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農業現代化的程式，城市生活也發生了變化。在東北，後者的開端是1990年代，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紛紛倒閉。荒地西南約四百公里的瀋陽，曾經是中國工業的佼佼者，大家都端著「鐵飯碗」，住宅有保障，醫療很方便，孩子上學更是不用發愁。這裡曾經有上千家工廠，生產的商品從床墊彈簧到飛機，無所不包。工人們住在國家統一的住宅區，稱為工人村。三層的公寓樓，不帶電梯，樓前是綠柳掩映的道路，很多名字裡都帶個「工」字，比如贊工街、強工街、重工街、衛工街。
我還依稀記得21世紀伊始這些地方的沒落。落錘破碎機重重地摧毀公寓樓，失業的工人們四處找工作，手裡舉著牌子列出自己的技能。過去作為交誼廳的工人文化宮被下崗婦女們佔據了。其中一個捏捏我的屁股說：「嘿，老毛子！」
「我不是俄國人。」
「你別蒙我了，」她回答，「跟我就說實話唄。跳舞吧。」
她開啟通往舞廳的門，裡面的音響正放著中音薩克斯吹奏的曲子。這間舞廳沒有窗戶，黑燈瞎火，我只能從女人頭上的髮膠味感覺她的存在。「三支舞，十塊錢，」她說，「你的手想放在哪兒都行。」
我們沒跳舞，在大廳坐了下來，還有六個她的「同事」。這裡有一溜公交車站常見的那種橙色塑膠椅子。工廠關門了，白天她要去酒店打掃房間。「我有個六歲的兒子。我家那口子也下崗了。所以我們很缺錢。每天晚上我都來跳舞。是區政府組織的。每個顧客進來都要付給他們五元錢。相當於買票嘛。我們掙多掙少都歸自己。有總比沒有好。一分一釐都有用呢。」
「我幹了半年了，但不適合我，」一個女人說。
另一個問道：「現在我還能上哪兒掙錢去？工作沒了，沒地方去啦。」
「農民為啥還想跑到城裡來？」又一個女人開口了，「跟我們比他們太輕鬆啦。真希望我也有地，永遠都能賺錢。」
雖然環境昏暗嘈雜，女人們卻開朗快活，說起過去生活有多好，一起大笑，用東北腔互相調笑著：「說啥？」她們都有小孩，在跟我解釋鐵飯碗丟了的時候，語言簡單直白，像是在給孩子講故事：「壞人」把她們的工作搶走了，總有一天，他們會因為「撒謊」而受到懲罰。
沒做成舞伴的那個女人把我領到樓上，那兒是工人文化宮的計算機培訓教室，也是漆黑一片。隔壁是美容教室，三個女人，頭上箍著髮捲，在化妝箱裡翻翻找找。英語學校的門前有張桌子，坐著一個男人，他用中文問我幹什麼。我用英語回答。但他不耐煩地揮揮手，「我聽不懂」，他咕噥著。我轉過身，他在後面陰陽怪氣地喊：「abcdefg！」
跳舞的女人們很坦誠，說有時候不止是轉轉圈。「要是有男人問，我們就把電話號碼給他。不過大多數人還是來跳舞的，想跟別人接觸一下。他們也過得不容易。」那間黑乎乎的舞廳裡，每個人都面目模糊，在裡面不用看得太清楚，全憑感覺：一群下崗工人緊緊抓住對方，隨著沒有歌詞的曲子，轉圈，邁著舞步。
八年後一個8月末的工作日，我舊地重遊，發現大多數工廠都拆了，被豪華公寓樓所代替。但原來的街名沒改，所以，現在重工街、衛工街的人們，就住在名叫納帕名門和亞美利加之類的高層建築裡。
我走進過去的工人文化宮，一群穿戴體面的舞伴正在跳華爾茲，我顯然擾了他們的雅興。穿著制服的保安請我離開：「這裡是私人會所。有錢人才來得起。」
附近有一家星巴克，音響裡放著切特·貝克的歌。我坐在店裡，周圍是很有美國風的大地色系裝修，真不知道從哪裡能看出來我在中國的東北。答案在門口揭曉，我條件反射般地塞了很多紙巾到帽衫口袋裡。過去的公共廁所還在街那頭，到裡面肯定用得上。
工人文化宮變成了一個私人舞廳，過去少帥張學良的銀行則成了瀋陽金融博物館，講述著「錢的故事」。一個展廳裡有來自世界各國的紙幣——「厄利垂亞人用的是納克法，」導遊揹著稿子。小小的壁龕上立著財神像，很多人都跑來跪在前面的墊子上，叩頭祈求。最後一間展廳裡，很多中國遊客停下來看照片，旁邊是華爾街公牛雕塑的複製品。還有一尊比爾·蓋茨的蠟像，帶著微笑。「他就是活財神，」講解員對我說。
