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嚴重，她說，現在他在家休息。「別去打擾他，」三姨建議，「他很不高興的。很少生病嘛，別說這麼重的病了。明天早上他要去診所打吊瓶。你去那兒陪他坐坐。」
早上6點，我跑了將近兩公里到三舅家，結果發現他騎腳踏車去診所了。我又跑去診所。年輕的護士穿著洗得白亮的護士服，問了我那些常規問題——美國人，屬鼠，身高一米八六——我一邊回答，一邊在走廊裡找著三舅。
他躺在一間病房裡，一共有四張病床，都躺著人，連著輸液管。天花板上一個吊扇，推著空氣阻力懶洋洋地轉動著，面對村裡街道的紗窗外，蒼蠅嗡嗡著想闖進來。卡車按著喇叭開了過來，揚起一陣塵土，飄進屋裡。生理鹽水的袋子空了，病人用盡力氣嘶吼著：「換藥！」
我問了聲好，拍了拍三舅的胳膊，他眼睛一亮。中國的家人之間是不習慣擁抱的，就算另一方經歷了中風。
「沒事兒，」三舅說，我問到底怎麼回事，「啥事兒沒有。」在田裡檢查稻瘟的時候，他突然覺得不對勁兒。左手兩根手指麻了。「我本來希望只是抽筋，」他說。但還是繼續麻著，沒有感覺。他獨自走了近兩公里的路，來到診所。分診的護士瞭解這種症狀，找來醫生。一架救護車把他送到吉林市的一家醫院，做了ct掃描和進一步的檢查。看上去沒有什麼後遺症，但現在每週還是要來醫院三次，打個吊瓶。三舅不知道輸的什麼藥。「沒事沒事，」他連聲說著。
有個手上纏著繃帶，脖子上掛著白紗布的男人問我去哪兒了。另一個男人把吊瓶舉到自己縫著針的眉毛那兒看了看，吼道：「換藥！」穿著筆挺白護士服的護士走進來說：「美國人看咱們診所，是不是覺得老寒酸啊。」我很真誠地說，診所看起來裝置齊全，員工都很負責，而且是個農民也看得起病的地方。但沒人相信我說的是真心話。
我在想，三舅的醫藥費是多少；一屋子的人，我怎麼才能讓他知道，別擔心錢的事兒呢？
在中國，付錢不是一筆財務上的轉賬那麼簡單。就算在餐館吃飯，付賬的時候雙方甚至多方也可能在飯桌上大爭大搶，高潮是某人一把奪過賬單，搶先衝到櫃檯，扔下錢就走。付錢，是尊重對方的表現，也是在「人情銀行」裡存上一筆，以此搞好互相間的關係。作為一個老外，我在這個銀行裡是沒法開戶存錢的。這間房裡的每個人和三舅都認識了大半輩子。他和他們一起走過生命中六十年的歲月。我們通過婚姻成了家人，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是個外人。
我在前臺詢問了醫藥費，回答說已經付清了。那天吃午飯的時候，三舅的表親，在村裡開餃子店的，向我轉述，三舅取消了我們每週一次的晚飯。「他讓我告訴你，不太方便。」
「我跟他說過了，不用做飯。我去他最喜歡的韓國烤肉店買了外賣帶給他。」
「不方便。」
為什麼？跟錢有關嗎，或是面子，還是我開了什麼玩笑，或是診所的人嚼了什麼舌頭？我有點兒懵圈兒。心想，三舅還不如像平時那樣叫我一聲傻瓜，直截了當地說出我錯在哪兒了。
我很小心地對三姨說起這件事。她咯咯一聲：「大夥兒都叫三舅‘鰍子’，心思啊特別難捉摸，一直都這樣。他這外號起了幾十年了。」
我以前從來沒聽過。
「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咋了，」她說，「你就去吃晚飯嘛，假裝啥事兒沒有。」
