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荒地。一陣轟隆隆的聲音把我驚醒。我揮手趕去眼瞼上的一隻蒼蠅，拿起手機一看，凌晨3：35。轟隆隆的聲音又來了，震得房子都晃起來。我從癟著肚子的枕頭上翻身起來，爬到炕那頭涼快的油氈布上，往窗外看。空空的自動傾卸卡車在紅旗路上風馳電掣而過。
就在前一天早上，我坐在這個空蕩蕩的小屋裡，有種與世隔絕的感覺，心想，要是醒來突然失憶了，能猜得出我在哪兒，是怎麼到這兒的嗎？我會覺得這個地方落後還是美麗？當時我的室友關先生已經開摩托車回來了，他向我宣佈：「五斤鱔，四斤魚，不錯不錯。」我的手機收到一條簡訊，也是「釣魚」的：「一個月拿到mba/mpa雙學位，證書上印有北京地址。價格好商量。聯絡張老師，電話18210557248！」在中國，就算是躲到偏僻的鄉下，與世隔絕的時間也相當有限。
現在，週六凌晨，還沒到四點，一隊自動傾卸卡車震動了我們這個小小的農屋。
我拉了下一根塑膠線，就是頭頂那個光禿禿燈泡的開關。燈沒亮。電熱燒水壺也啟動不了。我下了炕，趿著拖鞋，跑到廚房去開燈。也沒反應。荒地晨光熹微，一縷陽光偷偷照進我們的小院。我來到屋外，看到那排向日葵在每一輛大卡車經過的氣流衝擊下，暈頭轉向。
我彎腰走過葡萄架，遭遇了那個曬著魚乾周圍蒼蠅亂飛的大篩子，趕緊躲著走。我的頭碰到一張漁網，接著是一個蜘蛛網，睡意朦朧中我走得東倒西歪，也不知道到底甩掉了哪個。一根繩子上吊著鉤子，鉤子上掛著做魚餌的水蟲子。要是我在這裡醒來，失憶了，一定會驚慌失措地想，到底做了什麼罪大惡極的事情，居然來到這麼個破地方。茅房外面有個三十釐米高的木臺子，是防老鼠的。我跨過臺子，蹲下來。「別去想坑裡可能有老鼠，」我每天早上都這樣告誡自己。但還是滿腦子全是它們血紅的眼睛，在下面閃著兇光，盯著我。
我套上一件兜帽衫，抓了一把雀巢袋裝咖啡放在前面的口袋裡，出發去三舅家。他那兒能用秸稈點火燒水。我在紅旗路上往南，看到一溜大卡車都排到他家門口了。一輛小松牌挖掘機停在荒地村的岔路口。將近兩公里的路，經過每一個卡車駕駛艙，我都要背一遍那個單子「美國人，身高一米八六，屬鼠」。
「他們在拓寬紅旗路，」三舅解釋說，然後遞給我一隻筷子，攪攪咖啡渣，「是東福米業的工程。他們出的錢。我猜啊，是想更方便那些人去溫泉。要麼就是有大官兒要來啦，他們想給他看看，‘我們的路修得老好啦’。」
「路需要拓寬嗎？」
三舅呵呵笑了。「這路本來好著哪。兩年前才重新鋪了路面兒。我還記得那前兒只是土路，再那前兒吧，特別窄，就是條小路。新的那個牌坊也得拆啦，才剛修起來倆月呢。」
好像是板上釘釘的事情，那天上午，紅旗路口那個寫著東北富饒之根的牌坊就被拆了。拆下來的殘垣斷瓦裝了滿滿一卡車，和其他裝滿土的車子一起，轟隆隆開出了荒地。
挖掘機沿著路邊挖出一條三米寬的溝。之前，這本來是個排水溝，但在將近五十米的溝裡，也開滿了三姨種的虞美人，粉的白的煞是好看。我在三姨屋外找到她，戴著一頂漁夫帽，站在那兒朝操作員大吼大叫。
「東福米業想幹啥就幹啥，」她說，「通知都不貼一張。我都來不及把我的花兒移走。這花兒是我親手種的，我自己買的種子，自己育的苗！村兒裡誰不知道我的花兒！」
這是實話，這條光禿禿的路上有這麼一段色彩繽紛的花圃，已經成了村裡的地標。
我們看著挖掘機挖進溼潤的黑土地。「很好聞啊。」我說。
「一股土味兒，」三姨糾正我。
她指著遠處的起重臂和樓房：「東福覺得大家都想搬，從院子裡搬到那兒去。只要同意了，就把你的房子拆了，然後種稻子。我絕對不搬！」
三姨是個黨員，過去是村幹部。溫泉、樓房、道路拓寬這樣的發展最讓她煩心的是，背後的金主是一傢俬有企業，不是政府。「都是東福乾的，」她說，「是個試點專案，所以國家還撥了一些工程補貼，但管事兒的還是公司。是他們設計的。要把這兒建設成什麼‘東北第一村’。牌子你也看到啦。政府想讓東福這樣的公司帶領‘落後’農民做出改變。這就是我們國家現在的方針。」
