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印度的人，膚色比我們略深，而衣索比亞人的膚色比大印度的人還要深，如果你見到赤道帶的黑人，你會發現他們比衣索比亞人還要黑，這些黑人將那塊區域稱為熱帶。
——尼古拉·德·孔蒂，選自《佩羅·塔富爾的旅行冒險記》（citetravelsandadventuresofperotafur/cite,1435-1439）
在馬可·波羅去世後一年，一位年輕的柏柏爾學者與他在丹吉爾的家人和朋友告別，開始了他長達一生的旅行。那位威尼斯商人宣稱只有他才「知道或者探索過世界上如此多的地方」，我們也可以替伊本·白圖泰說「對於任何聰明人而言，這個謝赫是那個時代的旅行家」。這兩個人都去過中國和印度，都航行穿越過印度洋，但是伊本·白圖泰到過更遠的地方，他曾去過兩次非洲。他的旅行距離可能長達7.5萬英里，而馬可·波羅則是6萬英里，但是歐洲的文化統治者基督教會使馬可·波羅得享盛名，而那位摩洛哥法官的名聲相對來說要小一些。
他們的生命有重疊的部分，他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線路也是如此。而且，他們作為講述者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喜歡講述奇異的趣聞，儘管馬可·波羅的風格是典型的中世紀故事雜燴，兼有喬叟和薄伽丘作品的胡鬧和粗俗，而伊本·白圖泰作為一名法官和虔誠的穆斯林，則更加像一個故事講述者，但是他也毫不隱晦自己對生活的熱情。二者最明顯的不同是伊本·白圖泰使用第一人稱單數進行敘述，而且他自己始終處於故事舞臺的中央。他的著述是旅行見聞和自傳的結合。
儘管這兩個人有時候都對遙遠城市的人口、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或者外國君主的富裕程度有誇大的嫌疑（這可能就是馬可·波羅被戲稱為「百萬」的原因），但是當人們把他們的回憶錄與獨立的證據做比較時，人們會發現他們的記述大體上是準確的。考慮到他們兩人對許多地方和習俗的描述非常相似，基本可以說明這不是巧合。
伊本·白圖泰從來沒有表明他是否聽說過馬可·波羅，或者他是否意識到他經常沿著馬可·波羅的足跡前行。也許他確實聽說過馬可·波羅，因為伊本·白圖泰與歐洲的聯絡十分緊密，在他計劃自己的第一次旅行時，馬可·波羅的手稿已經被翻譯成了許多歐洲語言。這位摩洛哥學者出生於一個柏柏爾精英家庭，而柏柏爾人自西元711年起，在西班牙定居已達6個世紀之久，從非洲跨過狹窄的直布羅陀海峽到達西班牙之後，他們在戰無不勝的阿拉伯軍隊中處於最前端的位置。他所在的世界的文化中心位於科爾多瓦，那裡不僅是伊斯蘭世界的文化中心，也是世界性的文化中心。那裡有17座圖書館，共藏有40萬本書，在西歐，沒有可與它相匹敵的文化中心。（西班牙基督教教區的學院，致力於從科爾多瓦和其他的安達盧西亞城市獲取阿拉伯手稿，這些手稿包含大量偉大的古希臘和古羅馬著作，之後那些學院派人將它們翻譯為拉丁文。）
儘管新一輪將「摩爾人」趕出西班牙的鬥爭，加深了地中海地區兩種對立宗教之間的裂痕，但是它們之間的差異通常還只是程度上的，甚至在像奴隸制這樣的人類基本問題上，情況也是一樣。除了在1224年的遺囑中提到要給一個叫作彼得的韃靼人以自由之外，馬可·波羅從來沒說過他擁有奴隸，然而他那「平靜的共和國」幾個世紀以來的繁榮，一直都建立在奴隸貿易的基礎之上。威尼斯人將歐洲的戰俘用船運送到亞歷山大里亞，在那裡他們被用來交換東方的絲綢和香料。在威尼斯的殖民地克里特島還有一個活躍的奴隸市場，塞普勒斯也有一個，售賣從北非用船運到西班牙的奴隸，之後再用單層甲板的大帆船將奴隸運到地中海各地。
伊本·白圖泰很隨意地講起他的隨從裡總是有奴隸，還包括一個或者更多的侍妾。在土耳其旅行的時候，他事後想起評論他所經過的一個城市：「在這座城裡，我買了一個叫瑪格麗特的希臘女奴。」由於她只是一個奴隸，他在書中就沒有再提及瑪格麗特。但是伊本·白圖泰很照顧他的奴隸，當他乘坐的一艘船開始沉沒的時候，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兩個侍妾。
