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堆在牆邊的秸稈上的露水結了冰。茅房周圍蒼蠅的嗡嗡聲聽來有些疲倦。大半年了，我第一次可以拍死它們。「那些蒼蠅有戰士的基因，抗日的時候遺傳下來的，」弗朗西斯在skype上說，「但誰也扛不住挨凍啊。」
關先生坦白說，他不願意待在家裡，總是在新的車間捱到很晚才走。東福米業的車間有中央供暖，而我們臥室的窗戶漏風，寒氣襲人。他建議我買一卷膠帶來黏一下炕，湊合湊合得了。「這是在這個房子裡的最後一個冬天了，」他如釋重負地說。
早上，我走路去學校，總要把運動衫的兜帽緊緊包住耳朵。我想象吹向荒地的西北風在西伯利亞集結。「做好準備吧，當狂風從北邊襲來，你會禁不住哭泣且無限哀傷，」1903年，一名在吉林的旅人如是寫道，「因為你的鼻子、眼睛、指尖都將痛不欲生。」現在風還只是一小陣一小陣的，但很猛很冷，正在為東北一整個冬天「馬拉松」積蓄力量。
地裡的玉米稈幹了，還沒來得及收下來作為飼料貯藏。我跑了過去，十六公里的路程，來到山腳下。近距離看這些山，比家裡看要小些。路的盡頭是臭燻燻的垃圾堆。一個夏天的自我跑步訓練，這裡就是終點了。在這裡我完全看不到荒地。跑回家的時候，一陣大風吹起毫無生氣的白楊，黃葉鋪天蓋地地撒在我身上。
唯一還有點夏天氣息的顏色，是掛在籬笆上晾乾的白菜。每家每戶旁幹秸稈垛拔地而起，是整個冬天燒炕用的。稻田變成了一望無邊的泥地。青蛙鑽進休耕期的田裡冬眠，等春天再醒來。
三姨站在紅旗路上，一臉鄙夷地瞪著最近修起來的妨礙她種虞美人的東西。草皮上，工人們修起了一面薄薄的牆，高一米五，刷成豐收的金黃色。上面用紅色大字寫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工人們跟三姨說了，修牆是要保護她，免得來個車禍啥的把她家給撞了。其實減速帶可能更有效。來往的汽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新修的路給毀了，每輛車車身上幾乎都會帶點土啊泥的。荒地第一次有了大量動物在路上被車輛碾殺的現象。遺憾的是田鼠和青蛙根本看不到是什麼碾了它們。
「要是我們必須搬進那些高樓，那這面牆還能把他們乾的醜事兒遮起來，拆房子的時候誰也看不到。」三姨猜測。她仔細打量和研究這面牆，我想她是不是把那句標語看成了一個預言。但她只是做了個鬼臉，說要把虞美人種在牆根下。說完就雙膝著地，開始挖土。
這個季節時常會遇到突如其來的一陣冷雨，我會趕緊找避雨的地方，不過在這麼一馬平川的地方，挺難找的。暴雨讓我被迫停止跑步後，我就在那座鋪了鐵軌的天橋下等著。吉林到長春的高速列車拖著光滑潔白的車廂飛馳而過，快得乘客都來不及看清荒地的站名。反正大多數乘客的窗簾都是放下來的。
站臺空無一人。雨中，淺粉色的牆壁看上去挺美。車站是荒地最引人注目最乾淨的樓，不過廢棄不用的庫棚周圍，野草已經悄然蔓延，入口也一片泥濘。一塊生鏽的牌子上寫著：公用電話。現在農民和他們的孩子都有了手機。在新的天橋下，我看到很多用油漆噴的廣告，挖井人的電話什麼的。還有好多小紙片貼在上面，說什麼「法輪大法好」；還有一張海報，上面有手足口病引起的水皰的圖片。太可怕了，我幹嗎總是要去看呢？
暴雨變成了米粒大小的冰雹。
我向診所跑去，推開貼著「二十四小時開放，祝您健康」的大門。護士說三舅剛剛才走，我在街對面發現了他，正坐在一張桌子邊看電視。電視裡蔣介石正痛苦地緊握雙手，因為沒能把日本人趕出東北。很快他就會遭遇兵諫，被迫聯共抗日了。
「我知道這電視劇的結局。」
三舅說了聲「啊」，權當問好。
電視繼續放著，我們倆分吃了一盤春餅，這是東北版的墨西哥捲餅，夾一筷子蔥絲，醃蘿蔔和辣味炒肉放在油亮亮的薄餅上，捲起來吃。我們沒有要米飯。旁邊的餐櫃上擺著滿滿一大桶飯，想吃多少隨便舀。豐收之後，沒有什麼慶祝，大家沒有聚在一起吃今年的第一碗新米。我問為什麼不，三舅說：「不就是米嗎，有啥稀罕的？」
他有些艱難地站起來，踉蹌地走到餐館另一邊，拿起一把椅子上折起來的毛毯，搭在我肩上，淡淡說了聲「啊」，然後叮囑道，「別病了。」
