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大結實、儀態高貴、面容和善……他似乎希望能在任何一個方面都被當作一個英國人。他說，他將英國人看作他的兄弟，願意把他的國家交給他們。
——英國皇家海軍上校亨利·哈特對阿曼蘇丹賽義德·賽義德的描述
在19世紀最初幾十年，東印度公司對於能夠管理英帝國的樣板感到滿意。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像這樣一個龐大的資本主義實體，享有空前未有的權力和責任，但是大體上又保有獨立自主的虛飾。當公司的特許狀每20年要更新一次的時候，董事會有義務向議會提交一份有關他們活動的總結報告。他們用最優雅的措辭，或者更確切地說，帶著無意識的傲慢寫報告，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在加爾各答、孟買和馬德拉斯的3位總督比任何議員對印度的瞭解都多。
有時候，董事們被迫做出讓步，就像1813年的總結報告允許基督教傳教士在印度傳教，這項活動曾長期被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們拒絕。公司之前的政策是避免干預印度人的信仰和習俗，甚至諸如殉夫自焚的儀式，但是威廉·威爾伯福斯——反奴隸制運動的英雄，帶來了一個不可抗拒的挑戰。1807年的《廢除奴隸貿易法案》頒佈之後，他很可能將自己視為英國的道德義務在世界各地的守護者。對於印度，他宣稱：「印度諸神完全是貪婪、不公正、邪惡和殘忍的野獸。簡言之，他們的宗教體系是一個大而令人厭惡的事物。」他的追隨者——維多利亞時代傳教團的先遣部隊，很快就在腦海中虛構出令人陶醉的畫面：他們將為耶穌贏得整個印度。這種粗魯且完全無效的傳教方式的一個副作用是加劇在印度的4萬歐洲人對他們的統治和貿易物件——1.5億印度人——的宗教和文化偏見，進而產生之前幾乎不存在的種族分歧。
但是，東印度公司認為傳教士和與之相似的好管閒事的人令人憤怒，而非害怕，因為說到底它覺得自己不可動搖。隨著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不斷穩固，印度巨大的國內市場逐漸成為英帝國繁榮興旺的重要支柱。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其他英國城市的工廠主的命運就與它緊緊地聯絡在一起。印度的主人就好像是一隻金鵝的看護人。
東印度公司自由度的完整範圍依然顯得有些模糊。最重要的是，它在印度之外的邊界是什麼？在東方，它有效壟斷了歐洲對中國的出口（包括利潤豐厚的鴉片貿易）；在西方，它在紅海海岸駐有軍事力量。在南方，印度洋地區的兩個皇家殖民地——錫蘭和模里西斯，不在東印度公司的直接控制之下，但是肯定在它的影響範圍內。在東非海岸，一直遠至南部的莫三比克，情況也是如此。但是，蘇丹賽義德·賽義德的阿曼帝國邊界不清，它瀕臨阿拉伯海，還是一個謎。如果東印度公司派人與他商談，他與英國人的目標到底一致到何種程度？
除了外交，這個問題還涉及很多利益，因為東印度公司認為蘇丹的都城馬斯喀特港，對於它在波斯灣的貿易至關重要。阿曼國內任何危及蘇丹性命的動亂，必定會因為影響到商業而得到東印度公司的關注。但是，賽義德的帝國對於倫敦的外交部也同樣重要，因為它可以持續監視伊斯蘭國家權力平衡的變動情況。在19世紀20年代，出現了一個新的困擾：俄國可能會佔領波斯，其勢力可以直達印度洋，這將威脅到英國人在那裡的統治。令人高興的是，賽義德暗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他準備站在英國人一邊，與他們共同對抗俄國人。
