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走！去殖民那片大陸！」從1936年起，這樣充滿鼓動意味的海報在日本屢見不鮮。「為了大和民族的壯大，建立東亞新秩序！」宣傳活動參考了美國19世紀的口號，「年輕人都到西部去」，並提出「年輕人都到那片大陸去！處女地等待著鄉村的年輕人」。儘管當時的日本鄉村深陷大蕭條之中，移民偽滿洲國的號召也被塗上了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並未重點宣傳經濟上的利益。不提日本食物短缺、人口過剩和遭遇美國禁令的現在，主要強調帝國的未來。
殖民手冊上收錄的一些文章主要針對男人進行宣傳，比如「開拓者的樂趣」；「還有什麼，比得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成為那個國家的開國者呢」；還有些顯然直指女人，比如「生養的喜悅」。文中附的圖是一個母親帶著孩子，站在吃草的羊群面前。1941年，一篇文章信誓旦旦：「如果你成為開拓滿洲的先鋒，就能做個自耕農，祖祖輩輩永遠富足平安。只有發展滿洲，才能復興你們的故土。」
在「百萬移民計劃」之下，日本在東北複製了本國的鄉村，除了長子要繼承家業，次子或第三子之類的家庭成員就要被送去開拓一個衛星前哨，名字和原來的鄉村一致。這些移居者有所不知，大多數此類鄉村都建在土匪猖獗的地區，或是靠近蘇聯的邊境。在一些那時候的照片上，日本士兵會教習新來的婦女怎麼使用步槍。每家一登陸東北，都會發一把這樣的步槍。照片裡，很多女人受訓時還揹著嬰兒。
除了愛國主義的驅動，還有些平民是受財務獎勵的誘惑移居偽滿洲國的。像醫生、教師、農學家這樣的專業人才，在這裡掙的薪水是本國的兩倍。而農耕家庭能免費分到一百五十多畝可耕地，六十多畝牧場，還有裝置、種子、購買牛馬的資金以及幫忙的僱工。男人可以不用服兵役。
他們一開始以為，到了東北，分到的土地可能都是未經開墾的沼澤和林地，還需要自己去開墾。然而，分給他們的都是本屬於當地人的現成耕地。在他們到來之前，日本方面已經通過軍隊驅趕和強制出售的方式取得了這些土地的控制權，只付給原主人土地估價的15％。若有人敢出言反對，將面臨嚴重的懲罰，一名日本警長的報告中對此有所記載，「二十多名持槍警察被派遣到有問題的地區，要麼直接用刺刀刺殺不遵守命令的農民，要麼殺光他們的牲口、狗和雞。」一般來說，被驅趕的當地人面臨兩個選擇：一是接受一片未開墾的土地，二是在他們原來的農場上做僱工。
殖民時代的印記在今天的東北城市仍清晰可見，然而「百萬移民計劃」在農村的痕跡已經完全消失了。當時最著名的移民村之一，是1938年成立於荒地東北方向六十多公里的四家房，這裡主要移居的是日本小村大日向的村民。日本有關部門出錢請來一位小說家記錄大日向的移民過程，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報道，還寫成了一本書，被改編成電影、話劇和歌曲。歡送移民們時，當地的學生會唱歌，其中一首歌這樣唱道：
種下一顆麥，家中富裕享；
齊來勤做工，建設美妙天堂；
哦，滿洲的大日向！
這位作家追隨移居者們的腳步也來到了東北。現在我把他的小說作為尋找這個村子的地圖。凌晨5點24分，火車開動了，我又一次成為整個硬座車廂唯一的乘客。凜冽清爽的風從敞開的窗戶吹進來；夏天凌晨4點就升起來的太陽暖暖地照在臉上。我非常開心地度過了兩個小時，跟著火車緩緩經過稻田和白樺林，偶爾還能看到一兩隻野雞；途中經過一些村莊，名字很有解放後初期的意味，比如「興亞」。