在城市的另一頭，日本人設計的廣場面對著原來的南滿鐵路賓館。就在這座廣場上，樹立著中國最著名的毛主席雕像，雕像對面是可口可樂與韓泰輪胎的霓虹燈廣告。這座偉岸逼真的塑像是「文革」高潮時落成的，毛主席的腳下是一個基座，基座周圍圍滿了昂首向前，揮舞著紅旗、扳手和步槍的無產階級，把佛像和含有帝制色彩的雕塑踩在腳下。大理石基座上貼滿了小廣告，工作中介，養老院之類的。「找工作嗎？」「你老了誰來照顧你？」一對中年夫妻，穿著洗得褪色的衣服，來到廣場。他們朝雕塑鞠躬，十指交疊，默默祈禱，然後再次鞠躬，在毛主席腳下放了一束花。夫婦倆告訴我，他們曾經住在工人村，現在是來祈求工作的。聖人般的毛主席雕像佇立著，一言不發。
工人村過去一共有一百五十七棟樓，現在只剩下七棟。這些老公寓樓看上去仍然挺吸引人的，特別是和周圍那些平淡無奇的高層比起來。水泥的拱門通向寬敞的樓道，堆滿了白菜；大大的窗戶外垂著粉色的天竺葵；樓與樓之間的小院裡種著土豆和豌豆，開著漂亮的小花；一根根杆子間牽著晾衣繩，大家都趁著陽光好，把毯子拿出來曬一曬。
其中一棟被改成社群的展覽館。這裡不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個非常不錯的博物館，不是那種用冷冰冰的年月日和死亡人數把歷史掩埋，而是讓歷史鮮活起來。展覽的主題是工人村過去的輝煌。有四間按照那時候佈置的公寓，重現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這裡的日常生活。你看，這裡是任先生的臥室。1952年他來到瀋陽，在3301廠工作。他的房子裡有旋轉式電話、氣爐、搪瓷臉盆、痰盂、椅套、縫紉機；這是工人村社會主義住房中比較高檔的一種。另外在當時的中國比較少見的是，這套公寓裡有電燈。
然而，今天，這裡停電了。我在黑暗中獨自在兩層的展覽館遊蕩，用手機螢幕照明。博物館每天開放四個小時，只有一個志願者守著，不收門票。志願者是個老太太，說這些老式的展品都是鄰居們蒐集來的：砧板、衣帽架，還有北方孩子常玩的旮旯哈，用豬膝蓋上的骨頭做成小沙包。每間房牆上的老掛曆顯示了家庭娛樂活動的演變：黑白電視機（1969），大型手提式錄音機（1978），影碟機（1988）。
穀倉裡展示了糧票之類的配給券；學校的黑板上用白粉筆寫著英語的第一課，「longlivechairmanmao！」（毛主席萬歲！）其他展廳的牆上刷著幾十年前的政治標語，從毛主席的訓誡「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到鄧小平說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手機螢幕的微光下，這些口號彷彿遠古時代的洞穴藝術。
和鐵飯碗這個概念一樣久遠的，是分配駐地和工作。三姨的丈夫就經歷過。「我從來沒當過農民，」我們坐在荒地的炕上，三姨夫對我說，「我是抗美援朝之後被分配到這兒來的。肯定不是我選的啊。我是南方人。但是參了軍嘛，派你去哪兒就得去哪兒。」
三姨夫出生於1934年，十六歲參加瞭解放軍。作為一名軍人，他是村裡唯一不覺得我跑步是浪費時間的。看到我經過紅旗路時，他會伸出雙臂拍拍手，過於寬大的迷彩外套袖口使勁晃著，為我加油鼓勁。
「我是……1957年分配到這來的——對，1957年。就住在飛機場的一個小木屋裡。飛機場是日本人用過的，但是跑道不行了，所以我們重建了一下。還有廚房窗戶那兒能看到的燃料庫，那時候還在用呢。我們有穀倉和燃料，剛打完仗，農民可能有這些就覺得安全了。可我是當兵的，知道這樣就把這兒變成了敵人的打擊目標。這邊，那時候全是一片荒地。有一些草啊泥巴啊糊起來的小棚屋，你丈母孃就是在那種屋子裡長大的，你媳婦兒也住過。沒有電，沒有水龍頭。」
1950年代，瀋陽的工人村慢慢成形，而荒地這樣的小村莊還是一副19世紀封建社會的樣子。那種弗朗西斯小時候住過的老房子現在還剩下一棟，被改成了庫房。泥巴和稻草糊的牆壁大塊大塊地剝落，看痕跡好像多年來一直有驢子在啃似的。沒有地板，全是土；內牆和地上被煤煙燻得黑不溜秋；用波浪形錫板搭起來的屋頂上，鏽跡斑斑。在中國那些面貌一新的大城市，我經常遇到懷念老房子的人，但在鄉村，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看看眼前這樣的棚屋，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呢？
