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很快感到，蘇丹在難纏的馬達加斯加女王那裡不太可能取得更多進展。他轉向此行的真正原因：調查美國人簽訂的協定，關於它的謠言正在到處傳播。賽義德立刻以他的隨從聽不到的聲音悄悄地講話，而哈特建議他們應該在第二天單獨會面。與此同時，他帶走了蘇丹與美國人簽訂的協定的副本，以便晚上閱讀。第二天一早，哈特宣稱，他對於他發現的蘇丹對美國人做出的讓步感到震驚，並且他預測英國會認為蘇丹「背信棄義」，賽義德請求英國的同情。
「埃德蒙·羅伯茨是一個肥胖、脾氣又火爆的老頭，」賽義德說，「我很高興簽訂這份協定以擺脫這個人，因為我認為這份協定並不重要。」但是，如果「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能夠支援他」，他會立刻取消這份協定：「我還會保證，將來不會在沒有我的老盟友和好朋友的建議和准許的情況下籤訂任何條約。」很顯然，哈特成功地警告了蘇丹。賽義德在一封寫給孟買總督的信中，低聲下氣地為沒有提到簽訂協定這個「瑣碎事件」道歉，發誓今後「無論最重要的事還是最微不足道的事」都會向總督報告，「以便消除老朋友心中的所有疑慮」。
接下來，賽義德做了哈特都沒有想到的一步：作為他悔恨的一種表示，並且使英國人相信他是站在他們一邊的，賽義德決心將他配有74門火炮的旗艦「利物浦」號獻給英王威廉四世。這艘船停泊在桑給巴爾的海港，它顯然是蘇丹妄自尊大的象徵，因為它太過龐大，遠超阿曼的需求。哈特不確定英國的海軍本部對於這份不同尋常的獻禮將做何反應，但是他確信蘇丹將會把它作為一個緊急事項加以解決。
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哈特有時間給海軍中將戈爾寫信，在信中他詳細記述了他在桑給巴爾的所有經歷、對於賽義德的個人觀察細節，以及桑給巴爾島的經濟前景，並且提到他已經與蘇丹達成協議，以蘇丹的名義帶給孟買8000銀幣。他還指出：「去年抵達桑給巴爾的13艘船中……只有4艘是英國的，其餘都是美國船隻。」
哈特很滿意自己對美國人簽訂的協定的堅定立場，他以直截了當的方式圓滿地完成了此次任務。他詳細地敘述了賽義德對東印度公司沒給他回信的抱怨：東印度公司的漠然態度是埃德蒙·羅伯茨受到歡迎的部分原因。此外，雖然賽義德娶了波斯國王的孫女，但是他與波斯國王不和，因為英國人曾警告他，如果他想維持與英國的友誼，就不能幫助波斯人攻打布什爾人。因此，由於拒絕幫助波斯國王，他與波斯國王的關係有所疏遠。即便如此，他仍然等待孟買當局的回信，一直等了6個月。
顯然，哈特正趕上賽義德的運氣和自信都處於低潮的時期，這一點可以從他利用馬達加斯加的僱傭兵奪取蒙巴薩的控制權的絕望想法反映出來。賽義德試圖查明他的親戚賽義德·希拉勒有無變節行為，他懷疑希拉爾在阿曼陰謀奪權，雖然這種做法有欠考慮，但是他仍然想要贏回他的名望和地位。賽義德向希拉勒鄭重承諾安全後，將他引誘到馬斯喀特，並把他關進監獄，但是賽義德的姐姐對此十分震怒，發起了一次暴亂，逼迫賽義德釋放希拉勒。
這些各種事件不僅有助於哈特完成任務，還使他取得了更大的進展。他甚至將蘇丹與美國人簽訂的協定的原件像戰利品一樣從桑給巴爾帶回，交給海軍中將戈爾。戈爾非常高興，他將哈特信件的復件交給海軍本部和此時的孟買總督克萊爾勳爵。他還寫信給賽義德，將協定歸還給他，並且遺憾地表示，在他擁有更高的職權之前，他無法代表他的君主接受「利物浦」號。起初，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沒有什麼反應，他們認為賽義德有權向其他國家做出讓步。至於賽義德對他們回覆緩慢的抱怨，他們列出了回信發出的日期，以便給他一個安撫性的回應。