我在一個像碉堡一樣的小站下了車，來到一個空蕩蕩的廣場。根據那本小說的描述，車站前面應該有「四座滿洲老民宅」。後來移民至此的日本人建造了「幾百個家庭的住宅」，還有警察局、學校和醫院。「我們期待著美好的未來，」小說的語氣相當熱血，「要把這裡建設成為中級行政中心。」
現在，這個小城市名叫舒蘭，的確是箇中級行政中心。各個主要的辦事處和服務機構都緊湊地安排在市裡的兩個十字路口周圍。小說中寫道，在日本大規模移民之前，這裡住了四千箇中國人和兩千個朝鮮人。後來他們被驅逐出這片土地，成為強制勞役。「特別是在新鄉村的建設中，他們非常有用，」小說裡寫道，「然而，我認為，出於未來的長遠考慮，需要就我們對滿洲人的領導以及雙方的和諧共存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作者描述說，移居者建立起來的新鄉村面積將近十平方公里，中間有一條小河流過，「河水清澈見底，能看得見水底的鵝卵石」。地圖上再也沒有四家房這個村名了。不過，往火車站向北走幾公里，在群山之間的那條河邊，有個小村落叫四大家。也許是解放後改了名？我坐上了一輛往那個方向開的小巴。
十五分鐘後，司機在一條雙車道的路上停下，周圍是翠綠的田野。我擠過走廊上的乘客，但在車門處猶豫了，因為舉目眺望地平線，看不到任何活物。小巴消失在視線中，我一個人站在原地，看著眼前田園牧歌般的景色。那位日本小說家肯定也看到了這樣的情景，才會寫道：「比起其他地方，我們能得到這片土地，實在是天大的恩賜。」
一條土路穿過鐵軌，經過一排平房，盡頭是一片玉米地。旁邊一塊稻田裡插了塊牌子，表明田裡種的是粳稻1號，荒地也種了這種米。我想跟誰聊聊這個發現，但聽眾只有兩頭牛，被系在間隙很大的木柵欄上。回到鐵軌旁，岔路口的房子裡走出來一個男人，跟我點頭，算是問好。
「我在找四家房，就是原來日本農民住過的地方。」
男人皺了皺眉頭，「這兒是四大家。」
「那四家房在哪兒？」
「壓根兒沒聽說過。不過也沒關係，你來晚啦。小日本兒早就跑光啦。那時候我還沒出生，但聽大人說起過。那時候的東西啥也沒剩下啦。」
我沿著一條兩旁種滿白楊樹的路走了將近十三公里，一路上沒遇到任何活物，只有兩塊標牌，一塊寫著大樹村，但站在村口一看，一棵樹也沒有。另一塊牌子上告誡大家要「預防森林大火」。
在一個名叫平安的小村落，孤零零的岔路口只豎著一塊手漆的藍色木板，釘在一根電線杆上，指向一個小火車站。火車站的廣場倒是很寬敞，鋪路石的縫隙間長出翠綠的野草，算是加強了綠化。沒有任何能找出日本遺留的痕跡。鎮子裡最大的建築是韓國人修建的基督教教堂和學校。在這個夏日的星期六下午，兩座建築空空如也。
回舒蘭坐火車去荒地的路上，公車司機改了道，把我放在河邊新建的一座橋附近。很多人在淺灘上停車，用河水洗車。
「你不是找四家房嗎？這兒有幾個人知道以前叫那個名兒，」司機說，「我爸是個老師，土生土長在這兒的。所以我也知道。解放後就改名叫舒蘭了。」（後來我查閱到的資料證明他說對了。）「我爸跟我說，當時的日本村子就在這兒。」他指著一條新建的寬闊道路，兩旁是新建的寬闊的政府辦公室。唯一的一塊標牌上用中文和韓文寫著，二環路。路上空空蕩蕩的。
