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他們叛逃，大大出乎本人意料，這實在是最近最令人氣憤也最不幸的事件；」松田拿著一張手寫的英文稿件，一字一句地念，「在天皇陛下的無上恩德下，所有人都對你們同情以待。但這三個人竟敢違抗我的命令，簡直可以說是完全泯滅人性……是你們自己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偏要闖。」
在一些老照片裡，巴丹被俘前的美國陸軍准將布勞爾看上去是個樂天派，整天叼著菸斗，感覺走到哪兒都能鬧騰一番。這個來自密西西比州的軍人一路寫下很多日記，有的藏在竹子裡，有的埋在營房下面，記錄了1945年這個集中營不斷惡化的條件和他本人的遭遇。「一個月內我就瘦了十四磅，」7月的一天他寫道，「沒有肉，也沒有糖。伙食很差，人人都餓得慌。」戰俘的衣服全都破破爛爛的，集中營的看守命令他們多挖一些防空洞。
8月8日，廣島遭遇原子彈爆炸的兩天後，並不知情的布勞爾寫道：「第一次沒升旗。」
8月9日，原子彈降臨長崎的那天：「今天早上聽到了空襲警報。大家好像都沒去工廠做工。到底怎麼了？」
8月15日：「很多人傳言戰爭要結束了。其他集中營送來很多人。大家都不去工廠做工了。」
8月16日：「一整天大家都瘋傳說戰爭結束了。上午大概11點30分左右，戰俘營附近看到有傘兵降落……關於他們是誰，有很多傳言。」
哈爾·萊斯這個曾經當過兵的人看上去和「美國隊長」毫無相似之處。瘦高個，一頭紅髮，戴著眼鏡，被選中參與紅雀行動只是因為他會說中文。行動的三年前他入伍之初，軍隊就注意到他自學了德語、法語和俄語，而且還很流利。於是就派這個科羅拉多人坐船去芝加哥大學，學了一年中文。戰略情報局派人來學校招收志願者，萊斯和一群人一起來到卡特琳娜島進行訓練，學習了撬鎖、密碼傳信和徒手格鬥等課程，最後又和少數幾人一起脫穎而出，正式被徵召。他對勞軍聯合組織的女主持海倫一見鍾情，娶得美人歸。但婚後幾乎立刻就坐船前往墨爾本，馬不停蹄來到加爾各答，然後登上去緬甸的火車，再匆匆坐上目的地昆明的飛機，輾轉來到西安，六個小時後，就飛翔在滿洲的天空中，降落在一片捲心菜地裡。
「我跟那些農民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美—國—人’，」萊斯告訴我，「用中文說的。然後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日本人在哪兒嗎？’我們沒有羅盤，也沒有任何情報，甚至連集中營指揮官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們的飛機出現了，開始空降食物包和補給品。一個日本人朝飛機開槍，但沒打中。我們沒有毀壞農民們的捲心菜，所以他們好心地給我們指路。我們就往那邊走。開始下雨了，接著日本人就發現了我們。」
一看到那十幾個日本兵，隊裡的中國人轉身就逃。現在「紅雀」只剩五個人了。隊醫是夏威夷的第二代日裔美國人，他命令日本人投降。但那幾個士兵拉了拉槍栓，命令美國人把手舉起來。
「沒人大吼大叫，」萊斯回憶道，「挺不平凡的一次交流。那些人還是第一次看到活的美國兵。他們也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了。」
日本人繳了「紅雀」們的手槍，矇住他們的眼睛，把他們送上一輛卡車。發動機啟動。卡車停下來後，矇眼睛的布被取了下來。萊斯看到的不是刑場，而是一個日本秘密警察總部的大門。「他們請我們喝日本清酒和威士忌。警察頭子承認說他聽到投降的訊息，但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知道蘇軍就要打來了：就在北邊約兩百公里的地方，步步逼近。他同意讓我們迅速去看一下戰俘營。」日本司機用英語對萊斯說：「我聽說你住在洛杉磯。我有個兄弟也在那兒，不知你們認不認識？」
