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回顧人生經歷的都是文盲或雖然識字卻少以文字記事的老人。文盲與識字者之間的差距顯然很大。文盲的傳承多是靠耳記口傳。只要不是故意作偽，很少有意篡改內容。如有這種意圖，此人就不是合格的傳承者。就是說，此人不適合成為傳承者，人們對其所言難以相信，少有傳承之意。即使他說的實有此事，但如果與從古以來的傳說出入太大，村裡人就不會相信他的話。只有村裡人相信的事情才會傳承下去。
然而，識文斷字者不僅將聽到的東西，還把通過文字得到的知識摻進傳承裡，對口頭傳承予以訂正。世間有一種「所言之事，有字為憑，值得信賴」的傾向。但是，如果所說的事情與村子的古來傳承不一致，就很少被全體村民接受，只有直接或間接聽過本人敘說的人才會相信，而大多數村民只記得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
識字者通過文字極其敏感地感受來自外部的衝擊，他們既作為村民生活，又一直關心外面的世界，而且渴望努力將自己的生活與外面社會的齒輪相齧合。其中一個名叫田中梅治的老者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深刻。
知道田中老人這個名字是在昭和十四年。栗山一夫拿來一疊紙，說「有這樣一份記錄」，這是用毛筆寫在格紙上的。內容是島根縣邑智郡地方種植水稻的詞彙，字型極其漂亮，題為《粒粒辛苦》。我翻閱一兩頁，看到這樣一首拔秧歌：
「一人開唱‘喲—嗬—唱起來啊’，（眾人）‘唱什麼……唱什麼……’（開唱人）‘不能光我一人唱。’（眾人）‘不知道歌詞怎麼唱？’（另一個人）‘還是你來唱。’（開唱人）‘不能光我一人唱。’（眾人）‘不知道歌詞怎麼唱？’如此反覆不斷，嗓門好的人帶頭唱，眾人隨之齊唱。」
看了這段文字，我心想這描寫的就是大田插秧，於是津津有味地翻看下去，詢問栗山這是什麼人寫的。栗山只知道是島根縣山裡的一個老農。當時的民俗學對種植水稻習俗也沒有進行如此細緻周密的調研，如此細緻入微的記述甚至會被嘲笑為「說的都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例如解釋「賣油」這個詞：「賣油，大田插秧人多，便有人偷懶，這兒那兒都有人站著，不幹活。這叫‘賣油’，意思是像油一樣滑溜，晃盪。」昭和十年前後，把「偷懶」叫作「賣油」是無人不曉的常識，而且當時一般不會把這種最普通的常識性詞語記錄下來。再上溯一個時代，生活在明治末期的人就能親眼看到賣油郎。女子抹頭髮用的山茶花油、食用以及神佛前面供燈的菜籽油都裝在長桶裡，挑著扁擔走街串巷叫賣。倘若有人來買山茶花油，他就放下挑擔，把小漏斗插進買油人帶來的小瓶子裡，用可以裝五勺的勺子把油從桶裡舀出來，通過漏斗裝進小瓶子。買油人為了多得到油，目不轉睛地盯著流下來的油，耐心地等待著沾在漏斗上的油一滴不剩地流乾淨。這是一道悠閒而漫長的風景。「賣油」的語義等同於「偷懶」，大概緣於油本身的性質和這道悠長的風景。老人把這些常識性的詞一一記述下來。但是，如今這種古老的賣油方式已經絕跡，「賣油」這個詞也就半是成為死語。田中老人把這樣的詞語都記錄下來。栗山說能否出版這份記錄，我雖然也為之動心，無奈只是一介貧困的小學教員。我把好朋友的名字在腦子裡過了一遍，沒有找到可以幫助出版的人選。只是我深受澀澤敬三先生的知遇之恩，他的研究所「屋頂後博物館」（現在的「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出版了兩本我記述鄉間海邊生活的《以周防大島為中心的海上生活志》和《河內國瀧畑左近熊太翁舊事談》，便決定向澀澤先生求援，給他寫了一封信。他回信說想更仔細地瞭解當地的情況及田中老人的為人。