日本移民離開故土，前往滿洲時，孩子們揮舞著國旗，「村民們紛紛把手絹拋到空中，大喊萬歲，雙手高高揮舞著」，每個人都留下兩行長淚。火車緩緩啟動，駛離日本的家園，移居者們聽到一首離歌：
大日本的先鋒，去修建另一個大日向；
來到滿洲的四家房，建立帝國的天堂；
我們一起走在，帝國的大道上。
1945年8月9日，大多數在東北醒來的移居者都沒有活過偽滿洲國的覆滅。很多人聚在一起，自殺身亡。
儘管這些移居者只佔了偽滿洲國一百五十萬日本人的17％，但在東北的日本死亡人數中，他們佔了一半。死亡總數與日本長崎相當。東北的二十七萬日本農民，戰爭期間死了八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孩子。
日本軍隊拋棄了他們。十四年前就入侵中國東北的軍隊經過太平洋戰爭，人數大減，很多部隊都被派往南邊。日本移民填補了這個空缺。1943年末，50％的日本農民被安置在蘇聯—偽滿洲國邊境沿線。1944年，日軍在戰爭中損失慘重，於是收回了對移民免於服役的承諾。5月，德國投降，蘇軍揮師東進，日軍發起了最後徵兵令，號召所有身強體壯的男人（大多數沒受過軍事訓練）為國參戰。偽滿洲國的軍隊不斷後撤，避免和一路挺進的蘇軍交戰，使得該地區四分之三的土地無人防衛。沒有任何的人員撤離計劃。一位日本將軍十分直白地說，對於那些移民村莊的女人、小孩和老人來說，「他們唯一的選擇就是自裁」。
1945年2月，盟軍即將取得太平洋戰爭的決定性優勢：拿下塞班島及其飛機場後，b-29轟炸機就能空襲東京了。然而，日軍還在繼續徵召法定年齡段的兵員。「那年春天，我不幸年滿二十，」日本老兵長峰章告訴我，「我知道徵兵的紅紙就要上門了，我必須應徵。」
我走過東北那麼多條鐵軌，去過那麼多的博物館和殖民時期的建築，看過那麼多地圖和書籍，但真正讓偽滿洲國鮮活起來的，卻是這位八十七歲的長峰章。他少年時生活在一個只有二十個農耕家庭的日本小村落，從那裡坐船去了東北，拱衛當時的偽滿洲國東部邊疆。戰後滯居當地長達八年。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日本，」長峰說，他抬了抬濃密的眉毛，黝黑的臉上露出一個笑容。被徵召的時候，他父母是種植大米和土豆的農民，而他的職業是代課老師，因為其他男老師早就當兵參戰去了。「沒有男人留下來教書了。」
軍隊上層將他和其他新兵召集到一個小旅社。「我們脫掉平民的衣服，換上軍裝，穿的是農民的布鞋。那時候是2月，也沒有軍靴穿。」
一艘船載著新兵們渡過日本海，然後換乘火車來到偽滿洲國的東北端。長峰和其他新兵在鐵路沿線的小城雞西下了車，接著行軍到城邊一個小村落，那裡有座要塞，是鐵路和東邊十九公里外蘇聯邊界間唯一的防線。
抵達後的五個月，長峰都在接受防衛邊疆的訓練。「我學會了怎麼攜帶炸彈滾到坦克下面，自爆。」除了炸彈，他僅有的武器是步槍、手榴彈和隊裡的輕型機關槍。「我們都知道俄國人要來，當地人被告知，必要的話舉起菜刀抵抗他們。」
長峰至今還記得東北冬天的嚴寒。「太冷了，洗臉的時候得先把盆上的冰打碎才行，」他邊說邊比畫。訓練期間，他和住在那一片的朝鮮人和中國人沒有任何交流，所以沒多學一門語言。也沒有人給他髮指南針，所以沒法到處走走。