所以，大體說來，英國政府和東印度公司的政策在此處是一致的。二者都將俄國人入侵波斯看作不好的預兆，並且對印度洋上行駛的任何外國船隻投以懷疑的目光。二者也同樣想看到波斯灣阿拉伯海盜的滅亡和長期爭鬥局面的終結。但是，這種一致性有時也會被東印度公司的原始動機——貿易——所削弱，比如對於波斯灣海盜的回應。海盜時常需要木材以修船，但由於阿拉伯半島幾乎沒有樹木，他們需要從孟買購買木材。控制海盜的一個簡單辦法是禁止木材出口到波斯灣，但是印度政府拒絕頒佈這種禁令，因為他們擔心這麼做會損害孟買商人的利益。
而賽義德·賽義德主要的財富來源更加不用爭議：對他的臣屬，包括他的家人，從東非運過來的奴隸徵收的稅金。他每年的稅金收益高達25萬銀幣，而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來自奴隸貿易。阿曼的海軍成為奴隸貿易的盾牌，用一位美國商人的話說，就是「賽義德擁有一支比從好望角到日本的所有當地王公聯合起來都更加有效的海軍」。他的大部分船隻是在孟買繁榮的造船廠訂購的。蘇丹是位極好的顧客，而他的財富增強了他對外宣傳的善意和友好的虛假名聲。但是，他必須處理奴隸制問題的時刻很快就會到來。已經有威爾伯福斯式的勇士將視線從大西洋轉移到了印度洋，而倫敦方面想當然地認為賽義德將很快屈服於歷史的潮流。1822年，殖民地大臣巴瑟斯特勳爵在寄給模里西斯的總督羅伯特·法夸爾的一封急件中樂觀地預言，當蘇丹「充分衡量」終止奴隸貿易的「穩定好處」時，他將「很快達成英國的迫切願望，而他的政治存在主要仰賴英國」。
非洲研究所（之後成為反奴隸制協會）甚至更加樂觀，其成員將賽義德視為東印度公司「一個穩定的老盟友」。蘇丹與孟買總督的關係的確十分親密，「這位穆斯林充分相信基督徒的善意」。而且，為了他妹妹的健康，他每年都讓她帶著大量隨從前往孟買。研究所的成員相信，英國政府「只需要表達出終止奴隸貿易的願望」，蘇丹就會「十分樂意簽訂條約，並允許東印度公司的戰船強制執行」。廢奴主義者不能理解東印度公司，以及一些外交部工作人員根本不擔憂東方奴隸制的行為。
1822年9月，蘇丹勉為其難地簽署了一份協定，禁止將奴隸從他的統治區域售賣到任何一個基督教國家，儘管這是一個有希望的開端，但是要想治好賽義德·賽義德的壞習慣遠比巴瑟斯特勳爵和他的支援者想象的困難。賽義德還同意前往伊斯蘭國家的阿曼運奴船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內航行，它的起點是基爾瓦南部，經過東非附近的水域，沿阿拉伯半島的海岸航行，最遠到達印度北部的第烏，以及波斯沿岸。後來，這個訊息走漏出去，他的臣屬對他的所作所為感到非常憤怒。他們知道，英國已經在他們的頭頂投下套索，總有一天英國會收緊套索。
英國派了一名特使勸導賽義德簽訂1822年協定，即莫爾斯比協定。費爾法克斯·莫爾斯比是一位年輕的皇家海軍上校，他在模里西斯指揮一支小型艦隊，後來他成為一名海軍上將。長期以來，他都聽從總督羅伯特·法夸爾的命令列動，而後者遵照巴瑟斯特勳爵的命令列事。協定中的其中一項條款是皇家海軍的戰船有權抓捕在指定的沿海水域之外航行的任何一艘阿曼的運奴船。但是，與非洲研究所預料的相反，協定沒有將這樣的權力授予東印度公司駐紮在孟買的海軍。
