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默裡也有時間收集關於非洲內陸的訊息。在為他提供訊息的人中，最厲害的是一個叫福摩魯提的小蘇丹，他在馬林迪和拉穆之間的海岸地帶建立了一塊獨立的飛地。他拜訪蒙巴薩，尋求幫助以抵禦賽義德·賽義德的軍隊進攻，在此期間他很樂意花費幾個小時告訴這個英國人關於他在非洲內陸旅行的事。
在埃默裡從福摩魯提那裡收集到的零星資訊裡，有很多訊息提到一個「幾乎位於蒙巴薩正西方向」的大湖的細節。許多人住在這個大湖的岸邊。這則簡短資訊在那個時候並未受到重視，它是歐洲人對世界上最大的內陸湖之一的首次記載，要再過30年，才有外界人員見到這個湖泊。埃默裡收集到的少量資訊激起了他的想象，他下定決心，一旦擺脫他在蒙巴薩的乏味工作，他就會在福摩魯提兒子的陪同下，率領一支遠征隊穿越非洲。
可惜，不會發生那種情況。儘管收到了歐文熱情洋溢的信件，還有好望角高階軍官海軍准將胡德·克里斯蒂安最後一次延緩的嘗試，但是英國政府堅決否認保護國的立場不變。而且，由於1826年7月馬茲魯伊家族宣佈他們不再承認埃默裡是他們的總督，蒙巴薩內部的關係漸趨惡化。這個時候，另一艘皇家海軍的戰艦抵達蒙巴薩海港，船長查爾斯·阿克蘭認為他的職責是在英國人被謀殺之前將他們帶離蒙巴薩。埃默裡和他的手下在阿克蘭船員的幫助下，將包括武器和彈藥在內的所有他們的東西都搬上了船。除了耶穌堡防禦牆上的兩門加農炮，他們沒扔下什麼。
7月26日，英國的旗幟被降下。阿拉伯人被召集到懸崖邊，安靜地目送埃默裡和他的手下離開蒙巴薩，與他們一起走的還有16個被釋放的奴隸，以及一艘來自錫蘭的英國縱帆商船的船員，一個月前這艘船在海岸邊沉沒了。
在蒙巴薩的慘敗使得倫敦方面，特別是位於利德賀街的東印度公司的宏偉總部，加深了一個信念：那就是所有與阿曼和東非有關的事情，最好都交予孟買當局處理。這樣做對東印度公司的一個不利之處是不可避免地會對它施加壓力，迫使它採取更加堅定的反對奴隸制的立場，而這是公司的大部分董事都想要無視的一個問題。公司可以公正地宣稱他們從未直接依賴印度的奴隸制（事實上，因為那裡的勞動力非常廉價，所以對他們而言根本沒有使用奴隸的必要）。他們也沒有想要為過去在印度之外靠奴隸制維持的地方謀取利益的行為道歉，公司的董事很少對這些事感到良心不安，因為他們是商人，不是傳教士。
儘管英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享有勝利之名，但是公司仍然迴避對在其影響範圍內但不在其直接控制區內的奴隸制發起挑戰，例如阿曼或者葡萄牙飛地果阿。1831年，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二十七團的上尉亨利·貝文，向倫敦的一個議會委員會詳細講述了他在果阿邊界附近指揮先鋒軍團時候的經歷，他的講述讓人震驚。幾個「非洲奴隸或者卡菲爾人」接近我，他們自薦成為新兵，並且被接受了。果阿的總督立刻要求英國人將奴隸歸還給他們的主人，貝文的指揮官拒絕服從，但是「馬德拉斯當局（東印度公司）的干預」迫使他們改變主意。貝文講述了事情的結果：「幾個月之後，我親眼看見這些不幸的傢伙身上在遭受嚴厲懲罰後留下的傷痕，他們每隔一段時間遭受最殘酷的鞭刑，並且每一次他們的傷口都要被擦上胡椒和鹽。」
為了應對人們知悉此類事件後的憤怒，公司可能會藉助如下論點：他們必須遵守國際法。但是，面對好事的傳教士提供的報告——在印度的主要港口奴隸貿易依然活躍，這種論點更加沒有說服力。傳教士抱怨，年輕的非洲宦官一直被穩定地出口到加爾各答，他們到達後戴上手銬，乘坐阿曼的單桅帆船，「像原野中的野獸一樣被賣掉」。（作為交換，年輕的印度女孩被船運走，成為阿拉伯人的妻妾。）然而，東印度公司的董事依然有理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他們不情願疏遠印度王公，而後者已經習慣擁有大量奴隸，甚至有王公通過傳統的印度洋奴隸來源購買了數千名奴隸。而且，儘管傳教士帶著期望努力傳教，但是印度教統治著印度五分之四的人口，它認可印度內部十五種不同型別的奴隸。在那些可以容忍的奴隸型別和不可容忍的奴隸型別之間劃一條界線，可能會將東印度公司拖入危險的境地。
這樣的爭論只是延緩之計，但是到19世紀30年代早期，廢奴主義者重新要求整頓英國對印度的統治。當時一起鬧得沸沸揚揚的司法訴訟案推動他們提出這些要求，這起訴訟案的核心人物是海軍中校查爾斯·霍金斯，他是孟買海軍單桅戰船「克萊夫」號的船長。這位海軍中校的罪行引起的關注，與這個世紀早些時候錫蘭總督弗雷德里克·諾思爵士的招募計劃相類似，區別在於，弗雷德里克爵士的奴隸貿易恰好發生在1807年《廢除奴隸貿易法案》通過之前。