美國在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沒隔幾天又用同樣的手段重創長崎，廣島原子彈襲擊三天後，蘇聯對日宣戰。蘇軍的指揮官正是斯大林格勒反擊戰的將領，他們的「滿洲戰略進攻行動」又被稱為8月風暴，始於8月9日的午夜。「出乎意料地打起了閃電，」一名蘇聯將軍回憶起那個晚上，「耀眼的閃電把黑暗的天空劈成兩半。雷聲隆隆，越來越響。針葉林中聲音聽起來更加恐怖。傾盆大雨眼看就要來臨。已經有雨滴打在樹葉上。我們進入了防空壕，看著手錶。距離預定進攻時間還有六十分鐘。應該推遲進攻嗎？不，無論如何都不可以！」
1905年，俄軍在東北輸給了日軍，顏面喪盡。現在他們必然要不顧一切地復仇。8月風暴中，一百六十萬訓練有素的蘇軍對陣六十萬日本兵，後者有很多是才參軍不久的新兵。蘇軍發起鉗形攻勢，軍隊從偽滿洲國的西部、北部和東部大量擁入，東部的那些衝著二等兵長峰章所在地區而來。
「他們的飛機炸燬了我們軍營裡的倉庫，」他說，「沒有電臺和其他任何通訊裝置。那是我第一次開槍殺人。」長峰有一頭濃密的白髮，整個講述的過程中他都咧嘴眯眼，慈祥地笑著，偶爾要強調什麼，就溫柔地摸摸我的胳膊。「我害怕嗎？當然害怕！人人都害怕。」
8月15日，裕仁天皇廣播宣佈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日本在偽滿洲國的防線還在，並被蘇軍迅速攻破。長峰和戰友們其實根本不知道投降的訊息，那時候他和另外九十個步兵藏在深山裡，偶爾出來也是從當地農民那兒偷點玉米棒子吃，或是開槍狙擊幾個蘇聯人。長峰在戰鬥中腳踝受傷，落下殘疾。而他的很多戰友被敵軍俘虜，開膛破肚，死無全屍。
我站在凹陷的水泥河岸生鏽的欄杆旁，仔細看著眼前的松花江。此處的江面寬闊，沉積了很多泥沙，水流很急，廣闊的水域看起來更像一片有些可怕的湖泊。這個距離上游的哈爾濱約一百六十公里的地方，曾經是個忙碌的碼頭。
在偽滿洲國的鼎盛時期，這片區域曾經是很多日本移民的家。然而到1945年，他們的烏托邦之夢破碎了。農作物收成慘淡，官方謊報產量，游擊隊的襲擊愈發頻繁，由日本本土催生的殖民力量逐漸衰退。四家房的移民後來回憶：「1938年，我第一次來到滿洲，滿洲人（中國人）總是讓我們先過街。在火車站，我們買票不用排隊，他們會讓我們先買票……等我1943年再度去到滿洲，並終於在那裡安頓下來時，真是完全變樣了。滿洲人讓我們去別的地方，因為，他們說，那是他們的火車站。現在回想起來，我猜他們那時候感覺到日本將要戰敗了。我對自己說，我是在錯誤的時間去了個錯誤的地方。」
8月10日，蘇聯對日宣戰後的一天，日軍從偽滿洲國首都撤走了軍方家屬，下令炸燬橋樑，剪斷電話線，進一步使得移居者們遠離疏散撤退的路線。
相關的回憶錄不在少數，其中有一本叫《凍土上的墓碑》。倖存者們紛紛回憶那些恐怖的逃亡經歷，幾乎都是步行，飢腸轆轆，一路遭遇強盜、強姦和「滿洲人」的報復殘殺。有幾個人在集體自殺中活了下來。一個女人寫道，她殺掉了自己的兩個孩子，但在把槍口對準自己之前就被抓住了。還有人回憶說，走了很多天，結果發現走到河岸邊沒法逃了。
我站在松花江邊廢棄的碼頭上，這也是8月的一天，我的影子映在江面上。渾濁的水面看上去深不可測，危險重重。沒有牌子，沒有標識，只有生鏽的小船和油桶。一個老人拿著魚竿從一座小丘後走出來，問我在看啥。
「很多年前的今天，那些日本的拓荒家庭就在這兒等著，希望能有一艘船接他們回去。」
這位釣魚的老人就生長在這個村子，他也知道這個故事，雖然那時候他還沒出生。蘇軍正在接近。母親們盯著從上游流往下游的江水，船終究沒有出現。數百名日本婦女把孩子（很多還是嬰兒）放在碼頭上，踏入了湍急的江水，一個浪頭打來，她們都消失了。