所有的政治都能涉及私人的層面。三姨又朝那個挖掘機操作員大喊大叫。對方一直躲閃著她凌厲的眼神，專心致志地把一剷土倒進卡車裡。那天下午晚些時候，太陽把每一樣東西的影子都拉長了，紅旗路上工人們斜斜的身影足有五米長。卡車裝著一車車碎石，又開了回來。石頭被填進開挖出來的溝裡，掩埋了三姨那些可憐的花兒。她哭了。
「她真的很愛那些花兒，」三舅和我坐下來吃晚飯，「那是她的愛好。人為什麼想待在家裡，都是有理由的。她就是因為那些花兒。不過她可以再種嘛。一個星期路就修好啦。」
我正吃著豆腐，差點兒噎著。「一個星期？」
「聽說他們要帶一大隊民工來。肯定是哪個當官兒的要來視察了。」他用同樣的語氣預報起天氣。「某某秘書長要來，區域性晴朗；小幹部來，可能多雲。」
三舅對這些事情表現得很實用主義，或是聽天由命。但看著其他老人對中國劇變的反應，總讓我心裡酸酸的。他們毫無辦法，管事兒的人也從來不問他們的意見。三姨是非常愛國的。小時候，那些在她家院子裡駐紮的人民解放軍對她說過，「我們不會欺負你的。」她還喜歡唱革命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所以，為什麼就沒有人來提醒她，先把花兒移栽了呢？
三舅說她的糧食沒有被糟蹋，房子也沒拆，不過就是一堆花兒嘛。他像平時一樣狠狠瞪了我一眼，很認真。
「你瞅啥？我要給你點顏色看看，」我說。
他哼了一聲，挺給面子地擠出一個笑容。「你記住，我們每年只有四個月長莊稼。那就是我們十二個月的生計。我在乎的是吃飽肚子，穿暖衣服，不在乎什麼破花兒。三姨有退休金拿。還有你，你還有錢給那個關老師交租金，滿東北逛去呢。」
三舅之前提過，我不應該給任何人交租金，因為我在學校上課不收錢。
「要是我能住在這兒，也會給你錢的。」
「一家人收什麼錢！」
我們沉默地坐著。每到這種時候我的中文就說不利索了。我害怕說錯話，讓場面變得更難堪。我沒跟他一起住，他是不是生氣了？他是不是在為錢發愁？他是不是支援道路拓寬工程？是不是跟三姨吵過？
「租金也沒多少，」我小心翼翼地說。
三舅說：「別浪費錢。你馬上要生孩子了。小孩兒可花錢了。」
「我的中文名字就是賣兒，」我大笑起來，「這事我門兒清。」
「不，你才不知道呢，」三舅嚴肅地說。
田野間滾過一陣隆隆聲，一開始我以為卡車又來了。「打雷呢，」三舅說，意思就是，「快回家吧。」我得走十五分鐘回去。我謝過他這頓晚飯，他沒說話，只點點頭。接著我躲過院子裡大叫的京巴狗，從他屋子後面的田裡抄小道朝我住的地方走去。
我把這條小路叫做蛙道，一路走過全是蛙鳴，還不斷有癩蛤蟆跳到我的小腿上，偶爾還停在我的鞋帶上。我嘴裡滿是一團團小飛蟲，就像吞掉一大片浮游生物的鯨魚。雷聲越來越大。施工隊已經到紅旗路了。黑暗之中我能聽到他們的聲音，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趕在暴雨來臨前把碎石鋪平。天降大雨時，我剛好走進家門。電還沒來，所以我直接上了炕，藉著電腦螢幕的光，看起南滿鐵路的報告。直到電腦電池耗盡，就該睡覺了。
天矇矇亮的時候，我被「祝你生日快樂」的曲調吵醒。看著窗外，我發現曲子是一輛灑水車車頂上的喇叭發出來的，邊灑水邊掃走那些卡車留在路上的垃圾。
我出門晨跑，跑過被雨水沖刷過的道路，經過名叫土城子和黑山的小村落。很多村落的字尾不是村，而是窩棚，來自帝制時代，意思是路邊的驛館，或是獵隊紮營處。再跑遠一點，松花江附近，就有個下窪窩棚。我花一塊錢買了一瓶礦泉水，大口大口地喝。賣水的女人問我：「你家有河沒？」
「密西西比河。」
她兩眼放光：「挺有名兒的嘿。」
我點點頭。接著她脫口說出中國和美國各有多少平方公里。「你們國家稍微大點兒，」她說。
「你咋知道的？」
「我喜歡讀書啊。」
我又從她那兒買了個蘋果。她開始如數家珍地說出吉林省的各種蘋果，接著又說紐西蘭的，智利的，華盛頓州的。對我來說，所有的蘋果都和我嘗過的一種味道差不多，我私底下管這種水果叫管閒事大媽：每咬一口，我都會想起荒地村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帶著責備的語氣，催我快點讓弗朗西斯懷孕，還說要讓她多吃蘋果。