他下一次去打吊瓶的時候，我一直陪著他，對護士大拍馬屁，逗病房裡的人笑。然後按照三姨的指示，按時去吃晚飯，提著桃子、豬肉、堅果和菊花茶。什麼解釋也沒有，但那晚和我共進晚餐的三舅精神矍鑠，親切慈愛，咂巴著嘴，用力嚼著爆炒蒜薹肉。孩子們跑進跑出，門不斷關上開啟。京巴狗用力叫著，想盡一切辦法吸引主人的關注。
快到9月中旬，紅旗路上日影漸長，山腳下的草漸漸乾枯，變成沙子一樣的棕色。稻田一片金黃。荒地村小學的孩子們課間外出活動時都穿上了外套，黑板上的內容提醒大家，注意白露霜降帶來的寒潮；預防手足口病。很快，黑板上就應該出現說，冬天氣溫變化最大，要大家保暖了。
我終於颳了鬍子，這是入夏到入秋後的第一次。這樣孩子們就不會跑到老師毛茸茸的臉上來摸一摸，扯一扯。我經過岔路口街角的商店，店主向我問了聲好，然後說：「之前有個利比亞人，大黑鬍子，也擱這兒走來走去的。」
我當然不信了，還有個外國人？北非來的？怎麼可能來荒地呢？「姨，是我。我那會兒沒刮鬍子，現在颳了。」
這位姨眯縫著眼睛，仔細瞅了瞅我，說：「真的嗎，梅老師？那人比你可好看多了。」
我跑步的長度從二十二公里增加到二十六公里再到二十九公里。我沿著松花江，越跑越北，山腳下的樹蔭草地似乎日漸蕭條。一路上能遇到正在乾枯的玉米稈和因為葵瓜子太重而垂頭喪氣的向日葵。秋天真的到了，卻好像是荒地第二春：天空碧藍如洗，蚱蜢上躥下跳，蟋蟀器樂和鳴，而我腳下生風，一路經過盛開的野花，輕盈的蒲公英。田野裡的顏色還是那麼和諧：綠色的莖稈，金黃的稻穗。田裡的水被抽了以後，泥地逐漸乾涸，青蛙在上面曬著太陽，夏天吃了一整季的大蟲子，個個肥不溜秋的。
關先生十幾歲的侄女說我看上去「身體不好」，在鄉下，意思是「你瘦了」。她開始每晚都把家裡的剩菜拿不鏽鋼碗裝著送來，米飯、豆腐和土豆堆得高高的，讓我覺得自己是隻備受關愛的寵物。關先生用膠帶補了補炕上的裂縫，然後加柴火燒暖。我把秸稈塞進下面的煙口，舒舒服服蜷在炕上，肚子那兒好暖和。我很快就像條滿足的狗一樣，睡著了。
身上現金不多了，我走到十字路口，到農業銀行的自動櫃員機上取錢。我做和平隊志願者的那個年代，必須要填好幾張表，在銀行櫃檯前排隊，近乎低聲下氣地求櫃員把賬戶裡的錢取給我。好幾次銀行都讓我第二天再來，因為當天沒現金了。現在，取錢是分分鐘的事：荒地的機器直接出人民幣，這還是會讓我感覺好像找到一個直通金錢的「任意門」，遠在一萬三千多公里以外的銀行裡的錢，這樣就到手了？
荒地銀行的經理姓王。矮個子，胖胖的，總是滿臉堆笑。不過三姨說他那是苦笑，婚姻一點兒也不幸福。我問她是怎麼知道的，她說：「人人都知道，俺們啥都知道。」
王先生說，最近銀行搞了個試點專案，把錢借給農民，可以買好一點的農具，或者搞點副業。「問題是他們沒有抵押品，」他對我說，「他們沒法用分到的地來抵押。我們允許他們用房子做抵押，但值不了幾個錢。貸款也是很小額的。說真的，要是一個農民想買一群雞，弄個雞籠啥的，肯定不會跑來找我，花一個小時填表，借三百塊錢吧。他隨便找個親朋好友借就得了。這個村兒最需要的，是更多的打穀機。一臺就要兩萬。是這裡房子均價的兩倍了。」
過去一週，三姨夫一直在催促我買一批收割機。「你可以搞個日租，」他說，「生意肯定老好了。現在大夥兒都在等著這機器呢。我這兒還有張名單。」
「但是過了這個季節，機器就需要儲存起來，還得維護。」
他仔細考慮了下我的話。「想想也是哈，」他說，「反正馬上收割都是由東福來做了。」