霍金斯的麻煩開始於他的上級由於擔心缺少操控他們船隻的水手（即便是印度水手，也拒絕為他們服務，因為他們提供的工資太低了），派遣他穿越印度洋去招募水手。他謹慎地開始了這次航行，不久之後霍金斯到訪馬斯喀特，在那裡他用成袋的印度盧比交換瑪麗亞·特蕾西亞銀幣，那是奴隸販子最普遍使用的貨幣。之後，「克萊夫」號藉著季風前往非洲，並且繼續沿著斯瓦希里海岸向南偵察。從蒙巴薩航行兩天到達林迪，海軍中校發現了他的目標：一個商人願意以兩千銀幣的價格賣給他三十個男孩。在1830年六十銀幣一個男孩，價格還算公道，所以男孩們按照約定時間被帶上船，霍金斯興致高昂地離開了林迪。當船停靠在桑給巴爾期間，他甚至更加高興，因為島上賽義德的總督又給他送來四個男孩。他們在甲板上排成行，高興地接受了授予他們的恰當的英國名字，例如沃爾特·斯科特或者查爾斯·福克斯，他們被引入另一個世界。
在返回孟買的航程中，幾個非洲年輕人死了，還有一個從船上掉了下去，但是總體上來說，這次遠航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的確，這次招募來的新兵有很多年齡相當小，有的甚至不到12歲，但是根據霍金斯的記錄，這些人「叫喊著要加入他們的隊伍」。無論如何，如果要按照海軍的方式塑造他們，越年輕越好。
不幸的是，回來後24個小時，霍金斯就因運輸奴隸觸犯印度反海盜法被捕，他航行去非洲的事並非沒有引起注意。這個指控令他的同僚感到非常憤怒，他們認為，除開其他一切不論，他只是按照命令列事。他們還知道，霍金斯之所以被逮捕在於印度行政與司法的衝突。隨著訴訟程式推動這個案件無可阻擋地朝著孟買當局最高法院的審訊發展，在印度的英國人觀點也出現分歧：很多人認為，對這些男孩而言，成為一名海軍要比在他們「野蠻的」家鄉所能得到的任何一種生活好得多。海軍主管軍官查爾斯·馬爾科姆強調，「西蒂斯」（一個印度詞語，意指非洲奴隸）非常適應船上的生活：他們「被充分同化，與歐洲人相處得很和諧，歐洲人也很喜歡他們」。他們工作努力，溫順馴服，並且「具有稍遜於歐洲人的勇氣」。
在被關押等待審判期間，霍金斯的朋友們每天都來安慰他。其中之一是海軍的主管助理羅伯特·科根上校，他充當軍隊與政府的中間人。但是，科根的所有幫助都沒有效用：1831年3月，在孟買的一個悶熱擁擠的審判室裡，霍金斯被判有罪，被判決乘船去往新南威爾士服勞役7年。
5個月之後，一份審判報告被送達倫敦，並且被相當詳盡地刊載在《泰晤士報》上。霍金斯的下級軍官對這次遠航加以粉飾，但是那些男孩子提供了決定性的證據。一個叫作米切爾的男孩通過譯員講述了他是如何來到船上的：「我心裡想我是被買來的……我是一個奴隸，在我去的地方無依無靠。」之後，他試圖逃跑，但是被抓獲，被逮回來之後遭受鞭打，而霍金斯就在旁邊看著。其中一個男孩非常瘦小，根據《泰晤士報》上的那份報告，在證人席上他幾乎很難被看到，並且「看上去不超過6歲」。
當準備好將霍金斯送往澳大利亞時，東印度公司的海軍和陸軍軍官發起了一場旨在推翻此次判決的運動。他們的請求被送往倫敦，敦促當時的國王威廉四世予以赦免。在收到國王的任何回覆之前，霍金斯就踏上了他的服勞役之路，船載著他在印度洋的不同港口停靠，每到一處他都受到款待。
這次前往判決地的航行本就緩慢，當船到達荷屬東印度時，船隻停靠了更長的時間。在那裡，他收到了期待之中的英國的回覆：霍金斯的確得到了皇家的赦免。霍金斯並沒有灰溜溜地在博特尼灣登陸，而是前往倫敦，在聖詹姆斯宮出席了國王的晨見。威廉四世熱情地和他打招呼，並向他保證他回到印度之後一切都會好起來。所以，事情的結果是他回到法庭上，被告知他的品行不存在汙點。為了補償他遭受的挫折，他官復原職，再次成為「克萊夫」號的指揮官。但是，他不再去東非冒險，他也沒能滿意地看到他的男孩們擦洗甲板、攀爬纜繩的場景。他們已經被轉移到一所為被釋放的奴隸開辦的學校。
至於那位不切實際的歐文上校，他自認為在霍金斯想要冒險之前幾年就已經找到了終止奴隸貿易的辦法，他很快就會知道蒙巴薩保護國的崩潰預示著他個人海軍生涯的終結。他最想要的升遷是成為海軍本部的水道測量家，但是1833年他的這個想法被拒絕了。他的才能無可爭辯，但是他的性情令人難以忍受。歐文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件事：「59歲時，我的抱負受到腐敗的身居高位者的阻撓。」
一年後，他做了一次絕望的嘗試，他給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寫信以謀求新職位，他自薦為「東非及阿拉伯半島南部的總領事」。他在這封信中的語氣有所不同，他宣稱這項任命將受到賽義德·賽義德的歡迎，他稱讚賽義德「和藹、慷慨和公正」，這是一次悲哀的反轉。當收到意料之中的回絕時，歐文退休了，他默默無聞地回到了他在新斯科舍的一個家族莊園，直至去世，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