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高木誠一，是在昭和十五年十二月臨近年關的時候。我於十一月初離開東京，從新潟開始步行，沿日本海岸北上，到下北半島的北端大間崎，接著南下，在岩手縣的大船渡結束旅行，回東京迎新年的途中與他見面。
當時高木住在福島縣磐城郡草野村北神谷，即今天的平市。我是在昭和十年舉辦的紀念柳田先生花甲民俗學講習會上，從山口彌一郎和巖崎敏夫那裡聽到高木這個名字的。不知道他是什麼身份，但給我留下碩學之士的印象。後來以他為核心成立了磐城民俗研究會。我在回京的途中心血來潮，忽然想去拜訪這位大前輩，便在平市的北面前一站草野站下車。草野站十分荒涼，我在車站前面打聽高木的住處，一個老大娘親熱地告訴我路線。從車站沿著田間道路步行將近一里地。幾座低矮的丘陵從西北向東南方向起伏延伸，丘陵之間的低淺山谷就是田地。丘陵的兩側有幾道褶襞，那山窩裡聚集著三五戶民居。其中一戶略大，是本家，其他的是分家，看似一個家族形成的小部落。這樣的幾個家族集團聚合在一起，就形成舊時代的村落。這種同族密切結合的地方應該保留著古老的習俗。我走了將近一里的田間道路，來到一戶大農家前面，向正在馬廄清理肥料的農民打聽：「高木誠一先生的家在這一帶嗎？」那個農民停下手頭的活兒，伸直腰板，從堆肥上方俯視著我，停頓片刻，說道：「我就是高木誠一……」我不由自主地叫起來：「我是宮本常一……」「喲，你是宮本先生啊。我還以為又是富山來賣藥的。心想你是富山藥房以前沒來過的夥計……」高木說罷，從堆肥上下來，撣了撣衣服下襬。他給我的感覺有點出乎意外。我曾看過他刊載在雜誌上的照片，身穿和服裙褲，姿態端正規矩，與其說是農民，給我的印象更像是一位醫生，但現實中見到的高木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壯實老農。我們坐在陽光明媚的廊子上，開始交談各種話題。他對我窮酸樣的裝束似乎沒有情感上的排斥。我穿著人造纖維夾克，燈芯絨褲子，打著綁腿，腳上是帆布鞋，頭戴黑色的呢帽，揹著髒兮兮的背包，一把陽傘掛在背包的帶子上。我這副打扮看上去的確像賣藥的，但即便是賣藥的，也顯得破舊。因為走了大約兩個月的路，腳上的帆布鞋已經破裂。這種不修邊幅的寒酸打扮讓我感覺輕鬆舒坦，與我打交道的人們也無拘無束，而且我和高木這樣的農民交談最放得開，從一見面就不見外，不用客套。
高木的話題從農民的工作情況開始談起，他經營苗圃，種植蔬菜、花草，心情頗為愉悅。農民似乎必須是一個心地豁朗的人，看到夏天烈日照耀下的水稻，會咕嘟咕嘟地喝下田裡的水，彷彿感覺到稻葉向上生長的氣勢。到了秋天，把田裡的水放走，從嘩嘩流淌的水聲中彷彿感覺到今年自己的職責已經完成，「啊，好像聽見大家收穫時的聲音。」
高木並不是單純的田園理想主義者，他還是優秀的現實主義者。他認真地思考如何增產，如何讓農民過上舒適的生活。他在自家門前的一點空地上種植花草，把這些花草拿到平市銷售。他家的屋簷下掛著成串的柿餅，十分美觀。這個村子有很多柿子樹，一到秋天，柿子成熟，人們把柿子摘下來，夜裡加班，加工成柿餅串起來，這也是農民的一項副業收入。這個地方自古就是馬的產地。馬匹被徵用去打仗。高木認為養馬是為了耕作農田，不能被徵用，農民要使用自己的方式提高農業效率，不能讓戰爭左右農業生產。於是他決定引進牛，經過調查，發現黑牛具有很好的耕地能力，草野地方的農家養牛應該沒有問題。那麼，如何把牛引進來呢？他派大兒子去鳥取縣學習飼養方法，先在自己家改為飼養和牛。取得成果後，向其他農戶推薦，這樣逐漸增加黑牛的飼養量。高木說「大兒子現在去鳥取買牛，大概明天早上能回來」。他在戰時依然堅持走農民的道路。
