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三姨講述的歷史，我不那麼喜歡東北博物館裡展示的那些東西。很多博物館會列出一些冷冰冰的數字，中日俄在東北打仗的日期，傷亡人數什麼的。我最感興趣的，是這些文字裡不可能提到的，個人的戲劇化命運。
末代皇帝溥儀的故事，正是他的故鄉東北的縮影：戰火紛飛，動盪不安，誰有槍誰就是老大。他的統治生涯始於1908年的北京，結束於1945年荒地以西一百多公里的省會城市長春。長春的偽滿皇宮博物院裡有這位傀儡皇帝不同時期的照片，他看上去就像個布娃娃：路還走不穩時就登基了，穿了件過大的綢子龍袍；年輕的時候他穿著一身束腰外衣，掛著很多沉重的獎牌，不是因為英勇威武，戰功赫赫，而是因為聽話順從；最後是一張身著粗布工作服的照片，那時候他已經成了普通的園丁，衣服上彆著毛主席像章。整個展覽中他所有的生平照片裡，沒有一張有笑容。
這棟兩層的博物館看不出從前皇宮的樣子，反而有點像工薪階層的療養院。在溥儀過去居住的紫禁城，這樣的房子可能連做庫房都不夠格。這裡沒有硃紅色的城牆，沒有令人心生敬畏的大門，沒有宏偉美麗的御花園，也沒有金鑾寶殿。游泳池裡只有枯萎腐爛的敗葉，假山下藏著一個小小的防空洞。偽滿皇宮的解說中有「溥儀有時會通過彈鋼琴來緩解作為傀儡皇帝的抑鬱和苦悶」。還有「起床後為了打發時間，溥儀會坐在馬桶上一直看日報」。在那個可憐的所謂寶座上，擺著一張折起來的《滿洲日報》。當然，這個博物館也是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正值夏日，博物館外豔陽高照，然而悶悶的雷聲傳來，越來越響。我躲到一個角落避雨，看到五匹栗色的馬正繞著一個彎道轉圈。這就是現代中國的特色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同時，也要搞點掙外快的小生意。在這個偽滿皇宮博物院御馬苑馬術俱樂部，遊客們裝鞍上馬，繞著溥儀曾經繞過的土路，騎一圈。馬兒小跑著從我身邊經過，撲了我一臉滿洲的塵灰。
博物院裡沒有提到的，是溥儀生命中的重大轉折，是一次宿命般的失算，令他不得不投靠日本。在一本回憶錄中，這位末代皇帝小時候的英語老師說溥儀是個「非常‘人性’的男孩，精力充沛，聰明慧黠，還富有幽默感」。他覺得這個學生「腦子活泛，十分好學」。還說他關心世界新聞，也喜歡瞭解全球地理，每天都會讀大量的報紙。「另外，他很懂禮貌，文質彬彬，完全沒有小皇帝的那種傲慢。這真的是很可貴的品質。想想吧，畢竟他處在一個那樣拿腔拿調，虛張聲勢的環境裡，皇宮的生活那樣浮華，誰說過一句真話？」英語老師覺得，溥儀離開北京後，一定要去牛津那樣的高校，也許餘生都可以在那裡度過。
遜位後，溥儀偏居在紫禁城一隅。1924年，一個軍閥把他徹底驅逐了出去。英語老師開車把他送去了使館區。他沒有送他去英國使館，因為使館的人說了不會干涉中國的內政。他驅車穿過那時的運河街，來到日本使館。後來，這位老師非常後悔這個決定，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整整三個月，溥儀都躲在日本使館，拖家帶口：一群妃嬪，幾十名隨侍、太監、宮女、婦差、廚役。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天的早飯還是有二十五道菜（在個人回憶錄中，溥儀寫到了在日本使館的這段經歷：「實際上，做一個普通公民，走出紫禁城的大門，我感到一種解脫。」）。1925年，日本人把他送上去往天津的火車，最後把他安頓在一座叫做靜園的宅子裡。