相反，1834年8月，當哈特信件的復件抵達倫敦的東印度公司大樓時，反應非常激烈。在東印度公司的權力至高無上的地區，哈特干預了一個政治事件。東印度公司印度董事會的三人秘密委員會，受命立刻彙報「海軍中將戈爾是如何委任一個軍官與外國溝通的」。與12年前莫爾斯比上校與賽義德簽訂反奴隸制條約時相比，東印度公司此時顯然更加不願意分享它已享有的權力。此外，歐文上校宣佈蒙巴薩是英國保護國的記憶依然清晰。此次，情況看起來就是另一個皇家海軍軍官肆意胡鬧，僭越職權，耍弄外交手腕。
這場紛爭中的關鍵人物是亨利·聖喬治·塔克，他是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傲慢自大對於塔克來說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即便如此，他的過去還是有點兒令人反感：他年輕時曾因為在印度強姦未遂而被判處6個月徒刑。而這時候，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正就賽義德想要派一位親屬去倫敦的事諮詢塔克。這名使節應該出現在國王面前嗎？塔克回答說：「我完全可以想見，你很快就會有來自印度各地的訪客，他們有著同樣的請求。」這是他有意說出的刻薄之詞，因為上一年公司的特許狀續期時，議會曾提出警告：「當地居民」應該被給予更多同情，沒有人應該因為宗教、血統或者膚色而被排除在任何公司的崗位之外。在塔克看來，如果帕默斯頓和他的政客朋友如此渴望展現對亞洲人的友好，他們將不得不準備好在倫敦款待他們。
此時，公司正在更新的特許狀之下適應新角色：統治，而非貿易。由塔克領導的公司董事看到了在整個印度洋一勞永逸地維護其政治權勢的機會。秘密委員會的報告口氣很大：「哈特上校所說的那份協定很重要，但是這份協定很可能根本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影響也不大：「美國人不是我們在印度洋的政治嫉妒物件，他們用小船裝載貨物，與馬斯喀特的伊瑪目領地之間進行少量的貿易，不會干擾我們。」甚至在第二年6月，印度董事會仍然保持平靜，它在給孟買當局的信中寫道：「據說一個叫羅伯茨的人，是一艘美國軍艦的船長……」董事會沒有發現證據表明這個人擁有「公開聲稱的委任狀」（事實上，美國參議院在12個月之前就通過了那份協定）。
而在英國本土，董事會向海軍本部「強烈建議」：海軍中將戈爾及其下屬軍官，在沒有與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協調的情況下，不應該與東方的任何國家就實質性問題進行溝通交流。海軍本部溫順地將這封信交給戈爾，嚴令他及其下屬軍官必須停止「摻和政治問題」。戈爾將這封信交給了哈特，其中還包括秘密委員會暗示他是一個幼稚輕率的人的評論。
對此，哈特並不覺得十分受辱，但是極為憤怒。他給塔克寄去了兩封飽含憤怒之情的信，指出他只是聽從命令去了桑給巴爾。他表達了他的反感，認為董事會這樣做是因為「非常嫉妒他們的權力」。哈特這樣做清楚地表明他看過秘密委員會的報告，所以印度董事會再次將怒火轉向海軍本部，因為哈特看這份報告「非常不合慣例，是逾矩行為」，為何會發生這種事情？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但是海軍本部不想讓一個海軍將官遭受責備。所以，作為一個變通轉換的方法，哈特被迫向塔克道歉，做出「充分補償」。結果是哈特像之前的歐文一樣，因為「摻和政治問題」而毀掉了自己的海軍生涯。儘管被授予爵士頭銜，但是他作為現役軍人再也沒有獲得上校以上的升遷。
