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豬肉太多的時候，」三姨說，「他們也給運出去。」
這話不是什麼預言。她的回憶總是圍繞食物展開。三姨夫站起來，一邊往廚房走，一邊叫我留下來吃晚飯。他做了爆炒蒜薹肉，大米飯。「吃吧，」我都吃完三碗飯了，他還在催促我，「你吃得太少啦。你沒吃飽。吃，吃，吃。」
1976年，毛主席去世，關於集體農業的夢也隨之灰飛煙滅。70年代結束時，農民們分得了少量的個人土地，作為村裡集體耕種莊稼的補充。工分制度被廢棄了。「但是隻要有改變，大家就不高興！」三姨說，「抱怨嘛，人的天性。但‘大包乾’開始的時候，抱怨的人可少了。」
大包乾，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政策意味著，和那些飢餓的清教徒一樣，大家不用再集體務農了。這個變化的誕生，不是在什麼部長級會議上，而是在《大地》這部小說的背景，華中的安徽省一個農民的家裡。以種植玉米為主的鳳陽縣小崗村，全村人飢腸轆轆，面對國家要求的繳糧指標更是雪上加霜。村裡人挖樹根，用鹽煮白楊樹葉，把樹皮烤了磨碎當面粉吃。很多人舉家離開茅草頂泥糊牆的家，沿街乞討。
中學畢業的農民嚴宏昌，當時是副村長，專門負責農業生產工作。但1978年的秋天那會兒，談不上什麼生產，全村顆粒無收。大饑荒期間，村裡的人死了四分之一。「我們知道餓肚子是什麼滋味，要死也要換個死法，」嚴先生後來回憶道。
11月24日晚上，嚴先生召集村裡二十戶「當家的」，開了個秘密會議。村裡的會計臨時充當秘書，從小學生作業本上扯下一張紙，寫了一篇七十九字的契約，將公社的土地承包到戶，除了按照國家規定上交的部分以外，剩餘的全歸自己。「如不成，」契約的最後寫道，「我們幹部坐牢殺頭也甘心，大家社員也保證把我們的孩子養活到十八歲。」農民們簽了契約，按上自己的手印。
這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的開端。
今天，小崗村豎立著一座紀念該契約的大石碑，歡迎來村裡參觀的遊客。但在1979年春天，當地一名官員得知了這件事，大發雷霆，說這群農民「挖社會主義牆腳」，威脅說要嚴懲他們。嚴先生以為自己肯定要被送去勞改所了，一大清早就起了床，囑咐妻子說村民們保證幫他養孩子。然後他走到縣委書記的辦公室。但領導悄悄對嚴先生承認說，他知道自從簽了這個契約，村裡冬季的收成增加了六倍。這位官員告訴嚴先生，他會保護小崗村和這群農民，只要他們別到處宣揚，也不要把其他人拉入夥。
但村民們不是啞巴，農民之間除了種田還有什麼話題呢？很快周邊的村落也開始學起小崗村的樣子。訊息傳到省領導的耳朵裡，他們也不願意懲罰這些農民，至少，他們在生產糧食。因此，他們沒有把這種放棄集體農業的行為稱為反革命，而是表示了支援，說這是「不可逆轉的潮流，自發凌駕於曾經的國家限制之上」。
毛主席逝世三年後的北京，在鄧小平制定的政策下，中國對外開放，歡迎對外貿易，實現經濟自由。然而一開始，鄧小平是反對允許「承包到戶」的，擔心又有人給他貼上「走資派」的標籤，「文革」中他就被扣了這頂大帽子。然而，小崗村這場草根運動，卻為他下定了決心。通過1978年到1984年頒佈的一系列政策，中國正式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每家每戶可以分得土地，自己耕種，只要按時定量上交給國家，剩下的歸自己所有，可以當做自家口糧，也可以賣，賣價沒有限定。全國的公社、大隊、生產隊分別變成城鎮、鄉村和屯。
小崗村現在是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村裡展示了一份農民們當年契約的副本，因為原件丟失了。很多展品都在讚頌大包乾的帶頭人，「大智大勇」的嚴宏昌和那些敢為人先的農民，以及黨的英明支援。但不是每個人都會被華麗的修辭衝昏頭腦。「我父親籤那個契約，就是因為餓，」嚴先生的兒子告訴我，「沒什麼英雄主義。他沒有其他選擇。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領導們把大家活下來這事兒拿來宣傳慶祝，真奇怪。」