「雖然他現在已經完全西化了，穿著歐洲人的衣服，吃著歐洲人的食物，隨著歐洲的音樂起舞，溥儀仍然自視為中國皇帝，」他原來的英語老師寫道，「而被流放天津的這一小群人也繼續著這個虛妄的幻想，雖然他在那裡是被放逐的，受苦受難，但這個‘皮包皇帝’又做了多年（六年）。」這一時期的照片上，溥儀打扮得像個歐洲的紈絝子弟，領帶別針上鑲著鑽石，手上也戴著鑽石戒指，拿著稱作文明棍的手杖。他回憶道：「（我）渾身發著蜜絲佛陀、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身邊還跟著兩條德國獵犬和一妻一妾。」全世界的信像雪片般飛來，「很多陌生的女人要求進入皇帝的後宮」。
1928年的天津，派系眾多，魚龍混雜，秘密組織遍地都是，陰謀詭計甚囂塵上。溥儀也聽到很多人暗中議論復辟和暗殺。有謠言說，一個軍閥有意讓他重新登基，脫離中華民國。其他人警告說，日本人想把他這個最有權勢的滿人置於死地。那年，日本人炸死了東北軍閥張作霖，溥儀害怕自己就是下一個目標。
他可能還分不清誰是朋友，但非常確定誰是敵人。1928年，國民黨軍隊有計劃有系統地挖掘和盜竊了清東陵，花了整整三天，把18世紀清朝鼎盛時在位的乾隆皇帝墓裡的寶藏掏了個精光。把溥儀送上皇位的慈禧太后也沒能倖免，她的墓被挖得七零八落。據說，士兵們把他們的骸骨打得支離破碎，搶走了所有能搶走的東西。溥儀聽說中國當時的第一夫人宋美齡把慈禧鳳冠上的珠子作為鞋子上的飾物。「我心裡燃起了無比的仇恨怒火，」他寫道，「走到陰陰森森的靈堂前，當著滿臉鼻涕眼淚的宗室人等，向著空中發了誓言：‘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
如果這是一部電影，也許會出現一個滿含信心和勇氣的溥儀，提著米袋子，跟著一輛蒸汽火車使勁跑，把國民黨那些將領的照片放在捲心菜上捅個夠。但這是真實的歷史，溥儀仍然待在日本租界，去參加舞會。但他寫道，自己不是真的去跳舞，只喜歡在舞廳邊上旁觀。
在東北真正實施行動的勇者是少帥張學良。他的軍閥父親被日本人的炸彈炸死了。之前，張學良也和溥儀一樣，過著奢侈糜爛的花花公子生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位澳大利亞記者說張學良和手下的軍官「徹夜狂歡，淫亂不堪，有很多小妾隨侍，歌女伴唱，麻將打得熱火朝天，和國家事務沒有半點關係。在正事上，他們往往敷衍了事。古來多少奢侈暴君的教訓，這些紈絝子弟們毫不在意。他們的心中只裝著香車美女，絲毫沒有國家」。白天，張學良就喜歡「打打高爾夫，也許這個活動還是讓他有所救贖，帶來了一些好處，因為這個愛好讓他下令把通往高爾夫球場的路好好修一修。對此我們是心懷感激的。他還把發球臺邊的那些石頭座位修整好了，所以我們想讓他成為俱樂部的贊助人，好多從他那裡撈點東西。他可是有很多不義之財的」。
然而，父親的死成為張學良一生的轉折點，就像哈爾王子成長為亨利五世。年輕的張學良僱這位澳大利亞記者做了自己的首席顧問，幫他戒了鴉片。1931年4月，他忍辱負重，將東北的控制權交給了中華民國政府。而政府也宣佈了終止日本對南滿鐵路租約的計劃。
但這遠遠不止一列火車那麼簡單。日本專門為此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是全國最大的公司，每年繳納的所得稅佔了全日本賦稅收入的四分之一。日本所稱的南滿鐵路，實際上代表了一個「國中國」。根據美國促成的《樸次茅斯和約》，日本政府擁有對這條鐵路和其「附屬土地」的管轄權，並可以使用警力，租約一直簽到2002年。株式會社在東北的子公司涉及的行業涵蓋了煤礦、鋼鐵廠、醫院、酒店、溫泉、公共設施、屠宰場、果園、水資源供應、麵粉廠、消防站、煉糖廠、圖書館和（從幼兒園到大學）學校。1931年，生活在東北的日本人一共有二十三萬，其中鐵路及其相關的工人就佔了三分之一。
