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哪一年，他來東京的時候，當時澀澤先生擔任日本銀行副總裁，大概是昭和十七年吧。他說想向澀澤先生彙報磐城地區鸕鷀捕魚的近況，我就帶他去日本銀行。走進巨大的建築物，向前臺提出面見副總裁的要求。門口的警衛警覺地看著這個身穿舊外套的鄉下人。等了一會兒，一個年輕的女辦事員出來把我們接進去。
我們走過走廊的時候，高木深有感觸地提高嗓門對我說道：「多壯觀啊！」副總裁正在會客，我們在另外的房間等待。「坐這個椅子，腰都會沉下去。」他的腰還特地彈跳兩三次。
和澀澤先生交談一個多小時，出大門後，他仰望著高大的建築物，又一次感嘆道：「多壯觀啊！這樣的地方，應該讓大家都來看一看……不過，那麼大的房間，澀澤先生坐在裡面，一點也不顯小，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覺得他的評論很有意思。
戰爭結束之前，我和高木大概見過四五次。昭和十九年我離開東京，一直到昭和二十二年，沒有機會見到他。
昭和二十一年八月，我想知道東北地區朋友們的近況，坐火車前去看望的第一個人就是高木先生。戰爭結束，大家鬆了一口氣。高木老態龍鍾，僅僅是三年的時間，他好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村助役這個工作去了，但不怎麼聊這個話題。
農林省從戰時就開始制訂農地解放的計劃，考慮如果農地解放，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措施，因此對地主經營農地等實際情況展開調查。我於昭和十九年左右也參與對奈良縣、大阪府等地的地主實際狀況的調查。戰後，我想看一看全國各地農地解放的情況，於是策劃這次旅行。佔領軍的農地解放方針似乎基本沿襲農林省在戰時所制定的那一套規劃。佔領軍釋出的方案與農林省原先的方案並無根本性的差別。在農地解放的各項措施已經完全落實的今天，我認為還是有必要親眼看一看各地農業經營的實際狀況。
高木說本地幾乎已經不存在可以將土地拿出來解放的地主，以前有的地主可以舉行大田插秧，如今大多沒落衰敗。學者們吵吵嚷嚷什麼「階層分化」，這大概也是事實，但同時也出現「平均運動」。走遍全國，令人感覺平均運動佔的比重差不多和階層分化一樣大，但沒有人認為這是個問題。實際上，從這個事實中不是可以發現新的萌芽嗎？考察舊地主的生活狀態固然重要，對這種財產平均化的現象也應該進行考察，於是我向高木瞭解北神谷附近的部落的情況。
從高木家往北翻越一座山，是一個叫大浦的村子，那裡有一戶姓渡邊的名門世家。渡邊是大浦村的地主。高木說北神谷沒有地主，大浦有地主，二者進行比較，大概很有意思，你去看看吧。高木的侄子和田文夫住在大浦村一個叫長友的地方。高木說他也是研究民俗學的，對當地的情況十分熟悉，你可以去找他。
我離開高木家的時候，他在口袋裡裝了一升大米，交給我，說道：「就一升大米，還不至於讓你被認為是拿到黑市上販賣，把大米沒收。拿著吧。到沒得吃的地方，讓農民蒸一下。要是大米吃完了，你就住在有得吃的朋友家裡。」
我翻越丘陵，來到和田家，在他陪同下，對長友附近進行調查。夜間，我與和田在客廳聊天的時候，忽然聽見土間有人問「宮本先生在嗎」，是高木的聲音。我走到廚房那邊一看，只見他笑眯眯地坐在門口。
「沒什麼事，只是想再見你一面，就來了。」我們早晨剛剛分手，他覺得戀戀不捨，吃過晚飯特地翻山越嶺來見我一面。
他說：「這個山谷裡有‘咚鏘念佛’，也有鎌倉時代的墳墓，最好去看一看。」說罷，高木告辭回去，也沒進客廳。他夜間摸黑走山路過來，就是為了看我一眼，看一眼後就回去了。這在我們看來可是十分艱難的事，他卻滿不在乎，覺得再正常不過。也許他是多情的人，但並非有意這樣做。
高木走後，和田笑著說：「我伯伯就是這麼一個人。他認為自己所做的事都是應該的。」高木幾乎沒有「非常時期意識」，不論戰時還是戰後，只做農民該做的事。
之後我看了咚鏘念佛，看了寺院裡古老的供養碑，還走訪渡邊家檢視舊資料，然後繼續往北的行旅。但大浦一別之後，直至高木先生於昭和三十年去世，再無見面之緣。
高木並不打算將文稿結集出版。我向他建議，他也只是說「哦，試試看吧」，卻並不熱心。和田、巖崎敏夫掛念此事，將他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謄抄在稿紙上，整理出來，於昭和三十年十二月取名為《磐城北神谷的故事》，由常民文化研究所出版。但高木在校對稿出來的九月七日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在他去世兩三年前，「開國百年紀念文化事業會」編纂《明治文化史》一書。我們接受撰寫其中的「生活篇」的委託，重點放在外國文化如何衝擊日本人傳統的日常生活，我們又是如何應對這些問題上，於是向全國各地的同好者發信調查，回信數量很大，內容也很充實。另外，我們還找到儲存有明治時代家庭賬本的農戶，閱看後進行分析。由賀喜左衛門教授負責這項工作。明治時代就記賬的農戶不多，高木是其中之一。由於記載準確，對我們幫助很大。回想起來，高木不是那種故意高聲吆喝引人關注的人，而是應別人之約撰寫自己生活中的事情，或者為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寫。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生活本身就是民俗學的資料，高木本人就是優秀的傳承者。我對高木的文字中最感興趣的是他寫的信。其中一部分信函收集在《磐城北神谷的故事》裡，但這主要是柳田先生、中山太郎、澀澤敬三、佐佐木喜善、涅夫斯基、池上廣正給高木的信函，還有若干高木的回信。閱其信，毫無矜持之態，滲透出人品格調。他與涅夫斯基的交往也十分美好。涅夫斯基的來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如今經濟蕭條，深感足下亦頗有為難之處，然因蕭條之故，御神明樣數量依然增加，實覺有趣。」涅夫斯基是俄國人，畢業於東方語言學校，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來到日本，曾在小樽高商、大阪外語學校等執教，對日本民俗感興趣，深入研究。後回國，成為政治的犧牲品，慘死。高木與他交情深厚。
民間的文化傳承者不僅僅是單純地將舊傳統傳承給後代，還為改善自己的生活付出比一般人更大的努力。這是他們的共同現象。這其中閃耀著農民的樸素和充滿活力的明朗。
正是以他們為核心的一群人，引領著戰前的日本農村走向進步。
日本本土的牛，有黑毛、褐毛、短角、無角四個種類。
為祈願或還願向神社獻納的繪畫匾額或畫板，多描繪馬匹，代替以前獻納的活馬。—譯註
作為神靈依附之物，用於祭祀併成為禮拜物件的神聖物體。自古以來多使用鏡、劍、玉、戈、肖像等。
日本町村內行政區劃之一，由小字集中而成的較大的區域。小字是構成日本町、村的大字的小地域，亦簡稱「字」。
念佛舞蹈的一種。磐城、平地區在盂蘭盆節期間舞蹈，手持鉦圍繞數位繫腰鼓者，形成圓形，狂熱跳舞。「咚鏘」取自鉦的聲音。—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