公司又把紅旗路口那個牌坊修了起來。新的廣告牌上，宣佈荒地是一個「生態農業示範區」。三舅講不清到底什麼意思，關先生和其他我詢問的農民也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他們甚至都沒好好看看那幾個字。接著我想起了劉博士，東福米業的農學家，她跟我說過，公司的地一開始叫「科技試驗基地」，因為2000年那會兒政府喜歡這些字眼兒。現在用詞變了，公司的眼界明顯更上了一層樓。
東福的工人們穿著清一色的紅色外套，拿著專用的鐮刀在成熟的稻田裡仔細尋找，挑選明年可用的稻種。稻子已經長到他們的腰上面，遠遠望去，就像暢遊在一片金色的海洋中。
壓力不小，中秋節之前要完成收割。中秋節大家都會坐在一起吃團圓飯，所以對新鮮大米的需求也達到了全年的頂峰。整個荒地的農民都忙碌地收稻子、打穀子。固執的三舅因為家人實在擔心自己的健康，還是屈服了，僱了兩個人。只用了一下午，他們就開著收割機，把他的地給收完了。
機器收割的缺點是，只要穀子被裝了起來，就需要乾燥，趕緊賣掉，免得發黴變爛。然而，人工收割的穀子，是連著莖稈割下來的，儲存時間要長些，可以等谷價漲的時候再賣。但一直弓著腰收稻子，是人都受不了啊，還得舉一把胳膊長的大鐮刀。這工具倒是輕巧鋒利，但要一直在莖稈之間揮刀向前，還是很費力氣的，一邊猛地拉扯一把，一邊手起刀落。腰要彎得夠低，必須剛好割到根部上面一點點。
一拉一割之間，空氣中會揚起無數的穀糠，模糊人的視線，衣服上也蒙了一層粉，眼睛、嘴唇全沾上了。機器收割後的土地一片狼藉，人工收割後的秸稈卻一捆捆綁在一起，堆成一堆，黃澄澄的，像一隻跪著的獅子。荒地人的驕傲和自豪瀰漫在農田中，面對著逐漸西下的夕陽。
打穀之後，大米就攤在水泥路上曬乾，小路大路都行，但紅旗路上不行，溫泉的停車場不行，那裡停滿了遊客的車輛。關先生最後一次在自己屋前的車道上攤開從田裡收來的米。明年，收這些米的就是東福了，他們會把米放進一個烘乾機，然後用日本造的機器進行拋光一類的加工。但現在，關先生還是很仔細地繞著這片金黃的稻穀，用耙子翻來翻去，那全神貫注旁若無人的神態，活像和尚在沙園中參禪。
9月末，一輛平板貨車運來一塊小轎車大小的粉色花崗石板，放在紅旗路口。現在，只要進入我們這個小村莊的司機，就能看到上面雕刻的紅色大字：荒地村。背面是小一些的字，漆成了綠色，開頭寫著：簡介。
石板上說，荒地是1722年康熙年間起源的，這位滿族皇帝還建起了吉林市的船廠。簡介上的下一個年份是一個世紀後，1823年，這裡修了一座廟，供奉著一位女菩薩，傳說每到新年便舉行宴飲，吸引東北平原上的子民們前來參加。
接下來的年份又躍進了一百年，來到1931年，日本人侵佔了這片區域。1946年到1947年，國民黨接管了這裡，1948年，共產黨執政，1956年，荒地建村。
我以為故事到這句熟悉的話就結束了。但下面又列出了三個年份。我跪在黏糊糊的新草坪上去看，1958年，荒地成為九臺人民公社的一部分。1962年，改名為荒地營。
我現在五體投地，低著頭，偏到一邊去看最後一個年份：1984年，荒地營又改名為荒地村。
和村裡的田地一樣，荒地的歷史在季節和歲月中流轉，週而復始，回到起點。
虞美人在花形上和罌粟花十分相近。——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