在「平民裝束，軍事準備」的口號下，株式會社還成立了滿鐵調查本部，總共兩千名僱員產生了六千份報告，詳細研究了東北的土地、資源和文化，事無鉅細地記錄了很多資料和故事，從麻袋的短缺，到無國籍狀態的俄國猶太人困居哈爾濱。這些研究者將東北生活的種種細節不厭其煩地記錄下來，就是為了未來的殖民官員和來此居住的日本民眾能掌握更多的資訊。
1931年夏天，中國士兵以正當理由懷疑一個平民裝束的日本軍官是間諜，並將其處決。在長春北邊一個村莊，中國農民和有日本人撐腰的朝鮮居民因為灌溉問題起了矛盾，雙方發生肢體衝突，沒有造成傷亡。但日本管轄的平壤掀起了反華風潮，有一百四十六名中國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緊接著東北掀起了抵制日貨的運動，緊張局勢升級。
在中國進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被稱為抗日戰爭。開始於1931年9月18日，比日本全面侵華要早六年，比德國入侵波蘭要早八年，比珍珠港事件要早十年。如今，每年到了這一天的上午9點18分，整個東北就會響徹空襲警報。就是在9月18日，日軍在奉天（今瀋陽）北邊的鐵路上引爆了小型炸藥，沒人受傷，甚至都沒怎麼中斷鐵路交通。但日軍說，這就是證據，是中國人破壞了他們的鐵路。於是日軍發兵奪取了鐵路附近的一箇中國軍營，接著佔領了全城。
事發時張學良正在北京，他手下的軍隊主力也在長城以南忙於「剿滅共匪」。張學良知道，反抗日本人無異於戰略自殺。「我們沒有贏的可能，」他後來說，「如果真的打起來，只可能引起大混亂，擴大事態。唯一可行的政策就是不抵抗，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接下來的五個月裡，日軍控制了鐵路沿線所有的大城市，接著佔領了東北全境。
1931年11月，參與幕後策劃九·一八爆炸事件的一名日本軍官會見了還住在天津宅子裡的末代皇帝溥儀，要他登基成為偽滿洲國的君主。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溥儀寫道，「我問道：‘這個新國家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家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了瀋陽都可以解決。」
溥儀表示抗議，堅持當場要得到答覆，這位日本軍官承諾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溥儀沒有理會大臣們三思的警告，穿上一身日本軍服，秘密坐船離開了天津。他有所不知，船上還有一大桶汽油，萬一船被中國軍隊抓住了，就立刻爆炸，殺人滅口。他不知道如果他拒絕了日本的提議，後面有一大堆能做偽滿洲國君主的候選人，其中包括一個清朝的王爺和一個孔子的直系後代。不過，溥儀是他們的第一人選，因為偽滿洲國西邊是蒙古的草原，草原上頗有威望的王爺們和過去的清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
溥儀從未在祖輩的故土上生活過。在旅順港一家旅館裡與世隔絕地生活了三個月後，一名日本軍官前來見他，通知說，偽滿洲國將是一個議會制的國家，溥儀是國家的元首，也稱為執政，但不是皇帝。