改革沒有停止。1984年，家庭承包的地可以簽訂十五年的租約；1993年延長到三十年。2001年，全國取消糧食統購，糧食價格放開；2006年，農業稅被廢除。
三姨很支援這些改革。「但是現在這裡的人又不高興了？你說為啥？現在不是地的事兒了，是俺們自己的房子。我不想當東福米業的租客。」
「你有一套公寓啊。」
「但是他們逼我搬的。就是新時代的地主嘛。」
我們站在紅旗路邊7月的陽光裡，看著工人們在她房子上塗上金黃色的厚漆。「有人要來視察。這次他們修路。真好笑。」前面約三百米的地方，就在轉彎到三舅家的那條土路前，豎起了臨時的路障。我給弗朗西斯打電話，她又教了我一個新詞：波特金村。就是英文裡的potemkinvillage。
「這麼多年，這兒的土地分配，還有咱們怎麼種地，都變啦，」三姨說，「但我們的房子沒變過。我們一直住在一個地方，沒動過。房子本身倒是從泥糊的變成水泥的，也就是這點變了。你媽（我丈母孃）和你媳婦兒都是在三舅那房子里長大的。」
她又開始喋喋不休地抱怨了。要是你不要這房子，搬進了公寓，房子成了集體的一部分。而這個集體呢，會拆了房子，把地租給東福米業去種。這個公司會和你籤合同，每年按照你之前耕種的土地面積付租金。「但農民不光是賣米啊，我們還吃米。剩下的秸稈還燒了暖炕。住公寓呢，暖氣得出錢買。現在公司說得好聽，頭三年不用交暖氣費。就是在迷惑我們。三年後你覺得自己還活著嗎？還活著？那就得買暖氣啦。我們的菜園子沒了，也沒法養雞。我們全靠公司了。我們的家會被拆，根本沒法回頭啊。」
粉刷匠用滾筒刷著她的家。
「顏色挺好看。」
她沒理會我的評價：「我冒出個想法。要是真想知道東福米業的計劃，你就去他們那兒，跟老闆說你想把公司買下來。看看價格表上有沒有包括辦公樓、溫室和溫泉那些東西。打聽一下土地的事情：現在有多少已經簽了合同，公司到底想要多少地。」
我指了指自己沾滿泥巴的雙腿，磨損的短褲，穿得很舊的連帽衫和一臉的大鬍子。
「但你是個外國人啊，」三姨不以為意地說，「還有，再問問他們，是不是要把村名也改了。能不能改？」
二十分鐘前，她的房子還沒刷過漆。現在，面對紅旗路的那面牆閃爍著嶄新的金黃。
中國的農場，沒有「典型」之說。農場數量很多，而大小規模、地理位置和農業型別（乳製品、牲畜、農產品、棉花、糧食）豐富多彩，不一而足。中國的人口占全世界的22％，可耕地只佔全球的8％。大米、小麥、豬肉、雞蛋、棉花、水果和蔬菜的總產量都居全球之首。
但新的農業模式很好總結，一言以蔽之：國家正在從家庭承包向農業綜合企業轉變，脫離鄉村，轉向公司城鎮。
城市化帶來挑戰，農民的數量減少，但糧食的產量不能減。在發達國家，解決的辦法就是規模化生產。現在，中國只有5％的禽類是那種「後院」散養提供的，每年不到兩千只。有四分之三的雞肉來自商業農場，其中很多每年能加工超過十萬只禽類。在《大地》裡所提到的安徽省，也是包乾到戶的小崗村所在的安徽省，美國的農商巨擘嘉吉公司（這家公司和阿徹丹尼爾斯米德蘭公司，掌控著全世界80％的糧食貿易）正在修建一個養雞場，名叫82號。在這裡每年將孵化、宰殺和加工六千五百萬只雞。用養雞場經理的話說，這樣的產量「在廣大的中國真是微不足道」。但政府將其看做小型農場也可以學習的典範，認為這是朝「高科技、高效率和安全農業」的進步。
如果一批食物來自數百位農民，他們使用的飼料、抗生素或農藥質量不同，那麼食品安全就很難監測。2013年的一份政府報告中說，有10％的中國大米可能鎘超標。這種重金屬容易致癌，並引發肺部衰竭。工廠的汙水和廢物排放，讓鎘進入水源；但也可能來自過度施加化肥的莊稼：三舅喜歡用的那種肥料，鎘在其配料表中。
然而，農村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工作地點。在這個房價飛漲的年代，農村人的住房被寫入了社會保障政策。年輕的一代也許進城務工，但總是可以再回到鄉村。或者，他們可以把孩子送回農村養大，遠離烏煙瘴氣的城市，就像弗朗西斯被送回荒地一樣。
說服上了年紀的農民和他們一家人拋棄這個保障，是中國城市化程式中的難關之一。政府通常會在全國實施改革之前先試點，比如深圳這類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是市場經濟的試點。接著再把深圳模式擴充套件至其他大城市。2007年，中央政府在西南地區的四川省進行了兩個農村改革試點專案。