我聽高木的談話，無論什麼內容都覺得非常有意思，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民俗學的素材，但是他並非固執於這種古老的生活方式，「農民古老的生活方式在古老的時代最為合理，當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生存方式。現在要認真細緻地觀察那種生活方式，不過隨著時代的變化，我們也必須有新的生活方式。但先要充分制訂計劃，進行試驗。這是村子裡先覺者的任務。我的家正是這種具有眼力的家庭之一。我的祖先好像是在加賀白山修行的僧侶，具體我也不清楚。後來定居下來，其職責是通過祭祀神社，讓村子在神的護佑下免遭災難。再後來努力從事農業，家神白山社成為村落的氏族神。有意思的是，家裡出現幾個喜歡搞學問的人。奇怪的是我們家當農民的都很好，不當農民的次男、三男都活得不長，所以我的家族沒有分家。」
我原先就覺得奇怪，這一帶的部落都是以本家為中心，幾戶分家圍繞本家形成，但高木家周圍沒有這樣的分家。他的住宅前面有一處隱居屋，高木年邁的父母住在裡面。老父已經八十八歲，但身體硬朗，還能下地幹活。高木不久也要隱居，這樣隱居屋就有兩處。他說「分家不增加，隱居家倒是增加」。
當地自古就有「隱居」的風俗。隱居者帶著次男、三男出去，後來他們多分家獨立。這種風俗大概形成了當地的村落景觀。
「我家現在還和周圍人家略有不同，十分重視舊規矩。大概與世襲神職的家世有關，所以格外關注那些舊事物。就我而言，我調查舊事物並非僅僅知道其價值，更主要的是可以認識很多傑出的先生、前輩，接受他們的教導，同時可以瞭解外面的廣闊世界。不搞學問就沒有這樣的機會。」
於是，他把芳名錄拿給我看。裡面有柳田國男先生的簽名，石黑忠篤、小野武夫等諸多優秀的學者、前輩都前來訪問過。這並非高木的邀請，而是他們主動來的，人數甚多，其中還有幾十個人組成的團體。他們特地前來訪問高木這個熱心農業的篤農家。聽說草野車站前面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大群人打聽高木的家怎麼走，那就是去參觀他的農業；如果一兩個人問路，那是與民俗學相關的人。不少民俗學研究者是看了高木發表在《鄉土研究》《民族》上的文章後前來實地考察。高木通過這些方式與各地的人們開展廣泛的通訊交流，民俗學研究者多是為人坦誠率直、沒有功利之心的人，而且對聽到的村裡任何事情，沒有人輕蔑鄙視，也沒有人誇張炫耀。高木說他在全國各地都有可以無所顧忌地互相談論自身生活的志同道合者，這讓他充滿信心，身在東北一隅，並無獨處一隅的感覺，彷彿自己所在之地正是中心地帶，「學問給予我勇氣，告訴我不必自卑地生活」，高木的話語中包含著深刻的感慨，「這是農民必須做的學問，要是大家都這樣回顧自己的生活，農民的日子也會變得更好吧。」
我們坐在廊子上交談很久，中午坐在廚房最裡面吃飯，然後高木依然穿著那一身工作服領著我在村裡轉悠，我看了老式農家住宅、白山神社、農田的耕作景象。晚上我向他請教當地的民間信仰，他說「老人家比我知道得多」，帶我去他的父親那裡，一直談到深夜。這裡的生活結構沒有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響，還保留著不少武士家庭的儒家道德的餘韻，乃至更早以前的思維方式。
賦予他們生活秩序的，是對維繫村民和家人關係重要性的重視，是對無形的神明的忠誠。我對年近九十的老人家說的話深為感動，在一旁提示話題的高木也是態度謙虛溫順。「我每次向他請教，都能學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東西。」他說，自己和父親一起生活了幾十年，隨著年齡的增長，越發深切認識到必須把父親擁有的東西全部傳承下去。