「不等中島翻譯完，」溥儀寫道，「他從皮包裡又拿出了《滿蒙人民宣言書》以及五色的‘滿洲國國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氣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顫抖著把那堆東西推了一下，問道：‘這是個什麼國家？難道這是大清帝國嗎？’」
軍官勸他接受這個條件，否則將被作為敵人看待。「聽到了這個回答，我怔住了。我的腿一軟，跌坐在沙發上，半晌說不出話來。」
3月8日，溥儀坐火車來到長春，踏上站臺，迎接他的是高昂的軍樂。「車還未停，」溥儀在回憶錄中寫道，「就聽見站臺上響起軍樂聲和人們的呼叫聲。我在一群人的簇擁下走上站臺，看見到處是日本憲兵隊和各色服裝的佇列。在佇列裡，有袍子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在挨挨擠擠的人群中，他突然看到日本的太陽旗中有一隊黃龍旗。舉旗的都是以前滿洲軍隊的旗人。一位隨從告訴他：「這都是旗人，他們盼皇上盼了二十年。」溥儀寫道：「聽了這話，我不禁熱淚盈眶，越發覺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3月1日，日本宣佈建立偽滿洲國。但那天，剛好是美國飛行英雄查爾斯·林白二十個月大的兒子「林白小鷹」被綁架，所以這個轟轟烈烈的「建國」事件被擠出了世界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在一個「類似於職業學校畢業典禮的儀式」上，溥儀正式就任。一位出席儀式的日本外交官心中不滿，因為他看到「溥儀臉上很明顯地露出沮喪的表情」。不過，引發日本侵佔東北的九·一八爆炸事件的幕後策劃人之一打量著溥儀，心想：「真是個好門面。」
偽滿洲國的執政坐在辦公室前，桌上空空的，「無公可辦」。「接著我便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並不在我手裡，」溥儀寫道，「實際上，我連決定自己出門行走的權力都沒有。」
如果溥儀今天能出門走一走，可能會驚奇地發現，長春的很多地方，居然都還認得出來。
那條寬闊的大道仍在，兩旁佇立著當年的日本赤松。沿著大道經過的地標保留著之前的樣子，比如改名為人民廣場的原大同廣場，圍著一圈壁壘一般的建築，那時是想標誌日本人將永久駐紮在此地。所有的建築都還在使用著。過去的偽滿洲國中央銀行現在變成了中國人民銀行；偽滿洲國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現在是中國網通的一個營業廳；偽滿洲國警察局現在變成了公安局。
長春市一共有八百萬人口，在解放後的中國曾經紅極一時，是第一汽車製造廠（簡稱一汽）的所在地，生產了當時社會主義社會無處不在的藍色解放牌卡車和四四方方的黑色紅旗轎車。不過，長春不是底特律（也不是長春的友好城市弗林特）。現在的汽車廠為奧迪代工，每天流水線上都會生產出線條光滑的好車。市裡一共有二十七所大學，十六萬學生。然而，市中心仍然散落著一些遺蹟，讓人想起日佔時期的過往。日本人樹起的戰爭紀念和公墓都被夷為平地，但政府保護了一百多個殖民時期遺蹟，讓整個城市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個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從火車站出發，順著人民大街往南走，會經過勝利公園（日佔時期叫兒玉公園），透過公園大門，能看到毛主席揮手的巨大雕塑。接著會看到一個城堡一樣的建築，屋頂上有尖尖的寶塔，那是過去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現在是吉林省黨委的所在地。就在大同廣場舊址南邊的牡丹園，殘存著一個曾經供奉戰神的日本神廟。神廟門口寬闊而平坦的柏油路上，時常有穿著旱冰鞋的速滑愛好者一圈圈滑著旱冰。神廟的後牆上刷了「文化大革命」時的標語，在陽光下退卻了顏色。除此之外，那坡度陡峭的屋頂上鋪的瓷磚，以及白白的牆壁，都像是最近才翻修過的。