我開始往店門口退去，但店主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美國人看到的太陽，和我們這個一樣嗎？」
「什麼？當然啦。只有一個太陽啊。」
「同一個太陽，哈？」她聽起來並不信服我的答案。
我繼續晨跑，直到路變成土路，越來越窄，只能走拖拉機，最後到了河邊。等我跑回荒地，施工隊已經到了，穿著寬鬆的工裝褲，汗衫，膠鞋。他們才去吉林市改建了一條路，接著就坐大巴到這兒來了。才一上午的時間，他們就用砂漿混合的石子，修好了一條新的道牙子。
道牙子底部與稻田平行，一直到路基那麼高。碎石塊和泥土填平了之前那條溝，順著紅旗路，大概五公里長。這一切在一個工作周內就完成了。施工隊每天從日出幹到天黑，完全靠雙手工作：沒有電動工具，只有泥鏟，鐵鍬和水平儀。他們在東福米業總部附近臨時搭起來的工棚裡吃飯睡覺，外面用錫板圍了一圈。很多人都會留下來繼續修那些公寓樓。
工人們來到三姨門前，三姨拿出幾瓶礦泉水，還問有沒有誰餓了。他們叫她大娘，有些不好意思地謝絕了她的好意。三姨戴著漁夫帽，身上手織的衣服也打了補丁，放低身段來迫使他們接受。「我只是個普通人……」話一齣口，她就滔滔不絕起來。
她一直是我的「總參謀長」。我給她兩斤豬肉，她說：「三舅生氣了，因為你不像以前那樣給他送肉了。他那個老頑固啊，不會告訴你他喜歡肉，不喜歡牛奶，因為豬肉要貴多啦。」（於是我就給三舅送肉去，他又對我視如己出了。）
而三姨呢，讓她生氣的是別人。
「東福米業想讓農民從院子裡搬走，搬到新樓裡去？那我們就要花錢買暖氣和水啦。我們不能自己種菜，得去買啦。連米我們都要自己買來吃！這說不過去啊，」她說。
村裡人的房子都是自己的，所以新的房子就算賠償金了。但房子佔的地，沒有補償一說。因為地是村裡的，是屬於集體的。「理論上，這個還可以哈，搬到樓房裡，啥都齊全，」三姨說，「但是萬一我就愛守著老房子呢？萬一我啥都不想變呢？這公司對我們指手畫腳，警察和政府呢，都支援他們。和過去可不一樣嘍。」
我問：「如果關係到人民的生計，政府不是應該做主嗎？這個不是死規定嗎？」
三姨表示反對：「我們就說吧，你喜歡你的房子，喜歡這塊地，在上面種種菜啥的。你就喜歡現在這樣。但他們不允許。因為政府的政策啊，要人人平等，至少每個人要一樣的對待。你說現在這樣，有啥公平的？」她朝新拓寬的道路揮了揮手，指著她的虞美人曾經綻放的地方。
「人們可以選擇是種地還是做其他事情。他們不是一定要做農民。這很公平啊，是不是？」
「你什麼農活都不會，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她回敬我。「是啊，是有些人再也不想種地了。但很多人還是想啊，三舅就是。以前集體種地的時候，大家都是互相依靠，因為大家都在一起勞動。現在呢，終於可以各幹各的了，東福米業就來摻和了，買地，買房子，把我們村兒都攥在手裡。」
三姨是不種地的，但她看東西都很長遠。說到發展什麼的，她的話也比一般人有哲學意味。
「現在這些變化啊，我都不高興，」她說，「不過人哪，都不高興新東西。他們說不高興，其實是不肯定。沒人來解釋為啥會有這些變化，沒人能想象這對於自個兒家的未來意味著什麼。我還記得1952年那前兒，開始‘互助社’，1954年，開始‘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是1956年，‘高階合作社’。都是土地集體化，讓農民而不是地主來掌控土地。那時候大家高興不？當然不高興啦！哎呀我的媽呀。吵架啊，抱怨啊。然後怎麼樣了呢？生產隊。然後是大躍進，接著就是大饑荒。每次改變大家都不高興。但是不高興的人，也是可以做出改變的。」
美國新大陸，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忍受了兩年的食物短缺後，於1623年廢除了公社農業制度。每個家庭各自耕種，耕種所得歸自己所有。人們變得比從前更為勤勞，女人和孩子也下地和男人一起幹活。殖民地從此再也不知饑荒為何物。