1945年8月的那一天，二等兵長峰章在碼頭以東約兩百公里的地方，拖著受傷的腳踝加緊撤退，躲避步步逼近的蘇軍。一個朝鮮農民通知他們說，戰爭結束了。但他們不明白日本怎麼會投降。「從小我們就被教育說，絕不可能輸，」長峰迴憶道。於是他們一小隊人繼續撤退，涉過齊胸深的沼澤，躲避巡邏的蘇軍，不斷趕走爬滿全身的蝨子。在與蘇軍的對戰中，他的戰友們紛紛犧牲，有的在重傷後自殺了，還有的在昏暗的夜色中與隊伍走散。長峰手上也中了彈，到現在還有塊彈片嵌在裡面。他邊說邊揉著手上的某處。但最終他過了河，逃走了。到最後他只有一個同伴，整整六個星期，他們靠撿松子和偷食物過活。
9月，他倆在深山裡發現一棟小房子，煙囪冒著煙。住在裡面的中國人孫先生終於說服他們，日本戰敗了。他給他們換上中國平民的衣服，撕掉軍帽上的標牌。孫先生把兩個日本人領到一個村子，路上還成功說服一群憤怒的人不要殺他們。來到村子後，就把他們交給了當地的民兵組織。組織把長峰分配到一個食堂幹活。
日本投降後的第一年，大概有六萬六千名日本士兵因為受凍、霍亂或其他疾病，在東北死去。另有相當數量的日軍被強制工作，有的被國民黨徵召，有的被共產黨徵召，不久他們就要在中國展開內戰了。蘇軍把繳獲的日軍武器交給了共產黨，使其步槍數量翻了番，大炮的數量更是增加到原來的三倍。然而，對東北的控制權仍然很不穩定。長峰最後的那個同伴被國民黨徵召了，而他因為傷還沒恢復，就被留下了。
一個逃亡的日本男人遇到他，私下介紹說，自己過去是偽滿洲國特工，主要工作就是滲透抵抗組織。他對長峰說要掩飾身份：就說是被日軍拋棄的農民。「他偽裝成一個老頭，」長峰說，「然後教了我很多技巧，怎麼扮成另一個人。」
男人在一個鋸木廠工作，跟朝鮮人換水稻種子，還和中國人做生意。後來，長峰為一家十月革命中逃來此地的俄國白黨擠奶，捆乾草。差不多三年就這麼過去了，直到1948年，農場主目睹蘇軍一路搶掠鐵路，甚至把鐵軌運回家，他決定再邁一步，移居到東北廣闊的西部。「我們把所有東西放上火車，牛和乾草都沒放過，」長峰笑著對我說。
農場主從頭開始，在齊齊哈爾市北邊建起小木屋，開墾農田，種了莊稼。接著，中國警察跑來，「邀請」長峰和那個曾經做過特工的朋友到城裡去翻修旅館。長峰成了一名服務員，努力地學習漢語。他的朋友則在一次稻草車翻車事故中去世了。
1950年，長峰流落到更北的地方，當了一名伐木工，兩年來每天都要把木頭放進河裡，漂到下游去。他默默地隱藏在一群中國工人之中，從來不敢給家裡寫信。
1949年，內戰結束。一年不到，中國又參加了朝鮮戰爭，政府推遲了將受困日本人遣送回國的行動。直到1953年，來中國八年後，長峰才向有關官員承認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對方交給他一張火車和船的兩用票。父母在故國的碼頭上等他。剛開始大家相對無言。他們用無聲的眼淚歡迎他回家。
1956年，長峰看到報紙上刊登廣告，招人去加州摘草莓，於是報了名。加州急需農民，於是修改了之前的移民限制，下放一千個簽證指標。摘草莓的時薪抵得上長峰在日本工作一天。但有個障礙，因為他在東北待了整整八年，所以必須向美國簽證官寫一份報告，說明自己不是共產黨的間諜。事實上，從小學五年級開始，長峰就夢想著移居美國。我們的對話，就在聖克魯茲我奶奶家附近的星巴克裡進行。他在這裡擁有兩公頃的有機農場，就在自由大道上。