這項限制性條款也與賽義德所預期的相悖，既然他知道他在東印度公司比在英國政府朋友多。而且，這項條款強調兩支同時在印度洋巡航的英國海軍的地位差別。1798年的一份法令規定，孟買海軍的首要職責是「保護貿易」，而皇家海軍則致力於保護帝國的廣泛利益，莫爾斯比協定集中體現了皇家海軍擁有更高的權力。這兩支海軍之間還存在等級差別：皇家海軍軍官總是比同等級別的孟買海軍軍官享有優先權。
可想而知，從模里西斯將莫爾斯比上校派去和統治疆域在赤道另一邊的蘇丹簽訂協定，必定會使孟買方面怨恨不已。他們之間出現了一道裂痕，即使被掩蓋得很好，但是英印之間長達數月的通訊加劇了爆發爭執的可能性。當另一位皇家海軍上校違抗東印度公司的命令，通過使英國陷入賽義德·賽義德帝國的陰謀以便有可乘之機時，這種分歧很快就顯現出來。
這位上校是威廉·菲茨威廉·溫特沃思·歐文，他的父親也是一名上校，他在與法國人作戰時被殺。他的哥哥則是一名上將，他被公認為皇家海軍中最出色的領航員和水道測量家。歐文14歲參軍，他曾作為海軍見習軍官執行任務，後來在印度洋被法國人俘獲，在模里西斯當了兩年囚徒。在做決定時，據說他馬上就能下定決心並且意志堅決。
1822年，歐文回到印度洋，他指揮一支海軍遠航隊去探索東非海岸。這項任務是對歐文才能的證明，因為幾乎沒有準確的地圖可以供他開展工作。然而，這場探索以災難為開端，因為他們從開普敦向北航行時飽受瘧疾的蹂躪。在探索索法拉的南部地區時，其中一艘船幾乎全員覆滅。從離開好望角到他們再次返回那裡花費了7個月的時間，他們損失了三分之二的軍官和一半海員。再用一兩句話總結一下個人悲劇：「木匠的同伴及其妻子都在船上，他們兩個人都生病了。在一次熱疫發作時，他從船上跳了下去，人們再也沒見到他。過了幾個小時，她也死了。」
儘管發生瞭如此深重的災難，但人們還是堅忍痛苦，接受了這樣的損失，因為熱疫仍然是熱帶地區最大的「殺手」。（那個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在印度的英國士兵只有五分之一能夠活過5年。）另一方面，歐文運用他的科學頭腦思考，認為熱疫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蚊子，而非通常所認為的「沼澤瘴氣」。他記錄了其中一位軍官發現的情況：「在調查期間，第一批被熱疫擊倒的人總是最招蚊子的那些人。」歐文顯露出他的獨立思想，他嘲笑皇家海軍的外科醫生毫無憐憫地給染上熱疫的病人放血治療，他認為他們「根本不瞭解疾病的本質，就好像他們從來沒研究過醫學一樣」。
他們再次從好望角開始遠航，並且在那裡招募了幾個奴隸作為譯員。事實證明，這幾個奴隸都是「守紀律和有用的人，一段時期之後，他們被放回各自的國家，還得到了一大筆工資」。和其他大多數事情一樣，歐文也對奴隸制持尖刻批評的態度，他滿懷激情地寫下了奴隸制的罪惡。
當他的船隊向北進發前往桑給巴爾時，他們遇到了一艘開往裡約熱內盧的大運奴船。由於這艘船懸掛葡萄牙旗幟，並且由葡萄牙人阿爾瓦雷斯指揮，他們不能抓捕它。但是，歐文十分愛國，他觀察到，因為阿爾瓦雷斯曾在印度與英國人一起工作過，所以他對待他的「悲慘貨物」的態度要比一般的奴隸販子好，在他到達巴西時可能仍有五分之四的奴隸還活著。一般來說，有一半的奴隸會在途中死去：「如果能將三分之二的奴隸運到市場，就是一次有利可圖的航行。」歐文從桑給巴爾和非洲沿岸觀察到的所有情況來看，與他同為上校的費爾法克斯·莫爾斯比談判達成的協定，對於終止奴隸貿易所做的貢獻還遠遠不夠。一些葡萄牙奴隸販子只是使用阿曼的旗幟作為一種掩飾。歐文認為這是針對英國的陰謀，他感到相當憤怒，而這與即將發生的事情有直接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