中國在集體化農業方面的嘗試持續了將近三十年，直到三姨口中「不高興的人們」改變了這一現狀。
1949年建國後，政府頒佈的政策把自耕農納入了集體。1954年，估計有八十萬名地主因為「反革命」罪名被處死，他們的土地被重新分配給農民。在三姨記憶中，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佈，開始於吃從地主那裡收繳來的牛肉和羊肉罐頭，那是她第一次吃這兩種肉。兩年後，中國速戰速決廢除了土地私有，農民們被編入七十九萬個農業集體合作社。三姨懷疑所謂的合作社其實就是地主原有的土地被貼上了新標籤。政府把土地結構調整稱為「趁熱打鐵」，以防地主鄉紳捲土重來。
那時候荒地已經廣泛種植稻米了。我和三姨一起坐在她家炕上，她開始講述那時候怎麼種稻子，接著又跳到另一件事去。「你注意到了嗎，《松花江上》那首歌裡面，有森林煤礦，大豆高粱，但是沒有稻子？」
在這首包含亡國之恨的歌裡，記錄的不僅僅是日本的侵略，還充滿深情地回憶了東北消失的風景。「挺好笑的，」她引吭高歌了一段兒說，「現在沒誰種高粱了，種蠶豆的也比大豆多。森林啥的，都快被砍光了。能挖的煤，也沒過去多了。」
三姨夫正看電視上的斯諾克比賽，突然轉過頭來補了一句：「現在這首歌應該唱，石油，玉米和稻子。」
「不過，開這些田是真不容易，」三姨說，又撿起之前的話頭，「我們都搭了把手。牽一匹馬，拉著雪橇，把土翻一遍，然後穿著木鞋子，把土都踩平。我們在田上走，走過去，走回來；走過去，走回來。土地一弄好，越來越多的人就搬來啦。1955年，俺們村兒就從‘初級社’變成了‘互助社’。都是貧下中農的集體。有長工或是有那麼些地的富農不能參加。集體不接受他們啊。要不他們就去接受再教育。」
最後這個詞總讓我脊背一陣發涼。但三姨的共產主義信仰堅定，一席話裡充滿著驕傲和自豪。我問她，互助社的互助什麼意思。
「你家有匹馬，我家勞動力比較多，我們就交換嘛：你的馬拉犁翻地，我們家幫你插秧收割。後來就變成人民公社，我們都到食堂吃‘大鍋飯’，大家把鋤頭啊什麼的工具都拿到院子裡來，誰想用就拿去用。我們把衣櫃都捐了出來，給食堂做桌子用。那個時候荒地就成了一個村兒。」
「1956年，」我條件反射般地想起村裡那塊石頭，脫口而出。1958年，中國所有的合作社都變成「人民公社」。這項政策引發了後來的大饑荒，導致成千上萬人死亡。中國的官方說法是，饑荒是由自然災害引起的，因此被稱為三年困難時期。
「合作社那前兒吧，自己的口糧都是要上交的，」三姨說，「我們在家裡偷偷磨大豆，和大麥混在一起。鬼鬼祟祟的。什麼都得是公社的。我們連一分錢都沒有。掙的是工分。每天工作完，你都要去評分，記在每家每戶的小手冊上。其實啊，工分多少都是隨便的。根本不是個真正的公社。評分的人掙的工分最多，他的朋友啊，家人啊，掙的也多。你清楚標準吧。如果幹苦力，就有人說，‘給他六分吧’。要是真的特別辛苦，十分也能掙，甚至十二分。但是富農頂天也就八分。每天晚上都有人提醒他們，工分少是因為他們過去剝削過人民。我們家就是那樣兒的。我爺爺自己走路來到這村兒，一開始靠背糧食掙錢，後來條件稍微好點兒，僱過人幫工。我爸爸呢，就在這兒開過一個糧倉。所以我成分不好。不過，我運氣好。原來跟偽滿洲國的日本子幹過事兒的人才最慘。等到說完工分，大家就坐一塊兒吃飯。要是你不幹活，或犯了錯誤，就要扣工分。是這麼說的：倒找八分。辛辛苦苦幹一年，結果還欠組織八分。」
我說換了我，估計撐不了多久。「你肯定話太多，還說錯話，」她拍打著我的胳膊，假意責備道。接著她又切換成「村幹部」：「從行政角度講，我不喜歡工分。這個制度不公平。60年代那前兒，我們已經變成‘高階合作社’，走在實現社會主義的路上了，我們那會兒的村長挺好的。當然他是被調走了，又來了新領導，從頭來吧。」
制度沒變。在黨內要往上走，像美國市長那種努力尋求連任，待在一個崗位上是沒什麼希望的，要在一個地方幹得好，然而一步一步，在仕途之梯上升遷：村到縣，縣到市，市到省，以此類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