「紅雀」們被安頓在南滿鐵路賓館。第二天，東京的官方投降詔書終於抵達了。級別最高的日本軍官請萊斯見證他切腹自盡。
「我請他不要這樣做，」萊斯說，「我需要他確切告知手下計程車兵，戰爭真的結束了。」軍官把戰俘營交給這五個戰略情報局的行動成員。形容憔悴而又興高采烈的戰俘們把萊斯團團圍住，興奮地拍他肩膀，不停握手，還問個不停。秀蘭·鄧波兒死了嗎？羅斯福真的死了嗎，怎麼死的？現在誰是總統？誰是英國首相？過去三年的世界職業棒球大賽誰是冠軍？現在不同軍銜拿多少薪水？
在戰俘營日記中，准將布勞爾寫道：「這真是戰俘們最開心的時刻，終於結束了三年半地獄般的生活！」最後的戰俘營日記寫於8月18號，「太多吃的了！餓了三年多了，大家很有可能會暴飲暴食，小心別撐死了！」一條畫面很不穩定的黑白新聞片中，被解放的戰俘們放肆地大笑，彈著吉他，讓日本人填滿散兵坑，建起臨時的棒球場。
然而，對於哈爾·萊斯來說，遊戲還遠未結束。將近一千五百名被解放戰俘中，有三十四名高階將領不見蹤影，其中包括帕西瓦爾和溫賴特將軍，還有荷屬東印度群島的最高長官。萊斯瞭解到，過去一年來，好多人被扣押在西安縣（今遼源）一個沒有供暖的破敗營房。自從蘇軍挺進東北，日本投降後，和那個集中營的通訊就被切斷了。飛機沒法飛，走陸路又太危險。
萊斯帶著紅雀隊的一個士兵和一名日語翻譯，手無寸鐵上了火車。北上途中，他遇到一家俄羅斯白黨，站在某個小站的站臺上，蘇聯紅軍來了，他們都不知道接下來往哪裡逃。在西安縣的集中營，日本指揮官用英語向萊斯打招呼，原來他畢業於俄勒岡州立大學。他說，所有的戰俘都活著。
溫賴特將軍骨瘦嶙峋，穿著破爛的衣服，看上去就像個稻草人。「戰略情報局來解放戰俘這件事讓他非常困惑和疑慮，因為他從沒聽說過這個機構，」萊斯說著笑了起來。
三天後的中午12點30分，隊伍來到瀋陽，發現他們的賓館裡全是醉醺醺的蘇聯紅軍士兵。在來東北之前，他們中很多人都參加過斯大林格勒戰役。一箇中尉告訴萊斯，他因為殺了德國戰俘，被降職了。他說，打起仗來，士兵就是國家的外交官，還說：「外交官也有幹得好的和幹得不好的嘛。」
一份「紅雀」報告中寫道，狂歡痛飲的蘇聯士兵在整個東北燒殺搶掠，姦淫婦女，報復四十年前打敗俄國的日本。偽滿洲國不復存在，中國人也開展了報復行動：「遊蕩的中國暴民不分青紅皂白地毆打和屠殺日本平民。」
萊斯親眼見到一群人攻擊一個十二歲的日本男孩。他趕快走上去嚴厲制止，質問他們這樣做和之前那些侵略者有什麼區別。「有的中國人站在了我這邊，」萊斯在日記中寫道，「有的還說我中文說得不錯。」他把男孩送去醫院，然後回來把那群人遣散了，沒收了他們的棍棒，但沒有拿出手槍。他的語言能力幫了大忙：「這群人又評價說我作為一個美國人中文說得太好了。好些中國人站在我這邊，痛罵那些言行不當的同胞。」
晚上不時能聽到尖叫、機關槍響；還有日本人的住家或店鋪被放了火，升起滾滾濃煙。一位戰略情報局的軍官報告說，蘇聯軍隊開始把下列物品通過船運回國：「（a）所有的機動車輛——壞的也不放過；（b）所有的汽油；（c）小型的機器和馬達；（d）木材。」蘇軍甚至把疫苗也拿走了，令當地人在傷寒和肺炎爆發時毫無招架之力。
紅雀行動開始後十二天，相關訊息傳回美國。住在舊金山的萊斯母親接到當地記者的一個電話，問她對參謀軍士哈羅德·萊斯的勇敢行動作何感想。「那不可能是我的兒子，」她回答說，「他不會做那樣的事。」
身在洛杉磯的萊斯妻子海倫讀到了相關報道，大聲說：「這就是我的哈爾啊。」