伊本·白圖泰21歲離開丹吉爾時，只是想去麥加朝聖。他不急不慌地遊蕩，穿越埃及、黎凡特、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和阿拉伯半島。穿越地中海時，他搭乘的是熱那亞人的船，他還說熱那亞船長是位好心人。他去麥加的短期旅行變成了兩年多的停留，在那段時間他作為伊斯蘭教法官的聲望日盛。這個身份通過儀式化的寬大外衣和高帽顯示出來，使得他的旅途變得更加容易，無論他選擇在哪裡停留，當地的穆斯林統治者和商人都對他格外尊重，並且殷勤關照。如果他到達的地方法官去世，或者當地人不喜歡他們的現任法官，伊本·白圖泰有權自命為當地的法官。
在他決定去辛吉之前，他主要是進行陸路旅行，並且只是去那些對於一個受過教育的年輕穆斯林來說不太危險的地方。從伊本·白圖泰的個人經歷來看，他很善於交朋友，但是在政治權謀方面不太擅長；他慷慨大方且富有雄心，他外在的虔誠與內在的私慾相互平衡。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有衝勁的人，總是能被突然的激情所驅動，而進行一次長途海上航行、橫跨印度洋前往一個遙遠之地的決定，揭露出他的冒險天性。儘管到達非洲完全依靠地理學識，但是他將自己熙熙攘攘的出生地丹吉爾描繪為一個遠離辛吉的地方。關於辛吉，則有許多可怕的傳言。有時它被叫作「sawahilal-sudan」或者「barral-’ajam」，意為外國人的土地。
他到達非洲的第一次經歷無疑是讓他失望的。他從亞丁這個繁榮的港口出發到達對面一個叫作澤拉的城鎮，這個城鎮位於紅海靠非洲之角的一側。「它是一個大城鎮，有一個巨大的市場，但它也是世界上最髒、最荒涼、氣味最難聞的城鎮。這種噁心的味道來自大量的魚和在窄巷裡被殺死的駱駝的血液。當我們到達那裡的時候，儘管很困難，但是我們仍然更希望在海上過夜。」伊本·白圖泰不喜歡那裡的另一個理由是澤拉人是他所謂的「拋棄者」，他們屬於什葉派分支的一個異端派別。而伊本·白圖泰是虔誠的遜尼派穆斯林，在麥加停留期間，他的信仰又得到了加強。他將澤拉人輕蔑地形容為柏培拉的「黑人」。（他們當然不會與伊本·白圖泰所屬的柏柏爾人相混淆，因為後者膚色淺，部分人還有藍眼睛。）關於澤拉，伊本·白圖泰還有一點沒說，那就是澤拉是囚徒的聚集地，在與西邊的基督教王國衣索比亞不斷的戰爭中獲得的俘虜被帶到澤拉，之後，他們從澤拉上船，作為奴隸被運往亞丁。
伊本·白圖泰乘坐的單桅三角帆船很快從澤拉再度起航，向東進入印度洋，然後南下，沿著沙漠地帶的海岸到達摩加迪沙，這次航程需要花費15天。對於一個擁有像他那樣背景的人，摩加迪沙似乎也是一個相當殘忍的地方，在那裡，殺死駱駝、將肉提供給阿拉伯半島是一個主要職業。（正如馬可·波羅所說，在摩加迪沙被屠殺的駱駝數量太多，以至於不是親眼所見根本無法相信。）
然而，這一次這位年輕的摩洛哥人很高興登岸。他船上的一個同伴向走來兜售貨物的小販喊道：「這個人不是商人，是個學者。」這個訊息傳到了當地法官那裡，他匆忙趕到岸邊歡迎他們。因而，當伊本·白圖泰登上岸的時候，他的埃及法官同仁給了他一個熱情的擁抱。當地法官向他施以額手禮，認可了他的身份：「以真主的名義，讓我們去向蘇丹致敬。」
來訪者即刻陷入一系列複雜的儀式中，其中一項是由一位宦官向他們身上灑大馬士革玫瑰水。之後，伊本·白圖泰被殷勤地請入「學者房」（阿拉伯港口的商人們則住在旅店裡）。直到星期五在主清真寺禱告之後，伊本·白圖泰才面見了蘇丹。蘇丹以傳統的宮廷禮節接待他：「我們誠摯地歡迎你。你的到來令我們的國家感到光榮，並且給我們帶來喜悅。」伊本·白圖泰加入到從清真寺出發的正式的行進隊伍裡，並且他被致以最高規格的敬意，因為他可以穿著便鞋，與蘇丹以及法官走在一起。鼓、喇叭和管樂開道，將他們引向會客室。會見蘇丹的正規禮儀和葉門的禮儀相同，即將一根食指放在地上，然後舉起並指向頭部，宣稱「願安拉保佑您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