長峰迴過中國兩次，是在當醫生的女兒的催促下重走當年路。女兒從小到大隻是從他那裡聽到過故事的一些片段。「真是個奇蹟，」她坐在星巴克的露天咖啡座裡說。她父親又是燦爛地一笑，輕拍我的胳膊，重複著那句可謂毫無意義卻又包羅萬千的中文：沒關係。沒什麼大不了的。沒關係。一切都很好。沒關係。不用介意。
在松花江邊那個下陷的水泥碼頭上，釣魚的老人看著河裡捲起的漩渦宣佈：「這裡不是個釣魚的好地方。」他收起魚竿，走到淺灘邊，想在那兒試試手氣。眼前的土路只夠一輛車通行，彎曲地穿過一個全是紅磚房的破敗小村莊，之後有一條新的高速公路橫越其上。離江岸大概六公里的地方，走過紅旗水庫，在一條小街沒有去路的盡頭，是一片樺樹和松樹林，形成一道厚厚的屏障，中間有一道大門。這大約就是唯一的紀念了吧。門上有漢字寫著：中日友好園林。這是一個公墓，裡面埋著數千名日本「先鋒農民」的骨灰。
在整個偽滿洲國，大多數倖存下來的移居者（61％），在蘇軍控制的難民營等待了一年（很多被迫成為慰安婦），才登上借來的美國船隻回到日本。另外的39％失蹤了，或是去了西伯利亞，或是等到1953年，中國開始遣送他們回國，這項工程曠日持久，一直持續到最近幾年。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時，還有三萬移居者滯留中國。
在公墓周圍這一片，曾經居住過大概一萬名日本移居者。這個縣城叫做方正，在荒地村東北四百一十八公里處。倖存者中，有兩千三百名婦女別無選擇，嫁給了當地的男人，還有一千一百二十個孩子（包括那些被留在碼頭上的）被當地家庭收養。
日本移居者的遺蹟仍然能在方正縣的街道上尋找到蛛絲馬跡，店招牌是中日雙語；日語培訓中心比英語培訓機構要多。縣政府說，在全縣二十三萬人口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曾在日本生活或工作過。每年8月，日本的盂蘭盆節，移居者的後代們會到這裡來，依照節日的傳統給先輩掃墓祭奠。
公墓的起源要追溯到1963年，一個嫁給中國男人的日本「遺妻」，在耕地時挖到了森森白骨。一場挖掘工作就此開始，大約四千五百名因為自殺或飢餓死去的難民遺骸出土了。當地人澆上汽油，燒了三天三夜。雖然中國把這些移居者歸為「剝削兵團」，但在1963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還是批准在埋骨灰的墓旁樹一座紀念碑。「日本人民和這些移居者，」周恩來說，「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犧牲品。」
「文化大革命」期間，荒地那些中國人的老墳塚都被紅衛兵給毀了，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日本公墓竟然安然無恙躲過了這場浩劫。不過，為了給水庫讓位，1980年代，墓地被遷移到現在這個地方。進了門就看到一塊顯眼的大理石碑，說這裡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不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984年，五百名自殺移居者的骨灰搬來這裡，過去是在雞西，就是那個鐵路邊的小城，蘇聯軍隊佔領長峰章的軍營後，接管了雞西。