1945年10月，蘇軍讓萊斯自己選：要麼馬上離開，要麼免費送他去西伯利亞。戰略情報局局長威廉姆·多諾萬怒火衝冠：「滿洲什麼時候成了蘇聯的了？」事實上，蘇軍一直霸佔著鐵路沿線和旅順港，直到1955年才歸還給中國。萊斯離開了，但很快回到東北。在代號威廉姆斯先生的行動中，他成為第一個到達中國東北的美國情報特工。幹了一年之後，1946年，共產黨將他徹底驅逐出境。我和他是在科羅拉多的戈爾登他家裡見的面。
關於營救戰俘這件事，他回過那個集中營兩次，1989年和2003年，都是幫瀋陽市政府宣傳集中營博物館的開放。我去的時候，躲開看門狗，找了一個側門，劃開門栓，偷偷溜了進去。從前的營房現在擺滿了花環，有好多電線，到處都是水窪。迎面是一個紫色的條幅：老兵重訪瀋陽二戰盟軍戰俘營記者招待會。條幅面對著一排排橘色的塑膠椅子，上面佈滿了厚厚的灰塵。
戰後，集中營的工廠被改建成一個電器廠，周圍建滿了職工住房。現在那些公寓樓則被高層商品房取代，廣告牌上用英文承諾，lowdensityofthehoneylife（低密度的甜蜜生活）。跨越一條十車道的高速公路，那邊隱約有一個購物中心，最醒目的招牌是必勝客。
集中營外的一塊牌子上隻字未提紅雀行動，只是用中英文寫著，戰俘們「唯一的安慰就是熱心中國工友的幫助」。解說詞總結說，集中營「深刻反映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一個側面」。
不過，這句總結性的英文翻譯被沙子矇住了，抹都抹不開。這座博物館十年前就破土動工，中途幾次停工，因為大家產生了分歧，針對博物館要展示什麼，講什麼道理，進行什麼樣的愛國主義教育爭論不休。現在還在建設中。
我去了方正縣日本移居者公墓之後，一家日本報紙採訪了一名六十二歲的退休小學教師。方正縣政府讓他寫一寫縣裡戰時的故事。那位老師站在松花江邊，就在那些日本母親把孩子放在碼頭上然後自沉離世的地方，告訴記者：「這裡發生的事情，正反映了戰爭對平民的傷害。保護這個地方，對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有益無害。」
他曾經向上面申請，在這裡和附近一條支流的河邊豎一塊牌子，講述一下當年的故事。當年，日本婦女們也曾試圖從那條支流過河，把和服撕下來打成結，一起拉著，但最後還是被無情的浪濤捲走了。
官員回覆說：「目前的情勢下，不可能批准立牌子。」但這位老師非常樂觀地說：「情勢都是會變的。」
日本的侵略造成了一千四百萬到兩千萬中國人死亡，而日本官員每年都會朝拜靖國神社，裡面供奉著被定罪的日本戰犯。一些日本老兵回到中國，講述了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有些人甚至站在了過去的敵國這邊。2002年，在東京的法庭上，有很多中國家庭聯合狀告日本秘密部隊當年在東北殺害了共計一百八十名家人。一位日本老兵出庭作證。這是日本皇軍在中國展開細菌戰的事實第一次在日本法庭公之於眾。根據國際法，受害者拿不到補償金，但最後的判決終止了日本官方半個世紀以來對相關罪行的否認。
「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的展牌上寫著，「731部隊的法西斯罪行不容抵賴。」這個日本最大的細菌戰研究部隊拿中國、俄國、蒙古和朝鮮戰俘做活體實驗。他們的駐地就在哈爾濱市中心南邊二十四公里的地方。日本醫生把實驗物件的戰俘稱之為maruta，日語裡意味原木，降低他們的體溫，進行截肢手術，開槍研究彈傷，讓他們染上各種各樣的疾病，感染細菌，只為了記錄一個人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痛苦。
