子，被批鬥處死。最後，他傾灑血汗掙來的土地將被歸為公有，重新分配給貧下中農，比如弗朗西斯在荒地的親戚們。
賽珍珠去世四十年後，仍然在兩個世界中維持著尷尬的身份。中國文學界讚頌她，欣賞她的作品，但真正認真讀她書的中國民眾卻寥寥無幾；美國有很多人讀她的作品，但並不欣賞，也不太感興趣。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就曾經表示，不願意與這位「中國通夫人」為伍。然而，最近才翻譯過她著作的中國譯者告訴我：「賽珍珠是一位革命者。她是第一個描寫中國農村的作家。在這之前，就連中國作家也沒能做到這一點。知識分子筆下也都是城市裡的知識分子。」賽珍珠小時候住在長江邊的港市鎮江，到處飄散著著名的鎮江香醋的味道。最近修建了一座博物館，展示賽珍珠在成為第一個贏得諾貝爾獎的美國女作家之前的生活。然而，博物館的禮品店裡竟然少了一樣東西：賽珍珠的書。
她一共寫了八十本書，但最吸引我的還是她一生的經歷。她的父母是傳教士，僱用了先生來教她書法習字和孔子等其他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典籍。「我有一個雙重的精神世界，」她在一部回憶錄中寫道，「在中國世界裡，我說話、做事、吃飯都和中國人一樣，思想感情也與其息息相通；身處美國人世界時，我就關上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門。」
她很喜歡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從她對很多細枝末節的文化差異的描寫上，也能看到狄更斯的影響。賽珍珠的父親將《聖經》翻譯成白話的中文，而她自己獨特的句法和語序也帶著《聖經》的味道：thechildrentuggedatwanglungthen，andwanglungledthemallbacktothehuttheyhadmade，andtheretheylaidthemselvesdownandtheysleptuntilthenextmorning，foritwasthefirsttimesincesummertheyhadbeenfilledwithfood，andsleepovercamethemwithfullness（孩子們拉了拉王龍，於是王龍便帶著父親和兒子回到他們搭的那個蓆棚，在裡面躺了下來。他們一直躺到第二天早晨，因為這是從夏天以來他們第一次吃飽肚子，而且他們也太睏乏了）。
這樣的場景，這樣的聲音，對於每個花時間傾聽中國人講故事的人來說，都是再熟悉不過的。平時話很少的中國人要是有了閒暇，憑著一時高興，就會開啟話匣子，快速地說個不停。弗朗西斯喝了幾杯啤酒就是這副德行。三舅生氣的時候話特別多。關老師則是在上完一天的課想舒緩壓力的時候。之前我在北京的四合院裡有個綽號老寡婦的鄰居，每次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什麼。她經常好幾天以後才回答我，手上還做著其他事情，比如下餃子，「水差不多燒開了。你一定餓了吧。我爸就喜歡這樣的餡兒，豬肉大蔥。他說我必須嫁給差不多比我大二十歲的一個軍官。是他認識的一個人的朋友。1931年差不多就這些事兒」。她的聲音很冷靜，不帶任何感情，彷彿是在講很久前跟自己無關緊要的別人的事情。這和美國人講故事太不一樣。弗朗西斯一到美國，就注意到每個美國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他們向任何願意聽的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甚至在沒有聽眾時也滔滔不絕。弗朗西斯說，中國人是發明了很多東西，但只有美國人才想得出部落格、臉書和推特。
前文提到的約翰·斯坦貝克去了一些救濟營，為報紙寫了一系列報道，由此獲得了《憤怒的葡萄》的靈感。賽珍珠的經歷和他類似，《大地》中描寫的各種場景，都是她的所見所聞。少年時期的賽珍珠曾經在饑荒時和母親一起給窮人施粥；還在窮人的學校裡教過縫紉。一次教會的野餐上，她認識了一個新加入的農學家，約翰·羅森·布克。他的中文說得磕磕巴巴，而她則流利如母語。十八年後，兩人離了婚，她寫道，和丈夫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在主日學校教《聖經》」。然而事實上，兩人都對中國的農田滿懷著熱愛。