第一個專案是建立「農村產權交換」體制，感興趣的農民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權轉讓給某個農業企業，每年收租。這其實就是東福米業目前在荒地全村所做的，背後有中央政府的許可和支援。每家每戶的土地將會被統一收編，實現機械化生產，由一個公司管理，而非一個村政府鬆散地監督著幾百戶人家的農業活動。
第二個專案允許農村居民「自由進城」，讓他們得到過去無法享有的上學、工作、醫療和其他社會服務。從1958年開始，戶口登記制度將中國分成了兩個階層：城市的和農村的。經濟改革之後，兩者間的差異進一步加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是農村居民的三倍。城市孩子上高中的機率也是農村孩子的三倍，而上大學的機率是驚人的十一倍。2013年，中國的城市化比率達到了54％，其中仍然被歸為農村居民的農民工就佔了三分之一。在各個城市中，估計有兩點五億中國人作為「二等公民」生活著。
在四川省的第二個試點專案中，農民仍然享有土地的所有權，但可以把他們在農村的平房換成城裡的新公寓，孩子可以在附近上學，生病了可以很快就醫。他們過去的房子被拆，原來的土地用來種糧食。把一個一馬平川的鄉村整合進垂直的公寓樓，不僅能淨得千頃農田，還能增加城市人口。這也和東福米業在荒地倡導的事情類似。不過他們修的公寓樓是在村裡，不在市中心。
中央政府說，試點的目的是想看看，能否公平公正地讓人們離開他們的農村。同時，這也是為了尋找措施，平息對目前制度的異議。
中國禁止地方政府借貸籌資，所以農村是不能發行債券的。於是，他們通常建立開發公司，用村裡的土地當抵押品向銀行借貸。2013年，地方借貸總額飆升至三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1％。
土地轉讓引起的權錢交易和腐敗使得抗議四起，平均每天超過五百起。諸如「農村抗議不斷，社會動盪隱患」之類的標題紛紛見諸報端。2011年，華南的漁村烏坎，在秘密的土地轉讓權錢交易曝光後，三千村民襲擊了政府辦公室。掌管村裡權力四十一年的幾位官員，在交易過程中中飽私囊，貪汙受賄。
據2012年公佈的一份全面的全國性調查透露，有70％的農民對自己的社會經濟狀況相當不滿，其中非法佔用土地是最令民怨沸騰的一點。國家政策顧問團的一名農業經濟學家把中國貧富差距製造的緊張局勢比作內戰前夕的西班牙。
四川省成都市政府讚揚了試點工程，稱其「首開先河，打破阻礙居民自由流動的長期桎梏；開天闢地，讓農民能夠在保有土地的前提下進城生活；前無古人，消滅了城市和農村之間教育和醫療上的不平等」。
兩週後，試點結束。農村產權交易所被關閉，沒人出來解釋一句。我開啟相關的政府土地管理局網站，只找到一條最近的新聞，說在內部慶祝活動上，幹部們朗誦了詩歌，演唱了川劇片段，表演了題為《笑談土地利用規劃》的雙簧。接近尾聲時，「歌舞《翻身農奴把歌唱》把晚會推向了高潮」。
另一個標題是《撲克比賽圓滿結束》。「在二十天進行的六場激烈競賽中，局裡科室的高陽和周穆今以勝利七場的佳績獲得了冠軍。」
政府部門默不作聲，但民營公司必須公開他們的資訊。法律檔案和許可證登記都是有案可查的。我坐在房間的炕上，伴隨著隔壁屋關先生如雷的鼾聲，讀著東福米業的信用報告，這是公司必備的卷宗。
除了毀掉三姨的虞美人之外，公司好像挺清白的：沒有懸而未決的訴訟，沒有環保部門的罰款，沒有對不正當經營的舉報。各種細節都和農學家劉博士在公司辦公室裡告訴我的一樣：東福米業是2000年成立的，建立者之一是現在荒地村的黨支部書記劉延東。一開始只是個大米加工小作坊，裝置條件都有限。公司的名字取自最初的建立者之名，後來劉先生從合作伙伴那裡把全部產權買了下來。沒有其他的股東。他弟弟是公司的總經理。市級、省級和全國報紙上屈指可數的相關新聞報道，也都是正面的。報道里總是提到劉先生的話：「技術上說，我們加工稻米，不種米。我們為種地的農民免費提供種子。選擇不種地的人，會有專人幫他們種地，每年收入一萬五千五百元。‘我們的座右銘是：穩定的企業+農民+科技=綠色大米’」。
2003年，荒地和周邊鄉村約兩千名農民和東福米業簽了合同，把莊稼土地承包給了東福米業。八年後，數量上升到五千一百二十名。
「過去，農田被分為好多片，」劉先生對吉林一家報紙的記者說，「2011年初，村裡的代表決定合併農田，同時又保證農民的相關權利。」