我向他請教在東北地區旅行時的各種見聞和不解之處，高木耐心細緻地給我解釋。我出生於日本西南部，發現西南文化與東北文化之間存在著很多差異，同時發現二者之間也存在幾個共同點，這些現象令我思考。例如中國地方的山區有大田插秧的習俗，幾十個插秧姑娘進入一塊地裡，田埂上吹笛敲鼓，演奏音樂，有人領唱，姑娘們一邊附和著唱起插秧歌一邊插秧。不是所有的農家都這麼做，一般是村裡的有錢地主，或者是牛販子當施主舉行這樣的儀式。牛販子策劃的大田插秧又叫「牛供養」。
這個地方也有與大田插秧類似的活動，叫「太鼓田」。但舉辦太鼓田的只有三家，叫「磐城三太鼓田」。這三家過去都是地主家庭。太鼓田與大田插秧的形式極其相似，但施主的家庭是固定的。這並不是中國地方的規定，而是這三家的意願。另外，古老的神社舉行的御插秧式和大田插秧屬於同一型別。有學者認為大田插秧是古代土豪驅使農奴進行大規模農業經營形式的遺痕。或許的確如此，或許並非如此。插秧時候奏樂唱歌、眾多人一起作業的風俗在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也有。大規模農業經營形式似乎並非舉行這種插秧儀式的直接原因，其理由大概是大規模農業經營者對繼承傳統的支援。我認為磐城三太鼓田也出於這個原因。
就是說由於傳承者不同，會導致一種風俗發生各種變化。例如「繪馬」，始於向神佛祈願時牽著馬捐獻給寺院。因為以繪畫的馬代替真的馬，所以產生「繪馬」這個詞。但是，後來不再畫馬，而是描繪自己祈願的東西獻納給神社，又進而獻納可以作為紀念的繪畫，至今依然。我在東北地方，尤其津輕平原旅行時，看見在十字路口、拐角處多豎立著繪有貓、蛇的繪馬的木牌子。這些繪畫都出自外行之手。這是叫「ごみそ」（gomiso）、「かみさま」（kamisama）的巫女在給病人和遭遇不幸的人占卜時，說是起因於蛇、貓作祟，將作祟的動物畫在木板上，豎在路端，讓眾人禮拜，就能祛病消災。這些繪馬的功能已經與最初的設想大異其趣。不過，津輕地區將繪馬作為消除禍祟的手段保留至今。
這天晚上，我和高木談論繪馬。第二天早晨，他從庫房的二樓拿出幾十張繪馬給我看。這些繪馬多是祈願疾病治癒，其中多畫有螃蟹、章魚、鮑魚等水生動物，我想這大概是本地特色吧。高木收集得相當齊全。我問他為什麼收集這類東西，他回答說自己喜歡走路，在農活的餘暇，經常在自家周邊行走。他走路很快，一天能走二十里。有時候早上出門，走一整天，有時候坐火車到某個地方，下車後走回來。他外出行走儘量不走老路，喜歡走小道，逢神社必拜，逢寺院必進，經常在路邊和農民攀談聊天。這對他來說是無比的快樂。他說繪馬就是在行走的過程中收集的。
早飯過後，我想看當地留存下來的「神明樣」，讓高木帶我去。所謂「神明樣」，就是在一根不到一尺長的木棒頂端用布裹出一個人臉—一般是一對男女，男性頭戴黑漆帽，女性垂髮，然後穿上布衣服。青森、秋田、巖手一帶稱之為「御白樣」。福島縣內也只有平市附近還儲存有一些這樣的「神明樣」。據說原先是叫「若宮」的巫女帶在身上，用以挨家挨戶說唱乞討。由於巫女的所屬不同，伊勢、熊野、白山等居多，神明樣似乎也就有「伊勢神明」「熊野神明」「白山神明」等叫法。不過，各地的「神明樣」無法從形狀上區別差異。