中日友好園林的公墓裡還有那些收養日本孤兒的中國人的骨灰。一名對拋棄孩子表示愧疚的日本軍官曾經寫道：「是中國人養大了那些曾經搶劫他們的賊人的孩子。」但在很多采訪中，那些收養孩子的母親說，那些小寶貝就和曾經的她們一樣，無助而無力。
園林裡建起畫了長城與富士山的樓閣，記錄和稱頌了她們的善行。公墓的步道通往松樹林，再來到兩個低低的水泥圓頂，裡面埋著逝者的骨灰。那些低低的松樹枝上，有日本祭奠者親手摺的紙鶴，上面系的絲帶，在中國和日本都象徵著永久的和平。「我們得叫那些日本人別再種樹了，不然就得擴建公墓了，」住在裡面的看門人告訴我。
這個地方很美，很平和，一片靜謐，偶爾有喜鵲的叫聲。風水應該很好：斜坡上種著一片玉米地，這青紗帳為公墓擋住了兇惡的北風，正面向著地勢稍低的水田。
我8月來到這裡，正好遇到一群日本人來過盂蘭盆節，給先輩掃墓。但戰爭並非在1945年就徹底結束了。就在上週，五個中國民族主義者在網上相約來到公墓，拿著錘子和一桶紅漆。他們的目標是最近樹起來的一個紀念碑，列出了在方正餓死的數千名日本移居者中的二百二十九個名字。五個人用油漆刷蘸著紅漆，叉掉了這些名字，用力鑿碎石碑。這個訊息在各種網上平臺瘋傳，幾個小時內，一架推土機就把紀念碑的碎石刨進了一個洞，還有四十個人把守。為此日本掃墓人取消了行程。「我們的經濟發展，要多虧那些從我們縣去日本的人，」當地一家店的店主說，「我支援中日友好。但有的人就罵我們縣那些人，好像他們是叛徒，漢奸。」
我拍了拍公墓緊鎖的鐵門。看門人警告我說，上面告訴他，如果出現遊客，就報警。
「沒關係的，」我說。沒什麼大不了的。
「我必須報警。」
「沒關係。」一切都很好。
看門人還是拿出了手機。歷史的大門今天是關著的。
我從荒地坐了四百多公里的火車南下來到瀋陽，那裡有另一處戰爭遺蹟。但只能通過外面圍著的藍色錫牆往裡窺探。我看到一根菸囪，破敗的營房，接著看門狗可怕的嘴就號叫著湊了過來。這裡曾經是一個盟軍戰俘集中營。1945年的今天，8月16日，日本投降後的十七個小時，一個美國年輕人和另外四個人趕到這裡，挽救了數百條生命。
「我是第四個從b-24飛機上跳下來的，」暱稱「哈爾」的參謀軍士哈羅德·萊斯告訴我，「當時我感覺是在飄，不是在降落。」那時他第一次看到滿洲。俯瞰下去，只見一片捲心菜。
如今萊斯九十二歲高齡，對那一天還是記憶猶新。「緊接著我就聽到下面傳來鼓掌和歡呼。那是一群中國農民。我們降落的時候他們在種地。他們好像很愛看我們的空中表演。我們飄下來也是很有趣的。我很快就重重地降落在土路上，翻滾了幾圈，裹進降落傘裡。」
他的任務是解放瀋陽（當時還叫奉天）的一千四百四十三名盟軍戰俘。另外，還要打退一百五十萬正在進軍此處的蘇軍士兵，好保護「日本和傀儡國的重要檔案和人物」。行動的總指揮和釋出命令的是戰略情報局，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身。這次行動被稱為紅雀行動，是一個系列行動的一部分。美國計劃在那天一共出動八次飛機，戰略目標分別位於中國、寮國和越南。另一場在東北的營救計劃被稱為火烈鳥行動，但由於蘇軍搶先到達哈爾濱，宣告中止。