賽珍珠搬進丈夫位於華中的農學研究站。說是研究站，其實就是一座小棚屋，周圍的小道泥濘不堪，屋子也是用泥糊起來的，四周都是泥牆。他們把周圍的鄉村探了個究竟。他的交通工具是腳踏車，而她則入鄉隨俗，坐四人抬的轎子。他記錄下農村生活的點點滴滴：住房、燃料、物價、飲食、娛樂、婚喪嫁娶等等。當時，在這樣一個80％的人口都是農民的國家，還沒有人像這樣有系統地蒐集這些材料。
賽珍珠的丈夫最後將這些材料集結成書，定名《中國農家經濟》（ichinesefarmeconomy/i），一時成為比妻子更出名的作者。不過，對於非專業的讀者來說，這部出版於1930年的著作十分枯燥，全是冷冰冰的資料表格。賽珍珠幫丈夫把這些報告列印出來，但字裡行間的行文對兩人的婚姻應該沒有什麼幫助。想象一下，一個熟讀狄更斯著作和中國古代典籍的女人，竟然咔嗒咔嗒地在打字機上敲下以下的文字，「一個種植系統盈利與否，主要取決於作物的產量和售價、人力的季節性排程和利潤最高的作物的比例」。
不過，此書接近尾聲的很多章節都引用了當地的中文諺語並翻譯成英語，比如，讀書學不會插秧，只跟鄰居學樣；隔開種高粱，中間牛能躺。有的話感覺就像來自籤語餅，並且經過了弗朗西斯的解析，寧願餓死娘，不教斷了種糧。
是賽珍珠加了這些諺語。丈夫在鄉間田野中和男人們聊天，她就和女人們一起待在屋裡，詢問她們平時的生活，讓她們傳授樸素的智慧。她的妹妹格蕾絲曾對一名傳記作家說：「她非常深入地參與到那個專案中，而且做了很多編輯工作。」布克成書後不久，賽珍珠就花五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大地》。
1930年代，《大地》出了八個版本的中譯本，而且被「不斷地盜版」，賽珍珠帶著一點小得意寫道。但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她的那些故事背景都成了不合時宜的舊社會，是已經被推翻的時代。早在1935年，她就離開了中國，也離開了丈夫。後來她和自己的出版商結了婚，搬到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郡的一個農場。紅色恐慌時期，她以約翰·莎草為筆名，寫了五部以美國西部為背景的小說。
尼克松訪問中國的1972年，賽珍珠申請中國簽證被拒，官方的拒籤信中稱，拒籤原因是「長期以來，你在你的著作中都對新中國的人民和領袖持有扭曲、誹謗和中傷的態度」。九個月後，賽珍珠去世，被埋葬在巴克斯郡的農場裡，那是一座孤零零的墳墓，墓碑上刻著她的中文名字。
看賽珍珠的一生，我發現一個外國人寫中國，需要萬分謹慎。尤其要防範不要讓自己被埋葬在梅英東這個中文名字之下。第二個教訓是婚姻失敗，因為某一方對自己的研究太過專注，忘了分一點時間給伴侶。「我太忙了，太忙了，太忙了，一心都要去求證核實那些土地利用的資料。」布克在意外遭遇離婚後承認。還有個教訓，這個國家可能會因為你寫的東西，把你趕出去，終身不得入境。
當然了，還是有非常積極的收穫。那是個密切關注中國的時代。賽珍珠夫婦認真學習中文，離開了大城市。他們目睹，親身經歷，而不是輕信官方的解說或學者的評論。他們關注普通人的生活，沒有從那些名人富翁製造的新聞中去獲取資訊。1970年，賽珍珠寫道：「美國人對中國人有著很濃厚的興趣，但新聞媒體低估了讀者的整體智慧和興趣的廣泛程度。」夫婦倆關注的，不是短平快的新聞，而是那些節奏更慢的故事。他們細細觀察著土地與每個人在歲月中的各種改變。
他們熱愛農田。二戰時，賽珍珠曾經對即將出徵的美國飛行員們發表演講，她說《大地》的情節有些含混，讓很多讀者認為thegoodearth（直譯為好的土地）這個書名是諷刺性的。「如果你降落在中國的農村怎麼辦？」賽珍珠問飛行員們。「嗯，那你很幸運，因為中國的農村很美。」
吉林的各大報紙在暑假時刊登了如下標題：
「高速公路收費站被爆腐敗」
「67歲老婦從十三樓跳樓自殺」
「母親弄丟寵物貓，九歲男童離家出走」
「來自黃色錄影廳的調查報告」
「司機醉駕導致兩人死亡」
「聰明小狗使用手機」
「發現一具血泊中的屍體，被打致死」
「喝醉後將朋友從二層窗戶丟擲」
「農民得獎豬被神秘殺害」