實驗基地原本有七十六棟樓，佔地面積將近十平方公里。戰敗撤退時，日本人一把火燒掉了不少，陳列館就在原址遺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在燈光昏暗的走廊上，周圍陳列著防毒面具、骨鋸和裝著內臟的容器。外面有很多標牌，標出了過去的細菌培養箱、凍傷實驗室和試驗用老鼠培養箱。陳列館旁邊就是二十五中，孩子們在操場上的歡叫笑鬧翻越高高的磚牆清晰地傳來。
整整十三年，大約有三千名俘虜在這裡被殘忍殺害。而731部隊在全中國的日佔區都有附屬基地，也用恐怖的方式殺害了另外七千到九千人。該部隊名義上是日軍的防疫給水部隊，在這個身份的偽裝下，給所到住處的井水下毒。這就像納粹集中營門口海報上寫的「工作使你自由」一樣，虛偽而令人噁心。
日本也有一位約瑟夫·門格勒，他叫石井四郎，醫學博士，日本陸軍中將。1932年開始了他的細菌戰。1945年8月，蘇軍攻入東北，石井命令將731的大本營和其他研究基地徹底摧毀，殺掉還活著的四百零四名戰俘。光是燒這些戰俘的遺體就用了整整三天，之後這位親自在現場監督的高階將領說：「毀屍滅跡，天皇就不會被處死了。」
石井和他的手下帶著一箱箱檔案逃回了日本。美國軍隊發現他躲在自己的老家，那個村子的居民在報紙上發了一篇文章，說他被槍殺了，甚至還舉行了一個假葬禮。石井未被逮捕，只是被帶到東京接受質詢。對他的質詢斷斷續續進行了將近兩年，一名美軍基礎科學負責人給指揮官寫信：
這次調查中搜集到的證據是對這個領域的極大補充和擴充套件。這些資料是日本科學家付出數百萬美元和多年的辛勤勞作得來的。從具體的細菌感染量來測試人類對相關疾病的敏感性，從而蒐集了很多資訊。由於對人類活體實驗的顧慮，這樣的資訊在我們自己的實驗室裡是無法蒐集的。
信的結尾寫道，美軍為調查石井在中國的所作所為而撥的款「比起他的研究花費，不過是九牛一毛」。
1948年，美國赦免了石井和他十八個手下的戰爭罪行。他們沒有一個被起訴，更別說受刑了。三十年來，這宗交易一直是秘密，直到被一名美國記者發現。據說石井在日本開了一個兒科診所，六十七歲患喉癌去世。
皇帝陛下溥儀，在1945年8月17日接到了偽滿洲國覆滅的通知。這是溥儀一生中第二次遜位，然後他逃離了皇宮。他在機場準備飛往日本時，蘇聯軍隊把他攔下。之後把他遣送到西伯利亞拘留起來。他請求不要把他遣送回中國，並言之鑿鑿地說，只要一進入中國國境，就會面臨殺身之禍。
1946年，蘇聯人把他押往東京，為戰犯審判作證。年僅四十歲的他看上去如蒲葦般孱弱，非常蒼老。但在庭上為了保命，他還是滔滔不絕。他穿了一件昂貴的棕色西裝，說著中文，上演了一齣好戲：中國的末代皇帝，站在證人席上，慷慨激昂地唱著愛國主義的讚歌。「滿洲人民完全是日本人的奴隸，」他斷言，「滿洲的中國人民的痛苦幾乎無法用語言表達。他們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甚至在嚴寒之下也衣不蔽體。如果中國人有高階的大米，那就是犯罪。中國人沒有言論自由，說什麼都要小心翼翼，不留神就會被處死。在日本統治期間，偽滿洲國完全是個黑暗的國家。」
之前，中國軍人對溥儀皇家祖墳的破壞和掠奪讓他恨之入骨，發誓報仇，所以加快了和日本勾結。但日本人根本沒有允許他去皇陵祭祖。「我最好不去，」一位將領對他說，「因為我的祖先全是滿人，要是我去祭祖了，會顯得滿人比‘滿洲國’其他族的人高一等似的。」
他為什麼沒把真相告訴來訪的國際聯盟李頓代表團並尋求幫助呢？「當時的情況就像我被強盜綁架了，然後鄰居趕來救我。但強盜也在場，我沒法告訴鄰居到底發生了什麼。因為等救我的人走了以後，我肯定就會被強盜殺了。」所以他又一直忍耐了十四年，等著合適的時機反抗侵略者。「那是我的理想，所以我自己走入了虎口。」
