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我在冬日的清晨醒來，日出比夏天晚了三個小時。擦擦臥室窗戶上的水汽，外面用來燒炕的草垛上堆著兩寸多厚的雪，剛積起來的。關先生已經離開，摩托車後面載著一個鑽子，像根長矛似的。他飛奔向松花江邊的捕魚點。我問他結冰的地面怎麼開摩托車，他說：「慢慢騎唄。」
現在是一天裡最難熬的時候。我穿上秋褲，牛仔褲，厚厚的羊毛襪，一件兜帽衫，一件外套，戴上一頂帽子，鼓起勇氣邁入近零下30攝氏度的冰天雪地中。結霜前茅房沒有沖洗，現在坑裡堆起了一座黃棕色的冰山。短短一個週末，冰山變高了不少。因為關家招了一堆人來參加一個侄女的婚禮，男親戚們和我們在炕上擠著睡了兩晚。
農村的婚禮，特別是這種隆冬時節進行的，就是吃流水席，從這一家吃到那一家。早餐是豬肉鹹菜餃子，加點大蒜和醋，再盛上滿滿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湯，原湯化原食。水果、炒豆子和瓜子是隨時不斷的。那盤鹹鹹的炸蟬蛹讓我想起弗朗西斯的父親和我第一次來東北的場景，那次是來見她的父母。
我再次接過炸蟬蛹的盤子，拿起一個咬了一口，麵糊一樣稠兮兮的感覺讓我臉上的表情有些扭曲，大家夥兒再次大笑起來，屋子裡充滿了快活的味道。
親戚們坐在租來的車隊裡，去吉林市區的江邊拍照，江岸兩邊的樹結了霧凇，一片銀裝素裹。沿途有小販兜售烤紅薯、小袋的糖炒栗子，還有紅彤彤的冰糖葫蘆，看上去像一串串聖誕節的裝飾。法式天主教堂灰色磚牆上裝飾著一串串白色燈泡，街對面的公園裡，一個電動的聖誕老人站在麋鹿拉的雪橇旁，一邊扭著屁股，一邊吹著薩克斯。每吸一口氣都寒意刺骨，每呼一口氣都凝結成一小團白雲，這一切讓我想起明尼蘇達。行人們個個舉起雙臂，避免摔到人行道邊髒兮兮的黑冰上。來來往往的，女人們不時喊著「哎呀我的媽呀」，男人們不住罵著「我×」。
我很早告別了一大家子親戚，坐上回荒地的公車。車子走廊裡融雪和煤灰混合著，形成一個個水窪，有好多乘客險些滑倒。撥出的氣蒙在窗戶上，很快就結了冰。我擦開一小片，發現公車歪歪扭扭地滑行著，感覺在往河裡開，很危險。司機透過有些裂痕的擋風玻璃看著眼前白茫茫的道路，我很擔心自己是不是已經用完了這輩子安全乘車的配額。手機鈴聲響起，司機一手把著方向盤，一手講電話，公車劇烈地向右滑去，再猛地下坡，我閉上眼睛，覺得自己大限將至。同時，車裡的其他乘客平靜地聊著天，或是全神貫注盯著手機。
從遠處看荒地，平房全都被積雪覆蓋了，挺漂亮的。但一進到住的房子裡，我就得花上一個小時去堵窗上塑膠薄膜的裂縫，再仔細檢視炕有沒有開裂。我開始期盼去學校上課，當然是因為教室裡很暖和。
去荒地小學的路上，我跑了起來，滑過一群路上的散養雞。「當心！」一個四年級的女生喊了起來，很嚴肅，也很成熟，跟她媽媽如出一轍。她也不喜歡打雪仗，在她看來，冷是要忍受的，不是用來玩的。我那天教的課文說到一個雪人，而一屋子的孩子們居然都沒堆過雪人。教室裡熱得像在烤麵包，但孩子們穿著一層層的褲子和手織毛衣，鼓鼓囊囊，無法動彈，就像一袋袋糧食。
下午4點前太陽就落山了，我順著紅旗路往三舅家走，經過溫泉的入口，心想有一天這裡會不會開個星巴克：劉老闆說過他喜歡喝拿鐵。紅旗路很安靜，只有北風在呼喝，衝過光禿禿的白楊樹，像鞭子一樣把地裡的積雪打散。
三舅給我衝了一杯速溶咖啡。自從他中風後，我們就再也沒一起喝過酒，我跟他講了劉老闆對村裡的規劃，他好像沒什麼情緒，只是評價說：「老多計劃了。」
不過他還說，東福米業做的事情對這片兒是好的。合併土地，改善食品安全，增加基礎設施，都是積極的改變。「我尋思吧，這是我這個農民經歷過的最好時代了，」三舅說，「但新的時代要開始了。」
