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默頓上尉應該抓住每一個機會給這些阿拉伯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們銘記歐洲國家一定會終結非洲的奴隸貿易，而大英帝國是為上帝完成這項使命的最主要的幫手。這些阿拉伯人竭力阻止寫在命運之書中的使命圓滿完成，他們是徒勞的，他們應該向處於優勢的力量屈服。
——帕默斯頓勳爵寫給孟買當局的便函，1846年
美國外交人員在桑給巴爾出現的最初幾個月並不順利，因為理查德·沃特斯的基督教信仰超越了他的謹慎態度。他不僅向蘇丹詳細說明他的宗教觀點，還很快開始向普通的桑給巴爾民眾散發聖經。一些虔誠的穆斯林十分氣憤：他們不斷地將石頭打在領事館的屋頂上，沃特斯被迫搬到其他地方。1837年底，蘇丹果斷決定採取行動：他要求美國總統換掉這個領事，派一個願意將精力集中在商業而非激起宗教衝突的人來。
塞倫的一艘雙桅橫帆船「切羅基」號此時正停留在桑給巴爾的海港裡，所以賽義德決定將一封信交給其船長，再由他轉交給美國總統範·布倫。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記錄在3年後「切羅基」號的職員愛德華·布朗寫給對這個事件後知後覺的美國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的信中。蘇丹的秘書艾哈邁德·本·阿米爾諮詢美國領事：給美國總統寫信如何致辭，那個時候布朗正好在那裡，他在一片紙上寫下了正確的格式。蘇丹的信送達「切羅基」號之後，愛德華在桌子上看到這封信，發現蘇丹在寫美國總統「範·布倫」的姓氏時遺漏了一個字母「e」。第二天早上，當「切羅基」號要起航時，有人看見領事沃特斯手中拿著一封開啟了的信。之後，他命令所有人離開房間。布朗告訴國務卿韋伯斯特：「接下來發生的事情，由於不在場，我不能只憑自己的瞭解就告訴你，但我知道的是上述寫給總統的信沒有再出現在‘切羅基’號上。」
銷燬了蘇丹的這封信，沃特斯得以繼續擔任領事，從那時起，他減少了傳教活動，更關注「獲取必要比例的財富」。賽義德·賽義德沒有從美國總統範·布倫處得到任何回覆，對此他似乎比較冷靜，而沃特斯的行為也有所改變，他們和解了。談到外部世界，美國人已經在印度洋取得了一個較小的外交成就：對於英國，他們先發制人。儘管東印度公司永遠不會承認這一點，但不幸的哈特上校提出的警告已經被證實。
從英國的視角來看，理查德·沃特斯出現在桑給巴爾，這件事情最讓人煩惱的一點是他的政府允許他將外交職責與個人生意結合起來。他很快就和印度商人傑萊姆·蘇吉結成一組，後者從蘇丹那裡獲得了一份有價值的經營桑給巴爾島海關的合同。他們二者很快就嚴格控制了桑給巴爾的商業，這對於一個在島上建立代理處的倫敦的公司極為不利。而傑萊姆作為一個印度人，是英國的臣民，這使得他的行為更加令人惱怒。美國領事也積極地向賽義德·賽義德推薦他自己的國家，他送給蘇丹兩幅框飾畫，用來掛在宮殿的會客廳裡，這兩幅畫的內容是在1812年戰爭期間美國戰船痛擊英國戰船的場景。
另一個引起英國人對賽義德的桑給巴爾島關注的事件是那艘配備74門火炮的「利物浦」號突然抵達泰晤士河。孟買的海軍高階軍官羅伯特·科根上尉將這艘船帶到倫敦。海軍中校霍金斯由於在非洲購買奴隸男孩而被控告時，羅伯特·科根曾為他奔走求情。科根在印度服役20年之後退役，他此時受僱於賽義德，後者稱他為「科吉姆汗」。羅伯特·科根宣稱，如果威廉四世不接受這份禮物，他就下令將這個笨重的傢伙拆成碎片賣掉。既不想大大冒犯蘇丹，又不想在與蘇丹打交道時冒險折損英國的行動自由，英國政府最終接受了這艘在和平時期完全派不上用場的船，併為此表示感謝。
「利物浦」號被更名為「伊瑪目」號，以紀念賽義德的宗教頭銜，之後，英國將遊艇「攝政王」號作為一份相匹配的回禮送往桑給巴爾。蘇丹很快將它送給了印度總督，表示自己作為穆斯林不適合接受基督徒送的奢侈品。在「攝政王」號被送往印度洋之前，沒有人注意到船艙裡的墊襯物用的是豬皮。（無論如何，這都是一艘相當俗麗的船。）