日本選擇長春作為偽滿洲國的首都，是因為這個城市在地理上的中心位置，與朝鮮的港口有鐵路相通，也能坐船去日本。日本已經有了東京（東邊的首都），而長春則被賜名新京（新的首都）。這座城市不會像其他規劃齊備的首都，比如美國的首都和澳大利亞的首都就曾經在畫板和預算表上擱置多年，未能付諸實施。在新京的建設全面啟動之初，一位英國記者就寫到了這種情況的典型，澳大利亞的堪培拉，「倫敦人可能會對沒有規劃的城市帶來的種種不便感想頗深，但這一切都比不上光紙上談兵進行各種規劃，卻沒有付諸實施來建設的城市那麼糟糕」。
新京的建設比巴西利亞要早三十年，是一邊規劃，一邊付諸實施的。俄國人在哈爾濱建了一些教堂、私人住宅和商業區，都和莫斯科的風格大致相仿。然而長春不一樣，日本殖民者給出的藍圖是非常符合現代城市規劃的，和東京那些縱橫交錯而狹窄逼仄的古老街巷大相徑庭。
規劃者們的藍圖上畫了清晰的分界線，圓形的廣場和很多公園。他們又增加了一些帶著柱廊的華麗建築，有蒸汽供暖，還有供廁所用的排汙管道，在當時的日本和中國其他地方都是很少見的。這些規劃有著良苦用心，要讓過去的俄國和中國的建築黯然失色，吸引更多的人來此定居。
我走過一棟有著彎曲線條的建築，這是原來的豐樂劇場，現在是吉林大藥房的所在地。當然，還有隨處可見的肯德基。我拿著一杯滾燙的雀巢咖啡經過沃爾瑪和香格里拉飯店，沿著同志街走到解放路，通向寬闊的文化廣場。這是全世界第二大廣場，面積僅次於天安門廣場。本來，在這個二十多萬平方米的廣場邊，是要為溥儀修一座可以俯瞰廣場的宮殿的。但到日本1945年無條件投降時，才剛打好地基。中國後來在此基礎上，修建了長春地質宮博物館。經常有學生成群結隊地去參觀，他們抬頭望著滿洲龍（恐龍的一種）高大的骨架，發出陣陣驚歎。
文化廣場位於新民大街的一端。這條大街上有很多法西斯時代的建築，就像古巴哈瓦那街上全是美國老爺車。路和香榭麗舍大道一樣，是傾斜的，綿延約一點六公里，另一端是南湖公園。偽滿洲國時期，這條大街名叫大同，路兩邊有八個重要政府部門的辦事處。人行道很寬，日本松細長的樹枝灑下濃蔭。這裡的建築和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在世界上也可謂獨樹一幟。鋸齒形的塔樓、柱廊和彎曲的屋頂，這種獨特的風格被稱為「興亞」（亞洲興起）。而現在，這些依然屹立的建築，卻是一個衰落時代的註腳。
往南邊走，大道上的第一棟建築是原偽滿洲國國務院。就像一個用花崗岩和大理石做成的婚禮蛋糕，屋頂是寶塔形狀，貼著淺黃褐色的瓷磚。正門外是一個斜坡，兩邊都是柱子，皇家的隨從曾在這裡莊嚴行進。一棵高大的松樹旁豎著一塊牌子，寫著「末代皇帝溥儀植松址」。
和其他偽滿洲國政府機構的建築一樣，國務院也被用作他途。現在這裡是一個大學的教學樓。前門敞開著，沒有售票處，也沒有攔著不讓進去的保安。我走了進去，經過溥儀的專用電梯，外面鍍了銅，但因為正在維修，無法使用。頭頂上是枝形吊燈，我繼續走上大理石臺階。兩側的欄杆雕刻著蘭花。這是溥儀最喜歡的花，也成為偽滿洲國玉璽的印記。順著樓梯，來到沒亮燈的二樓。我條件反射般地跺跺腳，一般中國大樓裡的燈都是聲控的，但這裡卻沒反應。唯一的聲音就是我腳步的回聲，迴盪在舊址中，迴盪在日本曾經想要建立大東亞帝國的勃勃野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