看完報紙之後，中國在我眼裡簡直大變樣。回荒地的公車上，我突然想到，這些乘客是不是都能力通天？他們會腐敗嗎？會看黃片嗎？會殺害得獎的豬嗎？
而網上讀到的西方報道又是另一番景象：
「中國認為食品價格需要上漲」
「中國在阿根廷大批購買土地」
「中國大批購買土地，巴西表示不滿」
中國正在全世界瘋狂購物，這是來自《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國是阿根廷大豆的最大買主。這些豆子一般都用於牲畜的飼料。因為消費者對肉食的需求增加，購買大豆的量也大幅上漲。中國公司在巴西簽署了總價值七十億美元的協議，要求每年生產六百萬噸大豆。再加上其他各種合同和投資，使得中國成為巴西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對食品和能源的購買，「幫助巴西復甦了經濟……超過兩千萬巴西人擺脫了赤貧，經濟形勢穩定下來……」《紐約時報》如是說。
中國從國外大批進口食品，主要是因為國內人口多，需求量大，同時迅速的城市化程式又使得耕地大面積消失。過去三十年來，中國開發成商業用地的耕地總面積，有整個紐約州那麼大。
科學技術的進步讓現有的耕地產量上升：現在平均一公頃耕地的稻穀產量是六點三噸，是1949年的四倍。「過分追求高產量可能導致過度施肥，影響農業安全，」中國農業部的一名高階官員語帶警醒，「當然，我們必須提高這個區域的產量，但我們的技術和資源還無法同步。」
中國將玉米、麥子和大米歸為穀物，對這些穀物的儲存量也是世界第一，達到每年消費量的40％。中國曾經是大豆的全球最大出口商，現在卻變成了最大進口商。單是前文提到的巴西那一單交易，就能滿足10％的年度總需求。20世紀初，中國每年只進口幾噸玉米。而到2012年，僅僅一年就進口了兩百萬噸。中國的大量需求，再加上旱災和美國乙醇產業不斷增長的需求，穀物的價格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中國大量進口穀物，最大的受益人之一就是美國農民。2010年到2012年，中國每進口五美元的美國產品，就有一美元是花在食品上的。銷量最大的是大豆，每年的銷售額是一百五十億美元。2005年到2010年間，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所有其他商品都翻了一番，包括乳製品、豬肉和果汁在內的食品增長了不止三倍。美洲山核桃更是狂增二十倍。佐治亞州的一位農民喜滋滋地告訴《華爾街日報》，由於中國人相信堅果有益於智力發育，「我們現在嚴重供不應求」。僅僅一年的時間，美洲山核桃的價格就漲了一倍。
中國不斷地進行業務外包。2013年，中國和烏克蘭簽署了有效期五十年的協議，租下了該國三百萬公頃的耕地。而在這之前，中國在海外租的耕地不過兩百萬公頃，這樣一來就翻了不止一倍。在烏克蘭這些土地上生產的穀物和養殖的豬將被賣給兩個中國的大型國有企業。其中一個叫做「兵團」，成立於1950年代，以加強中蘇邊境守衛為目的，算是個準軍事組織。現在，這個原來的準軍事組織揮舞著支票簿，在上面寫著，食品。
「我們可以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三姨說。
「這是一句中國諺語嗎？」
正在給花兒除草的她抬起頭來望著我問：「啥？」
「給他們送一車廂豬尾巴，」我重複道，「啥意思啊？」
三姨大笑起來，灰白的捲髮在氈帽下跳躍。「就是送一車廂豬尾巴唄，就是那個意思。哎呀我的媽呀。」她飛來一個調皮的眼神，上嘴唇都快包不住參差不齊的齙牙了。「你剛不是跟我說中國從蘇聯買吃的？」
1945年8月，蘇聯紅軍洗劫了吉林水泥廠，三姨告訴我。現在那兒還是水泥廠，就是之前那個不斷噴著黏糊糊顆粒弄髒行人衣服的地方。「日本子在那兒弄了些先進的機器。我們趕走了日本子，機器留下來自己用。但是蘇聯紅軍一直待到打完仗，想拿啥就拿啥，全拿走了。斯大林說這都是為了工廠安全，把工廠挪到蘇聯，美國人就拿不去了。後來他又送回來了。周總理給了他好多蘋果和大豆。周總理就說：‘豬肉我們是沒有，但是可以給他送一車廂豬尾巴去。’」
「所以說不是真的送豬尾巴去？」
「中國那前兒都窮成啥樣兒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