儘管以前經歷過一些艱難的時刻，而且美國領事又出現在了桑給巴爾，但是這時候英國與賽義德的關係得到了鞏固。在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後不久，「科吉姆汗」就陪同謝赫阿里·本·納賽爾返回倫敦，後者是代表他的統治者向女王致意來的。帕默斯頓將這件事當作一個外交挑戰，決定要在公共支出「允許的範圍內」款待謝赫，因為他是賽義德最信任的維齊爾之一。科根為此預先得到了200英鎊，但是被警告要充分利用這筆款項。
1838年8月，雙方組織了一場對溫莎堡的拜訪：謝赫在科根的陪同下與年輕的女王共進晚餐，並且留在溫莎堡度過了一夜。他非常喜歡溫莎堡，以至於他要求再被帶到那裡進行臨行告別。帕默斯頓堅定地拒絕了他的要求：因為女王陛下覺得她已經和他告過別了。科根試圖使自己成為被認可的蘇丹駐英國代表，但是外交大臣也同樣堅決地拒絕了他：因為他是英國的子民。帕默斯頓轉變想法，建議科根可以嘗試成為英國駐馬斯喀特的領事。狡猾的科根拒絕了，他說這「對他的健康是致命的」，之後還徒勞地推薦了他的一個親戚擔任這個職位。他的真正野心是在桑給巴爾建立貿易，所以在拜訪溫莎堡之後幾個星期，當帕默斯頓接受他提出的與賽義德協商一份商業條約的建議時，科根覺得這正合他意。按照科根的說法，威脅英國商業的不僅有美國人，俄國人也想「與賽義德達成一項協議」。在返回印度洋之前，科根向新成立的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說，並且說服他們授予賽義德名譽會員頭銜。這不是英國對賽義德表示敬意的唯一證明：謝赫阿里·本·納賽爾還給他的主人帶回一幅維多利亞女王的畫像，這幅畫像是女王贈送給他的。
帕默斯頓的一些同僚希望科根可以同時協商終結東非奴隸貿易的事宜。理論上而言，「合法商業」可以取代奴隸貿易，成為賽義德和該地區勢力小一些的統治者的收入來源。科根暗示，如果英國願意負擔與蘇丹從奴隸貿易中獲得的稅收「相等的金錢補償」，他的新主人可能願意結束奴隸貿易。科根說，從桑給巴爾一地出口的非洲人一年就有5萬人之多。這當然是一個誇張的說法，但是如果英國人相信這種說法並且願意為此負擔補償，這自然對蘇丹非常有利。帕默斯頓匆忙迴避了這個想法。後來，東印度公司的官員確實贏得了對最初的1822年莫爾斯比協定就奴隸貿易的內容進行微調的機會，但實際上，向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出口被俘虜的非洲人的勢頭仍然沒有減弱。賽義德對英國做出承諾：他確實想要結束奴隸貿易，但是他不得不循序漸進，因為「公開宣佈他的態度會使他的臣民產生猜疑」。鑑於賽義德擁有馬斯喀特這樣的戰略性海港，對帕默斯頓而言，在波斯灣不穩定的政治局勢中，保有賽義德作為其盟友是眼下最直接的利益所在。
科根限定自己在1839年5月起草出一份初步的商業條約，給予蘇丹的船隻在印度港口的優先權，並使英國與美國在桑給巴爾的貿易量大致相等。原則上，羅伯茨的條約使得美國船隻擁有與非洲大陸直接做貿易的獨特自由，但實際上和其他人一樣，美國人繼續在桑給巴爾購買象牙、柯巴樹膠和丁香。阿拉伯人和他們的印度金融業者確信能夠牢牢地掌握東非貿易。
在全球所有問題中，桑給巴爾的瑣碎問題始終盤桓在帕默斯頓的案頭。賽義德答應將阿拉伯馬作為禮物送給維多利亞女王，但是它們遲遲未到。所以，在白金漢宮的壓力下，外交大臣不得不寫信給印度董事會詢問馬匹的下落，並且堅持要用船立刻將它們運到英國。除了馬匹的問題之外，帕默斯頓還為托馬斯·福韋爾·巴克斯頓爵士想出的一個計謀所煩心，後者是支援反奴隸制的競選者，他在1821年繼承了威爾伯福斯的衣缽。巴克斯頓十分關注西非，但是他仍然有空強調在非洲東岸建立一個英國定居點，以扼殺阿拉伯人的奴隸貿易，並且在當地居民中傳播基督教文明。