在二十年後他寫的自傳裡，溥儀承認說：「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證來，我感到很遺憾……我把我與日本的勾結，一律否認……就是與日本人長期勾結的結果。我為了開脫自己，卻迴避了這個問題，只顧談了我怎麼被逼和受害……我在掩飾自己的罪行的同時，也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的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
和日本天皇以及皇族一樣，溥儀也沒有被判任何罪。1950年，蘇聯把他交還給中國。他被送往清源附近的一個監獄，那是一個東北的縣城，就在柳條邊沿線，意為清朝的起源。而清朝早已覆滅，他已經從龍椅上遜位了。
那個監獄現在是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學校的參觀團絡繹不絕，參觀這位「天子」成為階下囚的牢房，他的編號是987。照片裡的溥儀在牢獄裡自己縫補襪子，用一個搪瓷的杯子喝茶，杯子上還寫著，「勞動光榮」。導遊介紹說：「最後，他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嗯，終於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週年，溥儀被赦免並釋放。他回到闊別三十五年的故鄉北京。他穿著鬆鬆垮垮的嗶嘰呢毛式中山裝，作為「特別導遊」，在他過去的宮殿紫禁城裡做了一次參觀。在國有出版社出版的回憶錄中，他並未用太多筆墨記錄這次參觀的印象，只是說，宮裡的牆都刷了新漆，「我臨離開故宮時的那幅陳舊、衰敗的景象不見了」。
政府分配他到北京植物園的溫室工作。溥儀一直瘦瘦的，有一雙憂傷的眼睛，就像曾經裝飾在偽滿洲國皇宮裡的那些蘭花一樣弱不禁風。他在回憶錄的最後，引用了他的啟蒙讀物中的話，那是一本孔子學派的古典作品。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習相遠。
苟不教，性乃遷……
1967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找到了已經罹患肺癌，虛弱無力的溥儀。他們大喊：「我們要把你趕回東北老家，揪鬥你，砸碎你的狗頭！」但在他們行動之前，癌症就奪取了溥儀的生命，享年六十一歲，沒有留下任何子嗣或遺產。《紐約時報》在訃告中稱他為「歷史的遺孤」。不再是皇帝的他，遺體被火化，骨灰也沒能和皇族祖先們合葬，而是被葬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那是優秀共產黨員們最後的歸宿。
然而，在以市場為導向的現代中國，溥儀再次變成了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1995年，北京郊外的一個私人公墓給了溥儀的遺孀一筆錢，數目沒有公開，然後把他的骨灰遷至他們專門針對富有上層人士的公墓，華龍皇家陵園，就緊挨著清皇族的西陵。陵園的廣告寫著，享受皇家風水，理想的安葬之地。溥儀葬在那裡就是最好的證明。溥儀的墓碑上只寫了他的名字，用漢語，沒有滿文，他還是「天子永生」的象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蘇軍從東北繼續向南挺進，直到朝鮮的「三八線」處才停下。朝鮮半島被這條線分為南北兩部，一邊是朝鮮民族主義共和國，一邊是大韓民國。又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但首先爆發內戰的是中國。1936年，少帥張學良兵諫蔣介石，要和毛澤東組成抗日統一戰線。也因為如此，張學良再也沒有回過東北，餘生的五十四年都分別在大陸和臺灣過著軟禁生活，百歲高齡時在夏威夷去世。1945年日本戰敗，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崩潰，各自為政，又打了四年仗。