那年夏天，我去隱岐島參加國語教學講習會。我以前曾去過一次隱岐，但沒有細看牧佃，這一次打算好好看看。這次旅行，我第一次見到森脅太一先生。他也來參加講習會，此人精力異常充沛，當時就已經出版了厚達一千多頁的鉅著《邑智郡志》。就學歷而言，森脅只是小學畢業，但他勤奮好學，自學獲得小學教師的資格，成為一名小學教員。後來森脅當了商號為「森脅」的商人家的養子，但就本質上說，他是農民的兒子，一邊當農民一邊當教員。他純樸勤勉，遇事從不惜力，而且有極其旺盛的求知慾。他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育，就想跟隨優秀的老師學習能學以致用的知識。他參加講習會與其說為了提高自己的知識水平，以便教授給孩子們，不如說是為了物色教師，請他們到本地直接指導。為此，他在家鄉兼職務農，待農業的收入解決吃飯問題後，將教員工資積攢起來，一個一個請來島根師範的教師，陪同他們走遍邑智郡內的山山水水，實地考察，接受指導；請他們察看郡內的地理、歷史、動植物等自然人文景觀，請教他們的意見，並仔細記錄下來。所有的費用支出都是自己的積蓄。他記錄整理的文稿多達幾千頁，也是使用自己的積蓄，加上教育會等提供的若干補助，出版了這部《邑智郡志》。這是森脅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十年間的工作。
說起來，森脅這個人絕對沒有什麼雄心壯志。之所以忘我埋頭編纂郡志，完全是一種樂趣。戰爭結束後，我見到他時，他一本正經地問我：「我打算辭去教員的工作，改做郵遞員，你看怎麼樣？」他對地名、家名感興趣並著手調查的時候，感覺教員的身份無法充分調查，只有郵遞員可以走到那些偏僻的地方，這樣才能進行深入徹底的調查。當時通貨膨脹十分嚴重，我問他這樣生活過得下去嗎，他回答說總有辦法的。然而，他當郵遞員的想法沒有實現。但還是收集到很多古代民間故事，竟然有九百多則。這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貫徹始終，這樣心情才會輕鬆清爽。
我在隱岐見到森脅時，瞭解到田中老人的很多事情。田中老人是森脅編纂這部郡志的最重要的合作者。
他說：「那個老大爺真有意思，見一次就會喜歡上他，而且他會毫無保留地把知道的東西告訴你。你一定要好好會會他。他大概會花兩三天和你徹夜長談吧，這個人表裡一致，是個好人。」森脅在《粒粒辛苦》的序文中這樣描寫田中老人：
田中氏乃七十多歲之老者，然從容不迫，意氣尤壯，有超人之氣概。話題只要涉及鄉土之事，則議論風生，無一不知，徹夜侃侃而談，其博學與熱情令訪問者驚歎不已。此乃被尊為當地「活字典」之緣由。成為「活字典」自有緣故，其《永久儲存物目錄》序的《絮語記存》標題下這樣寫道：「我自幼年開始有儲存各種東西的習慣，上學後尤其喜歡歷史性的東西。（中略）如今重讀年輕時代所寫的文字，感覺毫無用處，但若視為歷史，說明當時曾發生過那樣的事，有的事可以看出我在多大的時候曾處在什麼樣的狀態，還是具有參考價值。（中略）即使看似毫無用處的事情，如果用歷史性的眼光觀察，也應該是越老越有意思。」
這大概是身在鄉村為農，卻能識文斷字的老者常見的一種共同形態吧。在地方旅行時常遇到這樣的老人。他們多數熱愛自己的故鄉，但絕不會對家鄉自吹自擂，而是在嚐盡辛酸苦辣之後留下對家鄉的摯愛。
於是，我想與田中老人見面，並得到森脅的許可，把《粒粒辛苦》寄到東京。
這一年秋天，我辭去教員工作，來到東京，進入屋頂後博物館工作。在澀澤先生的建議下，我決定走遍日本增加見聞。第一次旅行就是到中國地區。我在島根半島走訪了森脅推薦的邑智郡長谷村清見的分校。這所分校的校舍極小，只有一間教室，一年級到四年級的學生全部集中在一起，由森脅一個人上課。森脅在這裡編纂《邑智郡志》之前，就已經完成《長谷村地誌》一書。我去探訪分校的時候，學校大門緊閉，空無一人。詢問附近的農民，說是教師生病休息，於是我去了他在跡市的家。順著一條筆直的大路行走大約一里地，就是跡市。森脅有多少年往返於這條路，去分校給孩子們上課。
生病是夏天在隱岐吃的東西引起的，他說回來以後病得死去活來，現在已經不礙事了，但無法陪我去見田中老人，讓牛尾三千夫陪我去。說罷，他給牛尾打電話。第二天早晨，牛尾來了，說他住在離跡市三里多的叫作市山的地方，當時熱心研究水稻插秧風俗，和森脅、田中都交往甚密。
地方上有很多這樣好學的人，他們之間互相通訊、交往，但不少在自己的村裡是學術上的孤立者。他們往往在村子裡發揮重要的作用，作為先知先覺者，是優秀的村領導，但很少在村裡組織學術上志同道合的人，不如說他們是通往外面世界的視窗。我也是通過學術研究與他們建立關係的。