蒙巴薩對於首批失敗的英國開拓者而言已經臭名昭著，但是巴克斯頓未被這個事實嚇住，他選擇蒙巴薩作為開始他新冒險的理想地點。他將蒙巴薩港口及其周邊地區想象成努力工作的福音傳道者的一個熱帶世外桃源。他們可以種植作物出口，例如棉花、咖啡和肉豆蔻，也可以拯救靈魂。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傳教士在這塊地區已經做出了一些成績，他們在19世紀20年代就已經深入馬達加斯加島，在那裡建立學校，將聖經譯成當地的語言，並且散發了數千本小冊子。只有在1835年，他們的工作才由於遭到女王拉納沃拉娜的阻止而有所中斷，她通過了一項法律：任何使用「歐洲人引進的新理論」的臣民都將被處以死刑。
某個叫作蒙哥馬利·馬丁的人使巴克斯頓相信，對於「神聖事業」來說，蒙巴薩是一個比馬達加斯加更有價值的地方。巴克斯頓宣稱，蒙哥馬利·馬丁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瞭解蒙巴薩。馬丁曾是歐文上校在調查非洲海岸期間艦隊的一名外科醫生，但我們仍然不清楚他是否踏足過蒙巴薩。
為了請求政府支援他的計劃，巴克斯頓首先遊說殖民地大臣格雷爾爵士。格雷爾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滿懷同情地聆聽他朋友的敘述，而他朋友做出的努力為結束西印度群島的奴隸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之後，殖民地大臣將這個想法告訴帕默斯頓，後者的回應比較冷淡。儘管外交大臣對奴隸制的厭惡不輸於任何人，但是他非常現實，並且當他總是冒險祈求全能的上帝美化他的花言巧語時，他覺得巴克斯頓的不懈虔誠有點無聊。
帕默斯頓寫給格雷爾的信，在這個問題上概括了他的重商主義思想：
毫無疑問，在非洲的商業擴張是主要目標，但是我傾向於認為這樣的擴張是消滅奴隸貿易的結果而非原因……想要在非洲銷售我們自己的商品，我們就要將它們送到那裡去。想要購買這些商品的非洲人，可以通過任何我們想要的方式支付商品的款項。如果我們堅持擁有奴隸，他們就會生產奴隸；如果我們更想要象牙，他們就會收集象牙，並且為我們的商人準備好。
他嘲笑巴克斯頓的想法「野蠻且粗鄙」，此外首相墨爾本勳爵也認為如此。所以，蒙巴薩計劃歸零。但是，巴克斯頓也有他的用處：次年，帕默斯頓派他前往羅馬，作為維多利亞女王的秘密使節，邀請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參加反對奴隸貿易的「基督徒聯盟」。教皇被爭取過來，還發布了一份關於該問題的通諭。
到目前為止，很顯然英國已經在桑給巴爾設立領事一事上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甚至賽義德也對此產生了興趣，他在一封給帕默斯頓的信中寫了他想要一個何種型別的領事：「一個沉著、聰慧的人，一個真正的英國人。」他補充道，任何想要居住在桑給巴爾或者馬斯喀特的人也應該是「完全真誠而純粹的英國人」。這裡有一個隱藏的資訊：兩年前第一個被派到島上的英國商人羅伯特·諾斯沃西由於欺騙他的僱主而蒙羞。
領事職位的最後人選決不是「真誠而純粹的英國人」。阿特金斯·哈默頓上尉是一個愛爾蘭人，他正在孟買的輕步兵團第十五團服役。他36歲，是一位來自都柏林郡的魁梧的單身漢，他是天主教徒，喜愛喝酒，不太尊重非歐洲人，脾氣善變，時而高興時而生氣。但是，他的軍事背景使他在談判中具有韌性，而且他總是不知疲倦地向他的上級報告情況。
對他的任命與東印度公司的主張相吻合，因為後者堅持東非在其政治控制範圍內，所以領事必須是「印度英國殖民當局的一名軍官」。1840年，哈默頓第一次被任命為東印度公司駐馬斯喀特的代理，很快他被告知，無論在哪裡，他都將是英國女王陛下駐賽義德·賽義德殿下宮廷的領事。