東印度公司帶著不同尋常的頑固，仍然堅信美國人簽訂的那份協定可能不存在。但是1835年9月，美國軍艦「孔雀」號再次出現，因為美國政府在之前的1月份最終通過了那份協定。埃德蒙·羅伯茨在桑給巴爾沒有找到賽義德，於是他前往馬斯喀特。「孔雀」號在阿拉伯海岸擱淺，受到海盜襲擊，但是被蘇丹的一艘船拖上了多石海岸。最終，他們在1835年9月30日交換了正式認可，之後羅伯茨繼續航行。他對重返印度洋，成為桑給巴爾的第一任美國領事懷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幾個月之後他死於澳門。
於是，桑給巴爾領事的職位落在了理查德·沃特斯的身上，他是一名商人，也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儘管他出生在清教徒的早期移民定居點塞倫，而且屬於一個海員家庭，但是他從未航行到過東方，他對桑給巴爾的瞭解是從他的哥哥約翰那裡獲得的。他的哥哥是在新英格蘭和印度洋之間做貿易的商船的船長。由於在反奴隸制運動中表現積極，理查德·沃特斯被一位牧師推薦成為一名領事。這位牧師是海軍部長利瓦伊·伍德伯裡的兄弟，而利瓦伊·伍德伯裡又是埃德蒙·羅伯茨的舊友。沃特斯這個名字對於塞倫的船長們來說比較容易接受，他們認為他們可以信任一個來自家鄉海港的人將桑給巴爾的大部分貿易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這個職位的薪水不多，但是1836年秋天，沃特斯帶著雙重決心出發了：他既是貨運代理人，又要贏得基督教的皈依者。當他還在海上航行時，他寫道：「我渴望在異教徒中拯救靈魂，我將和他們居住在一起，因為這可能是我傳播福音的一種方式。」在北上東非海岸的途中，他的船到訪莫三比克港，在那裡他看到葡萄牙的奴隸販子正將非洲人裝上駛往巴西的船隻：「大部分是10至14歲的孩子。」他反思道：「當我想到自己的家鄉有數百萬奴隸時，我能對參與這場貿易的人說什麼呢。」但是，他也有十分現實的一面，因為他「準備努力工作幾年……如果我能夠得到必要的財富」。
1837年3月，沃特斯抵達桑給巴爾，成為第一位持有外交國書的外國代表。他得到海港中一艘美國商船13響禮炮的致意，蘇丹也熱情歡迎沃特斯，並且給他提供了一所房屋和一匹馬。
賽義德親切慷慨的情緒，可能部分出於他最終在與他的宿敵馬茲魯伊家族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就在沃特斯到達前一個月，蒙巴薩馬茲魯伊家族的最後一位統治者拉希德·本·薩利姆投降，承認賽義德為最高統治者，並將耶穌堡的所有控制權交給他。而作為交換，賽義德同意讓拉希德繼續待在蒙巴薩作為其總督。但是之後，賽義德改變了主意，他試圖賄賂拉希德，使他離開蒙巴薩前往桑給巴爾生活。不知道是出於懷疑發生叛變，還是他正在準備叛變，總之拉希德拒絕了賽義德的要求。
之後，賽義德籌劃了一個陰謀，他假裝希望進一步和解。他派他19歲的二兒子哈立德和一位可信賴的顧問蘇萊曼·本·艾哈邁德，乘坐輕巡洋艦前往蒙巴薩。以拉希德為首的馬茲魯伊家族的人，被邀請在耶穌堡外建立的會客室內會見哈立德。之後，他們三三兩兩地進入會客室，與蘇萊曼互致問候。直到30多人進去之後，他們才意識到什麼都不會出現了，所有的人都被關入了監獄。
哈立德耀武揚威地將他們運回桑給巴爾。他們在那裡被關了一個月，之後被迫登上一艘駛往波斯灣的船。大部分人在遠離海岸的地方被扔下船；少數被赦免，被帶往波斯灣的一座要塞，他們在那裡被慢慢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