這餐館就我們兩個顧客。我們也沒說話，只聽筷子碰撞著碗沿，嘴巴咀嚼著蔥絲，電視裡將領在大喊，炮火在怒吼。我提醒自己，要盡情享受這一刻，好好銘記下來。三舅是我在這裡的親人，是唯一持續未變的變數。現在時光匆匆，這樣的日子不多了。
我問起今年的收成，他一口氣說出收了多少，賣了多少錢，像背電話號碼似的，順溜極了。土地的產出比他預想的高，大米的批發價也提高了，不過批發商也會跟著抬價。三舅預測，等大米真的上了架等著消費者去買，可能價格要高50％。
「漲價，」我說。
「別這麼說嘛，」三舅說，「是提高，提高，提高。」
什麼都漲價了。中國人太多了。
豐收之後，村裡的人也變少了。又來了一場暴雨，我躲在一家人前門用錫板圍起來的門廊下。一個小男孩撐著傘跑了出來，是荒地小學的孩子，我認得。他喊道：「老師，別站在那兒，別站在那兒，老師！」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說，這家的外牆被塗成紅色，是因為裡面停放著一個女人的遺體，要放到出殯那天。我害怕地一縮，這才發現前門的窗戶也塗了紅漆，只在玻璃上留下一個十字形的透明部分。
「咱們走，」男孩催促我，「免得她附你的身。」
「那你呢？」我說。「她為什麼不附你的身？」
「我是個小孩兒！」男孩喊起來。
「那又怎麼樣？鬼討厭寫作業？他們不想再去上學了？」
男孩拉了拉我的胳膊說：「別開玩笑了。我們得走了，不然來不及了。」他把傘遞給我，我們緊挨在傘下，往他家走去。
第二週，我被一陣音樂聲驚醒。有人在吹吶子，長長的喇叭，聲音有點像卡祖笛。一吹這東西，要麼喜事，要麼喪事，通常還伴著敲鑼打鼓，把那些邪靈嚇退。音樂是從一條土路上的一戶人家裡傳出來的，土路我從沒去過。關先生說，死去的這位是個八十六歲的老太太，家庭和睦，兒孫滿堂，後輩都來為她守靈，至少停靈一晚，甚至更長。關先生要去追悼會。「要是你也去，打招呼一定不要說‘你好’，」他鄭重其事地說。我得說「你不好」。
我和他一起走到那家屋前，但在院子裡停下了。我不認識這位逝者，也不知道她家姓什麼。我腦子裡突然浮現起三舅躺在棺槨裡的樣子，一個陌生人跨過門檻，向他的親人們做自我介紹。這個陌生人是個外國人，有可能做出什麼不尊重逝者讓人丟臉的舉動，這會讓本來就悲傷的氣氛雪上加霜。
關先生說我分析得很理智，但這種事情源自內心的情感，「進來露露臉，」他說，「別做筆記了。這事兒你也不會想寫。要是你覺得不得勁，我就跟他們說你要走。我清楚咋辦。」我只要站在那兒，不記錄什麼就好。關先生領著我走了進去，關上門。
10月的最後一個星期，霜降逐漸接近立冬，我接到警察的電話，讓我去派出所走一趟。我心裡一沉。在北京，這個電話意味著我要苦苦哀求繼續住在大雜院裡，因為他們認為不安全。但我教了他們一連串的英語髒話後，得到了准許。警察們很高興，因為要是老外罵他們，他們就知道了。不過，這樣的交易對荒地的警察可能沒多大用處。
在荒地很少看到警察，第一次見還是上次那個官員來視察，一個警官跑來管制荒地的交通，讓車隊通行。村裡的派出所是一棟兩層的磚砌小樓，牆面像北京那樣刷成帶藍色邊的白色。不過，停車場裡全是曬乾的玉米棒子，有兩隻小狗在打架。
辦事員領著我經過幾個視窗，視窗的牌子上寫著：
出生登記
婚姻登記
檔案糾錯
「在最後一個那兒等著，」她給我下了指示。
來了一位警察，穿著平整乾淨的制服，叫我梅老師，抱歉說麻煩我跑一趟。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中國見到的所有警察一樣，永遠一副四十上下的樣子，好像未曾老過。他說村長向他們報告，我和關先生住在一起。是報復我沒租他的房子嗎？我無從得知。但根據國家規定，外國人無論是住賓館還是借宿別家，必須登記。「城裡的話你必須二十四小時內登記，不然就會罰款，」警察說，「但在農村你有七十二個小時。你在荒地住多久了？」
「七十一個小時，」我言之鑿鑿。
「啊。」警察笑了。我長出了一口氣。
他讓我去一個櫃檯，那兒的電腦前坐著另一位警察。我還以為她要手填那張明信片大小的登記表，但她開啟一個瀏覽器，登入進去，然後找我要護照。把護照號打進去，我的照片就出現在螢幕上。
「好了，」她說。
現在，任何窮鄉僻壤的警察都能進入一個包含每個人身份資訊的資料庫了。「這是你的簽證，」她點選了一個圖示，「你上次入境是上個月，從香港到深圳。」