「我剛到這兒的時候，沒有稻田，」三姨夫繼續講著。「這一片兒全是高粱。我在部隊那會兒，吃了老多高粱。難吃死了。粉粉的，沒啥味道。不像大米有香味兒。」
他來的時候，荒地的稻田才剛剛開始。「那前兒還沒有紅旗路呢；這外邊兒啊全是種的大米。出去都是繞著田埂走。有時候腳下一滑，就跌到田裡去了。我很不高興，我們住在田裡，不是村裡。我也不喜歡冬天。其實現在還沒習慣呢。頭一年我手上和鼻子上都生了凍瘡。那前兒也是一直捱餓啊。這裡有野雞野兔，我就跑出來打野雞。那前兒年輕嘛，身體好，所以就派我去打。雞沒路可逃了，就把頭塞進雪裡。這樣就完事兒了。」
他停頓了一下，斜過身子看我的豆奶喝了多少。「我給你倒點兒熱水，」他慢慢起身，挪到窗邊的熱水瓶那兒。是那種老式的搪瓷熱水瓶，瓶塞拔出來的時候會發出令人滿足的蹦躂一聲，嫋嫋的熱氣飄散出來。
三姨夫講話慢悠悠的，聲音也很柔和。三姨出去買東西了，也沒人打斷他。他跟我講起第一次遇到美國人的經歷。
「我老家在長江以南，那個村叫梁山村。在南京的西南邊。老小了。但是1943年日本鬼子還是打過去了……也可能是1944年。不對，肯定是1943年。我那時候還小，鬼子把全村都燒光了。嗯，東北的鬼子要好些。不敢說他們就是好人，但是他們需要中國人給偽滿洲國做工啊。在南方他們對中國人就是‘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我那時候還在上小學。」
他喝了一口熱氣騰騰的豆奶。
「就是那前兒第一次見的美國人。1945年仗打完了，一些美國人跑來我們村幫忙重建。他們開著拖拉機來的。」他回憶著，大大的棕色眼睛睜得更開了。「不說我都差不多忘了。1949年共產黨解放了我們村。第二年10月我就參加了志願軍，那時候抗美援朝已經開始了。我們學校每個男的都參軍了。我們村一共出了九十六個志願兵。都是十四歲到十六歲之間的。」
十六歲的三姨夫第一次離開家，坐著空軍後勤的火車到了北京。
「1950年快過完，我們到了邊界，就是鴨綠江邊的那個丹東。他們給我們發了槍，軍裝有一件穿一件。我拿到的那件就特別大。」
現在也很大。不過三姨夫太瘦了，穿什麼衣服都顯大。
他記得在朝鮮，白天在洞穴裡紮營休息，晚上趁著夜色行軍。「跨過邊界之後，就看到美國飛機在天上到處飛啊。說實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兒。打仗的時候，按上面說的做，活下來就謝天謝地了。我們隊裡也有朝鮮人。他們以前在東北抗日。解放戰爭的時候志願加入了共產黨。那前兒誰知到蘇聯想讓中國幫他們打美國啊：斯大林怕美國呢！打完仗了我才知道，村裡九十六個參軍的，只有六個活了下來。我就活下來了。運氣好。這就完事兒了。」
1953年戰爭結束，三姨夫被分配到瀋陽。「我認識你三姨的領導，他把我介紹給她的。然後我們就結婚了。」
我問他倆是不是一見鍾情。
「嗯呃，」他淡淡地應了一句，在東北話裡表示「是啊」。我被他的坦白暗暗驚了一下。「男人都這樣，遇到想結婚的女人就會這樣。不過女人好像不是這樣吧。」
三姨一家住在荒地。所以1957年，三姨夫就從瀋陽調動到這邊的飛機場。「土改完了，地都被分給了農民。不過我剛也說過，當時還沒多少地呢。‘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紅衛兵來破四舊，結果根本沒啥可破的。但我們家，我媳婦兒，還有三舅，過得都不好，因為他們的長輩被劃成了‘富農’。我是當兵的，所以紅衛兵沒管我。他們朝別人大吼大叫，我只要站在那兒就行。但是他們太兇了。我們都不認識他們。他們是城裡來的，就跟侵略一樣嘛。你肯定都沒法想，這些不認識的人闖到村裡來，對著一個人大吼大叫。我根本不懂他們在做啥。我是當兵的，覺得這完全不符合紀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