劉先生沒有提到，他和他弟弟也是村代表，只是著重強調了：「這個決定完全出於自願，有完備的法律程式，農民們會得到補償。」
三姨相當不以為然。「有啥人再幫我種花兒不？」她問道，看著正在拓寬中的道路，「你還想讓我相信他們說的話，會出好價錢買我的房子？更別說能把咱們村兒管得更好了。我是個退休幹部。我知道所有的政策，宣佈的啥東西我都聽著呢。但我還是不知道是不是必須搬進那些高樓裡去。我不是讓你去他們那兒說你想買公司嗎？你去了沒？進去見見老闆。他說不定天天泡在溫泉裡呢。去那兒找找他。」
一個週日的凌晨，4點15分太陽就升起來了。我當時很清醒，有幸看到了日出。整個晚上，運水泥的卡車都把我的窗戶震得劇烈搖晃。又沒電了。工人們把溼溼的水泥鏟到拓寬的道路上，照明用的是汽油發電機供電的聚光燈。
6點，一個小販騎著三輪車慢悠悠地經過，高喊著各種各樣的麵條，還有「海帶便宜賣了啊」。7點，一群人揮舞著柳枝綁在幹竹竿上做成的大掃帚，掃過我們門前的車道。關先生還在釣魚。我條件反射一般地在視窗往回縮了縮，突然覺得自己好像身處一群陌生人中間，是個徹頭徹尾的異鄉人。
我出去跑了很長一截，到了松花江，卻沒找到關先生。我往回跑，經過一個叫張家店的小村落。一個男人賣給我一瓶礦泉水，說他上不了網，手機訊號也很差。「有當官的要來啦，」他頗有深意地笑著。天氣很悶熱，要下「車隊雨」啦。
我在紅旗路的最北端轉了身，朝家裡跑去。這段路上，從來沒有汽車為我減速。它們總是稍稍轉個彎，迅速絕塵而去。但現在，一輛車身漆成迷彩的豐田陸地巡洋艦開過，司機踩了剎車，掉個頭朝我這邊開來。我心裡突然一沉，趕快拿出電話，按了弗朗西斯的快速撥號。我想，這麼一來，應該就沒那麼引人注目了，至少看上去是個忙著聊閒天的哥們。
弗朗西斯還沒接電話，司機就搖下了有色玻璃的車窗。此人體壯如牛，剃著平頭，戴著飛行員的那種墨鏡，堆著肥肉的脖子上戴著很粗的金鍊子。他用中文向我大吼：「不準錄影！」
「我在跟我老婆打電話，」我回答。
他的嘴角輕輕抽動了一下。
「那個手機有攝像頭嗎？」
「沒有。我很窮的。你看。」我給他看了看那個基本款的老式手機。
他哼了一聲，車窗又搖上去了。陸地巡洋艦風馳電掣而去。
在荒地的岔路口，穿戴整齊的警察攔下來往車輛，不讓任何人過馬路。我回不了家。只好和村民們一起坐在雜貨店裡。「只要車隊過去了，我們就能走了。」
「誰來啦？」
「溫家寶。」國務院總理。
「不對！」一個男人邊打麻將邊說，「是個將軍。」
「聽別人說是農業部長。」
「胡錦濤2006年來過。」
「是2007年，」我糾正道。然後吹噓我有一次在美國國務院參加為胡錦濤舉辦的官方午宴。村民們沒覺得有啥了不起的。
「他到俺們村兒來過。」
「他吃過俺們的米。」
大家又七嘴八舌說了些頭銜和官員名字。到最後也沒統一齣個答案，誰也不知道那輛開在荒地村的黑色奧迪後座上到底坐著誰。汽車左拐，順著紅旗路上還在晾乾的新水泥，飛速而去。
2013年初，中國發布「一號檔案」，說中央政府會「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援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這個國家那些以家庭為單位耕作的小塊土地將合併成大塊的，交給公司管理經營。農業部長說，「要逐漸將土地轉到專業大戶手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這是未來的方向」。
高層官員們預見到了農業的未來。就像荒地村。
普遍的說法是當時簽訂契約的是十八戶。——譯者
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波特金，官至陸軍元帥、俄軍總指揮。波特金為了使女皇對他領地的富足有個良好印象，不惜工本，在其必經的路旁建起一批豪華的假村莊。於是，波特金村成了一個世界聞名的、做表面文章和弄虛作假的代號。——譯者
此句原文是muggywithachanceofmotorcade，來源於英語中一個常用說法muggywithachanceofshowers（天氣悶熱，可能要下雨）。——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