「我去看我老婆了。」
住在這個沒有監控、檢查站和安檢的鄉下，我幾乎都忘了中國的官僚制度和那些繁瑣的規定。在這裡，我從來沒想過要辦什麼證，或申請什麼許可。初夏的時候出過一次岔子，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時候，中國簽證剛好前一天過期，結果我給忘了，最後錯過了去東北的火車，得去申請新的簽證。
警察停止了打字。「有個地方要填門牌號碼，但是村裡沒有，」她說，「我就說你住在荒地吧。」我的地址就是個地名，像聖誕老人似的。
女警又跟我寒暄幾句，問我為什麼還沒有孩子。她很好奇我一個人來荒地到底在幹什麼。她的語氣突然從熱情變成冷漠，問我是不是傳教士。「你肯定是個傳教士。你知道勸服他人改變宗教信仰是違法的嗎？明白嗎？你信什麼教？你能證明自己和任何教會都沒關係嗎？」
我趕緊做無罪辯護。「在百度上輸入我的英文名。」
百度就是中國的谷歌，很常用的一款搜尋引擎。警官看到我在北京四合院危房外的照片，還有我在那個社群教退休人員英語時的照片。還有些中文新聞，報道我在那裡寫的書。
「哦，你是個作家啊，」女警如釋重負地說。我還是第一次聽別人用中文稱我為作家。
「我們和老闆聊聊吧，」劉博士拿出手機。這位東福米業的農學家正領著我穿過溫泉旁的溫室，一邊流利地說著有關收成的資料。公司剛成立的時候只有近三十六畝地，而今年收了七千兩百多畝的稻子。「老闆可以跟你講講我們下一步的計劃，」她拿起手機貼在耳邊。「喂！」算是問好。接著一連串揚聲調的「啊啊啊」，事情說定了。「他到園子裡來找我們。」她領著我經過芭蕉樹，走過葡萄架，來到一個茅草屋頂的小亭子，裡面擺著一些藤椅。錄音機裡放著鳥兒的鳴唱，瀰漫在空氣中。劉博士停下腳步，摘下一顆紅寶石般的草莓。
劉延峰走過各種植物，來到面前和我握手。他是東福米業的總經理，在公司的地位僅次於創立者，他的哥哥。劉老闆指了指一張雕花木桌，謙遜地一笑，用帶著濃重口音的英語說「sitdown，please（請坐）」。「我就記得這句了，」他坦白地承認，改口說中文了。
劉老闆胸膛寬厚，平頭黑髮，紅潤的圓臉，扁平的鼻子。「我是個爽快人兒，」他邊說邊伸出粗粗的胳膊拉了拉用皮帶紮在黑褲子裡的t恤，「我每天就穿這樣的衣服，除非要開會。」
兩個服務員端著盤子過來，盤子裡裝著剝好皮的香蕉，切好的西瓜和草莓。「都是咱們這兒種的，」劉老闆說著點燃一支菸。他抽的是金紅塔山，比普通的紅塔山更貴些，但比熊貓煙便宜。這些都是老闆們愛抽的牌子，不算奢侈，但也沒那麼廉價。我委婉謝絕了他遞過來的煙。
「哦，對，我經常看見你跑步。」他擺擺雙臂做出跑步動作。「我也喜歡跑步。我想跟你聊聊在這兒組織一個比賽，比如馬拉松啥的。」
「這裡很適合跑步：地勢平坦，車也不多，還有地方買水。應該在終點那兒修個酒店或再開發個溫泉。」
劉老闆笑了。「是啊，我們聊聊吧。我管宣傳這塊兒。那天張藝謀還來幫我們拍廣告呢。」他說的這位是中國最著名的電影導演，是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的總策劃。
「他是我的好朋友。要是你倆見面就好了。下次吧。」
我點點頭，想起東北人愛吹牛是全國聞名的。劉老闆又說起一位著名歌星：「去年他來過這兒，我和他一起唱了歌呢。」
我想起三姨讓我假裝要收購東福米業，好了解公司的真相。但劉老闆看上去相當精明，這麼個謊應該騙不了他。他說我什麼事都可以問，還叫我哥們兒，跟我稱兄道弟。
「是不是大夥兒都得搬出來，住到樓房裡去？」
「目前，中央政府想解決的問題，」劉老闆突然打起了官腔，「是農民如何開創第二收入。我們嘗試過生產隊的農業模式。效果沒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好，就是1984年開始的模式。實際上1983年，咱們荒地就率先改革了。我是1972年出生的，還記得那個時候。」
我說我倆是同年生的。
「兄弟！」他殷勤地笑著，把那盤甜甜的西瓜往我面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