在戰略情報局指揮的這些行動中，有一場以一個行動者被處死告終，他叫約翰·伯奇，之前是個傳教士。他的任務是經由陸路走過中國沿海地區，偵查過去的日軍機場，看有沒有能用於撤離戰俘的。當時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對《雅爾塔協議》把東北的鐵路控制權與旅順港交給蘇聯非常不滿。一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分隊攔住伯奇，並繳了他的武器。「你們到底怎麼回事？你們是強盜嗎？」他用中文問這些抓他的人。他的中國同伴讓伯奇別激怒這些士兵。伯奇回答：「我想看看他們怎麼對待美國人。被他們殺了也不怕。他們要真殺了我，自己也完了。美國會用原子彈懲罰他們的。」中國士兵開了槍，打中了伯奇那位中國同伴的膝蓋上部，伯奇的腿也中了彈。他們綁住伯奇的手和腳，他在刺刀之下一命嗚呼。接著士兵還把他毀容，不想他被辨認出來。那個中國同伴躺在伯奇身邊裝死，直到晚上一個路人經過，幫助他逃跑了。後來一個右翼的政治協會以伯奇為名，而他本人被該協會奉為「冷戰的第一個遇難者」。
紅雀行動是戰略情報局一系列任務中最危險的：哈爾·萊斯和五個行動人員，身上只攜帶手槍，要跳傘進入被三萬日本軍隊佔領的領土，還要面臨大批蘇聯士兵的進攻。沒人知道日本軍隊聽聞本國投降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美國戰俘可能會被用作人肉盾牌，或者作為證據被殺人滅口。最近的美軍部隊也在將近一千五百公里以外了。
戰爭結束得如此突然，戰略情報局也有些措手不及：1945年8月8日，局長威廉姆·多諾萬（也是美國情報系統的創始人）剛抵達華中城市西安，蘇聯就向日本和偽滿洲國宣戰了。第二天，第二顆原子彈掉在了長崎。「要是俄軍去的時候我們不在朝鮮和滿洲，那我們就永遠進不去了，」多諾萬發了一封電報，「儘管我們褲子剛提到一半被弄了個措手不及，但還是要盡全力及時把它提起來。」他對手下的人下令，把中國東北屬於美國的財產定好位，準備好美國的「潛在特工、線人和親美人士」的檔案卷宗，並確保能拿到關於蘇聯援助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中國共產黨接下來就要加入全面的內戰，反抗當時執政的國民黨，而國民黨的後臺正是美國。
紅雀行動在1945年8月16日凌晨4點50分開始。
瀋陽的這個戰俘集中營很長一段時間不為盟軍所知。其中關押的戰俘有美國人、英國人、荷蘭人、澳大利亞人，都是士兵和軍官，包括了巴丹死亡行軍的倖存者；在新加坡投降的英國陸軍中將亞瑟·帕西瓦爾；在科雷吉多爾島放棄了菲律賓的美國陸軍中將喬納森·溫賴特。那場戰役中的倖存者坐船去了臺灣，途中一艘美國潛水艇發射了兩次魚雷，均未打中。到臺灣後，他們又被趕上那些殘暴虐待船員的所謂地獄之船，去了朝鮮半島。他們在那裡被分開，有的去日本做苦工，有的上了北去瀋陽的火車。在瀋陽的第一個冬天，有兩百六十名戰俘病死或凍死。日本人把他們凍僵的屍體堆放在一個倉庫裡，直到土地解凍。接下來的1943年，修建了條件稍微好些的奉天集中營，戰俘們被強制在皮革廠工作，或者到滿洲機床廠生產軍需品。
日本人認為奉天集中營是戰俘營中的典範，紅十字會經常帶著信件和供給品前來造訪。但試圖逃走的戰俘仍然大有人在。集中營的指揮官松田上校，光頭，身材矮小，整天悶悶不樂，戴著厚厚的眼鏡。在抓住三個試圖逃走的戰俘後，他把所有戰俘都召集起來，當場處死了那三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