國民黨在內戰中遭遇了幾次致命的敗仗，其中一次發生在長春，就是過去的偽滿洲國首都，距離荒地村以西約一百一十二公里。日本侵略前，長春一共有十萬人口；到偽滿洲國覆滅時，有九十萬人住在那裡。
林彪指揮的共產黨軍隊將國民黨軍隊圍困在長春城內，這位後來主導了毛澤東語錄「紅寶書」編纂的林彪下令，將長春變成一座「死城」。士兵們用鐵絲網圍城，堵住了一切通道。1948年6月到10月，五個月間，任何軍民不允許離開，也不許往城內運送任何補給。倖存者們講述說，當時在城內他們吃腐爛的穀子，玉米芯，接著是草和樹皮。還有的把枕頭撕開，將裡面填充的玉米皮全部塞進嘴裡。皮帶拿來煮了吃；連死人的屍體也下了肚。美國飛機扔下來的援助包裹全被士兵們攔截了。
一位身在香港的研究者回憶說，在她寫一本有關中國內戰的書時，採訪的每一位老軍官一提起那場圍困戰，就會崩潰。在長春勝利公園聚集的老人中，常常會有那次圍困戰的倖存者。這座公園原來是日本人修的，現在裡面豎著一座毛主席雕像。在那裡，一位退伍的老兵說，官方說法是「兵不血刃解放長春」，而他知道這是怎麼來的。
戰爭的餘波一直延續，影響著戰後的日常生活。中國估計，自1945年以來，至少有兩千人死於日軍埋在地下的化學武器。單在東北地區，就遺留下兩百萬件軍火，其內部的化學物質滲入土地和水源，甚至帶來更壞的影響。2004年的吉林省，兩個十二歲和八歲的男孩在一條河裡發現了一塊生鏽的有毒彈殼，接觸後被灼傷，生了病。日本政府承認那是他們留下的武器，但拒絕賠償。作為《聯合國禁止化學武器公約》的簽約國，日本出於履行義務，同意派專門的團隊來挖掘這些武器殘留，並在男孩受傷的敦化市外修建處理設施。
敦化在荒地村以東約三百二十二公里處，我想看看這個工程的進展。之前，日本承諾在2007年完成挖掘工作。日本外務省的一位發言人稱，這些武器的清理工作「對於增進兩國相互信任至關重要」。但2008年，負責該事務的機構被曝光挪用了一百萬美元的公共基金。
我坐的大巴晃晃悠悠四個小時，在偶爾小小起伏的空蕩蕩的高速公路上經過綠色的小山丘，途經一個別墅開發專案，英文名是islandofegrets（白鷺島）。我差點把白鷺（egrets）看成了後悔（regrets）。這可能要歸咎於大巴前面的電視上播著連姆·尼森的動作片，畫面模糊，看得我暈乎乎。他這些充滿復仇和刺激的片子在很多大巴上熱播，正逐漸取代東北廣受歡迎的二人轉。我本以為自己永遠不會想念二人轉那鬧鬨鬨的唱腔和場面，直到在這輛大巴上坐了好幾個小時，聽著影片裡傳來轟隆隆的槍炮聲和張口閉口都是威脅恐嚇的粗啞嗓音。
敦化的街道佈局仍然能看得出當年日本規劃的影子：火車站前，軸向的道路呈對角輻射出去，形成交通環島，通向市中心。五十萬人口的敦化雖然名義上是中國的一個小城市，但感覺上更像一個縣。所有的快餐連鎖店都是山寨的，比如cfc，加州炸雞。
一個名叫佟剛的當地人提出帶我去看男孩受傷的武器清理現場，距離市區三十二公里。佟剛是個相當謹慎的人，一路緊緊抓著自己的蘋果手機，指關節都發白了。頭髮剃光，反光的墨鏡壓在太陽穴上。牛仔和黑t恤好像用手塗的顏色。他讓我叫他兄弟，開口說話總是這句口頭禪：「我分析啊……」他腳步很快，沿著鄉間的道路一直走，穿過牡丹江，經過連綿的菸草地，不時轉身看著我，一邊說：
「眼睛要一直看著正前方，兄弟。」