他說，每隔三十年，中國就要來一次劃時代的農業改革，也就是每兩代人就要經歷一次大轉變。比如，你奶奶在1925年是個佃農，那麼1955年，你就有自己的土地了。你爺爺1965年在公社幹活，那麼1995年你就有三十年的土地租約，可以自由地種地，賣米。三舅說，問題在於下一代的人手不夠去執行下一步。「所以到2025年，機器會取代很多勞力。但這是自然進化，」他說，「這是進步。」特別是這種進步發生在他的有生之年。三舅從十幾歲時就開始種地，揮著鋤頭，開墾了荒地的稻田。
然而，他不滿的是農民的地位一直不高，被看做低人一等的工作。用他的話來說，「上面的人」——他舉起一隻手臂——「總是在告訴我們這些下面的人該幹啥。」封建時期，上面的人是地主。接著是幹部。現在是經理。
「村裡的地是集體所有的，但理論上農民就是集體，」他說，「要是你想把你的土地承包給東福，搬到城裡，再找份工作，那老好了！現在有的選，以前沒得選。東福也給我們提供了這種選擇。」
但是，如果你想繼續種地，一直住在有院子的平房裡呢？三舅對此深表憂慮。「我就這麼一個人兒，」我倆肩並肩坐在炕上，他說，「但我覺得每家每戶都應該自己來選，該怎麼活下去。」
他說，東福模式對於一個窮困的農耕地區來說是雙贏的。但荒地相對來說還比較富裕。在糧站的通知欄上，只有一家人在廣而告之，說明年有土地出租，十畝地，年租一萬元。東福在紅旗路重建的拱門上貼的不是招工小廣告，而是專門針對農民的旅遊路線，去溫暖的南方，價格優惠。
「你找到空房子租了嗎？」三舅問道，「沒有，所以你把錢給那個老師，搬進他家去了。你給他們多少錢？」
「你很清楚我給了多少吧，一分一釐，」我說。
他哈哈大笑，承認說確實如此。在村裡，人人都知道，啥都知道。
三舅選擇不和東福籤三年的約。他說，這合同是那些再也不想種地的人家籤的。大米的價格一直在漲，讓人家一口價給咬死了挺傻的。到時候每年漲價只能乾瞪眼。三舅把希望都壓在「漲」字上了。
他六十七歲了，不久前才挺過一場中風。他的兒子們在村裡開了個餐館，我從來沒見他們下過地。我不知道他還能在地裡幹多久。對於老年人來說，東福在樓房小區修的老年活動中心和診所能給他們的生活提供便利，而把土地承包給東福也可能是再也幹不動時的救命稻草。
老掉牙的不止是「為了我們的友誼」，還有政府宣傳部門和東福米業廣告牌上的話，信誓旦旦地說要「釋放農村的無限潛能」。這些話的重點不是農民，而是土地，字裡行間處處在暗示土地才是農村最重要的財富。但中國的農村早就釋放了無限潛能，在沿海的工廠區，農民工們沒日沒夜地苦幹，為長達二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添磚加瓦。有些中國學者和研究者提議，通過把土地所有權全部轉給農民，以此來釋放農村的無限潛能。
「共產黨不會那麼做的，」三舅說，但沒什麼惡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土地改革。這就是現在的社會主義經濟。」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說。這是官方講話和中央檔案裡常見的字眼。這句話可以用來解釋市場上的一切現象和波動，從國有企業到私人企業再到上市公司。如果這就是機械化農業時代的開端，那麼下一次的劃時代改革可能是革命性的，將土地所有權從「集體」轉到每家每戶手中。
「我這輩子是看不到嘍，」三舅說，「我的孫子可能看得到，或者你的孫子。」
三姨和三姨夫坐在炕上看中國和古巴的女排比賽。「古巴要贏了，」三姨夫用失望的語氣預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