我和牛尾從跡市來到都津野，在江津坐火車沿江川上溯，在川本下車，轉乘巴士到出羽，下車後步行到田所村鱒淵的田中老人家。此時已是夜間。我把當時的過程寫在拙著《行走在鄉間》裡，現在回想起來，那時是憑著一股熱情，手裡提著酒和魚，一坐在被爐裡，就深入攀談起來。
話題豐富多彩，老人說讓你們聽聽民謠，附近有一個嗓音洪亮的老人，雖然已經睡覺，老人還是把他叫起來。那天夜裡，我們聽了插秧歌以及大躍小躍、追分、古大寺等很多古老的民謠。追分這樣的民謠不是最近，而是很早以前就流傳到這個地方，這也是一個令人思考的問題。古大寺（也稱為古大臣等）廣泛分佈在北陸地區，沒想到這裡也有，很有意思。
第二天，牛尾要去阿須那村探望朋友，冒著小雨出門。我還是一整天坐在被爐裡聽老人講述。這些講述內容收在《中國民俗採訪錄》裡，但尚未問世。
總之，從早晨到半夜，除了吃飯和上廁所，其他時間都一動不動地聚精會神聽講，老人見我聽得認真，也就講得起勁。遇見如此健談的老人，也不過福井縣大野郡石徹白的石徹白藤之助、奈良縣吉野郡天川村的井頭彈正等幾個人，但他們給我留下和那些與識字無緣的老人相當不同的印象。
與文字無緣的老人善於自我保護，誠實履行職責，該做的事一定要做，關愛鄰人，性格開朗樂觀，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缺乏時間觀念。和他們談話或者一起做事情，很少說「暫告一個段落，休息一會兒吧」。他們從來不問「現在幾點了」，有女人過來說「吃飯了」，他就回答「是嘛」，然後去吃飯。天色暗下來，他們會說「天黑了」。不過，他們都有早起的習慣。
相比之下，識字者經常看時間，或者問「現在幾點了」，到中午時分，就對著廚房催促。他們具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意識，按照時間觀念生活，感覺他們的生活似乎開始受到時間約束。
識文斷字者觀察事物時，總是將廣闊的外部社會與自己的小村進行比較，有將來自外部的知識引進村裡的強烈責任感，也認真思考在產生實效前可能會出現的不良影響。
老人說：「別的地方行得通，在這兒未必也行得通，我不能做對不起大家的事……」他畢生的事業就是努力建立完善的產業組合。明治四十二年成立信用組合，這是產業組合的前身，將高利息的個人金融轉變為低利息的組合金融，改變了村落自古以來一旦借款最終就會失去土地的金融制度。但是，這項改革在昭和初期的經濟蕭條期間，由於鉅額貸款、欠款無法收回，成為呆賬，老人深感責任重大，賣掉自家土地，填補組合的赤字，同時認為自己給村民們造成麻煩，退出組合。
老人一直致力於提高耕地質量，將一反的單位面積產量從七鬥增產到二石，還創辦一個規模很大的牛交易市場，修建橫貫村子的車道。由於這些基本建設，村子的整體生產力得以提高，生活也穩定下來。我在昭和十四年前往走訪的時候，村裡已經度過經濟危機，成為島根縣內屈指可數的富裕村。但是，老人自己的生活相當貧困。
老人總是不斷地向村裡吹進新風氣，是村裡的重要人物，但他的個人生活極其傳統保守。首先看看他就任的公職，履歷表上這樣記載：十六歲（明治十六年）任戶長村公所勤務員，十八歲任出羽郵局文書，二十一歲任戶長村公所抄寫員，當年入贅田中家，成為養子。二十六歲辭職，二十八歲任代區長，二十九歲時村農會成立，任幹事，三十一歲當選為村會議員，三十二歲任學務委員，三十三歲任臨時土木委員，三十七歲任島根縣戰時農業督勵部邑智支部田所副部長，致力於鹽水選種、水稻秧苗條播、水稻害蟲防治、小麥黑穗病防治、改良堆肥方法等，取得極好成效。這些工作都是按照全國性的要求而推廣的，日本的稻米產量，每逢戰爭年頭都要增產一千萬石，田所村是這種典型的村子。四十二歲成立信用組合，四十三歲任村公所文書，五十二歲任田所村副村長，五十三歲任邑智郡畜產組合田所村部長，五十六歲任產業組合常務理事，五十七歲任佃耕調解委員，七十歲辭去所有公職。他密切關注社會的發展，順勢應變，成立與之相適應的各種機構，同時在擔任公職期間，努力在村裡實踐政府的要求，提高村民的生活文化水平，這無疑也是增強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