手持這種「神明樣」行走的巫女其實多半並非盲女，稱為「巫女」顯得不太相稱，她們多是農家婦女。在民間，如果沒有很多人支援，就無法從事巫女這個專門職業。神社、寺院也是如此，只有信徒捐獻很多、擁有田地的社寺的神主或僧侶才能成為專職人員，否則就是居無定所的流浪者，依靠沿街乞討維持生活。不少人都另有謀生的職業，其中少數人依靠環境因素和自己的才能，一邊務農一邊從事其他工作。這個地方的巫女似乎屬於這種形態。所以許多農家還儲存有神明樣，但因為沒人兼職當巫女，神明樣扔掉覺得可惜，就獻納給神社。如此一來，與神明樣相關的許多信仰習俗和傳承就隨之消失。這個地方的神明樣信仰也是處在這個階段。高木從農戶那裡蒐集整理這些開始消失的傳承，如果沒有高木這樣的人，這些傳承大概將從當地的傳承中完全消失。民間的口頭傳承和文字資料不同，與自己生活無關的東西很快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
但並非只是被遺忘，神體被儲存下來，只是管理者發生了變化。民間傳承的文化中，此類現象極多。如果有人把這種情況記錄下來，也往往不是在信仰最旺盛的時期，多是在衰退期，信仰已經遭到相當大的破壞，擔心很快就會被人遺忘的時候，才動手用文字記述下來。過去，文字就是在這種時候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高木是在將古老傳承導向現代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他本人就是一個完美的民間傳承者。
和高木一起走路，發現他步履矯健。我對自己的行走頗有自信，但和他一起走路，時常要小跑才能跟得上。他身穿和服，外罩無袖長外套，手持手杖。這根手杖經常在手裡轉動，其神態如青年。這根手杖指代某個事物，包含著某種應該記憶下來的民間文化。
高木帶著我走到草野車站，午後坐上火車。高木給我的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爽快」。他是真正意義上的典型的農民。他的知識和技能準確無誤，所以大家都放心地跟著他走。這樣的人總是成為農民的核心，不會背棄農民。
身居農村，成為村民的標誌性人物，有兩種型別。一種是村裡的富豪或有官職的人，他們掌握村子的實權。另一種是普普通通的農民，向村民展示著思想和生活的方向。高木屬於後者。什麼頭銜職稱都無所謂，他為自己是農民而無比自豪，但戰爭末期在眾人的強行推舉下當上了草野村助役（副村長）。
高木誠一略傳（巖崎敏夫《日本民俗學大系》）這樣記載：「明治二十年三月十七日生於福島縣石城郡草野村大字北神谷的伊勢治家，長子。明治三十四年四月入縣立磐城中學，但認為農家長子無需學問，於明治三十六年退學。曾短期擔任代課教員，退職後在家務農。參加與農業相關的各種講習會約二十次，再次接受山崎延吉的指導。農業技術逐年進步，作為熱心農業的篤農家的名聲也隨之提高，現場參觀考察其農業經營狀況者接踵而來。同時，努力向景仰已久的橫井時敬博士學習農事改革，很早就與小野武夫相識，專心研究農民經濟史。他還將自己的農產品送往各種博覽會、評選會參展，共獲獎八十七次。後在農業補習學校、青年學校等擔任特約教授，歷任郡農會議員、草野村助役等公職，榮幸地在新嘗祭上向天皇獻谷。作為篤農家或者優秀農家經常受到縣議會、大日本農會、帝國農會、農林大臣的表彰。明治四十年開始師事柳田國男，研究民俗學……昭和十年，成立磐城民俗研究會，被推為會長，此後越發熱心研究。戰後，因心有感觸，辭去所有公職，迴歸一介農民，度過晴耕雨讀的晚年。」儘管我感覺這麼想煞有介事，但還是認為大概沒有一個公職是他自願要當的。
戰事激烈的時候，有一次他有事來京，順便來找我。他身穿立領的黑衣服和黑色舊外套，打著綁腿，腳上是膠皮底襪子，十分貼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