「別擔心。我分析啊。小日本不願意賠錢，因為他們覺得1972年我們簽了和平條約，這事兒啊，就算了了。」
「看路，兄弟。」
「這兒就是原來的日本飛機場。我小時候，就在跑道上騎腳踏車。現在都種上玉米了。我分析啊……」
三十分鐘後，我們進入一個窄窄的山谷，經過的標牌上列出了禁止在保護林進行的活動：伐木、點火、燒烤。這條只容一輛車通過的道路看上去像一條腳踏車道，蜿蜒著通向那條男孩們發現有毒彈殼的小河。而他們曾經住過的房子，現在已經被遺棄了。
「我分析啊，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搬到城裡去了。」
我們繼續前進，中間停下來抬起一根紅白相間的杆子，這就算是門了。一個警告標誌上寫著，化學武器清理區，非請勿入。路上空無一人，唯一的聲音是一陣輕微難辨的嗡嗡聲，隨著我們接近山谷裡的最後一座小房子，這聲音越來越大。穿過齊肩高的玉米稈，我們看到斜坡上有個小棚屋。往那裡走，一群蜜蜂在身邊環繞，原來小棚屋是個蜂房。老秦家是唯一整年住在這兒的家庭，他們拿出一碗用新鮮蜂蜜調的開水，歡迎我們的到來。
清理工作又暫停了，秦先生說，但他也不知道原因。他指著一塊空地上停工的鏟斗機和推土機。「卡車啊啥的都還在這兒，日本人都走啦。」蜜蜂在我耳邊嗡嗡不停，弄得我手臂上癢癢的。秦先生說過去住在這個叫蓮花泡的林場裡的村民和日本派來的官員見過面，接受了他們提出的搬遷條件。不過那些官員很小心地說，這是一筆搬遷費，不是賠償金，避免滋生未來可能與戰爭有關的爭端和分歧。
日本政府撥款給敦化政府，在城區修建新的公寓房。但秦先生說，房子修好以後，村民們說建築質量差，指責政府官員貪汙了一部分撥款。但他們還是被強制搬遷了，原來的房子都被拆了。「我們家沒簽協議，」秦先生說，「城裡不能種玉米，也不能養蜂。這麼多年了，我種莊稼的時候從來沒挖到過武器。希望它們是埋在其他地方吧。」
十分小心謹慎的佟剛又說了一連串對日本、戰爭、化學武器、受傷兒童、強制拆遷和挪用公款的分析。我感覺到暖暖的陽光照在臉上，呼吸著正在成熟的玉米香氣。腦海中突然閃過葉芝的一句詩，是對林間空地，蜂舞蝶繞，獨自在一間小屋生活的嚮往，在那裡「安寧會慢慢降臨」。
然而眼前這首詩的結尾卻並不安寧：被蜜蜂叮一下可是痛不欲生。我盡力忽略周圍這團嗡嗡響的蜜蜂雲，喝著蜂蜜水，蜜蜂紛紛飛過我的耳畔，弄得我脖子發癢。
「它們不會叮傷你的，」秦先生打斷了佟剛滔滔不絕的分析，「它們有它們的地界，我們有我們的地界，但我們要同進退。」
此處作者似有誤，中國人民解放軍這一稱呼是在1949年合併八路軍、新四軍、東北抗日聯軍等部隊改稱後才有的。1945年還不存在。——譯者
大約等於十二點七斤。——譯者
勞軍聯合組織成立於1941年，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經過美國國會特許，主要職責是鼓舞美軍士氣。二戰期間，該組織發起了名為「散彈坑巡迴」的勞軍演出，幾千名藝人簽約響應。——譯者
約瑟夫·門格勒是德國納粹黨衛隊軍官和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醫師」，被稱為死亡天使。他負責篩選當時送往集中營的囚犯，並負責裁決是將他們送到毒氣室殺死，還是做強制勞動。他還用集中營裡的人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譯者
這是英文版的結尾。中文版的結尾是「‘人’，這是我在開蒙讀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個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